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经天独家自述：把过去十年的自我挣扎加入表演，把命分给角色
腾讯娱乐联合电影岛赏，独家推出电影人自述体对话栏目《影鉴SP：来自电影人的自述》——听他们讲述自我、讲述电影、讲述热爱。
我们邀请了演员阮经天，听他讲述他与《追缉》的故事。
大银幕上的阮经天，时常塑造癫狂、过火、暴烈的形象，但在张钧甯这样的老友口中，却认为他是一个敏感且温柔的男孩子，心思高度细腻，很在乎别人的情绪，正像张钧甯所描述的那样，“小天就是那种平时可能联系不多，但只要需要他的时候，他一定会第一个出现的朋友。”
有了近距离接触之后，方知张钧甯所言非虚。阮经天说话密集，有着非常强烈的表达欲，但在交流的过程中，也会很在意听者的感受，当你说话时，他会以一双澄澈的眼睛望着你，就这样静静地听着。关于自己的过往，他没有丝毫的避讳，甚至可以把以前内心深处最不堪的想法剖析给你听，当然这样的前提，一定是如今的他内心足够强大。
很长一段时间内，阮经天似乎都被人们寄予了极高的期待，毕竟28岁那一年，他就凭《艋舺》中的“和尚”一角拿下了影帝，早早地实现了许多演员终其一生的梦想。但在2015年的《军中乐园》之后，他诠释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寥寥，直到这两年，他在《追缉》和《周处除三害》等影片中颠覆出演，并再次获得了影帝的提名，观众们都会下意识地感叹一声：熟悉的阮经天又回来了！
可他却认为阮经天其实一直都在，只是这十年间他除了塑造新角色之外，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消化曾经获得的荣耀与生活给予他的痛苦，这些过往如今回想起来，都成为了他生命里闪亮且宝贵的财富，就像《追缉》中林佑生这个角色一样，如果放到早些年，阮经天绝不会将他诠释得如此深刻，如此鲜活。
林佑生是一名非法人力中介，生活不修边幅，但用情专一，前女友的死成为了他心中挥之不去的梦魇，在寻找凶手的过程中，他必须直面自己的不堪与懦弱，并找到生存下去的意义。可以说这个角色绝不仅仅是一部类型片中的“线索人物”，他的身上承载着导演对于社会现实的思考，也承载了阮经天这些年个人的生活体验与勇气。
也许是时候，我们重新认识一下演员阮经天，忘掉那些青涩，忘掉那些不羁，站在我们面前的，是经过淬炼后的阮经天。
以下是演员阮经天的自述，他和我们分享了他与电影《追缉》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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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缉》中林佑生这个角色，相比我以往饰演的角色来讲，更贴近于真实，这种真实来自我的生活状态。在我骑摩托车的那几年，周围有很多不同生活阶层的朋友，其中也包括了林佑生这样一个被贴上“底层”标签的人。我亲眼所见他们每天日复一日晚上八点睡觉，凌晨两点起来，一直工作到傍晚的状态。有的在菜场卖菜，有的在夜市卖袜子，还有的卖猪肉。当我看到林佑生时，比起我以前演的戏剧性强烈的人物，他更贴近于“不演”，这是非常吸引我的地方。
电影里有展现外籍劳工的生活，我之前对他们的了解，其实是自以为的了解，在拍这部作品之前，曾英庭导演给了我很多阅读的方向，我也找了很多有关外籍劳工在各地打工的心路历程，还有他们写的短篇或日记，包括他们遇到的困难和委屈，都是没有办法对大家说的。有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刻：全世界只有两种工作可以在前面加一个“逃”字，一个是逃兵，一个是逃犯，但他们要被人称作“逃逸劳工”，每个人都应该是生而平等的，为什么因为工作会有这么大的差距与不同？
我前面说我自以为的理解，是因为在疫情的这三年，我的爷爷奶奶先后去世。在疫情到来前的几个月，我发现他们有身体上的问题，所以一共有四年多的时间，我把他们接来照顾。有一个叫海蒂的印尼看护，她住在我家，帮我一起照顾爷爷奶奶，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相处，加上《追缉》这个剧本，我询问她家里的状况是不是如同故事中所描述的一般如此辛苦？她才把自己的家庭状况、成长状况、为什么来这里工作、家里孩子多大这些事情一五一十全部和我讲了。我愈加觉得林佑生是一个有意思的角色，也是借由他的眼睛看在“底层”生活的人。当然我很不喜欢别人这样讲，因为我和这些人交朋友的时刻，并没有觉得他们是“底层”，我也没有觉得他们比我们不高尚。相反，他们身上的某些特质，比身着华服的人更加可贵，更加有义气，更加愿意为朋友付出。那为什么会被贴上“底层”的标签？为什么人与人之间明明彼此不熟悉、不理解，却要这样排斥另外一个不熟悉的人？还是衣着真的能决定一个人是否可以交往？我觉得《追缉》里更真实的部分不仅仅是悬疑和刺激，还在于对我提到的这些情况都有展现与思考。
这次像学泰语、包括造型上的改变，其实并不是最难的事，难度最大的还是如何进入林佑生的心理。有时候并不是我选择了这个角色，而是角色挑上了演员来为他讲话，很多时候演一个角色是命定的。我要怎么准备？有一样东西是无可磨灭的，就是时间。今天这个角色放在十年前，我演不出来，如果我一直活在舒适圈里，那林佑生一定会离我很远，这不是阮经天贴上胡子就能做得好的。在过去的十年里面，我的生命里有所谓的自我挣扎，有所谓的怀疑和抗拒，有所谓的明明知道现实就是如此不堪，我只能选择不看现实，做好自己。所以当我读到这个人物的样貌的时候，他才会清晰地浮现出来。
虽然我在电影里有很多情绪张力很大的比较外放的戏份，但我还是希望在情感控制上能更“收”一些，这是我观念的变化。这个剧本需要我崩溃，需要我哭出来看到眼泪，看到眼泪其实和我们讲语言一样，我们讲同样的字，但是对朋友讲、对陌生人讲、对父母讲、对爱人讲，感觉都是不一样的。当我在扮演角色的时候，我很想能做到压抑那份痛苦，制作方付钱给我不是让我在银幕上去抒发情绪、无病呻吟。以前当演员的时候，我特别希望别人看到我流下的那滴眼泪，就是为了告诉大家我能哭出来，能演好；但当你了解了生活的本真后，你就会知道那滴眼泪应该是害羞的，是不好意思的。当我们现实生活中越伤心的时候，我们越会尽力表现出平稳，是因为不愿意别人触碰我们的伤口，那是天然的保护机制，所以这次在表演上，我和导演说要帮我压着我的情绪，即使只剩一点点火星，但那点火星已经足够燃烧了。
我现在拍戏确实很拼，我绝对不会吝啬于每一次我展现出所有我会的东西，这也就代表每一个表演，无论我操作得好与坏，都是我当下的全力。当然也会有人问：那这样的话，下次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我想说，因为每次付出全力后，一定能获得一些反馈，生命与技巧的经验都会增加，这会帮助我在下次的表演中有所不同。这部电影已经拍完两年多了，我现在回头看，仍然觉得有很多地方我现在一定做得比那时更好，尤其现在我到了四十岁这个阶段，我会知道很多事情有轻有重，表演上也是如此，要张弛有度，就和人生的节奏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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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张钧甯16年前就一起拍戏认识了，这是我们的第二次合作，她的变化非常大。这16年间我们不能说是随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但都知道彼此生命里有这样一个朋友，在无人诉说的时候，可以分享心情。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她的样子，她十分惴惴不安，极力想要表现好，别人对她的评价很高，她是高材生，人长得又漂亮，仿佛她不能有缺点一样，所以她才小心翼翼，甚至有几分胆怯。我当时就和她说，希望她能够放松一点。现在过了那么多年，无论是事业上还是感情上，我们两个都经历了很多变化，现在的她肯接受自己的缺点以及与生俱来的不足，但又有勇气去尝试一些从来没有尝试过的事，比如监制这份工作，我连想都不敢去想，我问过她很多次，演员和监制是如此冲突的两个工作，一个感性一个理性，一个要时间一个不给时间，为什么她想要把两件事共融在一起。她和我噼里啪啦讲了一堆，我听不懂，但我很钦佩她有这份勇气。她已经不再是以前谨小慎微的那个人了，她可以坦然接受失败，并快速找到定位，想出解决办法来弥补。同时我也看到了她不必再依靠另外一个人生活，她一个人也能过得很好。以前我们都说害怕孤独，但这份孤独已经变成了她生命中的力量，非常可贵。
当然了，通过这次的合作，我也非常确定我绝对不会做监制，每个人都有应该走的路，我想监制就是钧甯命定的事情，当她周旋其中，并努力为这部电影做出一些不同于演员的贡献时，她是如此悠然自得，而在我看来那是极度令人疲劳的事情，我能够做好的，就是演员这个本职，除此之外，在未来的职业生涯里面，我还希望能向这个世界提出一些问题，当好一名创作者。
很多事情是瞬间发生的，比如亲人的离去，比如战争的爆发，对于我而言，表演上的改变也是瞬间的事。在《追缉》拍完一年后，我拍了《周处除三害》。一年的时间真的很短，但有一些东西正在我的骨子里改变着。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段思想比较混沌的时期，就像《周处除三害》里面的三种动物：猪、鸽子、蛇，人们往往在一个迷宫里面绕啊绕，却绕不出去。我看到有评论说《追缉》里的林佑生和《周处除三害》里的陈桂林造型很像，但他们其实有着本质的不同，林佑生这个角色更落魄，性格也更加复杂，正是因为这个社会施加给他太多的标签，他只有都撕掉后才能面对自己，相较而言，陈桂林就纯粹得多，他们是两种不同的生命曲线，所以我觉得林佑生应该是射手座，陈桂林是水瓶座。每次我在操作完一个角色后，我都觉得他一定在我的生命中占据了一部分，只是分量大小而已，我也同样把我的命分给了这些角色。所以现在在和你们聊角色的时候，我都像在聊一个朋友，就像在和你聊钧甯没有分别。
2010年我凭借《艋舺》拿到了影帝，有报道说我很长一段时间焦虑地天天在家里哭，当时确实会有这样的感觉，但更准确地讲，是大家把我说的很多话浓缩在了一起。拿到影帝的那个瞬间，我身体里的自傲和自卑，同时存在一个个体。所谓自傲是，我有那样的底气告诉你，无论你喜欢与否，认同与否，老子都是影帝，而且我这么年轻，我才28岁，一切都好，在我那个当下的生命里面，我找不到任何不好的修辞。但有多自傲，就有多自卑，有前辈曾经讲，阮经天他自己都不知道那个荣誉是什么。这个质疑也许看似我不在乎，但我心里在乎得要命，因为我的确不知道那是什么，我不知道那是经过多么激烈的争执投票得来的结果，我根本不知道那个荣誉的可贵，更不知道如果没有《艋舺》里的伙伴和同样入围的对手的包裹，我完全无法靠一己之力去获得这样的认同。那样的自卑还源于，我好像还搞不懂，我是否能自行完成那样的表演，我好像得靠某些人、某些事、某些环境，在某个天时地利人和的状况下，才能激发出我的状态；那样的自卑就像你问我一个关于角色的问题，我得去想怎么样讲出一个比较漂亮好听的话，才会让你觉得我不错。这一切都是冲突的，压力大到我根本没有办法好好生活。
但我现在回头想起来，还是很感谢那段经历的，如果没有这些遭遇，我可能早就离开这个行业了。它就像一个“保命符”一样，让我能够有机会继续在这里走下去。也正是因为这份挫折来得如此之早，我才有足够的时间，大概整整十年之久，可以在家里自我冲突、反省、愤怒，可以好好想想如果再次有这样的机会，我应该怎么做？如果我是四五十岁遇到这些事的话，可能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供我来自省了，它让我总算能够放过自己，并在把一些事情想通以后依然不老，去追逐新的想法。思想源于健康的身体，包括我想要追求林佑生这样极致的表演，也需要强大的体力，所以我真的很谢谢那段过往。
28岁的阮经天，凭《艋舺》获得人生中第一个影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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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自我和解的缘由，也是因为爷爷的离开。我奶奶先去世，后来爷爷也去世了，他走的时候，我当时人不在台北，我听到这个消息，躺在地上看着天空，突然觉得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靠山也离开了，我再也没有幼稚和任性的理由了，就像在一天里面实现了我的长大。我梦想中迫切地想成为我爷爷那样的人，但我并不想成为我的父亲，但后来我才发现，血脉是一脉相承的，我的血液里势必有父亲的影子在里面，这也使我无法避免成为我父亲的事实，我性格里蕴含着暴躁的缺点，我也拥有我母亲身上的那种坚毅，这些东西使我更贴近我爷爷那么一点点。所以当他去世后，改变自然而然就发生了，好在我不用像林佑生那样把苦闷憋在心里，我需要赶快去面对曾经犯下的错误，承认自己的缺点，希望那些被我伤害的人可以原谅我，去接受我身上的不足。
这次因为《周处除三害》，我又有机会获得最佳男演员的提名，你说紧张吗？紧张，开心吗？开心。但更多的时候我都在努力压抑这份紧张和开心，因为我知道这些都无助于我的工作和生活，我应该保持生活的平稳，每天做好该做的事情，吃好睡好，多听听别人讲什么，如果不想听的就不听，做有把握的事情，至于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时间吧。
其实这些年阮经天一直都在，没有离开过。人有时候就像鸭子划水一样，鸭子在水上面好像什么都没有做，但其实它已经拼了命往前走了，人们看到的永远是你冒尖的那一面。我们曾经为了这种事情愤愤不平，可后来会发现，这就是真理啊，大家确实只应该看到这些。《大象席地而坐》里有一句台词，“生活就是不断痛苦，没有舒服的时候，你想逃离到一个新地方，结果就是你在一个新的地方继续痛苦。”这说明痛苦和孤独是无法避免的，既然还存在这样的情绪，就说明你还没有完全诚实地面对自我，这确实需要修行。
阮经天的下一部新片《怒潮》，也即将于年底上映
我现在选择角色，除了看剧本之外，还有一个关键，是会看对手演员或者导演的眼睛，身为一个演员，需要用心或者用眼睛去感受眼前的对手是否是真心诚意，当然有时候也会失误，但我觉得还是要以直觉作为依据。因为我发现我们这个行业，机关算尽是没有好处的。我这个项目和谁合作，会取得什么样的成功，这些事情在我过往的生涯里面不乏出现，但迎接的不一定是成功，无论结果好坏，最重要的还是是否值得。我有演过一个电影，在香港上映的时候票房只有十几万港币，惨到不行，但我很喜欢那个拍摄的过程，也很喜欢那个角色，所以经过若干年后，我仍然觉得那段时间是有意义的。我也曾经因为机关算尽，觉得会取得莫大的成功，但结果并非我所料想的那样，之后还会愤懑不已，但现在我都已经释然了，路是自己走出来的，不要再耍那些小聪明，踏踏实实，以诚待人是最重要的。
我很感谢《周处除三害》的黄精甫导演，他对我的启发很大。在他身上我可以看到很多我从未思考过的问题，前面讲的很多人生哲理，都是他告诉我的，要多想想我的未来，而不是只关注眼下要做些什么。所以如果你问我阮经天希望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演员，我会对你说，我没有希望，人最后还是会回归到一个相对来说不加修饰的状态，那并非草率和鲁莽，而是发现了自我的本真是什么。也许人性本恶，但每个人在面对彼此的时候，如果能多一点善意那就更好了，《追缉》也好，《周处除三害》也罢，它们都在讲这样的事情，但这其实是很难的。我已经很幸运了，作为一个演员，不奢求被人特别偏爱，但凡能有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让大家看到我的表演，我都已经十分感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