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读《苏轼十讲》这本书的过程中，我突然发现了苏东坡身上的两个bug。
第一个BUG，是他的一生是高开低走的一生。
中国的文人，像王维、高适那样，一生无灾无难，官还当的挺大的，很少见。一般都是什么怀才不遇啊，比如像李商隐、李白，也有穷困潦倒的，比如李贺、杜甫，也有大起大落的，比如韩愈、王安石。
但是，像苏东坡这样高开低走的，还真是少见，甚至可以说是仅此一例。
他高开到什么程度呢？
他年轻的时候，跟随他的父亲苏洵、带着他的弟弟苏辙，一起从四川眉州老家来到京城开封，参加科举。考试的老师是欧阳修。欧阳修一下子就跟他投缘了，特别喜欢他，甚至是宠溺他。宠溺到什么程度呢？苏东坡在考试的时候，在文章里面写了一个典故。
欧阳修就觉得奇怪，我这么大学问，怎么没有见过这个典故呢？考完了就问他，你这个典故的出处是什么啊？苏东坡说，我编的。欧阳修说：“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这又是一个典型的不讲武德的，明明学生作弊胡来了，居然还加分了。
后来，苏轼苏辙两兄弟又参加了一个非常难的考试，叫“制科考试”。制科考试，非常难，整个北宋，通过考试的也就几十个人。
这次应举的人非常多，有三十三位，结果大宰相韩琦发话了，他说现在的年轻人真不懂谦虚，有二苏在此，居然还有这么多人来竞争！其中一场考试原定在八月举行，但八月份苏辙不巧生了病，又是大宰相韩琦做主，把考期推迟了一个月，到九月再考。因为他觉得苏轼、苏辙只要有一个不能参加，朝廷举行这个考试就没什么意思。
当时这兄弟俩在开封就是这么个地位。几乎整个政坛和文坛，都毫不怀疑，这两个年轻人的才华太耀眼了，将来肯定是朝廷重要的后备干部。
连仁宗皇帝见了兄弟二人，也高兴地说：“吾为子孙得两宰相。”
你想，当时他们兄弟俩才20出头啊。想想也是骇人听闻，就我的阅读面，我还真想不起来，那个人被朝野上下那么看好。而且还是兄弟两人被同时看好。我甚至私下里觉得，当时满朝的君臣都憋着要留一段“兄弟宰相”的佳话的。
但是，很快，苏轼苏辙两兄弟就卷入了王安石变法的乱局里面。你算算，1056年，他们来到京城，1071年，他就因为反对新法被从开封撵出去了。中间不过15年。这15年间，还有6年多，苏轼苏辙兄弟俩还因为父母去世，回家守孝各三年，所以，他们享受这个“高开”的政治红利，还不到10年。
到了元丰二年（1079年），四十三岁的苏轼，陷入了乌台诗案。差点把命都丢了。后来，就是各种被贬谪，颠沛流离。
这里我要补充一个历史逻辑：王安石变法，不是一个简单的赞成不赞成变法措施的观点之争。这里面其实有非常隐秘的政治矛盾。
宋仁宗一辈子什么都好，就是没有儿子。一直在后宫努力，但是一直就是生不出来。那怎么办呢？就从宗室中过继了这么个儿子，就是后来的宋英宗赵曙。但是仁宗一直就不服，我再试试。试试也有效，居然还就生了儿子，那就把赵曙撵走了。结果这个儿子又夭折，只好把赵曙又叫回来。
你替这位英宗赵曙想想，这个过程有多难受？你是潜在的帝位继承人，但是如果没能当得了皇帝，那是可能要把命丢掉的。所以，非常的憋屈。
赵曙当皇帝时间不长，一共才4年。他的儿子宋神宗继位。神宗皇帝为什么要折腾王安石变法这件事？其实一个非常隐秘的动机，就是要为自己的爸爸拔份儿：我们虽然不是正根儿的仁宗的血脉，但是，我们做成了大事啊。
神宗一死，宋哲宗继位，这时候只有10岁，所以，是高太后垂帘听政，反对王安石变法。等到宋哲宗自己亲政的时候：我要恢复我爸爸的变法路线。
后期北宋，其实就是在这种：“我要给我爸长脸”和“你别给你爸丢脸”的矛盾中，陷入了变法话题的鬼打墙。所以你看，宋徽宗这个人在历史上被说得一无是处，但是有一点，他上台之后取得第一个年号是“建中靖国”。四个字的年号不常见。意思是：我要不偏不向，你们别闹了，安生点行不行？这倒是一句切中时弊的话。
这么一分析，你就知道了，政局的演化，已经完全超出了一个人是不是有才能，他的观点是不是对，这些层面了。站队，变成了最大的政治。你也就明白了，苏东坡不再有机会。
苏东坡一生中的至暗时刻，是所谓的“乌台诗案”。乌台，就是御史台。汉代的御史台院里面中有大柏树，野乌鸦数千栖居其上，故称御史台为“乌台”。案子过程很复杂，简单说就是苏东坡在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写了大量说新法不好的诗，被人告发了。
乌台诗案的处理非常的不宋朝。因为我们都知道宋朝非常礼待士大夫，当时苏东坡是湖州太守。史料说：“擒一太守如驱犬极。”几个公差用锁链就跟撵狗撵鸡一样就把苏轼给拎走了。
然后就是持续103天的逮捕和审讯。每天就是拍着桌子问他，你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当时怎么写的。
整个这一段案卷全部留下来了，就这本书叫《乌台诗案》。这既是研究中国诉讼历史的一本极好的史料，也是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一段史料。哪有一个作家那么有幸，有那么几个人103天拍着桌子问他，这段到底啥意思？没有哪个作家有这样的机会。只有苏东坡有这个机会，而且记忆力特别好，几十年前写的一句话问他，片言只语都不带错的。
苏轼下狱后未卜生死，一日数惊。在等待最后判决的时候，其子苏迈每天去监狱给他送饭。由于父子不能见面，所以早在暗中约好，平时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有死刑判决的坏消息，就改送鱼，以便心里早做准备。一日，苏迈因银钱用尽，需出京去借，便将为苏轼送饭一事委托远亲代劳，却忘记告诉远亲暗中约定之事。偏巧那个远亲那天送饭时，给苏轼送去了一条熏鱼。苏轼一见大惊，以为自己凶多吉少，便以极度悲伤之心，为弟苏辙写下诀别诗两首，其中一首是这样的：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所以，从乌台诗案出来，苏东坡就是死过一回的人了。然后就是一生的颠沛流离。贬黄州、贬惠州、贬海南岛。过程中，经常也有境遇变好的时候，但都是好景不长。
那样的政局就是一个绞肉机，苏东坡根本就没有什么希望。
我在读《苏轼十讲》这本书的时候突然感受到了这种绝望感。你想，他被贬到黄州的时候，多大？42岁。那年，宋神宗多大？31岁。大领导那么年轻，你又把他得罪得死死的，这辈子可就完了。
“东坡”这俩字怎么来的？就是他在黄州住的时候，东边一片山坡上，开了菜园子自己种菜，补贴一点家用，就这么来的。他已经沦落为社会的底层，而且是翻身无望。苏东坡当然没法预知，宋神宗38岁就驾崩，更没法知道后面政局的那么多变化了。
以我们现代人的观点来看，大领导不喜欢，就躺平，想开点，跳广场舞去行不行？苏轼连这个选项都没有。
举个例子，苏东坡被贬到惠州，刚开始是居无定所，然后他觉得，应该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吧？天高皇帝远的，自己应该就被人忘了，得了，把积蓄拿出来，造个房子，把家安在这里吧。这一年他快60岁了。
等他在白鹤峰这个地方，买了块地，把房子造好，再把家小从常州搬过来的时候，他已经60岁了。但是就在他要安居的时候，进一步贬谪他的命令又下来了，这一次是让他去海南岛。那个时候的海南岛，可不是今天的旅游胜地，实际上就是剥夺了苏东坡继续在文明区生活的可能性。
你可能会奇怪，为什么朝廷下手会这么准呢？给你看一首诗：“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据说，朝中有人看了就不爽，你还春睡美？我让你换个地方睡吧。
我强调这个细节，不是说小人有多狠，而是想说，苏东坡没有意识到他处在一个大时代的转折点上。什么？印刷术带来的传播速度的陡然加快。就像我们今天有的人就没有意识到互联网技术带来的传播变化一样。动不动把自己的当下的状态贴出来，他无法想象大规模传播带来的效应。那是个人控制不了的。
其实，你站在朝廷那帮当权派的角度想想：如果让这些贬谪的人呆住了，他们就会串联，就会写诗，就会成为文化重镇，就会反过来对朝廷现在的施政产生压力，所以，就必须不断把他们打散。这当然是政治迫害，但是在当时的政局里，这也是肯定会发生的事。
现在你是不是有点能感受到苏东坡的那种绝望感了？高开低走，永无出头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