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北秋
编辑|北秋
希腊城邦的制度可以无休止地调整和修改，以适应不同的社区。定居的城邦本身可以对他们的制度进行即兴的、缩小版的实验。
在一个定居的城邦中，地方的次区域也常常被构造成整个城邦的一个缩影。流离失所的公民社区可以制作自己的公民机构的适应，以形成“流亡城邦”，没有任何方向，往往甚至作为一个挑战，在国内解决政权。也被早期的学者所识别，在其他地方的细节。
一、流亡者
密集的希腊国家系统意味着流亡者经常不得不在国家之间的空隙中形成他们的“流亡城邦”，特别是边境地区或其他边缘领土，这些地区不容易被定居的城邦控制。它们对这些毫无希望的环境的适应提供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
流离失所者的“强迫代理”。也许最著名的是，当斯巴达支持的寡头政治在雅典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失败后，一些雅典流亡者在雅典领土边缘的菲莱建立了一个据点，从那里他们与现任政权战斗，并取得了相当快的成功。
他们的内部政治组织没有得到很好的记录。然而，在重建民主制度后，雅典人纪念腓力流亡者作为一个更广泛的雅典演示 它保存了雅典的民主精神，也保留了它的一些结构，而城市本身是在寡头的手中。
作为这场更广泛运动的一部分,在雅典比雷埃夫斯港的更大一部分雅典民主流亡者可能会举行集会,集体集资甚至围攻。
这样的团体也可以在公民模式下表现出纪律严明的、复杂的组织：从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北部的腓利乌斯城来的寡头政治流亡者，在斯巴达人的帮助下，按照斯巴达人的模式，组织成了训练有素的公共用餐团体。
这给斯巴达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提供了进一步的援助。在另一个边缘寡头流亡组织的例子中，四世纪初在爱琴海巡游的一群被动员起来的寡头流亡者从西弗诺斯岛来到爱琴海。
他们任命了正式的流亡治安官来领导一场军事行动，试图夺回他们的家乡。
“流亡城邦”和其他流离失所的群体可以参与希腊国家间关系的另一种方式，获得承认和信誉，是使自己在希腊宗教生活的伟大共享中心可见。
特别是在德尔菲和奥林匹亚的圣所和体育节，这本身就是避难和庇护的地方。定居的城邦和其他国家，通常利用这些避难所和他们的活动作为宣传他们的成就、虔诚和利益以及与其他国家交流的机会。
流亡团体是已知的模仿定居国家的这些特点的活动，成功地重新融入州际社区，尽管他们在其他方面的边缘和间隙的位置。他们的活动包括在德尔斐和奥林匹亚建立纪念碑。
公元前5世纪，斯巴达的邻近地区麦西尼亚的某些居民在试图反抗斯巴达后被迫流亡，他们自称是几个世纪前被斯巴达奴役的古代麦西尼亚人的合法继承人。
雅典人帮助这些流亡者在城邦建立了一个据点，这个位置位于科林斯湾，在5世纪雅典人和斯巴达人之间的竞争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这些在麦西尼亚的人建立了胜利纪念碑，连同他们的主机，在奥林匹亚和德尔菲，伴随着铭文，以庆祝战胜斯巴达人和他们的盟友。
由现代考古学家重建的碎片保存。流亡者自称为“麦西尼亚人”，风格与家乡城邦的现任公民相同，这是一种强烈而自信的对一个城邦公民合法性的要求。
两个世纪后约公元前220—217年，一群来自亚该亚的流亡者进行了类似的干预，亚该亚是伯罗奔尼撒半岛北部的一个地区，是一个邦联，亚该亚联盟的传统中心。很快统治了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
就像前面提到的大多数其他群体一样，这些流亡者被迫进入边缘和有争议的领土：斯基罗斯地区或斯基里斯特地区，位于斯巴达和阿卡迪亚地区之间有争议的边境地区。他们的家乡，联邦亚该亚同盟，在这些年里与来自科林斯湾北部的强大联盟埃托利亚同盟交战。
这些亚该亚的持不同政见者在埃托利亚的权力中心特尔斐建立了一座纪念碑，以纪念他们的埃托利亚恩人西莫斯：
尽管很明显，这些流亡者利用德尔菲的环境和跨州的突出地位来获得对他们的政治身份、合法性甚至自治的承认，但他们作为一个政治团体的性质比我所讨论的其他例子要复杂得多，混合得多，在这些例子中，城邦的身份似乎是不言自明的。
这些流亡者认同于整个亚该亚地区，而不是一个单一的城邦。他们在这里的自我介绍中也特别突出了一个领导人，可能是一个反叛的亚该亚领导人。
他带着一些追随者叛逃到埃托利亚人的事业中。这表明他们意识到了一个由一个无可争议的领袖领导的皇家或雇佣军的模式，而不是共同指挥和集体主权的公民模式。
他们明确承认自己的持不同政见者和边缘地位：他们没有风格自己作为‘亚该亚人在斯基罗斯’，而是作为‘流亡者从亚该亚’。
希腊中部皮奥夏的普拉蒂亚，在公元前427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不久，被斯巴达人和底比斯人长期围困。
普拉塔亚人长期以来一直是雅典人的亲密盟友。在他们被流放之后，雅典人采取了不寻常的措施，将雅典公民身份扩大到所有在雅典避难的柏拉图派人。这一定有力地鼓励了雅典的普拉塔人融入雅典文化。尽管如此，柏拉图派在雅典也保持了一种身份和意识的分离。
在四世纪早期，一个名叫潘克利昂的人被怀疑非法要求雅典公民权，他的第一道防线是声称自己是一个被赋予选举权的柏拉图人。他一定已经计算好了陪审团对那些显然是局外人的人的熟悉程度，这些人因为是柏拉图人而变成了真正的雅典人。
雅典的柏拉图派社团仍然有足够的凝聚力和组织性，可以对这种成员资格的要求进行审查。吕西阿斯演说的发言人，起诉潘克里昂为非法公民，声称通过与雅典本身的柏拉图派社团核实，已经破坏了他的资格。
首先是与一位著名的柏拉图派长老，然后是其他柏拉图派的人，最后是柏拉图派社区的其他人，他被告知，他们每个月的最后一天都会聚集在雅典的奶酪市场。
当时在奶酪市场的一个普拉泰人确实声称丢失了一个与潘克利昂的名字和描述相符的逃跑奴隶。受人尊敬的普拉泰人因此被期望作为一个集体体定期聚集，有一个独特的普拉泰身份和普拉泰公民社会的意识，他们可以结合他们作为雅典公民的新角色。
很难确切地说出，除了社交活动之外，普拉泰流亡者在每月的奶酪市场集会上都做了些什么，但这暗示着，许多定居的城邦，比如雅典本身，每月都有一个强制性的公民大会，会上做出了最重要的决定。
公元前三世纪，流亡者在一个东道城邦找到了避难所，形成了一个更加明确的政治集会。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梅格洛波利斯的公民，公元前223年，斯巴达人被他们的传统敌人出他们的城邦，在他们的东道城市墨西拿举行集会，拒绝斯巴达的和平提议。
这一决定受到公元前2世纪大都会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的高度赞扬。这是一个更加即兴的集会，没有像迦勒底人和柏拉图人那样的正规化，但它确实代表了一个更短暂的“流亡中的城邦”在主城邦的核心。米里纳的卡尔西迪亚人、雅典的普拉泰人和梅西尼的大城市人在他们的家乡被摧毁后形成了他们的流亡社区。
一个流亡的派系也有可能从设在东道城市中心的一个仍然存在的城市，采取更有争议的步骤，形成一个明显的临时和临时的“流亡中的城邦”，以否认现任政权在国内的合法性。
法律演讲和历史记载描绘流亡派别与他们的基地在雅典在公元前四世纪的行为以这种方式。
普鲁塔克，一个更晚的来源，报告了斯巴达在公元前382年占领底比斯后，流亡者在雅典期间模仿和增选民主制度。他们听他们的领导人物的演讲，伯罗奔尼撒成立临时议会，并通过投票做出正式决定，就像一个定居的城邦所做的那样。
有趣的是，这些流亡者在回国后成功地在底比斯建立了长期的民主制度，部分是受到他们流亡经历的启发。
在一个更接近当时的来源中，埃斯基涅斯在公元前343年的一次演讲中报告说，后来从底比斯皮奥夏地区流亡的人举行了一次会议，选举拥护者代表他发言。这是另一个有趣的例子，就像那些卡尔西迪亚人和亚该亚人一样，一个流亡群体建立了基于联邦而不是单一城邦身份的临时制度。
也许联邦身份和临时建立的联邦机构为来自同一地区的完全不同的难民提供了一个团结的来源，其中没有一个城邦有足够的代表来构建一个更特殊的“流亡城邦”。
古典和希腊化的流亡者对公民制度和社区的适应，也可能比一群来自一个城邦或地区的流亡者在某处共同找到避难所，对城邦或联邦特征的模仿更具原创性。
二、古希腊公民权模式
在古希腊流离失所者的情况下，公民权不仅仅是一种排斥或压迫的力量；流离失所者自己也可以利用公民权的过程和理想来建立有效的临时流亡社区。
中的例子可以清楚地看出相关的流离失所群体几乎总是依赖于强大的定居国家的支持。流离失所的群体采用准公民的形式，有时可能使他们更容易受到这些外部力量的控制；这也使他们嵌入在规范的共识，集中在城邦作为最好的社会形式，在希腊的公民世界。
尽管如此，很难否认公民形式的采用和适应也给了流离失所群体代理权和自治权，特别是当它使他们能够干预国家间的外交和战争时，就好像他们是定居国家一样。以新的形式复制公民模式也给了局外人另一种自豪、尊严和社区的关注点，这在雅典边缘化群体的协会和社区的记录中尤其明显。
不必为了寻找全新的政治共同体模式而直截了当地拒绝古希腊公民权模式；事实上，古希腊公民权是双刃剑，而不是直截了当的压迫，因为它本身可能是外来者的资源。正如阿伦特所论证的那样，流离失所者重新选择公民权的最壮观的例子是流亡者建立的新城市，这主要发生在古希腊世界公元前500年之前。
尽管如此，即使用尽了自发城市基础的新机会，在一个国家保护自己领土的密集世界里，复杂的州际规范在发挥作用，古希腊流离失所的个人和群体仍然找到了新的方式来适应临时“流亡城邦”的公民原则和制度。
这些现象促使人们重新思考现代公民权，这种公民权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希腊的形式：在其根源上，它比通常所允许的要灵活得多，流动性大得多，对再创造的开放性也大得多，而且不需要与任何特定的地方甚至种族捆绑在一起。
正如古希腊的情况一样，对公民身份的更复杂和开放式的理解可以为流离失所者和东道主双方的政治互动和机构提供丰富多样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