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朱元璋的南北榜案来看，考试公平与地域公平的博弈，科举的目的
科举制度自隋唐成型以来，历经千年演变，至明清时期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的规章制度，然而，明太祖朱元璋却对这套制度不太满意。
众所周知，朱元璋作为明朝的开国皇帝，是一位“马上得天下”的帝王，在他登基之初，明庭内部功臣众多，他们都是辅佐朱元璋打天下的谋臣武将，在朝廷有着很高的话语权，因此明太祖一度实行“荐举”制度，即由朝臣向天子推荐任职人选。
显而易见，这一制度有巨大的局限性：“推荐”的权利掌握在功臣手里，谁能当官还不是他们一句话的事情？
于是，朱元璋将目光投向科举制，希望能够选拔天下人才收为己用。
洪武三年，朱元璋通过科举，挑选了一些饱学之士，然而很快他就发现，这些人“能以所学措诸行事者寡”也就是说，朱元璋认为，中举之人全是书呆子，他一气之下，便将科举制度废除，直到十余年后，才下旨恢复。
然而，洪武三十年，行将就木的朱元璋，又遇上了一件烦心事，这就是所谓的“南北榜”事件。
那么，这一事件有着怎样的来龙去脉，朱元璋对这一事件的处理，又体现了为政者对科举制度怎样的设计呢？
震惊天下的科场舞弊案
1、“闹心”的科举
洪武三十年，一场“会试”如期举行。
所谓的会试，指的是中国古代封建制度下，对考中举人的学子在京城进行的考试，考中者由皇帝亲自面试，决定一甲前三名的人选（亦即状元、榜眼、探花）。
朱元璋眼见天下人才济济，感到非常高兴，他大笔一挥，将状元给了陈安，榜眼和探花则由尹昌隆和刘仕谔摘得。
因这次考试的时间在春天，故人称“春榜”亦称“南榜”。
消息一出，天下舆论哗然：这次的皇榜上面，居然只有南方的学子，北方人一个也没有。
于是，愤怒的北方学子将矛头直指考官刘三吾、白信蹈等人，质疑他们“私其乡”给同乡举子放水。
朱元璋闻讯之后龙颜大怒，他当即指示考官重新阅卷，在“北士”群体中选取一些贤才录用。
没过多久，刘三吾等人上奏皇帝，声称“北士”学问本来就不如南人扎实，且其中颇有谤议时政的话，建议皇帝维持原来的考试结果。
“北士”群体自然不肯善罢甘休，他们也给皇帝写了一封奏疏，声言刘三吾等人“以陋卷呈”，故意将成绩不好的试卷呈递给皇帝。
朱元璋忍无可忍，他将主考官白信蹈、新科状元陈安等人处死，刘三吾虽然因为年龄过大（85岁）而逃脱一死，他被夺去官职，发配边疆。
不久之后，朱元璋重新主持考试，这一次，朝廷录取的人，全是北方士子。
因这次复试在当年夏天，时人称之为“夏榜”亦称“北榜”。
从表面上看，朱元璋受了刘三吾等人的蒙蔽，好在他及时止损，纠正了错误，然而细品之下，却不免让人心生疑惑：如果说春榜尽取南士是舞弊行为，那么，夏榜尽取北士，难道是一种公平正义的体现吗？
2、迷雾重重的冤案
古典名著《三国演义》有这样一句话广为人知：“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纵观中国历史，每逢乱世，军阀割据之时，往往会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三国是如此，其后的东晋，南宋，都是靠着东南的半壁江山苦撑危局，就连朱元璋本人，也是在平定江南之后，方才誓师北伐，一统天下，及至他建立明朝，也是以南京（应天）作为首都。
江南的土地，在庇护了大量北方避难士子的同时，也形成了它独特的文化，自南宋以来，由于“衣冠南渡”南方儒学气氛浓厚，而中国北方却一直处在战乱之中。
换言之，南北差异是当时存在的客观事实，刘三吾等人的话并非全无道理。
更何况，朱元璋本人对此心知肚明，否则的话，他钦点陈安为状元，岂非向世人昭示，他没有识人之明吗？
除此以外，“舞弊案”主犯刘三吾的行为本身就让人感觉不可理解。
这个刘三吾是个什么人呢？
据《明史》记载，刘三吾本无心仕途，在老家当隐士，直到洪武十八年，七十三岁的刘三吾才被人引见给朱元璋。
朱元璋见他“奏对称旨”与自己很谈得来，便给了他一个“左赞善”的官职，以后又让他当了翰林院学士，成为自己的文胆。
《明史》还记载道：“三吾为人慷慨，不设城府，自号“坦坦翁”。至临大节，屹乎不可夺。懿文太子薨，帝御东阁门，召对群臣，恸哭、三吾进曰：“皇孙世嫡承统，礼也。”太孙之立由此。”
如果史书记载无误，那么刘三吾应该是一位胸怀坦荡的正人君子，他为了坚持儒家传统礼法，在朱元璋的太子朱标去世之后，建议皇帝立他的儿子朱允炆为太孙（也就是后来的建文帝），不惜得罪朱元璋在世的皇子，使他们与皇位绝缘，足见是一位相当有原则性的长者。
很难想象，洪武三十年的时候，这位已经八十五岁的老人会突然性情大变，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利，为同乡谋取利益。
而大明朝廷在朱元璋去世之后的举动，也从某种程度上印证了所谓“科场舞弊案”是一场由统治者炮制的冤案。
朱元璋去世之后，建文帝下诏将刘三吾从边疆召还，让他在京城颐养天年。
虽然史书之中没有记载大明朝廷是否为刘三吾平反，不过建文帝的举动本身就带有一定的政治属性。
中国古代的统治者经常标榜自己“以孝治国”而衡量一个君主是不是“至孝”的一个重要标准，就在于他能不能执行先皇的政策，所谓“先王之法不可变也”如果刘三吾真的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朱允炆怎么可能在朱元璋尸骨未寒的情况下将他召还？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洪武末年的南北榜事件，乃是朱元璋有意为之。
问题也随之而来，朱元璋这样做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1、皇帝的心病
关于朱元璋蓄意制造冤案，打压南方士子的原因，历来有多种说法，有人认为这是朱元璋对北方士子的一种拉拢手段，然而从实际层面来看，朱元璋的用意似乎不止如此。
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曾让太子朱标去考察洛阳一代，似乎有意迁都，可惜次年朱标病逝，迁都之议不得不宣告终止。
南京城乃是虎踞龙盘之地，地理位置极佳，朱元璋因何想要迁都呢？
这就不能不提朱元璋的一个心病：南京的官员，实在太多了。
前文已述，朱元璋在创建大明天下的过程中，不得不倚仗一些文臣武将，这些人在大明建立之后，成为大明的开国功臣。
朱元璋对此甚为忌惮，太子朱标在的时候，局势还勉强可控，然而朱标已死，将来的皇位继承人朱允炆在自己的长辈面前素无威望，一旦朱元璋驾崩，朱允炆能守住江山吗？
为此，朱元璋绞尽脑汁，他想的一个办法是，尽快脱离现有的官僚系统。
按照明朝的制度，官员在某地任职一段时期后，需要进行轮换，可洪武年间的朱元璋却面临一个难题：朝廷可以换人，但换上来的新官员，往往是前一任的亲朋故旧，他们互相通气，使得换人的效果收效甚微。
朱元璋、朱允炆祖孙二人自然不甘心这样的局面，他们动了脑筋：既然南方官官相护，为了打破这种局面，何不引入北人呢？
更何况，朱元璋此举还有一个现实的考量，元朝残余势力的侵袭。
洪武元年，朱元璋建立了大明王朝，然而元朝的势力仍然存在，以元顺帝为首的蒙古贵族退回草原，不停骚扰着明朝的北部边疆。
为了解决“边患”朱元璋想了很多办法，他多次派遣蓝玉、常遇春等人出征，对蒙元进行打击，此外，他大封诸子为王，允许他们拥有一定数量的军队，让他们充当大明王朝的保护伞
由于地理因素，明军北征的兵源自然从北方人群中募集，这就要求明朝的统治者，必须在政策上进行调整，以争取北方的人心。
明朝举行科举的目的，或许正在于此。
从实际效果来看，朱元璋的政策是成功的，同时也要看到，这一政策为继承其地位的朱允炆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2、意想不到的结局
元朝统治中原期间，实行错误的民族政策，导致汉人怨声载道，朱元璋抓住时机，成为反元战争的最大获益者，毫无疑问，这是他成功的一面。
然而，在朱元璋死后，建文帝朱允炆却要面临一个局面：那些曾经为国戍边的藩王，手里都握有兵权，他们的存在俨然成了大明王朝内部的“国中之国”。
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朱允炆选择了削藩，这极大地刺激了明朝的藩王群体，其中尤以燕王朱棣为最，他以“奉天靖难”为由，经过四年的战争，打下了应天府，成为历史上鼎鼎大名的永乐皇帝。
在长达四年的靖难之役中，南方士子大多作壁上观，为朱允炆殉节的臣子也只有方孝孺等少数几人，这恐怕是朱元璋制造冤案时始料未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