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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17机构联合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8万字长文）（下）
10、广发证券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点解读
（郭磊）
报告摘要
新华社报道，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1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关于会议精神，我们学习理解如下：
第一，会议总结了“新时代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其中关键词一是“中国式现代化”，会议指出“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二是“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三是供给侧与需求侧协同，会议指出“必须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协同发力”；四是改革开放，会议指出“必须坚持依靠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内生动力”；五是统筹发展与安全，会议指出“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这一系列表述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目前政策总的框架。
第二，会议对2023年的定调是“经济恢复发展的一年”，认为2023年“经济回升向好”；在上述两个判断的基础上，会议探讨了“进一步推动经济回升向好”的问题，指出“需要克服一些困难和挑战”，需要注意的是，困难和挑战除了“有效需求不足”、“社会预期偏弱”等之外，还包括“部分行业产能过剩”，这一点隐含的政策指向值得进一步关注。但会议同时指出，综合起来看“有利条件强于不利因素”。
第三，关于明年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切实增强经济活力、防范化解风险、改善社会预期，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在具体工作要求上，除政治局会议所强调的“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之外，会议进一步指出“多出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政策”，即正向激励的政策为主。会议指出“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强政策工具创新和协调配合”，“政策工具创新和协调配合”这一表述意味着在准财政工具上存在一定想象空间。
第四，关于财政政策，除了适度加力、提质增效之外，会议强调“要用好财政政策空间”，是否对应财政空间扩大有待于继续观察确认；一个增量细节是“合理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用作资本金范围”，这一导向逻辑上可以发挥专项债更大的杠杆效应；关于货币政策，会议指出“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我们理解主要是短期内价格仍处于较低水平，如果按照“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则货币供应就会明显较低；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意味着如果GDP目标是5%、通胀目标是3%，则货币供应量增速可以在8%左右，这是一个符合货币政策“稳健”特征的、较为中性的标准。除财政货币政策之外，会议还提出要“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强化政策统筹，确保同向发力、形成合力”，这一点进一步凸显以经济工作为中心的逻辑。
第五，在产业政策上，会议强调的思路是技术引领产业趋势，指出要“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具体提到的领域包括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
第六，在扩大内需的政策上，会议强调的是“有潜能的消费”和“有效益的投资”。在传统消费领域，特别提到了提振新能源汽车、电子产品等大宗消费，以及消费品以旧换新。在新型消费领域，特别提到了智能家居、文娱旅游、体育赛事、国货“潮品”等新的消费增长点。简单来说，政策重点就是耐用消费品+新型服务类消费。此外，“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有助于资本开支需求，后续细则值得期待。在民生部分，会议指出要“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发展银发经济”，下一阶段人口政策也可能会带来一些政策红利。
第七，关于房地产，除一视同仁满足不同所有制房地产企业的合理融资需求、加快推进“三大工程”外，会议还指出要“完善相关基础性制度，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明年可能是房地产新发展模式框架成型的关键年份；关于地方债，会议指出“统筹好地方债务风险化解和稳定发展，经济大省要真正挑起大梁，为稳定全国经济做出更大贡献”，意味着化债期间部分省份在政府投资上可能会存在一些短期约束。
第八，关于民企，会议强调“在市场准入、要素获取、公平执法、权益保护等方面落实一批举措”，这意味着后续在民企相关领域会有政策红利。
第九，会议进一步强调，“抓住一切有利时机，利用一切有利条件，看准了就抓紧干，能多干就多干一些”，“注意把握和处理好速度与质量、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在政策实施上强化协同联动、放大组合效应，在政策储备上打好提前量、留出冗余度”，这些表述也可显示出对2024年经济工作的重视。后续关注GDP目标、广义财政空间、三大工程的政策框架及落地节奏，以及明年一季度货币供给基准增速等一系列变量。
正文：
新华社报道，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1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关于会议精神，我们学习理解如下：
会议总结了“新时代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其中关键词一是“中国式现代化”，会议指出“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二是“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三是供给侧与需求侧协同，会议指出“必须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协同发力”；四是改革开放，会议指出“必须坚持依靠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内生动力”；五是统筹发展与安全，会议指出“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这一系列表述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目前政策总的框架。
会议认为，近年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有效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化了新时代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必须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协同发力，发挥超大规模市场和强大生产能力的优势，使国内大循环建立在内需主动力的基础上，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必须坚持依靠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内生动力，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以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发展和安全要动态平衡、相得益彰。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团结最广大人民，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把中国式现代化宏伟蓝图一步步变成美好现实。
会议对2023年的定调是“经济恢复发展的一年”，认为2023年“经济回升向好”；在上述两个判断的基础上，会议探讨了“进一步推动经济回升向好”的问题，指出“需要克服一些困难和挑战”，需要注意的是，困难和挑战除了“有效需求不足”、“社会预期偏弱”等之外，还包括“部分行业产能过剩”，这一点隐含的政策指向值得进一步关注。但会议同时指出，综合起来看“有利条件强于不利因素”。
会议认为，今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三年新冠疫情防控转段后经济恢复发展的一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顶住外部压力、克服内部困难，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加大宏观调控力度，着力扩大内需、优化结构、提振信心、防范化解风险，大陆经济回升向好，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科技创新实现新的突破，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安全发展基础巩固夯实，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
会议指出，进一步推动经济回升向好需要克服一些困难和挑战，主要是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仍然较多，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要增强忧患意识，有效应对和解决这些问题。综合起来看，大陆发展面临的有利条件强于不利因素，经济回升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增强信心和底气。
关于明年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切实增强经济活力、防范化解风险、改善社会预期，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在具体工作要求上，除政治局会议所强调的“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之外，会议进一步指出“多出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政策”，即正向激励的政策为主。会议指出“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强政策工具创新和协调配合”，“政策工具创新和协调配合”这一表述意味着在准财政工具上存在一定想象空间。
会议强调，做好明年经济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大宏观调控力度，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切实增强经济活力、防范化解风险、改善社会预期，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增进民生福祉，保持社会稳定，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会议要求，明年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多出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政策，在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上积极进取，不断巩固稳中向好的基础。要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强政策工具创新和协调配合。
关于财政政策，除了适度加力、提质增效之外，会议强调“要用好财政政策空间”，是否对应财政空间扩大有待于继续观察确认；一个增量细节是“合理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用作资本金范围”，这一导向逻辑上可以发挥专项债更大的杠杆效应；关于货币政策，会议指出“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我们理解主要是短期内价格仍处于较低水平，如果按照“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则货币供应就会明显较低；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意味着如果GDP目标是5%、通胀目标是3%，则货币供应量增速可以在8%左右，这是一个符合货币政策“稳健”特征的、较为中性的标准。除财政货币政策之外，会议还提出要“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强化政策统筹，确保同向发力、形成合力”，这一点进一步凸显以经济工作为中心的逻辑。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要用好财政政策空间，提高资金效益和政策效果。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强化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合理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用作资本金范围。落实好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重点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严格转移支付资金监管，严肃财经纪律。增强财政可持续性，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严控一般性支出。党政机关要习惯过紧日子。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精准有效。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盘活存量、提升效能，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科技创新、绿色转型、普惠小微、数字经济等方面的支持力度。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加强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科技、环保等政策协调配合，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强化政策统筹，确保同向发力、形成合力。加强经济宣传和舆论引导，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
在产业政策上，会议强调的思路是技术引领产业趋势，指出要“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具体提到的领域包括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
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质量支撑和标准引领、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开辟量子、生命科学等未来产业新赛道，广泛应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强应用基础研究和前沿研究，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鼓励发展创业投资、股权投资，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数字经济，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打造生物制造。
在扩大内需的政策上，会议强调的是“有潜能的消费”和“有效益的投资”。在传统消费领域，特别提到了提振新能源汽车、电子产品等大宗消费，以及消费品以旧换新。在新型消费领域，特别提到了智能家居、文娱旅游、体育赛事、国货“潮品”等新的消费增长点。简单来说，政策重点就是耐用消费品+新型服务类消费。此外，“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有助于资本开支需求，后续细则值得期待。在民生部分，会议指出要“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发展银发经济”，下一阶段人口政策也可能会带来一些政策红利。
着力扩大国内需求。要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推动消费从疫后恢复转向持续扩大，培育壮大新型消费，大力发展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积极培育智能家居、文娱旅游、体育赛事、国货“潮品”等新的消费增长点。稳定和扩大传统消费，提振新能源汽车、电子产品等大宗消费。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优化消费环境。要以提高技术、能耗、排放等标准为牵引，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发挥好政府投资的带动放大效应，重点支持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基础设施、节能减排降碳，培育发展新动能。完善投融资机制，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支持社会资本参与新型基础设施等领域建设。
关于房地产，除一视同仁满足不同所有制房地产企业的合理融资需求、加快推进“三大工程”外，会议还指出要“完善相关基础性制度，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明年可能是房地产新发展模式框架成型的关键年份；关于地方债，会议指出“统筹好地方债务风险化解和稳定发展，经济大省要真正挑起大梁，为稳定全国经济做出更大贡献”，意味着化债期间部分省份在政府投资上可能会存在一些短期约束。
持续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要统筹化解房地产、地方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风险，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积极稳妥化解房地产风险，一视同仁满足不同所有制房地产企业的合理融资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加快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城中村改造等“三大工程”。完善相关基础性制度，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统筹好地方债务风险化解和稳定发展，经济大省要真正挑起大梁，为稳定全国经济作出更大贡献。
关于民企，会议强调“在市场准入、要素获取、公平执法、权益保护等方面落实一批举措”，这意味着后续在民企相关领域会有政策红利。
深化重点领域改革。要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大举措，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持续注入强大动力。不断完善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体制机制，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深入实施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增强核心功能、提高核心竞争力。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在市场准入、要素获取、公平执法、权益保护等方面落实一批举措。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着力破除各种形式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落实金融体制改革。
会议进一步强调，“抓住一切有利时机，利用一切有利条件，看准了就抓紧干，能多干就多干一些”，“注意把握和处理好速度与质量、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在政策实施上强化协同联动、放大组合效应，在政策储备上打好提前量、留出冗余度”，这些表述也可显示出对2024年经济工作的重视。后续关注GDP目标、广义财政空间、三大工程的政策框架及落地节奏，以及明年一季度货币供给基准增速等一系列变量。
会议指出，要深刻领会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切实增强做好经济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抓住一切有利时机，利用一切有利条件，看准了就抓紧干，能多干就多干一些，努力以自身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形势变化的不确定性。要全面贯彻明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注意把握和处理好速度与质量、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发展与安全的关系，不断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要准确把握明年经济工作的政策取向，在政策实施上强化协同联动、放大组合效应，在政策储备上打好提前量、留出冗余度，在政策效果评价上注重有效性、增强获得感，着力提升宏观政策支持高质量发展的效果。要讲求工作推进的方式方法，抓住主要矛盾，突破瓶颈制约，注重前瞻布局，确保明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落地落实。要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胸怀“国之大者”，主动担当作为，加强协同配合，积极谋划用好牵引性、撬动性强的工作抓手，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假设风险：宏观经济和金融环境变化超预期，稳增长力度超预期，出口好转超预期，地产调整压力超预期，海外加息影响超预期，海外经济出现超预期衰退，海外补库存斜率超预期，国内保障房建设力度超预期。
11、国信证券
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
（王开、李晨光）
事项
新华社报道，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1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总结2023年经济工作，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2024年经济工作。
解读
根据新华社发布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通稿。会议强调，进一步推动经济回升向好，需要克服一些困难和挑战，主要是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仍然较多，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综合起来看，大陆发展面临的有利条件强于不利因素，经济回升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增强信心和底气。会议指出，明年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加强政策工具创新和协调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强化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落实好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增强财政可持续性，兜牢基层三保底线。
会议同时部署了明年九项重点工作任务：一是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二是着力扩大国内需求。三是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四是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五是持续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六是坚持不懈抓好“三农”工作。七是推动城乡融合区域协调发展。八是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低碳发展。九是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明年经济大势和结构均指明了方向。会议中涉及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九项重点工作任务，均充满了提振市场信心的积极信号，这无疑为明年经济的稳定复苏和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我们对明年A股市场持乐观态度。在行业发展趋势方面，根据过去几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观察，会议强调并支持发展的行业，往往都是受到政策重点关注的行业，而且在次年通常都会有出色的市场表现，有望超越大盘并取得超额的收益。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加快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基于这一信息，我们预期在明年转型发展主题之下，高技术行业有望迎来重大发展机遇。
表：历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市场表现复盘
首先，就大盘走势而言，根据近十年的平均情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A股市场往往会经历震荡走强，即便在特定情境下前五个交易日偶尔经历一段震荡期，但在十到二十个交易日内仍会迎来一波上涨行情。以上证指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首个交易日、会后5个交易日、10个交易日、20个交易日为统计口径，可以发现会后首个交易日小幅上涨的场景偏多；在会后20个交易日内，大部分年份会有明显的上涨，平均涨幅为0.28%。
其次，就市场风格而言，短期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市场风格影响有限，更多是对次年投资主线的明晰。市场风格的转变往往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宏观经济环境、政策变化等等。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明了来年经济重点发力的方向，但并不直接促使短期内市场风格的变化。考虑到配套政策的出台到落地通常需要一定时间，因此短期内难对扭转市场风格的溢出效应可控。为了进一步探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市场风格的影响，我们对近5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前后各风格指数与万得全A的相对趋势进行了回测。具体结果如图3至图8所示，通过回测结果可以发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五类风格的走势在短期内或是保持原有走势，或出现新的切换，但风格轮转的规律性并不突出。
最后，就行业主线而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强调支持发展的行业，多为受到产业政策呵护的行业，通常在次年表现出色，有望跑赢大盘并获得超额收益。我们梳理了近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提及的行业，以及这些行业在次年的表现，具体结果如图9至图14所示。从走势上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提及的行业，在次年上半年走势与大盘趋同，伴随着一系列配套政策的出台和落地。这些行业在次年下半年开始逐渐跑赢大盘，并在年底普遍取得超额收益；其中，行业年平均超额收益为4%，按照交易日来测算，跑赢大盘时长占比为57%。
值得注意的是，就地产行业而言，房住不炒是贯穿近几年的政策主线。过去几年间政策表述集中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保交楼”“推动房地产业向新发展模式平稳过渡”等方面，相关配套政策主要针对存量，较少提及增量，定位于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房地产市场近年来相对大盘并没有体现出超额收益。如果不考虑地产行业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点提及的行业年平均超额收益为10%，跑赢大盘时长占比达到69%。
风险提示：海外地缘冲突、美国通胀和货币政策的影响等。
12、平安证券
理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六大提法
（钟正生 常艺馨 范城恺）
核心观点
事项：2023年12月11-12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举行。重点关注六大提法。
1. “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全文50次提及“发展”，表示“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可见2024年“稳增长”的优先级仍高。我们建议，2024年中国经济的增速目标继续设置在“5%左右”。会议提及“多出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政策”，宏观政策将为经济目标的实现保驾护航，也更重视政策本身的“增效”和政策之间“配合”。
2.“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最佳结合点或在服务业领域。中国居民服务消费具备复苏和提升的基础，作为固定资产投资“第四极”的新兴服务业领域投资增长迅猛，服务设施不断完善，有助于以供给侧改革驱动消费需求的增长。展望2024年，服务消费与新兴服务业领域投资有望形成良性循环，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能。
3. “适度加力、提质增效”，对财政政策2024年定调仍较积极。我们认为，2024年财政狭义赤字率或在3.8%增减0.2个百分点的区间，专项债发行规模可能在3.8-4万亿。具体看：1）“提质增效”意在改革支出结构。2024年财政支出将更多向民生领域重点倾斜，削减一般性支出，取消低效无效支出。2）严肃财政纪律，加强对转移支付资金的监管；开源节流并进，增强财政可持续性。3）专项债或更多投向城中村、保障房等领域。
4. “灵活适度、精准有效。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对2024年货币政策定调仍较宽松。1）“价”的传导更重“有效性”。2024年货币政策“降成本”必要性不减，实现路径上更需依赖政策利率的调降，存款利率亦有必要继续大幅下行。2）“量”的投放重视“价格的预期目标”。若与2%左右的价格预期目标、而非现实运行相匹配，2024年社融和M2增速的合意中枢可较此前抬升1个百分点，全年降准0.5个百分点以上的诉求增强。3）货币政策与财政的协同将进一步增强。关键时点财政加力和货币降准降息可能同时出现，关键领域内财政贴息与货币再贷款投放或并驾齐驱。
5.“持续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有助打通国内大内循环堵点。1）化债不改政府投资的“进”。“一揽子化债”方案推进的同时，对12个重点省份举债的监管更加严格。会议提出“统筹好地方债务风险化解和稳定发展”，强调经济大省做更大贡献，有助于打消对“化债”制约政府投资的担忧。2）“三大工程”有助房地产行业的“稳”。会议提出“积极稳妥化解房地产风险”，态度更加务实。展望2024年，房地产行业发展的内生动能依然不足，销售仍有下行压力，“保交楼”竣工的拉动进入尾声，民营房企资金难题待解，商品房库存消化周期偏长，“三大工程”需发挥更大作用。
6. “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会议在对外开放策略上深化和细化，有意将外贸与国内优先发展的重点领域和新兴业态相结合，助力国内优势产业发展。
2023年12月11日至12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24年的部署中，强调“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在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上积极进取”，对高质量发展“量”和“质”的重视度均提升，而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在于扩大消费和投资需求。纵观会议通稿，提到50次“发展”、21次“质量”、12次“消费”、6次“投资”，均较去年有所增加。我们认为，本次会议中的六个提法值得关注。
1、“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
会议肯定2023年经济工作成绩，直面其中的困难与挑战。回顾2023年经济工作时，会议指出“大陆经济回升向好，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2023年以来，中国经济恢复发展顶着外需下行的压力，克服房地产市场持续调整的内部困难，复苏方向虽是确定，过程却存在一定波折。中国经济在一季度实现良好开局，二季度表现一度弱于市场预期，但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部署，逆周期及跨周期政策积极应对，使三季度经济重归复苏通道，前三季度录得5.2%的实际GDP增速。我们预计，2023年全年GDP增速在5.3%左右，全年5%左右增速目标的实现无虞。
会议也指出，进一步推动经济回升向好需要克服一些困难和挑战，其中包括“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仍然较多，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当前看，国内大循环的堵点集中于房地产领域，其需求不足加剧了原材料行业的产能过剩压力，影响居民消费的信心和预期，推升着潜在的经济金融风险。而外部风险主要体现在，海外经济下行风险未散，全球供应链不稳定因素偏多，国际金融市场波动与外溢效应强化，以及海外政治周期切换与地缘局势高度复杂等。
对于2024年经济工作，会议首先重申2023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提法，“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在此，我们试以工业需求为切入点阐释经济结构调整中的“立”与“破”。基于投入产出表及国家统计局数据测算，房地产部门（房地产服务及住宅建筑、装修、家具家电消费等相关行业）对2020年工业总需求的直接和间接拉动在24%左右，至2023年前10个月已下滑7个百分点至17%；同期，基建在工业总需求中的占比仅提升了0.5个百分点，代表经济新动能的汽车制造业、电气机械（以新能源为主体）制造业对工业总体的拉动作用合计提升1.8个百分点至14.6%。由此可见，当前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中，“立”的带动尚不足以完全对冲“破”的拖累，这也是过去两年中国实际GDP增长低于潜在水平的原因所在。只有在新动能“立”与“进”成效凸显，传统动能“稳不失速”的基础上，才可畅言“后破”。尤其是，会议指出“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切实增强经济活力”，全文共计50次提及“发展”，可见2024年稳增长的优先级仍在高位。我们建议，将2024年中国经济的增速目标继续设置在“5%左右”。
对于2024年宏观政策，会议提出“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多出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政策”，这将为经济目标的实现保驾护航。同时，也更加重视政策本身的“增效”和政策之间“配合”。2022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曾提及“要更好统筹经济政策和其他政策，增强全局观，加强与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本次会议对此部署更为细化，提及“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科技、环保等政策协调配合，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希望达成“强化政策统筹，确保同向发力、形成合力”的最佳效果。
2、“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本次会议将“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放在重点工作的靠前位置，紧随其后的便是“要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消费和投资“良性循环”的最佳结合点或在服务业领域。我们认为，服务消费具备充分潜能，与新兴服务业领域投资有望形成良性循环，将成为2024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能。
2023年疫情防控优化后，中国居民服务消费迎来恢复性增长。考虑到海外疫后服务消费复苏之路能够达到8个季度以上，2014-2019年中国服务性消费在居民消费中的占比逐年提升，且转型视角下海外经济体中等收入阶段（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服务消费占比往往加速上升，2024年中国居民服务消费具备进一步复苏的基础（详见《2024年中国经济展望：东风化雨》）。
与此同时，新兴服务业领域近年投资增长迅猛。我们测算，2023年前10个月，新兴服务业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占比18%，已成为制造业、基建和房地产三大板块之外，固定资产投资中的“第四极”。2018年至2022年，高技术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固定资产投资的复合增速分别为11.7%、10.8%、16.9%和8.0%。
服务业设施不断完善，有助于以供给侧改革驱动消费需求的增长。高技术服务业以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相关投资有助于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加强服务消费与数字经济的融合度，继而满足消费者多元化、多样化、多层次的需求。而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领域以政府为主导，投资扩大也有助于改善优质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紧张的现状，减缓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
3、财政政策“适度加力、提质增效”
本次会议在把控全局的高度上，定调2024年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加力、提质增效”，重点涉及“用好财政政策空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合理扩大政府专项债券用作资本金范围”、“增强财政可持续性”等内容。
一是，2024年财政定调仍较积极，预计赤字率目标落在3.6%-4%之间。本次会议对2024年财政政策的定调是“适度加力、提质增效”。
- 回顾2015年以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财政赤字率下调年份的定调往往看重“质效”，避谈“力度”。例如“提质增效”（2020年会议部署2021年工作，次年下调赤字率0.4个百分点）、“提升效能”（2021年会议部署2022年工作，次年下调赤字率0.4个百分点）、“取向不变”（2017年会议部署2018年工作，次年下调赤字率0.4个百分点）、“更加积极有效”（2016年会议部署2017年工作，次年赤字率持平）等。相比之下，“加力”一词较为积极，对应于财政赤字率提升的年份，但“适度”的定语对其积极程度略有削弱。
- 考虑到中央财政在弥补收支缺口、防范债务和金融风险、稳定经济增长等方面需发挥更大作用，我们认为，2024年财政赤字将维持在相对较高水平，对应狭义赤字率或在3.8%增减0.2个百分点的区间，专项债发行规模可能在3.8-4万亿。
二是，“提质增效”旨在财政支出结构改革。2023年10月，全国人大批准增发1万亿国债，拓宽大陆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想象空间。然而，房地产行业拖累之下，大陆财政收支矛盾仍较严峻，优化支出结构，提高资金效益和政策效果，才能“用好”财政空间。2022年，大陆公共财政投向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等三大领域的支出合计占比达到44.6%，相比美、英、德、法、日、澳等国在相关领域六成以上的支出占比仍偏低，且相关领域对居民消费有显著的“挤入作用”。我们认为，2024年财政支出方向有进一步优化和提升的空间，将更多向教育事业发展、医疗卫生服务、社会保障水平等民生领域重点倾斜，削减“一般性支出”，取消“低效无效支出”，各级政府既要当好“铁公鸡”，又要打好“铁算盘”，在有限的财政空间里释放出无限的政策潜力。
三是，严肃财政纪律，增强财政可持续性。当前各地财政收支矛盾较为突出，地方债务风险急剧上升，为了守牢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保障基层“三保”工作的顺利推进，应加大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力度。2023年按照预算，中央财政安排对地方转移支付10.06万亿元，其中均衡性转移支付2.3万亿元，增长10.3%；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4107亿元，增长8.7%。往后看，一方面，要加强对转移支付资金的监管，另一方面要用好财政资金直达机制，保障财政资金直达基层，推动财力更好下层。增强财政可持续性，要开源也要节流，党政机关要带头过紧日子，削减一般性支出占全部财政支出的比重，严肃财政纪律和强化官员问责机制，加强财政绩效考核。
四是，提出合理扩大政府专项债券用作资本金范围。扩大专项债作为资本金的范围可以更好配合财政资金向保障性工程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倾斜。预计2024年专项债资金可能更多投向城中村改造、保障性住房等民生领域，在提升地方财政资金使用灵活性的同时，也有助于更好发挥专项债对投资的拉动作用。理想情况下，若财政资金给予充分支持，2024年城中村改造相关投资或可达8000亿元左右，对地产投资的拉动可达6个百分点。
4、货币政策“灵活适度、精准有效”
本次会议对货币政策的定调仍较宽松。会议指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精准有效。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回顾近年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货币政策的表述，“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在历史上对应于2016年、2019年、2020年、2022年和2023年，皆是货币政策相对宽松的年份。
在“价”的传导上，货币政策更重“有效性”。2019年下半年至2022年间，LPR改革红利不断释放，曾使一般贷款利率的年度降幅持续高于MLF和LPR降幅。但2023年以来，政策利率向贷款利率的传导出现“折扣”，前三季度政策利率大幅调降25bp，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仅小幅下行6bp；与之相伴的是，2023年前三季度，商业银行的净息差连创历史新低。我们认为，从配合财政、激发私人部门融资需求、维持实际利率合理适度等角度出发，结合“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的表述，2024年货币政策“降成本”必要性不减。“降成本”的实现更需依赖政策利率的调降，存款利率亦有必要继续大幅下行，以提升货币政策降息的“有效性”。
在“量”的投放上，货币政策更加重视“价格的预期目标”。
- 本次会议提出，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需“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而2018年至2023年间多数时间的表述均是“与名义GDP增速相匹配”。
- 2023年前三季度，中国GDP平减指数为-0.78%，远低于历史2%左右的中枢水平。我们预计，2024年CPI增速中枢温和抬升至0.5%左右，PPI增速中枢抬升至0.2%左右，对应的GDP平减指数可能徘徊在0.5%附近。若与价格的预期目标（2%左右）、而非现实的价格运行相匹配，2024年社融和M2增速的合意中枢可较2023年抬升1个百分点以上，意味着全年降准0.5个百分点以上的诉求增强。
为“形成合力”、“放大组合效应”，2024年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同将进一步增强。除熨平日常财政收支的影响、支持政府债券集中发行外，还可能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在政策发力必要性提升的关键时点，财政的加力和货币的降准降息可能同时出现；二是，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协同，“财政为主、货币补位”。预计2024年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将加强对民营企业和房地产“三大工程”的支持，关键领域财政贴息与货币再贷款投放或并驾齐驱。三是，协同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央行“统筹协调好金融支持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化解”，相关流动性支持工具（SPV）或将于2024年落地使用。
5、“持续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
本次会议中，重点工作的第五条是“持续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而“风险隐患仍然较多”是国内大循环的堵点之一。防范化解风险，实现政府投资的“进”，房地产行业的“稳”，也是“巩固经济向好势头”的重要支撑。
化解隐性债务风险，不改政府投资的“进”。2020年以来，地方政府“增支减收”责任加大，隐性债务再度扩张，土地收入趋向下滑，广义债务付息进一步蚕食其财力。2023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以来，“一揽子化债”方案推进，已助力城投债信用利差较快下行，但与之相伴的是对12个重点省份举债的监管更加严格。为此，本次会议提出“统筹好地方债务风险化解和稳定发展”，强调经济大省做更大贡献，有助于打消市场对“化债”制约政府投资“扩内需”的无谓担忧。在政府投资方向上，会议提及重点支持“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基础设施、节能减排降碳”等，均是“有效益”的投资领域。
“三大工程”落地，助力房地产行业的“稳”。过去两年间，商品房销售、房地产投资持续较大幅度调整，对上游原材料、下游家具家电等后周期消费品需求形成冲击，也通过土地市场、房企信用等渠道推升潜在金融风险。本次会议提出“积极稳妥化解房地产风险”，态度更加务实，并重申“一视同仁满足不同所有制房地产企业的合理融资需求”、“三大工程”、“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等提法。
展望2024年，房地产行业发展的内生动能依然偏弱。首先，基于房地产销售面积潜在中枢的既成下移、未来潜在置业人群的进一步减少、二手房成交挤压新房的趋势判断，预计2024年新房销售面积增速可能再降10%，至9.5亿平米左右。其次，以实施方案的预计进度和施工周期推算，预计“保交楼”对房地产竣工的拉动将在2024年上半年进入尾声，对建筑施工的支撑不再。最后，民营房企资金难题待解，商品房库存消化周期偏长，均将抑制新开工恢复弹性。在此背景下，房地产行业的“稳”有赖于“三大工程”的落地，国有资本的托底。
6、“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
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上，本次会议相较2022年更加强调发展新的外贸动能。比如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和跨境电商出口等。同时，会议重视在电信、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放宽市场准入，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着力解决数据跨境流动和平等参与政府采购等问题。这反映出中国在对外开放策略上的深化和细化，有意将外贸与国内优先发展的重点领域和新兴业态相结合，助力国内优势产业发展。
本次会议新提“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2023年以来，发达经济体央行为遏制通胀，普遍已加息至5%左右，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最高利率水平。海外高利率环境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外溢影响，集中体现在资金外流压力与货币贬值风险。据国际金融协会（IIF）数据，2023年8-10月，新兴市场连续三个月经历资金（非居民部门投资组合）净流出。外管局口径下，2023三季度中国国际收支口径的直接投资（负债方）净流出118亿美元，为1998年有季度数据以来首次。
不过，当前多数海外央行已步入加息尾声，2024年有望开启降息周期，新兴市场资金流出压力有望缓解。2023年1-10月，新兴市场平均每月净流入资金130亿美元，已明显高于2022年均值的81亿美元，有望向2021年均值的231亿美元迈进。近期美元升值压力正在缓解，2023年以来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亦保持相对稳定。从这一角度理解，本次会议对于“外资”的关注相对有限（全文仅提及一次“外资”，2022年为五次），对于外资流出的压力似并不过度担忧。
风险提示：稳增长政策落地效果不及预期，海外经济衰退程度超预期，房地产企业信用风险蔓延等。
13、光大证券
中国式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学习
（高瑞东 赵格格 刘星辰 顾皓阳 查惠俐 周欣平）
核心观点
2023年12月11日至12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全面总结2023年经济工作，深刻分析当前经济形势，系统部署2024年经济工作。
会议提出，“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团结最广大人民，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把中国式现代化宏伟蓝图一步步变成美好现实”。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指出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任务，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只有实现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通过高质量发展“做大蛋糕”，并不断优化分配机制将发展的红利惠及全体人民，才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才是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才能跳过西方社会以资本为中心的传统现代化模式所造成的贫富两极分化的难题（详情请参考我们在2022年10月16日外发的报告《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任务——<二十大报告>精神学习第二篇》）。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推动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持续稳定的安全环境。会议提出，“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以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发展和安全要动态平衡、相得益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高水平安全”和“安全”分别出现4次及14次，科学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动态平衡的重要性明显提升。
接下来，我们将以系列报告的形式，详细学习和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明年经济工作的整体定调。本篇报告作为系列解读第一篇，将重点落脚于“以进促稳”的“进”——我们理解，主要将以“科技创新、扩大内需、重大改革”的“进”来实现经济的“稳”。
风险提示：国内经济恢复不及预期，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美国通胀持续时间超预期。
一、科技创新要“进”，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科技创新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作为2024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其重要性相比于2023年7月政治局会议和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所提升。一方面，供给端加快科技创新力度，加强源头创新和颠覆性创新，另一方面从政策端加大扶持，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均有发力空间。
供给端加快科技创新。从具体的政策导向来看，本次会议明确提及“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等重要任务，核心思路仍然是以源头创新和颠覆性创新作为底层支撑，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水平，加强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进而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从重点领域来看，本次会议提出要“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较7月政治局会议“促进人工智能安全发展”的表述更为积极，相关政策扶持力度预计进一步加大。此外，本次会议还提及了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量子、生命科学等未来产业新赛道，均可能成为未来贡献经济增量的重点支持领域。
政策端精准发力，财政减税降费重点扶持，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有望放量。
货币政策方面，会议提出“盘活存量、提升效能，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科技创新、绿色转型、普惠小微、数字经济等方面的支持力度”。2023年10月底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要“把更多金融资源用于促进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在大力支持现代化产业体系指引下，预计后续支持“科技创新”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将有所放量，新设立工具也有望加速出台。
财政政策方面，会议提出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强化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落实好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重点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明年来看，财政资源将向科技创新、新基建、绿色发展等新动能领域倾斜，通过减税降费持续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合理扩大专项债用作资本金范围，引导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发挥政府投资的放大效应。
二、扩大内需要“进”，形成消费和投资良性循环
会议提出“要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受居民消费预期回落、收入恢复不均衡、消费场景不充分等因素制约，疫后居民消费恢复整体偏弱，部分中游设备制造行业由于前期持续扩张，出现产能过剩问题。今年以来，家电、汽车、电子产品等耐用消费品降价去库的现象持续发生，产品价格持续走低进而导致企业利润受损，不仅会降低企业生产投资意愿，也会影响居民收入增长，进而削弱居民消费能力，进一步压制企业活力，消费和投资难以形成良性循环，一定程度上阻碍国内大循环畅通（详情请参考我们在2023年11月7日外发的年度策略报告之国内篇《2024年国内经济展望》）。
因此，会议提出“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意味着未来消费和投资将实现更为紧密的配合，破除国内大循环堵点。一方面要以“有效益的投资”，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提升供给质量，满足居民不断扩大的消费需求，激发“有潜能的消费”；另一方面，在扩大投资过程中，也会通过商品或服务购买等链条传导，有效带动居民收入增加。此外，通过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等方式，也有助于提升社会整体消费意愿，反向促进投资增加。
具体而言，明年扩内需工作，将重点围绕以下几点：
一是，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实现消费和投资的良性互动。会议提出，“要以提高技术、能耗、排放等标准为牵引，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预计通过专项再贷款、财政贴息、税费减免等方式，鼓励企业围绕技术更新和绿色转型进行设备更新，同时在消费端，也有望推出置换补贴、优惠贷款等政策，激发居民以旧换新的消费意愿。
二是，消费方面，提振新能源汽车、电子产品等大宗消费，大力发展数字、绿色、健康等新型消费需求。今年以来，居民消费信心相对偏弱，汽车、电子产品等普遍出现降价去库情况，对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和发展预期带来制约。预计明年通过购置补贴、以旧换新、活跃二手车等方式，继续刺激大宗消费。此外，会议提出，“大力发展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积极培育智能家居、文娱旅游、体育赛事、国货‘潮品’等新的消费增长点”，即通过创新消费供给，顺应消费升级趋势，激发居民新型消费需求。
三是，投资方面，加强对科技、新基建、绿色发展等新动能的投资力度。会议提出，“发挥好政府投资的带动放大作用，重点支持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基础设施、节能减排降碳，培育发展新动能”。在实施方面，预计政府投资将发挥关键引导作用。会议提出，“合理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用作资本金范围……完善投融资机制，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支持社会资本参与新型基础设施等领域建设”。预计通过增加专项债用作资本金的规模，引入更多社会资本，更好发挥专项债撬动投资的作用。
四是，增加居民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从居民收入结构来看，今年以来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加快恢复，但转移净收入、财产净收入拖累明显，源于地方财政压力加大、资产价格回落导致居民财富效应下降。今年前三季度，财产净收入累计增长3.7%，低于2022年的4.9%；转移净收入累计增长5.8%，2022年为5.5%，远低于2019-2021年平均增速8.6%。预计明年或将在调节收入分配结构、稳定就业形势等方面加强政策部署，以增加居民消费能力。
三、重大改革要“进”，谋划全面深化改革重大举措
重点领域改革方面，会议提出要“要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大举措”。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上海考察时强调，“要在更高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力。要全方位大力度推进首创性改革、引领性开放”，释放出鲜明的信号。随着改革开放步入“深水区”，为解决经济当前面临的“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仍然较多”等方面的困难和制约，需要改革进一步释放出增长的红利。根据会议部署，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值得期待，有望进一步破除制约发展的梗阻点，解决经济遇到的结构性问题。
在具体的改革方向上，会议重点提及了三方面内容：
一是，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推动各类经营主体优质高效发展。会议提出三个方面，要“深入实施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相比于7月政治局会议的“切实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会议再次重申民营企业“发展壮大”这一目标要求，并具体提出要在“市场准入、要素获取、公平执法、权益保护等方面落实一批举措”，进一步释放出对于民营企业的支持态度，以稳定市场主体的投资信心。
二是，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促进生产要素合理流动，畅通国内大循环。会议开篇提出，当前经济依然面临了“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的困难和挑战。对此，会议提出要“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着力破除各种形式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
一方面，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有助于各种资源要素在全国范围内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畅通国内大循环；另一方面，发展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也关系到流通部门的战略储备、流通速度等物资供应，有助于进一步保障全国范围内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三是，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落实金融体制改革。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健全现代预算制度，优化税制结构，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预计将是新一轮财政体制改革的重点。
针对金融体制改革，2023年10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金融监管，完善金融体制，优化金融服务，防范化解风险”。具体而言，此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要“着力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切实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优质金融服务”，“全面强化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全面推动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建设，加强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能力，预计将是下一阶段金融体制改革的重点方向。
四、风险提示
俄乌局势升级，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美国通胀持续时间超预期。
14、国投证券
1.宏观：以改革求突围
（袁方）
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文稿来看，尽管市场期待更多总量政策的出台，比如房地产、财政层面超预期的政策。但在当前相对严峻的内外部形势下，决策者下定决心摆脱过去依赖大力度刺激的这条路，选择了通过改革来突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在具体实现高质量发展层面，决策者对科技创新尤为重视，科技创新在财政、货币、需求、产业等政策中均有涉及。
从中国过往的经验来看，中国重要的结构性改革往往是在经济面临困难时推行的，而且也取得过突出的成绩。未来这些政策在不同行业、主体落地的情况怎样，对短期和中期宏观经济的影响如何，值得密切关注。
以改革求突围，实现高质量发展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于12月11日至12日举行。会议对2023年经济形势进行了分析，对2024年经济工作做出了详细部署。与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相比，本次会议对改革、高质量发展的关注和要求更多，以改革求突围，实现高质量发展。
会议提到“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把中国式现代化宏伟蓝图一步步变成美好现实。”这是继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再次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要求，同时将高质量发展排在首位。
在具体实现高质量发展层面，决策者对科技创新尤为重视，科技创新在多数政策中均有涉及。
比如财政政策层面，在指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党政机关要习惯过紧日子。”的同时，强调“落实好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重点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
在货币政策层面，认为“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科技创新、绿色转型、普惠小微、数字经济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对科技创新的排序要比去年更靠前，而且补充了数字经济这一主题。
在工作任务部署上，把“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放在首位，去年这一位置是扩大内需。而且与去年不同的是，进一步明晰了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需要以科技创新作为引领。同时这一表述下细节更为丰富，涵盖的行业更为广泛。“打造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开辟量子、生命科学等未来产业新赛道，广泛应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在扩大内需层面，特别强调“发挥好政府投资的带动放大效应，重点支持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基础设施、节能减排降碳，培育发展新动能。”这在此前的经济工作会议中较少提及。
在更多的政策向科技创新倾斜，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决策者在大力度推进改革。工作任务部署的第三点“深化重点领域改革”。这里既包含了去年会议上提到的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也提及“要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大举措，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关于民营企业，“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在市场准入、要素获取、公平执法、权益保护等方面落实一批举措。”这一表述内涵更清晰，更具操作性。在金融机构改革完成后，“要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落实金融体制改革。”这些领域的改革有助于为实体经济减负让利，更好服务于实体经济。
在开放层面，细节也相当丰富。比如强调“放宽电信、医疗等服务业市场准入，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认真解决数据跨境流动、平等参与政府采购等问题”，“切实打通外籍人员来华经商、学习、旅游的堵点。抓好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八项行动的落实落地，统筹推进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这些表述对问题更为聚焦，操作性更强。
最后会议要求“抓住一切有利时机，利用一切有利条件，看准了就抓紧干，能多干就多干一些，努力以自身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形势变化的不确定性。”这一表述提现出决策者改革的决心和紧迫性。
总体而言，尽管市场期待更多总量政策的出台，比如房地产、财政层面超预期的政策。但在当前相对严峻的内外部形势下，决策者下定决心摆脱过去依赖大力度刺激的这条路，选择了通过改革来突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从中国过往的经验来看，中国重要的结构性改革往往是在经济面临困难时推行的，而且也取得过突出的成绩。未来这些政策在不同行业、主体落地的情况怎样，对短期和中期宏观经济的影响如何，值得密切关注。
风险提示：（1）地缘政治风险 （2）政策刺激超预期
2.策略：坚定高质量发展，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
（林荣雄）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2023年12月11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作为每年规格最高的经济领域政策会议，受到市场的广泛关注，我们认为，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释放了重要的政策信号，并且整体对于明年的经济展望是积极的，态度是鲜明的。在强调目前中国经济面临“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仍然较多”的四大挑战的同时，提出明年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在明年九大经济工作任务中，把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放在首位，同时还涉及到重点领域改革（国企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等）、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生态文明建设、生育支持政策和银发经济等经济内部结构问题。整体表现出来的态度是以稳为主，重在“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长期高质量发展的定力十足。
1.1.经济形势：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仍然较多
会议指出：进一步推动经济回升向好需要克服一些困难和挑战，主要是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仍然较多，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
解读：不同于前两年反复提及的“三重压力”（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世纪疫情冲击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当前对于经济形势的困难，会议总结为“四大挑战”，特别强调了风险隐患和产能过剩问题，前者显然集中在地产、地方债务和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后者则可能指的是基建地产相关的传统经济领域，也可能包括新能源等新兴领域。同时，在点明当前内循环不畅通的同时，对外部环境严峻的相关措辞比往年有所加重。可见政策方面对于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有了充分、全面和客观的认识。
1.2.总体基调：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坚定高质量发展
会议指出，明年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多出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政策，在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上积极进取，不断巩固稳中向好的基础。
解读：会议中对于明年政策的总基调依然是以稳为主，而其中的“进”和“立”，结合通告中淡化了对于增速和总量的表述，并重点突出了“稳”、“巩固”、“结构”等字眼。我们认为“进”和“立”可能并非是对应经济增速，而更有可能是指在结构转型和高质量发展上更加积极有为。从这一点上看，防范风险、注重质量、改善结构才是明年经济工作的重点，高层对于高质量发展的定力十足。
1.3.货币与财政政策：明年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组合
会议指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要用好财政政策空间，提高资金效益和政策效果。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强化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精准有效。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盘活存量、提升效能。
解读：
1、财政政策方面，我们认为通稿的表述是较为积极的，明年财政政策大概率进一步发力，而其中“财政政策空间”可能是指专项债券、减税降费、转移支付等财政政策工具进一步发挥效用，综合来看，明年政府层面财政发力的动力可能会比较强。当然，“提质增效”的表述也意味着，明年不会为了刺激经济而搞大规模财政支出，对于赤字率的设定也可能比较克制。
2、货币政策方面，会议首次提出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与价格水平预期的匹配意味着央行会重视通胀目标，充分有效发挥逆周期和跨周期的调节功能。而我们认为结构层面是明年货币政策的亮点，通稿中特别提及了要“盘活存量”、“提升效能”，并在支持的领域中新加入了“数字经济”。整体来看，明年的货币政策应该发挥着与财政政策打配合的作用，更关注结构的精准和发力的有效，而非总量的多少。
1.4.宏观政策：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
会议指出，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加强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科技、环保等政策协调配合，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强化政策统筹，确保同向发力、形成合力。加强经济宣传和舆论引导，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
解读：“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在此前提出“打好宏观政策组合拳”时就被反复提及，其内涵在于在各部门制发政策文件前，对政策文件内容和出台时机等开展与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推动各部门强化政策协调和工作协同，防止出现“合成谬误”问题，维护好稳定可预期的宏观政策环境。
通稿中对于这个问题的强调，意味着明年各领域各部门之间的政策联动会变多，政策之间的协调和配合也更受重视。再结合对于舆论引导的特别关注，我们认为这体现了另一个层面的一致性，即民众认知和宏观政策方向的一致性，明年的经济面对较多的困难和挑战，上下一心形成合力是重中之重。
1.5.科技创新：现代化产业体系被放在九大工作任务之首，重要性凸显
会议指出，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数字经济，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鼓励发展创业投资、股权投资。
解读：
1、在明年九大经济工作任务之中，2021-2022年都把扩大内需放在第一位，而今年则把科技创新和现代化产业体系放在首位，与前文所讲的重视高质量发展形成呼应。
2、通稿中的新表述“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总书记今年9月在黑龙江考察时首次提出的，新质生产力有别于传统生产力，涉及领域新、技术含量高，依靠创新驱动是其中关键，新质生产力代表一种生产力的跃迁，它是科技创新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不仅意味着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更体现了以产业升级构筑新竞争优势、赢得发展的主动权。我们认为，明年在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下，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生命科学、量子技术等战略新兴产业和高科技产业将会进一步得到重视和大力发展。
3、对于金融行业来说，通稿中明确提及的“鼓励发展创业投资、股权投资”是值得重视的，中国创投行业是为数不多能真正帮助实业、产业发展的行业，这也体现了高层希望资本市场在鼓励科技创新方面，将更好地发挥枢纽功能，加大对实体企业尤其是科技领域的支持力度。
1.6.扩大内需：有潜能的消费和有效益的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会议指出，要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解读：
1、通稿中重点提及了“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并提出要激发“有潜能的消费”，这里主要是指三个方面的消费潜能，第一是新型消费的培育，包括“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第二是传统消费的稳定，包括“新能源汽车、电子产品等大宗消费”；第三是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尤其是第一点对于“新型消费”的新提法值得关注，消费的新增长点往往也对应了资本市场的新方向。
2、投资方面，通稿强调了政府投资的带动作用，一方面是要让政府投资重点支持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基础设施、节能减排降碳等领域，另一方面要让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支持社会资本参与新型基础设施等领域建设。通过让社会资本参与的方式，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1.7.对外开放：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
会议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持续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打造“投资中国”品牌。切实打通外籍人员来华经商、学习、旅游的堵点。抓好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八项行动的落实落地，统筹推进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
解读：在前面提及的新旧动能转换的过程中，内循环还存在堵点，因此外需和外资的支持是明年必不可少的，因此通过改善营商环境来稳定外资、吸引外资依旧会是未来一段时间对外政策的重心。“外贸新动能”的表述则是指“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这体现了大陆外贸的主要转型趋势是实现从“低成本”到“高增值”的转变，我们认为明年在外贸新动能的支撑下，出口有望维持韧性。
1.8.防范风险：三方面风险统筹化解，地产风险或是重中之重
会议指出，要统筹化解房地产、地方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风险，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积极稳妥化解房地产风险，一视同仁满足不同所有制房地产企业的合理融资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解读：
1、本次会议明确提出需要防范化解的重点风险：房地产、地方债务、中小金融机构三个方面，其中对地方债务风险并未着墨过多，一方面是因为目前已经有较为成熟的化解手段，另一方面，统筹好地方债务风险化解和稳定发展才是重点，如前所述，明年社会投资还需要政府投资的带动。
2、房地产风险仍是重中之重，本次会议未提“房住不炒”是因为目前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关系已然发生变化，现在的矛盾不是“炒房”而是“房价下跌”。对这块风险的化解则是双管齐下：短期充分满足房企的流动性需求（融资需求），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中长期通过“三大工程”的推进，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3、需要注意的是，会议虽未提及“房住不炒”，但也没有出现与需求侧相关的表述，比如此前出现过的“要因城施策，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解决好新市民、青年人等住房问题”本次也并未出现。
风险提示：经济不及预期，政策力度不及预期等。
15、中泰证券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学习心得
（张德礼 游勇）
2023年12月11日至12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延续了“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的提法。学习完通稿后有两个感受，一是“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2024年稳增长政策力度将大于2023年，但在高质量发展要求下中国经济不会走老路；二是在不搞大刺激的情况下，和往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相比，本次会议更注重对政策全流程的管理，包括政策储备打好提前量、不折不扣抓落实、政策效果评价上注重有效性等。
具体来看，我们认为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
第一，在肯定2023年经济工作成果的同时，也明确指出推动经济回升向好需要克服一些困难和挑战。和“三重压力”相比，本次会议对困难和挑战的界定更加明确，即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此外，困难和挑战还包括风险隐患仍然较多、畅通内外循环都面临压力等。会议也指出了“综合起来看，大陆发展面临的有利条件强于不利因素”。
第二，需要去有效应对和解决问题，加大宏观调控力度，但在高质量发展要求下，不会走老路和强刺激。会议明确提到，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经济建设是中心工作，高质量发展是首要任务。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原则在会议通稿中多次提及，包括“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等。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大规模刺激地产和基建的概率较低。
第三，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放在2024年经济领域各项重点工作的首位。用以往的预期+产能分析框架，难以解释2020年以来制造业投资为何持续高增长，这种背离可能和制造业投资也承担了一定的逆周期调节作用有关。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了一些重点发展的产业，包括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新型工业化、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新赛道等。但正如前文所提到的，本次会议指出当前面临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问题，考虑到近年一些行业尽管符合经济转型方向但产能快速扩张，未来在引导产业发展时可能将更加科学。
第四，对比近两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货币政策相关内容有几点变化。首先，2022年的指出保持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而2023年的指出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预期管理目标相匹配，尽管本质上是一回事，但2023年的突出价格水平预期目标，可能和近期CPI同比、PPI同比均连续为负有关，对物价的关注度提高。其次，强调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可能意味着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在基础货币投放、支持重点领域将发挥更大作用。最后，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从保商业银行息差的角度看，通过MLF和1年期LPR下调引导存款利率下降，可能是2024年广义货币政策的重要任务。
第五，从对财政政策的部署看，2024年财政政策发力值得期待。市场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如何部署财政政策的关注度很高，从通稿看，2024年财政政策有望延续发力。一方面要求“用好财政政策空间”，目前主要是中央财政有加杠杆空间，但“用好”可能表明赤字率不会大幅高于3%。另一方面，合理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用作资本金范围，在土地出让金收入锐减和化债压力下，通过预算内的专项债资金缓解地方财政压力，可能会是近年“堵偏门、开正门”这一思路的具体体现。
第六，扩大需求方面，也有些新提法。一方面要“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这意味着从投入产出的角度看，消费项目需要有增长空间，投资项目能够产生回报，这是消费和投资形成相互促进良性循环的前提。另一方面要“以提高技术、能耗、排放等标准为牵引，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2024年可能围绕技改和家电以旧换新出台相关政策。
第七，稳预期成为2024年经济领域的重点工作。如同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指出的，社会预期偏弱是当前中国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之一。弱预期对消费、投资和金融市场的负面影响也已体现出来。会议指出要“切实…改善社会预期”、“多出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政策”，和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相比，甚至将稳预期放在稳增长之前。“加强经济宣传和舆论引导，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注意把握…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核心都是为了要稳定预期。
第八，和往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相比，本次会议从全流程的角度去推动优化和落实各项政策。各项政策只有落到实处，才能起到预定效果。高质量发展阶段，加大宏观调控力度，但不能搞大刺激，需要推动优化和落实政策，一是在政策储备上打好提前量、留出冗余度；二是要不折不扣、求真务实抓落实；三是在政策效果评价上注重有效性、增强获得感；四是加强政策协调配合，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强化政策统筹，确保同向发力、形成合力。
第九，重点领域化险继续推进。房地产相关部分，基本延续了现有政策表述，比如“一视同仁满足不同所有制房地产企业的合理融资需求”，关键看后续如何落实。隐债化解相关部分，从“经济大省要真正挑起大梁，为稳定全国经济作出更大贡献”来看，隐债化解压力较大的省市自治区2024年重大项目投资可能面临一定压力。
风险提示：政策变动，经济恢复不及预期。
16、国金证券
五个关键词、四大经济工作主线
（赵伟团队）
事件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1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
一、会议五大高频词对应四大主线，即产业升级、消费投资良性循环、防风险及深化改革
较过往几年，本次中央经济会议更为言简意赅，“发展”、“高质量”、“改革”、“安全”、“产业”为通稿五大高频词。通观本次会议全文，通稿更为精炼、篇幅低于2020-2022年，但对比高频词可发现，“发展”、“高质量”、“改革”、“安全”、“科技”等关键词词频则相较2022年更多。
“发展”、“高质量”、“改革”、“安全”、“科技”五大高频词亦对应会议提及的2024年重点经济工作，即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消费投资良性循环、持续防范重点领域风险、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四大经济工作主线。
政策对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视度、支持力度或持续提升，在央地领导调研、10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中均有体现。年初以来，央、地领导针对战略新兴、先进制造业密集调研。总理在湖南开展首次调研活动，并主持召开先进制造业发展座谈会；多地新任一把手亦深入调研地方产业发展情况，重点强调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等。10月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中也多次提及，“加强对新科技、新赛道、新市场的金融支持”，将“更多金融资源用于促进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后续央行等部门召开的金融机构座谈亦再度强调落实，要切实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优质金融服务，把更多金融资源用于促进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等领域。
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或是2024年挖掘消费潜能的重点方向。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或有两层含义，一方面，需求端，发挥政府投资的带动放大效应、完善投融资机制，支持新基建、新动能等，以投资带动消费；另一方面，供给端，通过设备更新、相关设施建设等提供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以高质量供给带动潜在消费释放。
2024年，持续防范重点领域风险，同时加快“三大工程”落地。地产销售的低迷叠加库存高企，房企投资意愿或受到较长时间压制，2024年房地产投资增速或仍难回正。在此情况下，防风险或从两方面发力，一方面，加大政策支持“一视同仁满足不同所有制房地产企业的合理融资需求”、持续推进重点地区隐债化解工作；另一方面，防止地产投资“硬着陆”，加快“三大工程”项目落地、对冲地产拖累。据测算，“三大工程”年均投资规模或在1.2万亿元左右， 2024年其实物工作量的形成或受政策节奏及资金到位情况掣肘。
2024年，深化重点领域持续推进，以金融监管、金融机构改革，国企深化改革、民企相关制度改革为表征，背后均是政策加大对实体经济发展、经济转型升级支持力度。年初以来，各重点领域改革持续推进；金融监管机构体系由“一行两会”转向“一行一局一会”，金融体系建设亦聚焦为产业转型升级赋能 ；新一轮国企改革开启，聚焦科技自立自强等提高核心竞争力；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升级为顶层规划，并从营商环境、政策支持、法治保障等六方面，出台31条举措推动民营经济发展。2024年，上述重点领域改革或进一步深化落地。
二、2024年，财政稳增长或由中央加力，重点支持债务负担小、项目储备多的经济大省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当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中经济工作部分的“详解版”，和次年政府工作报告的“前瞻版”，从中可知次年经济工作部署思路。与不久前召开的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相比，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稳中求进工作基调不变，新增对当前经济修复客观研判和更为详尽的经济政策部署。会议总结当前经济修复的四大“堵点”，“主要是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仍然较多”，针对上述困难、挑战，2024年经济工作“以进促稳”，在“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三方面“促稳”，在“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求“进”；针对“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风险隐患仍然较多”，要“先立后破”，经济转型升级、过剩行业出清过程中，亦注重防范风险隐患。
宏观调控方面，会议新增“加强政策工具创新和协调配合”，“加强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科技、环保等政策协调配合”。一方面，指向后续财政、货币政策或加强协调、创新政策工具支持稳增长。2022年央行PSL支持、政策性开发性银行配合成立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等正是财政货币协同、创新政策工具的典例。另一方面，或指向多部门政策需“形成合力”、“强化统筹”，财政货币等宏观调控政策将更注重与稳就业、科技产业创新、区域协调、绿色环保等重点领域改革推进相配合。
具体来看，财政政策方面新增强调用好财政政策空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当前财政政策空间更多存在于中央层面，10月中央调增万亿国债将赤字由3%调增至3.8%，2024年中央或继续加大对地方财政支持，适当调增赤字、“准财政”等均是潜在资金补充途径。“提高资金效益和政策效果”与“经济大省要真正挑起大梁，为稳定全国经济作出更大贡献”相呼应，或指向后续财政资金更多倾斜与债务负担较小，项目储备较多、质量较高的经济大省，而非切块划分。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强化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合理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用作资本金范围”等或意味着，2024年中央、地方财政资金或进一步加大对地产“三大工程”等重大战略任务支持，且专项债用作资本金范围拓展可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乘数效应。与棚改项目具备地方财政资金、专项债，和PSL、政策性银行信贷支撑相比；当前地产“三大工程”落地进度可能受地方财政资金缺位掣肘。“优化支出结构”、“合理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用作资本金范围”指引下，后续中央财政资金、地方专项债等或加大对城中村改造、“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和保障性住房建设的资金支持，加快项目落地。
除了总量“适度加力”、结构支出优化外，2024年财政“提质增效”亦需稳增长项目储备匹配支持。2022年各地财政审计报告显示，项目准备不足是影响专项债资金落地的重要原因之一，意味着财政资金发挥应有效力亦需优质项目和充足准备配合。2023年前9月，地方基建类项目月度审批规模近2500亿元，低于2022年月均近6200亿元的审批规模，或指向缺乏项目储备等也对财政资金发力产生掣肘。后续财政资金充足的情况下，提前储备申报项目、加大项目前期要素支持，重点支持“十四五”规划的水利、交通优质项目等或是加快实物工作量落地关键。
风险提示：
1、 经济复苏不及预期。海外形势变化对出口拖累加大、地产超预期走弱等。
2、 政策落地效果不及预期。债务压制、项目质量等拖累政策落地，资金滞留金融体系等。
17、粤开证券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学习体会
（罗志恒）
事件
12月11日至12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全面总结2023年经济工作，深刻分析当前经济形势，系统部署2024年经济工作。
总体上看，会议的基调积极，从对当前形势研判、明年工作目标、政策基调、工作方法论等层面都释放了积极的信号，有利于增强和夯实明年经济持续回升的动力。政策基调尤其强调政策效率效果，增强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都强调效果，避免非经济政策对经济政策的冲击，避免合成谬误，将大陆的政策空间发挥出更好的效果。继续强调改革对促进经济动能的重要作用，强调谋划新一轮财政体制改革，分税制改革即将迎来三十周年，未来政府与市场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将有新的进展，从根本上解决当前财政形势紧平衡和债务持续增加的问题。一方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延续了12月8日政治局会议的重大判断和政策取向，例如“大陆经济回升向好”“明年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精准有效。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加强经济宣传和舆论引导”等。另一方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形势判断和工作部署等方面增添了许多新内容，例如“进一步推动经济回升向好需要克服一些困难和挑战，主要是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仍然较多，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鼓励发展创业投资、股权投资”“注意把握和处理好速度与质量、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发展与安全的关系”。风险提示：外部冲击超预期、房地产市场低迷超预期
解读
一、总体形势判断：回升向好，但面临内外部一系列困难挑战
会议充分肯定了“大陆经济回升向好”的态势极为不易，是“顶住外部压力、克服内部困难”才实现的。从经济运行看，2023年大陆经济运行是一波三折的恢复，总体处于疫后恢复态势，在服务业持续恢复的带动下实现了一季度开门红、二季度下行压力加大、三季度持续回升，完成全年目标是大概率事件。对下阶段经济形势判断，会议认为需要克服内外部一系列困难和挑战：内部面临“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仍然较多，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外部面临“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宏观总需求不足、微观主体信心不振是当前拖累经济恢复步伐的关键因素；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则进一步加剧物价低迷，影响企业营收和利润、居民就业和薪资，导致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的背离；房地产、地方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风险凸显，对经济恢复造成负面冲击。同时，海外地缘政治冲突走向、发达经济体衰退风险与货币政策变化、美国大选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全球贸易体系和产业链体系重构等将通过贸易、资本流动、情绪、金融市场等渠道对大陆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形成扰动。会议特别强调，“大陆发展面临的有利条件强于不利因素，经济回升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增强信心和底气。”信心比黄金更重要，2024年是疫后的第二年，疤痕效应逐渐消退，扩大总需求、放松供给约束、提振市场主体信心、激发地方政府活力，稳住房地产这个牛鼻子，中国有可能实现5%左右的经济增速。
二、总体政策取向：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
会议要求，“明年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多出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政策，在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上积极进取，不断巩固稳中向好的基础。要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强政策工具创新和协调配合。”会议对明年经济和政策的总基调偏积极，进一步阐释了稳和进的关系，即“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和“加大宏观调控力度”，有利于推动明年经济向好，夯实恢复的基础。稳定的经济社会环境是进的前提，而稳定经济环境的取得也需要积极进取的政策支撑，比如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继续发力并优化的房地产政策等。明年预计能实现5%左右的经济增速，主要动能将是服务业、高端制造和基建投资。进的政策促进稳的形势和稳的预期。同时，要坚持稳中求进，调整政策和推动改革要把握好时度效，坚持先立后破、稳扎稳打，做好新旧动能接续，防止发生处置风险的风险。“先立后破”对于新旧动能转换期的中国经济而言尤为重要。大陆长期改革过程中形成的“摸着石头过河”以及“渐进试点”等做法就是先立后破的方式。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过这个表达：“必须坚持稳中求进，调整政策和推动改革要把握好时度效，坚持先立后破、稳扎稳打。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坚持系统观念。”2022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绿色转型是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要先立后破，而不能够未立先破”“实现‘双碳’目标，必须立足国情，坚持稳中求进、逐步实现，不能脱离实际、急于求成，搞运动式‘降碳’、踩‘急刹车’”。政策基调的积极还突出表现在对经济发展的重视上，会议强调要“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没有足够的物质基础保障，就难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就要求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加强政策工具创新和协调配合，加快经济恢复步伐、呵护经济行稳致远。
三、更加注重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在政策效果评价上注重有效性，增强获得感，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加强经济宣传和舆论引导
今年以来宏观数据和微观感受出现明显背离，微观感受不及宏观数据，反映出微观主体预期不稳、信心不振，将对经济平稳持续恢复形成拖累。第一，微观主体信心不振会导致宏观政策的效果弱化，产生“减税降费陷阱”和“流动性陷阱”。近年来，大陆持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但是政策效果在边际递减，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政策的空转和低效。第二，信心和预期不足将加大经济收缩和下行压力，导致预期的自我实现。信心和预期不足将导致“预期经济下行-行为收缩-经济表现下行”的循环。第三，信心和预期不足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府公信力，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因此在制定政策和评价效果方面，会议特别强调了以下几点：
其一，“注意把握和处理好速度与质量、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发展与安全的关系。”不能因为质量和安全而忽视了速度和发展，不能只关注宏观数据和发展经济而忽视了微观感受和改善民生，相互之间不是对立，而是有机统一。
其二，“在政策实施上强化协同联动、放大组合效应，在政策储备上打好提前量、留出冗余度，在政策效果评价上注重有效性、增强获得感。”近年来部分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舆论倒逼、政府被动响应”的特征，而且部分政策之间缺乏系统性和统筹谋划，存在碎片化倾向，制约了政策效果的协同发挥。不能让市场等待政策，而应让政策走在市场预期前面，超出市场预期，如此才能打破低迷的市场情绪，调动起微观主体的积极性。
其三，“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加强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科技、环保等政策协调配合，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强化政策统筹，确保同向发力、形成合力。”部分非经济政策的紧缩效应，比如过去部分地区存在的一刀切的环保政策、拉闸限电、部分行业的调整等，客观上导致企业和居民的信心不足。减税降费后，企业仍不敢大幅追加投资、居民不敢提高消费，结果就是减税降费并不能有效地拉动经济增长，减税降费的作用衰减，陷入“减税降费陷阱”。因此，要综合考虑非经济政策对经济的影响，避免其引发供给冲击和打击市场主体的积极性。
其四，“加强经济宣传和舆论引导，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当前经济是结构性恢复而非全面恢复，部分受损群体受到了冲击并产生了一定的负面情绪，有必要加以积极正面引导，否则负面情绪相互传染，微观主体信心不足的局面将持续，拖累经济恢复进程。发展和解决问题终归是最重要的。有必要做好提前与市场充分、有效沟通，及时、有力、有效地回应舆论关切，改进宣传方式。经济有亮点也有隐忧，积极回应和应对，才能真正打消公众疑虑。
四、扩内需：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正反馈效应
会议提出“要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中国经济正从外需驱动转向内需驱动、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经济的驱动力与经济发展阶段、资源禀赋特征和重大国家战略密切相关。2024年仍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主要从两方面发力：一方面，刺激消费需要解决居民消费能力不足和消费意愿不强这两个关键问题，尤其在居民信心不足情况下，对中低收入人群发放现金补贴有利于提高消费能力；通过财政支出结构向医疗、教育和养老等公共消费领域倾斜，有利于解决居民后顾之忧，提高居民消费意愿。中长期来看，要从根本上解决消费不振的问题，则需要在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快构建公共服务体系、引导中长期消费升级、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着力。另一方面，扩投资的同时要综合考虑投资的效益，把更多的资金用于支持国家重大战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惠民生补短等领域，而不是盲目上项目、片面追求GDP“量”的增长；无效投资必然导致债务高企，浪费政策空间。
具体来看，一是部署推进实施“十四五”规划纲要确定的重大工程项目。加快推进量子信息、科技攻关等引领未来发展的重大攻关项目，川藏铁路、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开发等基础设施领域的世界性标志性工程。二是推动都市圈轨道交通、5G基建、特高压、新能源充电桩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落地。三是投向养老、托幼、城市排水排污系统等重要民生补短板领域，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消费和投资是有关联的，有效投资和有收入支撑的消费都是扩大内需的抓手。投资活动在短期形成经济需求，但在中长期会形成经济供给，优化供给结构，最终服务于消费；而且投资活动中的从业人员的收入将带动消费增长，从而再次带动投资。终端消费需求上升有利于提高制造业投资等，而高质量的投资形成高质量的供给，有利于促进消费的释放。五、积极财政政策：适度加力、提质增效，落实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保障财政可持续性；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会议对财政政策的基调与去年底会议基调大致相当，“适度加力、提质增效”总体是积极的，即加力以扩大总需求、防范化解经济社会风险，但同时提出“适度”、“提质增效”“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用好财政空间”，也就是说要根据经济社会需要来实施，不搞大水漫灌，积极的财政仍是高质量发展框架下的积极，避免大幅提高财政风险，让财政更可持续。更重要的是，会议提出了要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这是短期化债、扩大总需求之外更利长远的举措。
第一，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调不变，这是由当前经济恢复基础不牢、微观主体信心仍未根本提振的形势决定的。2024年赤字率或有必要突破3%，赤字规模由中央占主导。2023年四季度增发1万亿国债，并提前下达2024年度部分新增地方债额度，有助于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在2024年形成开门红，但需注意政策接续性，避免出现项目资金后继无力的局面。要实事求是面对真实赤字率，避免长期采用的“控赤字+扩专项债”导致赤字规模过小、专项债使用效率偏低的局面。赤字率突破3%可向国际国内传递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信号，有助于提振微观主体信心。同时，考虑到当前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矛盾突出和防范化解债务风险的背景下，将由中央政府加杠杆来承担更多支出责任或将资金转移给地方政府使用。
第二，“提质增效”是近年来财政政策在加力之外的重要目标，这是由当前财政形势紧平衡决定的。越是收支矛盾加大，越是要提高财政支出绩效，这要求收入端减税降费要从追求数量规模型转向效率效果型；支出端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前储备和挖掘好的项目，提高项目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第三，重提“结构性减税降费”，有利于进一步稳定宏观税负。大陆已连续十几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长期实施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导致宏观税负逐步下降下行，财政空间仍有但总体在持续收窄。因此，未来的减税降费要注重效率和效果，注重结构性减税降费，侧重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等领域，这有利于稳定宏观税负，避免债务规模因减税降费而过快攀升。
第四，会议提出“合理扩大专项债用作资本金范围”，有利于解决当前专项债项目收益持续下降的问题。当前各方对于专项债一般化的问题已形成较强共识，专项债项目收益持续下降引发债务风险、降低财政统筹能力，同时部分专项债资金闲置导致未能充分发挥出财政资金稳增长作用。扩大用作资本金范围有利于储备更多收益更高的项目，推动项目尽快落地，降低风险、促进稳增长。
第五，为进一步用好财政空间，未来财政政策有必要以支出政策为主、减税降费等收入政策为辅，推动财政政策逐步从重投资转向投资与消费并重，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经济下行期，支出政策的效果往往好于收入政策。因为减税的收入政策要通过市场主体起作用，传导链条长，而且容易受到其他因素干扰。一旦市场主体的信心不足，减税降费等收入端政策既不能拉动经济增长，而且还推升了赤字和债务，陷入了“减税降费陷阱”。过去大陆持续推出减税降费退税缓税有效地缓解了市场主体现金流紧张的问题，提高了企业的抗风险能力，但是也导致宏观税负持续下行。
第六，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是下阶段的重要任务，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前财政运行紧平衡、地方债务持续增长的问题；分税制改革实施即将迎来三十年，有必要进一步将改革进行到底。1994年分税制改革实施以来，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至关重要的基础性制度。
一是集中了中央财力，有力地提高了中央宏观调控能力；二是建立了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有效地降低了区域财力差距，助力推动区域均衡发展和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三是配套的税收制度改革等理顺了政府与市场关系，维护了统一大市场，避免了区域分割；四是初步理顺了中央和地方关系，稳定了中央和地方的预期，从形形色色的包干制进入到稳定的中央地方关系阶段。但是，当前仍然存在政府与市场关系和边界不清、中央和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不清、地方政府承担过多的事权和支出责任、财力不够协调、转移支付不规范、省以下财政体制有待进一步深化等问题，有必要在未来改革中进一步解决。可以预期，未来要进一步理清政府与市场关系，界定政府规模，避免政府支出责任持续扩张；中央上收部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减轻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和支出负担；进一步稳定宏观税负；不断规范转移支付尤其是共同事权转移支付等。
六、货币政策：稳定总量，调整结构，盘活存量，提升效能
会议提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精准有效”，与2022年“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的表述相比，一是增加灵活适度，二是“有力”变“有效”。灵活意味着货币政策会根据经济金融运行情况相机抉择，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有效则意味着总量相对克制，更强调质效和实际效果，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盘活存量贷款、提升存量贷款使用效率是未来工作重心。
具体看：其一，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利率仍有下调空间。会议首次提到货币供应量不仅与经济增长相匹配，还要与价格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当前物价水平低迷，虽然名义利率处在较低水平，但实际利率偏高，未来仍需要降低实际融资成本。考虑到汇率掣肘因素减弱，预计明年一季度有可能降息，同时相应调降存款利率，保证银行合理息差水平。
其二，货币政策要遵循高质量发展的总体要求，不会“大水漫灌”。央行行长潘功胜在接受新华社专访中提到：“管好货币总闸门，守护好老百姓的钱袋子”。货币政策在刺激经济的基础上，或带来物价水平波动，但不会刻意追求通胀，在满足经济发展需要的基础上，不让老百姓的票子变“毛”是重中之重。这意味着货币政策在总量方面会相对克制，宽松的力度有限。
其三，精准投放是关键，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盘活存量是重要抓手。潘功胜行长多次提到：“过去依赖基建和房地产投资的债务推动型增长模式，也许短期内能实现更高增速，但也会固化结构性矛盾，损害增长的可持续性”。随着经济结构转型，天然地，货币政策投放重心也随之转变，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将是支撑信贷总量的关键。此外，本次会议首次提出“盘活存量、提升效能”，结合近期央行表态，未来将重点关注存量贷款结构的优化，将低效占用金融资源领域的信贷资源腾挪出来，投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普惠小微、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其四，落实金融体制改革。一方面，央行将加快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深化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另一方面，央行也会大力推动各类商业银行聚焦主责主业，尤其是中小银行健全公司治理，完善股权结构。此外，债券市场建设、境内外金融市场互联互通都会迎来提速。
七、产业政策：发挥科技创新对产业的引领作用，发展新质生产力，发展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
会议强调了科技创新对产业的引领作用，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完善新兴举国体制，围绕稳存量、提增量、谋变量、强保障四个方向提出新的部署。本次会议有诸多新的提法，包括“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应用基础研究和前沿研究”“鼓励发展创业投资、股权投资”等。如果说2023年的产业政策强调补短板，加强国产替代，提高安全水平；那么2024年的重心则是科技引领，前瞻布局。
一是稳存量，制造业重点产业链要加强质量支撑和标准引领，传统产业要加速转型。会议提出：“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质量支撑和标准引领，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同时要求广泛应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意味着在新旧动能转换的关口，政策会进一步支持重点产业增强全球影响力，推动传统产业转型，这也会带来技改投资，有利于稳住经济基本盘。
二是提增量，战略新兴产业的作用要进一步发挥。会议提到：“要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数字经济，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打造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战略新兴产业谋划了发展路径。此外，会议强调了对数字经济领域的支持，更在货币政策表述中特别点明，要引导金融资源投向数字经济领域，数字经济产业或迎来大的发展机遇。
三是谋变量，特别强调未来产业，国家、省、市层面的未来产业发展规划和政策将加速出台。会议指出：“开辟量子、生命科学等未来产业新赛道”。2024年，未来产业的图谱将逐步清晰，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等未来产业的支持力度将大幅提升。发改、工信等相关部委也将加速出台规划或行动方案，未来产业或正式进入政策导入期。
四是强保障，首次提到“鼓励发展创业投资、股权投资”。传统的财政资金很难适配新兴产业企业的发展诉求，而创业投资、股权投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机制，能够为相关企业提供稳定的长期资金，畅通“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今年出台的《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草案）》中设有专门章节支持创业投资基金发展，明确提出：“对创业投资基金给予政策支持，鼓励和引导其投资成长性、创新性创业企业，鼓励长期资金投资于创业投资基金”。可预期地，明年对于创业投资的支持力度将进一步加大。
一方面，在投资范围、投资策略、杠杆适用、存续期限等方面给予更多宽限；另一方面，在投资退出等方便提供更多便利，例如支持其在私募股权二级市场流转、开展份额转让，强化其转让过程中的税收保障等。
八、防范化解风险：地方政府债务、房地产和中小金融机构风险
会议提出“防范化解风险”“持续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要统筹化解房地产、地方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风险，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当前重大风险主要集中在地方政府债务、房地产和中小银行领域，明年防范化解风险将重点关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继续推进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工作，硬化地方债务约束，防止隐性债务化而不绝。7月24日，政治局会议提出“一揽子化债方案”后，各地积极通过财政化债和金融化债等方式推动区域内隐性债务化解。其中，特殊再融资债券超预期发行，截至12月8日，全国共有27个省份累计发行特殊再融资债券13770.17亿元。从地区分布来看，贵州、天津、云南、湖南、内蒙古等债务负担较重的省份成为本轮特殊再融资债券的发行主力，发行规模均超过1000亿元，分别为2148.8亿元、1286.3亿元、1256亿元、1122亿元和1067亿元。但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特殊再融资债券化债主要缓解的是当前风险，仍有必要通过体制机制的联动改革抑制隐性债务产生的土壤。在稳定宏观税负的同时，厘清政府与市场关系，界定政府职责与规模，解决无限责任政府职能过大、支出责任过大的问题是根本。
二是化解房地产风险，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随着大陆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近几年房地产领域逐步暴露出一些风险，例如房企债务风险、期房烂尾风险、房地产销售和投资持续低迷等，对财政、金融、经济等各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要化解当前房地产风险，有几个重要抓手：一是做好“保交楼”工作，加强对房企的预售资金监管，防止期房烂尾，保障购房者的合法权益；二是防止健康房企出现流动性紧张，要一视同仁满足不同所有制房地产企业合理融资需求，当前金融机构为保障资金安全而出现慎贷惜贷行为，导致民营房企面临融资难问题；三是提振居民购房信心和需求，因城施策用好政策工具箱，更好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四是加快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和“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三大工程”建设，既能对冲房地产投资下滑，又能改善居民居住条件。
三是及时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防止风险蔓延。近年来中小银行在发展经营过程中聚集了较多风险。2019年起，个别城商行、部分地区的村镇银行陆续爆发风险事件。化解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首先是要明确原则。银行风险的处置措施分为最后贷款人措施（流动性支持）、存款担保措施、行政接管措施三类行政性措施，以及自我救助措施、同业互救措施两类市场化措施。其次是压实属地责任。2022年央行发布的《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中央统一规则、地方实施监管”的原则，厘清了央地金融监管关系，将地方各类金融业态纳入统一监管框架。最后是大力推动合并重组。在合并重组过程中应重点明确重组目的：以化解风险为主要目的的，应重点考虑合并重组过程中对不良资产的处理。以谋求发展为主要目的的，应对银行发展现状进行充分分析，为新银行制定一套特色化发展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