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初期，鉴于前代王朝宦官的教训，在对待宦官采取怎样的策略？
鉴于前代诸王朝的教训，唐太祖、太宗时期严格限制内侍省的发展，宦官数量并不多，权力也很小，活动范围大多集中于禁中“太宗诏内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内侍为之长，阶第四，不任以事，惟门阁守御、廷内扫除、禀食而已”。
但在建国初期政局刚刚稳定的特殊环境下，一些宦官凭借某些机遇得以出使、将兵，建立功绩。李愍在贞观年间出使南方“贞观年中，太宗文皇帝以公勋旧功臣，爪牙心膂。遂令询访蛮蜀之风，抚慰南夷之使”。
张阿难“谟陈九德，勇冠三军。廓平湃陇，扫定河汾”，被授予右监门卫将军、银青光禄大夫，封汶江县开国侯；内侍王某“吐谷浑据龙沙”、“又出使吐蕃”、“二十二年，迁使持节”。
建国初期，中央政府整体上对宦官采取的还是限制措施。贞观十一年，针对宦官屡次出使的现象，魏征进言：“阉竖虽微，押近左右，时有言语，轻而易信，浸润之谐，为患特深。今日之明，必无此虑，为子孙教，不可不杜绝其源。
太宗即诏：“自今以后，充使宜停。”贞观十四年，魏征认为宦官接近君主，易生祸端，越出宫闱出使，并不是一个好的现象，太宗采纳了魏征的意见，停止了宦官出使。魏征的两次进言也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贞观年间宦官出使是一个普遍现象，但他们出使代表的仅仅是皇帝的旨意，事止则回朝，权力很小，对朝政没有太大的影响。
高宗时期，宦官的发展同样被严格限制，人员数量只是简单地增长，其活动领域也基本局限于宫闱之内，至则天时期，宦官也只是轻微的发展，“至永淳末，向七十年，权未假于内官，但在阖门守御，黄衣廪食而已。则天称制，二十年间，差增员位”。
但在武则天女主当政这一特殊时期，宦官地位有了轻微变化，姚崇在开元初年“十事要说”中这样评价武则天时期的宦官“后氏临朝，喉舌之任出阉人之口”，可知宦官在这一特殊时期开始慢慢拥有口含天宪的地位，朝官也开始与宦官曲意交接，如韦巨源暗通宦官，依附武氏，“此则暗通中人，附会武氏，托城社之固，乱皇家之基。”即使是这样，宦官的发展也基本局限于宫闱之内。
牛志平认为宦官在武则天时期没有大量发展起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武则天深受胡化影响，不愿受儒家伦理道德的束缚，相比起宦官，她更愿意宠信“面首”，如薛怀义、张氏兄弟等。
这一时期宦官没有大量发展起来很可能与政局稳定有关，在武则天统治的二十多年时间里，经济、政治、军事都处于平稳发展阶段，没有提供给宦官崛起的特殊条件和空间。
但这一时期还是有宦官能够参与军事和越出宫闱出使。宦官王文叡在弱冠之年入侍东宫，高宗时期参与军事“乾封之年，锡符行事……徙跸回鑾，策勋颁爵”，得益于其早期经历，王文叡的初官被授予了从九品上叙的武骑尉。
宦官莫义曾在武职系统任职“忠尽丧元之心，赏在酬功之地，因授云骑尉，转加陪戎校尉，又更加智果校尉。屡参武禁，历践戎班”，其后才进入内侍省奚官局担任最高长官奚官令。同时一些宦官也离开了宫闱，走向地方出使，宦官苏永在高宗时期出使岭南“龙朔中，奉使岭南”。
宦官马仙童在武则天时期出使突厥“天后朝，中使马仙童陷默啜”。可以发现的一个现象是宦官出使的地方大都为边疆蛮夷地区，这可能与宦官出身相关，他们大多出身于边疆地区“是时，诸道岁进阉儿，号‘私白’，闽、岭最多，后皆任事，当时谓闽为中官区薮”，更为熟悉当地的地理人文环境特征，因此皇帝选择派遣宦官出使边疆宣慰蛮夷、传达皇帝诏令。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同样也有宦官官至监门卫将军者，如内侍范云仙官至监门卫大将军。
这一阶段，最高统治者对宦官采取的还是打击抑制的措施。高宗时期，司农少卿韦机打击抑制宦官得到了高宗赏赐，“有宦者于苑中犯法，机杖而后奏，高宗嗟赏，赐绢数十匹，谓曰：‘更有犯者，卿即鞭之，不烦奏也’”。
同样对于宦官的过错高宗也绝不姑息，宦官依仗皇帝宠信，出门放鹞任意踩踏百姓庄稼，万年县令杨德干依法杖责宦官，高宗默许了杨德干对不法宦官的惩罚。
唐前期宦官的职位迁转大都在内侍省之内，其活动范围也大都局限于宫闱之内，只有极少数的宦官可以越出宫闱，走向地方出使，但他们代表的仅仅是皇权，事止则回朝，很少有侵权越权的行为，如果有，最高统治者对其采取的也是打击抑制的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