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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国共两党在重庆签订停止军事冲突的协议，为缓解紧张局势，他们设立了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这一历史性时刻，让我想起了耿飚，他是那个坚韧不拔的人，曾在这个充满火药味的谈判桌前，与国民党方面的代表蔡文治进行了一番智斗。而当年，他与特务的周旋也是传奇一段，暗流涌动，每一步都充满了危险和智谋。
耿飚被派遣到北平，出任中共方面的副参谋长，协助罗瑞卿，参与了军调部的筹备会议。会议之前，座位的安排引起了争议，但耿飚对此不以为意，他知道政治原则才是关键。会议一开始，蔡文治便展开了猛烈的攻势，谩骂中共为“共匪”，声称国民党是“宽大”的一方。耿飚则坚定地反击，揭露国民党的阴谋，争取和平的诚意。双方交锋激烈，会场氛围紧张。
会议结束后，三方长时间开会，吵吵闹闹不断。争议集中在三个问题上：执行小组的派遣地点、交通问题以及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战协议。耿飚与蔡文治的交锋持续激烈，但这段经历成为了两人后来和解的基础。
1980年，耿飚受邀赴美国访问，与蔡文治重逢。当年的对峙成为了友情的契机，两人坐在一起，不再是当年的敌手，而是笑对彼此的旧时光。他们握手言欢，消除了彼此间的仇恨。
然而，在军调部的日子并不仅仅是与国民党代表的智斗。中共代表们还必须警惕着国民党特务的监视。特务们布下了重重天罗地网，密布在饭店的走道里，甚至连司机都是特务。耿飚曾被派任务接走化学家陈景昆的女儿，但特务们的监视让这个任务变得危险重重。耿飚巧妙地摆脱了特务，完成了任务。
多次接触后，耿飚熟悉了特务的面孔，甚至知道他们的住址。特务之间也逐渐产生了微妙的变化。有一次，耿飚邀请特务一起看电影，打破了敌对的氛围。这次接触改变了特务对他的看法，并最终为后来的事情埋下了伏笔。
耿飚还从特务那里得知，国民党在他住的地方安装了窃听器。他立刻告知了李克农，后者检查后果然发现了窃听器。他们将窃听器装回原处，然后当着国民党代表的面挖了出来，这使国民党感到十分尴尬。
耿飚的勇气和智慧在军调部的日子里得到了充分展现，他不仅与国民党代表展开了智斗，还成功摆脱了特务的监视。这段历史时光，见证了他的坚韧与聪明，也成为了友情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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