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题目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从实践中得出的结论是不是具有普遍的意义，能不能起到普遍的作用，还是说实践中的结论只能适应于进行实践的人群？我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谈谈毛主席《实践论》及老人家带给我们党唯物主义的价值。
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史讲演录》中谈到笛卡尔对资产阶级哲学有开创之功，就是因为笛卡尔确立了思维作为哲学的原则，人们抛弃了神学的原则，而走上思维的道路。也就是不再靠对神的无知的信仰，而是靠自己的思考来探索世界、判断真伪。这是笛卡尔对于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
当然，笛卡尔还是唯物主义的创始人，但是他的唯物主义主要是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我们知道，彻底完成了唯物主义的是马克思，他将实践的原则引入到了哲学之中。因此，实践的原则，实践的精神，不是坐而论道，就是无产阶级哲学的根本方法，根本原则。这是与资产阶级哲学不同的。
实践的原则经过了列宁，最后传递到大陆。这种实践的精神也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指导原则、中国无产阶级的哲学。他的理论产物就是毛主席的《实践论》。毛主席的《实践论》的诞生，让大陆的整个哲学的色彩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使人们从沉迷于思想中的唯心主义哲学的历史传统中转变过来，让中国的哲学进入了一个更高的但是全新的境界，是与之前完全不同的境界。之前是沉迷于思辨，脱离现实，而自此，中国的哲学开始重视实践了。而且这个实践与古代的“知和行”的关系中的“行”不同，古人的“行”是要作圣人的“行”，所以其内容是克己复礼这类的道德修养，而不是我们说的改造世界，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实践。这就使中国的哲学变得一下宏大开阔，一下具有了世界的水平，而且格调也高了，不是拘泥于个人的利益、个人的圣人目的，而是针对于世界、人类、未来了。
在这里有两点要注意：
1实践哲学能起作用，能被承认，是与实践获得有关的，是那个改变中国命运、世界命运也在发生巨大变化的产物，激烈的时代大革命所爆发出的伟大力量才是实践哲学，即历史唯物主义被接受的社会基础。
2虽然是唯物主义为指导，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哲学一开始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为背景，而又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进行了两次结合中国具体实践，即革命、建设，所以结果都得出了普遍原则、普遍观点，那就是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我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两点都是普遍性的。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在当时的影响、效果都是世界性的，不是只局限于中国的。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取得政权，首先是十月革命开始的，我们再次印证了这个看法。而且我们知道当时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独立都经过了激烈程度不等的武装起义和战争。
其次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的影响，在苏共二十大后，更为明显，由于赫鲁晓夫批判了斯大林，导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不小的内部分歧，而核心就是是否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从历史的发展看，从后来苏东解体看，毛主席当时对苏共的批评的基本结论是立得住的脚的，是正确的，而这个核心就是是不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我再重申下，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世界性影响，只有从苏共二十大到苏联解体，甚至延伸到今天的俄乌战争，我们才能更深刻地感受到。切不要以为当时的大陆和苏共的大辩论只是中苏两党、两国的事情。
这两次普遍结合，即革命时期的结合与建国初的建设时期的结合，都让我们党的哲学从普遍原理与特殊国情相结合，最后得出了普遍的结论，达到了产生理论一般的哲学高度。反过来说，就是这两次，普遍原理和特殊国情结合的结果没有产生“特殊的结论”，而是具有一般意义，也就是在世界上具有普遍影响的结论。这个结论是对的，是符合辩证法的。马克思曾经说过，事物产生的前提也是最后的结果。马克思的普遍原理是我们党的思想的前提， 是我们结合特殊国情的前提，真正的结合的结果也一定是一般结论，而不是特殊结论。特殊，是两个一般的中间环节。
而这个从实践中不是得出经验的具体的结论（只适应于我们自己的方法）而是得出普遍有效观点、原则，才是哲学的目的。很明显，如果我们还没有得出一般的结论，只要我们依然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当代实践的结果只适合中国，不具有世界普遍性，那么我们的实践和认识的任务都没有完成。只能说明我们的实践和理论都没有走到这个历史阶段的尽头，那个一般的结论还没有诞生，犹如小孩还不到十个月，还没有呱呱落地。
事实上，从今年，即2023年十月17日、18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三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有140个国家参加，50个国际组织参会，这就足以证明中国的实践具有世界性了，具有普遍性了。但是还没有达到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那种曾经的高度。“世界命运共同体”这样非常中性的，含糊的概念，也足以说明，我们的世界性影响，还是初步的。当然这与得出具有普遍的原则还有距离，毕竟这种情况刚刚开始。
要知道，改开后，我们对实践的反思，首先是关注国内问题，虽然这个国内问题也包含着普遍问题的因素，但是仍然是以我们自己当时的问题为主要内容。我们的渐进式的改革所需要的都是具体的方法，遇到的都是具体的问题，都是技术性的问题，这个时候，人们恰恰都是从实践中得出特殊的结论：即我们的实践的结果只适应于大陆，而外国最多是参考。这个参考，最多目前也就是越南参考的最好。
我们改开的另一方面，即基本原则方面，我们知道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而在这里最基础的是四项基本原则，因为这是政治原则：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这本来是基本原则，但是在随着我们的总体实践得出的是特殊的结论，那么这些原则也就降到了特殊，成为特殊的一般，被放到“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框架里，就是成为特殊的一般，因为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是并列的关系了。其次，我们的这个四项基本原则其他的国家，特别是资产阶级国家是根本无法学的。所以就更有特殊性。如果严格按照辩证法来说，实际上只是个别性，都不是特殊，因为特殊就意味着有不少这样的例子，而我们的四项基本原则只是大陆才有的基本原则，所以，实际上是“个别”原则。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发展需要经历个别，到特殊，到一般的发展过程，我们的四项基本原则并没有发展到特殊的阶段，因为只能适合大陆。
当然，从改革开放起，我们中国人的实践和哲学的发展路径就是从特殊在逐步发展到一般，也就是我们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但是最终一定会得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结论来，只不过，上面提到，我们还没有走到这一步，但是总的方向是这样的，这在今天端倪已经出现。
普遍原则的产生，根本还是来于普遍的条件，以及基于普遍条件的人类的实践活动。生产技术条件创造了当下普遍的物质基础，人类的经济交往活动，变革社会的革命和战争的增多则体现了人类的普遍的实践活动。战争和革命（目前是战争增多，而革命则没有）是以最极端的方式来体现必须推翻旧的国际秩序，建立新的国际秩序，无论是旧的国际秩序，还是新的国际秩序，都是具有普遍性的。而推翻旧的国际秩序，建立新的国际秩序则是反应了建立新的普遍秩序的迫切要求。换言之，世界需要新的普遍原则。进而我们可以说人们需要全新的世界。
从辩证法看，战争，当今时代的战争，不过是国际上的普遍因素以战争的这种最为暴力的方式体现出自己存在的要求来，虽然各方面都是在分裂，最典型的是美国要脱钩，但是战争本身则是在证明世界是统一的，是联系的，是不能脱钩的，你如果脱钩，那么就会有战争。战争是对立面的统一的要求。战争增多，就意味着统一的要求增多，而且是世界的统一性的增多，这表现在哲学上就是要产生新的普遍性原则了，战争就为新的普遍原则提供了条件，是新的普遍原则的助产士。
俄乌战争，最近的哈马斯和以色列爆发的新的冲突，都表现出了和最新科技手段的联系的重要性，特别是和具有全球影响的信息技术的联系的重要性。参加战争的任何一方都需要高科技手段，需要卫星，需要能够实时提供消息的通讯设备。比如，以色列切断了加沙地带的通讯供应，此时就显出了中国华为手机可以借助卫星通讯的功能的重要性，在这里，华为手机意味着你永远都在和人的联系之中，不会因为有人切断地面的通讯中介而失去和人的联系。在这里凭借华为手机，人的联系是普遍的，是持续的。在这里，最激烈的产生普遍原则的人类活动和人类的科技条件结合了，完美结合了。普遍的物质基础以及普遍的人类的活动，现在所差的就是产生普遍的原则，这需要时间，需要更多的实践为人们的思考提供材料。技术条件为提出新的普遍原则创造了物质基础，革命，战争，以及人们的经济活动和日常交往等等实践活动提出了产生新的普遍原则的需要和可能。
世界已经到了从实践中提出新的普遍原则的前夜，这是无疑问的。
我们再次走到了靠实践理论改变世界的时代，人们也只能从各种混乱的哲学思想中回归到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来。
这个过程是痛苦的，但却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