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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编辑✎往史里说
从元代开始，西方人就开始对中医有所了解。然而，对中医的深入研究是在明朝和后来的耶稣会士来华之后进行的。
16世纪东来的传教士将科技视为在中国站稳脚跟的重要手段，其中医学尤为重要。
随着传教士在华行医传教变得困难，他们转而研究中医中药。
西方传教士的研究深度和对中医的看法因他们的文化、生活背景、科学素养等因素而多样化。
然而，正是通过他们，中医被广泛介绍到西方社会，并引起了极大关注。
范礼安和利玛窦最早对中医药进行探讨
在16世纪下半叶，耶稣会果阿教区的范礼安神父来到澳门，并开始系统地收集有关中国的资料和信息，希望能够在中国传教。
他评论说，与他们相比，中国的科学是不完全的，似乎仍停留在古代哲学和基督文明降临前的时代。
然而，中国人在自然和道德哲学、天文学、数学、医学以及其他学科，尤其是书法和官话方面，有着出色的技能和知识，这些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掌握。
之后，洪秀全在中国居住了近30年的利玛窦开始观察和记录中医药的资料。他赞扬中国的草药丰富多样，并称中国的医术包含在他们使用草药时所遵循的规则中。
利玛窦还深刻分析了当时中国传统社会中崇尚科举而轻视数学和医学研究的现象。
他指出，在中国没有公立的医学学校，每个想学医的人都得由懂医术的人传授。虽然可以通过太医院的考试取得医学学位，但这只是形式，并没有什么实际好处。
在中国，有学位的医生并不比没有学位的医生更有权威或受人尊重，因为任何人都可以给病人治病，无论他是否精通医道。
在中国，几乎没有人致力于研究数学和医学，因为这些领域不像哲学那样受到荣誉和鼓励。
这些问题揭示了当时中国社会文化中的重要问题，利玛窦在400年前就有了深刻的认识。
葡萄牙和波兰传教士对中医脉学的研究
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对比了中医和西医的治疗方法，指出中医不使用放血、玻璃杯充血、糖浆、药剂、药丸或烧灼疗法等，而只使用干燥的中草药，如草、根、果实和种子等。
他还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脉诊，强调中国人在脉学方面有着伟大的知识，通过把脉可以确定疾病的类型并预测其发展情况。
后来，波兰籍耶稣会士卜弥格开始系统研究脉学，并将《脉诀》一书翻译介绍到西方，称赞中国人在脉学上具有伟大的知识，并建构了行医的做法。
这些传教士的介绍和研究对西方对中医药的认识和应用产生了积极影响，甚至在19世纪初，针灸已经在法国得到广泛应用，并出现了相关研究机构和学术活动。
《本草纲目》作为东方药物巨典传到欧洲
在清初，中药学传到了欧洲。明代医学家李时珍编写的《本草纲目》作为东方药物的巨典，对中草药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和总结。
其中，植物部分于1659年被卜弥格翻译成拉丁文，称为《中国植物志》，并介绍了部分中医草药。
法国汉学家杜赫德在他的著作《中华帝国志》中介绍了《本草纲目》的重要内容，赞扬李时珍对每种草药都做了详细的描述，包括生长地点、采集方法、药性、用途和剂量等。
人参、冬虫夏草等中草药因其独特的药用价值引起了西方人的关注。耶稣会士杜德梅和巴多明在书信和著作中介绍了人参和冬虫夏草的药用功效。
其中人参可治疗身心过度劳累引起的衰竭症，而冬虫夏草则具有益气养血、提高食欲和增强体力的作用这些介绍和研究促进了西方对中草药的认知和应用。
大黄、阿胶、秋石等中药的制作方法，尤其是种痘术，引起了西方人的关注。在防治天花的长期过程中，中国发明了人痘接种法。
明清时期已经出现了专门负责人痘接种的医生，康熙帝推动下，人痘接种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耶稣会士殷弘绪将中国的人痘接种法介绍给了西方。他将中国和英国的种痘法进行比较，认为中国的接种方法更温和、危险性更小。
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对中国的种痘术进行了赞扬，称其为一个伟大的先例和榜样。
中国人的种痘方法与西方略有不同，他们不会切开皮肤，而是通过鼻孔吸入痘苗，这种方式更为舒适，但结果仍然有效。
伏尔泰认为，如果法国也实施了种痘术，也许可以挽救数百万人的生命。这些介绍和赞扬对于西方人了解中国的种痘术和中药制作方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被介绍到西方的中医药引起广泛关注
19世纪，被介绍到西方的中医引起了广泛关注，但西方对中医存在两种态度。一方面，一些来华传教士通过研究中医，并且有些人直接受益于中医的治疗，对中医持肯定态度。
例如，法国耶稣会士方德望因患重病而接受了中国医生的治疗，对中医给予了高度评价。
他认为中国医生在抚脉诊断方面具备非凡本领，而且使用的药物也非常有效。
他还将中医的行医过程介绍给欧洲人，将其描述为一种神奇的服务。方德望说道：“我敢说，向欧洲人介绍这种不用放血、也不用催泻的治疗方法是非常有益的。
中国人在这方面还会继续作出贡献。”同样，传教士钱德明也对中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中国的医学成就给予了高度赞扬。
他认为中国医学中的大部分医书是关于处方或诊断的，这些处方或方法经历了无数次的实践验证。
在确定了一些总的原则和基本标准之后，医书详细讲解了不同部位疾病的发生，还附有病理分析，体现了中国古代医学相对完整的医疗系统。
不仅如此，钱德明还通过自身的亲身体验反驳了一些西方人对中国医生的质疑，尤其是认为他们是江湖骗子的言论。
他毫不客气地表示，如果不是中国医生的治疗方法，恐怕他早就丧命了。这样的亲身体验让他对中国医学充满信心，并坚定地辩护中医的价值。
尽管在西方对中医存在争论，但这种争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医的传播。每当有谬论出现时，总会有一些有见识的人站出来反驳，从而使真理更加清晰。
耶稣会士对中医的研究是对欧洲学术界的一种回应。特别是法国名医勒诺多对中医的批评和讨论在欧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在耶稣会士中引起了各种反弹。
这种争论的结果促使欧洲人对中医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尽管在19世纪晚期，"西医中传"逐渐增强，但中医在中西方医学交流中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在中西医在医疗观念和思维方式方面存在根本差异的情况下，一些传教士对中医缺乏真正的理解和深入的认识。
翻译的困难进一步增加了对中医药的认知隔阂，这导致许多传教士和西方人难以接受中医。
相对于西医，他们认为中国传统医学在诊断、治疗和对病人的回访等方面缺乏严密的科学系统，甚至缺乏病理上的解释。
他们认为中医只是对古人经验的传承，并保留了许多迷信观念。因此，一些传教士认为中医类似于巫术，并认为由于缺乏严格的考核认证，当时社会上存在大量的庸医，以此来否认中国医学的成就。
例如，法国著名作家拜尔批评说：“中国医学不懂原理，没有解剖学的知识，对中国的按脉诊断持轻视态度。”
还有一些传教士认为中药以野生植物为主，只是草根树皮，无法治疗重大疾病。
传教士韩国英认为中药在制作方面存在缺陷，认为中国医学没有多关注化学药品和植物化石的疗效，而注重使用金属、植物和动物药材，并仍然采用古代的制药方法。
尽管一些传教士对中医存在偏见和争论，但这种争论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医的传播。
当一种谬论出现时，往往会引起一些有识之士的反对，从而使真理更加清晰。
耶稣会士对中医进行的研究是对欧洲学术界的一种回应。特别是法国名医勒诺多对中医的批评和讨论在欧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在耶稣会士中引起了各种反弹。
这些争论的结果促使欧洲人对中医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然而，这并没有改变中西方在医学领域相互交流的总体态势。
即使到了晚清时期，在西医逐渐传入中国的背景下，“中医西传”在“西医中传”逐渐增强的情况下，仍然显示出一定的影响力。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