最近，关于化解地方债务，尤其是隐性债务的消息不断。
所谓隐性债务是针对地方政府显性债务而言的，后者的发行主体是地方政府，需要用财政资金归还，法律有明文规定；前者的发行主体以城投公司为主，理论上用公司利润归还，不需要动用财政资金，法律也未规定地方政府必须为城隐性债务兜底但实际上城投公司还钱的资金来自于地方政府的补贴，同样是财政资金。
中央对显性债务向来控制得很好，31个省份均有地方债限额，未偿付的债务余额不能超过限额，所以显性债务不存在“暴雷”风险，还款优先级最高。
隐性债务的地位就不一样了。
理论上是城投公司欠了钱，与地方政府无关，换言之，哪怕真的“暴雷”了债主也只能要求城投还钱，无法牵连到地方政府。
当然，城投公司扮演者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角色，为了以后还能继续发债实践中还没有发生过破罐子破摔让城投债成为坏账的事情（不算部分非标产品暴雷）。地方隐性债务的名号便由此而来。
这两年是大量城投债到期的年份，各地偿债压力较大，加上疫情三年、楼市萧条让部分地方财政吃紧，隐性债务兑付危机跃然纸上，看上去随时可能出现意外。
多年来化债工作一直在进行，只不过化了一部分又增加一部分，增加的部分可能比化掉的还要多，隐性债务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多，尤其是以中西部地区为主的12个债务高风险省份，化债压力是比较大的。
有消息称贵州隐性债务将采取“433”模式，即地方政府还40%，用流动性较差的资产抵30%，债主自己吃进30%。
如果消息为真，那么债主至少损失30%的本金，剩下的70%里确定能够拿回来的是40%，还有30%比较困难，毕竟流动性差的资产很难变现，即便变现了也要打折，这意味着偿债率只有40%至70%。
对于这条消息我是不相信的，原因很简单，真这么搞的话不是化债解决问题，而是制造矛盾、激化债务风险了。
40%至70%的偿付率比一些暴雷信托还要低，贵州政府的信用降至冰点，债主会用脚投票，未来贵州发行的显性债可能也会无人问津，这将导致无法“借新还旧”，影响到地方显性债务的还本付息，这是任何一个省份无法承受的，中央也不会由着地方上乱来。
因此，“433”模式大概率只是部分人编造出来的小作文，没有可信度和可行性。
另外一个化债消息由主流媒体报道，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均更加靠谱。
根据媒体报道今年下半年将重启特殊再融资债券用于置换隐性债务，发行规模超过1万亿元并向12个高风险省份倾斜。
什么是特殊再融资债券呢？先说再融资债券。
假设某地政府2020年10月发行了一笔总额为20亿元的地方债，期限为3年，2023年10月到期；为了还本今年9月又发行了一笔额度一模一样（20亿元）的地方债，发债的用途并非投入地方建设，而是归还10月即将到期的3年前发行的债务，这笔债就是再融资债。
从例子中可以看出本质上来说这是一种借新还旧，用发行的地方政府显性债归还即将到期的显性债。
特殊再融资债券的基本原理是一样的，“特殊”的地方在于新发行的显性债用来归还的是城投债之类的隐性债。从债务总规模的角度来看并没有减少，只不过是一部分债务的形式由城投债变成了地方显性债。
如此来看好像没有什么意义，该欠多少钱还是多少钱，只不过换了个名号而已，其实并非如此。用特殊再融资债券置换隐性债务至少有两个好处。
第一，让债权人“放心”。相比于隐性债显性债的信用等级和优先级更高，能够吸引到更多债权人购买，也能让原本持有着城投债而担惊受怕的债主放下心来。
此外，显性债务便于监督和管理，能够遏制地方借债冲动避免债务风险变得更大。
第二，付息压力下降。城投债的利率很高，一般在5%至8%之间，有的甚至超过了9%，这与隐性债务的信用层级低于显性债有关，需要用更高的收益率弥补。
特殊再融资债是显性债，利率与普通地方政府债类似，大概在3%左右，远远低于城投债。一旦全部置换为特殊再融资债将使得利息成本下降50%至70%，大大减轻12个省份的财政负担。
这么来看1万多亿元的特殊再融资债貌似能够化解地方债务问题了，可我又要说但是了。
前面说过特殊再融资债的基本理念是借新还旧，不管名字起得再好听、利率再低本金是要还的，说得再明确一点，这是一种债务合法化的债务展期，把今年到期的债务延续到未来，总有要还本的那天。
存量债务是由增量债务积累起来的，关键要遏制增量债务的增加。不论是显性债还是隐性债，不能再让地方政府只着眼于当下的利益、不考虑未来的洪水滔天了。
长期以来我们的政绩考核以GDP为主，投资是拉动GDP的最快、最有效的方式，投资要钱，没钱就只能利用城投公司发债，久而久之GDP是起来了，债务风险也越来越大，甚至可能失控。
靠投资带动经济的观念不改地方债务问题就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即便这次化解了，过一段时间又会出现，不是每一次都能顺利解决的。
因此，要想将债务风险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就得改变经济发展模式，从借债投资模式逐步转变为内需拉动模式，只有这样才能遏制地方政府上的借债冲动，避免地方偷偷摸摸、通过各种方式借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