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小说家东野圭吾的畅销作品《嫌疑人X的献身》被中、日、韩三国电影人改编成不同版本的电影，都取得了广泛的关注与不俗的票房成绩。日版最早于2008年上映，由西谷弘执导，该片是《神探伽利略》电视剧的特别篇；韩版由方银振执导，于2012年上映，片名被改为《嫌疑人X》；而中国版《嫌疑人X的献身》则由苏有朋执导，于2017年上映。中、日、韩三国虽然地理位置相近，但文化趣味、民族审美心理却各具特点。
这就决定了中、日、韩三国电影人在改编时，根据本土的观影习惯、创作者自身的审美偏好，做出了相应的调整。本文以中、日、韩《嫌疑人X的献身》电影版为研究对象，着重分析中、日、韩三国在改编和再创作的过程中基于各自民族审美心理所展现出的不同创作选择和呈现效果。本文将结合这三部电影的人物和情节构建，画面与色彩、演员表演与对白等细节，探究不同受众审美心理影响下的类型片重构方式。
日式推理片：绝对理性的崩溃与自毁式的献祭
日本文艺创作中常有自毁式倾向，常体现为主要人物的自杀行为。日本文学艺术界的自毁倾向是举世瞩目的，无论是三岛由纪夫、太宰治还是川端康成，他们的作品和自身的处境都在宣示一种死亡美学。在死亡中发现了壮烈之美，在自毁中将自我与世界的戏剧性关系渲染到极致。“死亡美学是日本传统美不可或缺的一面，川端和三岛对待死亡的态度恰好处于古典美的两极，川端的描写如冰花般玲珑，三岛的描写如利刃般尖锐。”
在日本民族审美心理层面，有着对这种残酷的自毁行为的审美需求。而在生存压力、职场压力过大的当今社会，这一问题需求被不断放大。日本社会的大部分创新都被大企业包办，找不到稳定工作的“穷忙族”和无所事事、等待退休的“窗边族”成为现代化文明的奇特景观。对理性与现代化的过分追逐也让日本深陷现代性问题的深渊，这加深了民族心理的自毁冲动。
在日本版《嫌疑人X的献身》中，石神哲哉是日本低欲望社会生存者的代表。作为一个中学数学老师，他每天过着按部就班的生活。看似是与他的爱好相关——即如数学一样精准，实则是在一潭死水中生活的日本中产阶级的缩影。石神哲哉的精神状态，是都市生活中日本人的绝佳代表。作为亚洲代表性的超级大都市，东京在繁荣的背后，是一群压抑、沉闷、抑郁、看不到希望的现代都市居民。
这种分裂归根结底是现代性的问题。每个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大城市也都将经历或正在经历同样的阵痛。“不过，作为制度的、物化的、世俗的、工具理性的‘现代性’，在西方学者眼里，可以是西方‘审美现代性 ’、‘浪漫现代性’(维尔默语)的‘批判对象’。”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们，妄图追求绝对的理性殊不知人性是感性和理性的微妙平衡，过度追求绝对的理性，也是一种反人性。人类历史上，与现代性问题相关的灾难非常多。“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如二战前号称进入‘现代’的德国纳粹对犹太人进行的种族灭绝、二战后的美苏军备竞赛、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后出现的文明冲突论、巴尔干半岛的种族屠杀。”这在石神哲哉的房间中就有体现和象征。
石神哲哉十分痴迷数学，是绝对理性的拥趸者。汤川学也是如此，作为一名物理学教授和警方的探案顾问，他也是理性的代表，而他的实验室却极度拥挤和杂乱，桌上、地上放满了东西，这并非一个令人舒适的活动空间。理性和逻辑带给他的反而是孤独、压抑。石神哲哉躺在床上，空虚且颓丧。人性中自带对熟悉感的追求和对陌生感的寻觅，这根植于我们的原始记忆。
人很难忍受无止尽的“重复”，高频率地食用同一种口味的食物会令人厌倦。而石神哲哉能坚持在隔壁邻居花冈靖子所在的便当店一直买那套“招牌便当”，可见他对花冈靖子的情感已让他超离了常态。石神哲哉的色调总是冰冷的，即使在电话亭里和花冈靖子通电话时，他的画面的冷色调与花冈靖子画面的暖色调形成鲜明的对比。
酷烈的自毁行为在石神哲哉身上体现为谋杀——他自以为可以用谋杀的方式救人。石神哲哉的谋杀行动也是具有自杀倾向和自毁性质的，既不是简单的救赎故事，又不是简单的献祭故事。它是复杂的，而且受基督教影响的痕迹很重。这就涉及基督教元素的内核与审美在日本民众中的传播及影响。可以说，影片很清晰地交代了这种以罪恶献祭的宗教式氛围。“日本基督教几乎遍布全日本所有的都、道、府、县、市，其中罗马天主教的分布与东正教略有差异，日本新教大部分以东京都为中心，向全国辐射。”
石神哲哉准备上吊自杀时，刚刚搬至隔壁的花冈靖子母女来敲门打招呼，石神哲哉因此放弃了自杀的念头。可仔细看完全片，石神哲哉的精神状态仍是濒死的。无论是上课，还是下班后他在房间内做研究，仍然是一副对生命和生活并不在乎的状态。因此，笔者认为，他并没有完成自杀，也并没打算放弃自杀。在他把绳套上脖子的那一刻，这场自杀就已经开始了，直到他谋杀了流浪汉，把自己置于非人的境地，泯灭了别的个体生命价值的同时也全盘否定了自我价值。
直到此刻，他的自我毁灭才彻底完成。而花冈靖子母女杀人的意外事件，只是给了他一个自毁的契机罢了。石神哲哉的逻辑再缜密，遇事再冷静，毕竟也是普通人，会有情感上的弱点。因此，为了让自己不在即将到来的审判中翻供，他将自己变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有罪之人，一个剥夺无辜者生命权利的人。
日本的职场压力、大都市的生存困境一直是类型片创作的基本主题。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小森林》《深夜食堂》《面包和汤和猫咪好天气》《西瓜》等治愈系影视作品在日本市场广受欢迎。另一方面，类似《半泽直树》《白色巨塔》《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这个不可以报销》等职场剧和电影，或多或少展示了日本职场生存的残酷与竞争的激烈。
发现受害人遗体后，警局就案件调查进展开会，会议室里坐着上百位西装革履的调查人员，穿着整洁的西装，挂着统一的胸牌，黑压压的一片，从视觉上给人以压迫感。这明显使用了夸张的手法，虽然此案是重案，但电影里的美国警方、韩国警方等，都不可能出动这么多警力去调查这一宗命案。
可从日本现代民族心理出发，这种类型重构在视觉上十分契合日本的残酷竞争与高度内卷的职场氛围。而作为日本版《嫌疑人X的献身》加入的新角色，同时也是以汤川学为主角的，改编自东野圭吾作品的日剧《神探伽利略》中的主要角色——柴崎幸饰演的内海薰在警局中的位置则更能折射出日本社会随处可见的职场问题。当所有男性调查员在忙于讨论和分析案情时，内海薰的领导却非常不客气地指使她去帮其他人倒咖啡。在日本，女性在职场中的地位和遭遇一直是近年的社会热点问题。女性在工作中遭遇歧视、骚扰等不平等对待的情况比比皆是，而有权力的一方则不仅不会认罪和反思，还有可能进一步滥用权力掩盖罪行。看似具有理性和绝对权威的传统却在对待具体人事时，产生很多反人性的现象。
缺少反讽的叙事作品会缺乏批判的力度。在这个故事中，最具反讽性的情节是：石神哲哉所追求的“完美犯罪”与“绝对理性”也在故事结尾全盘崩溃了。“理性在现代社会中的分裂，导致的结果是对人的价值的贬低和遗忘。”在影片中，石神哲哉见到来吐露真相的花冈靖子，情绪终于崩塌，跪在地上痛哭、叫喊，他苦心经营的冷静与理性终于被压抑许久的感性所替代。这一情节也易于被生活在现代都市中，感性被理性压抑太久的读者和观众所接受。
夜晚，在东京和首尔的地铁上和街边，经常有身心俱疲，大醉痛哭的上班族。他们的感性只有在酒精的作用下，才能偷偷溜出身体“透气”片刻。对绝对理性的追求最终一定会走向反人性，这是原故事和日版改编电影的绝佳寓意。可惜的是，中韩两国电影人在处理同一故事时都丢失了这一潜在主题。
整体而言，因为日版电影天然具有电视剧《神探伽利略》特别篇的属性，这极大减弱了电影的独立性与艺术性。一些从电视剧中沿用而来的无聊的笑料让整个故事变得不严肃，失去了比肩伍迪·艾伦《赛末点》《无理之人》《卡珊德拉之梦》的机会。同样是谋杀题材的影片，伍迪·艾伦的这三部作品看似充满调侃与诙谐，内核却很严肃地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儿继承来了部分复杂性与深刻性。
伍迪·艾伦在创作的时候将荒诞感有机融入了人物塑造和故事构建中，即谋杀故事本身自带有人类生存和死亡的荒谬属性，而荒谬感本身就包涵有黑色幽默的成分。但日版《嫌疑人X的献身》中的笑料却主要用于表现汤川学“高智商、低情商”的人物设定，出现在一部严肃的罪案电影中会显得极不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