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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姬是我的头，我叫他长校长，因为我们都是北京大学教育系的学生。他于1946年入学，我于1949年入学。如果他没有在1948年离开学校去解放区，我们难道不会成为同学吗？说是校长，其实也是老师。1956年，我从苏联回到母校，在教育部的教育部工作。当时，教学科研部主任为王焕勋教授，副主任为黄冀。虽然我在苏联学习教育，但我对教育理论没有深刻的理解。回到讲坛后，立即在黄基的带领下，集体备课，学习教材，才能完成教学任务。后来，教育研究部准备了《教育讲义》和《教育读物》，我承担了部分任务，然后几乎每周都到黄霆家去讨论。这种讨论让我从黄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受益匪浅。因此，他不仅是我的学习主管，也是我的老师。
文化大革命后，我们有更多的合作。1979年，我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下，担任教育系主任，认为教育系要恢复教育学科建设，恢复教育哲学、比较教育，创造教育经济学。黄霆承担了重建教育哲学的任务，从此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的研究。文化大革命后，中学恢复了师范学校，教育部要求我们准备教育和心理材料。学校领导责成我编辑教育，我知道学习浅薄，不知所措，所以催促黄姬帮我，他欣然同意。在他的帮助下，我们完成了文革后第一批中学教师教材。1982年，教育部委托我们在山东省泰安市组织教师培训。在此期间，黄瑛和我还登上了中国五岳中的第一座东岳台山。1986年，中国教育协会会长张成贤、副会长刘富年、陆伟一致请我主持编纂《教育大辞典》，其中教育哲学卷我认为不是黄冀，我邀请他出山，他欣然同意，居高临下地担任《教育哲学大辞典》子书的主编。他工作严谨，一丝不苟，保证了文字的高品质。他的名利精神、地位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深深地触动了我，给了我完成老一辈教育工作者交给我的任务的信心。至于我们在其他领域的合作，例如我们在学位委员会教育学科审查小组的工作和博士生的辩护，有很多例子。
这些是我们个人的友谊。说到他对教育科学的贡献，我想用三句话来概括。首先，黄霑是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先驱之一。黄基是我校新中国成立后教育科学建设的长者。1949年，当我进入教育部时，教师很少，也没有教学纪律。1952年，经系调整后，华北大学教育研究系全部教师并入辅仁大学、燕京大学教育系，北京大学教育系不断壮大。当时，教育部为大学教师开设了进修和研究生课程。潘豫园、余瑞奇等是大学教师进修班的学生，王泽三、王奉贤、梁忠义等是研究生班的学生，王焕勋、黄璋是这些班的班长和老师。可以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学教育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当时，学习苏联教育，虽然苏联教育中存在教条主义，但毕竟强调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强调党的教育科学原则，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性质。同时，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政策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因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科学诞生于北方大学。王焕勋和黄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先驱。
其次，黄霁是《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的创始人。教育哲学原本是一门古学，但新中国成立后，在教育系被废除，代之以教育基础理论。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逐渐恢复过来。黄纪同志接过这个任务，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重建了教育哲学，写了《教育哲学初稿《教育哲学通论》，成为我国教育哲学的经典著作。
第三，黄霆学习了中西、文东的古今。黄继贤是中国传统经典，但崇古而不泥古，在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时始终重视时代精神的渗透。强调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不是复古的，要有选择，与时代精神相结合。离开后，他仍然努力工作，同时也是《中国研究与教育经典丛书》的主编。黄基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发表了六十多年的科研成果，为我国教育科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黄基长期名利，严谨学习，简单，师范。九十多岁，又三轮，跑在校园之间，成为北区的独特风景，师生们经常开玩笑说"黄冀先生开着他的'宝马'来了"。他谦逊和蔼可亲，在路上遇到时总是下车打招呼，真是一个可敬可爱的老人。
人民走了，这对教育部门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对我来说，我失去了一个亲密的校长和亲密的朋友。但是我们的友谊是永恒的！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中国教育协会名誉会长
资料来源：《汉语教师》2021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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