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文学】
我的奥林匹克情缘故事（五）
10. 一念之差 痛失“北外”
简直不敢相信！我又一次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
北京外语学院？我朝思暮想、梦寐以求的北京外语学院！那可是我心中的殿堂啊！多少个夜晚，我躺在北大荒的大土炕上，向往着带着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校徽，走进北外学校大门的兴奋，憧憬着手捧英语书坐在小碧池旁背单词的惬意......每次梦醒后，无奈的泪水都浸湿了我的枕巾。
怎么突然就出现了？怎么这么巧？怎么能这么容易？我的思维已经跟不上这样的节奏变化。我可是刚刚答应了北体的吴老师和赵老师，不会去其他学校的，还不到一个小时呀！我拼命为自己找理由，找依据，但都失败了。我无论如何也过不了自己心里这道关。
我眼睛看着地上，不敢直视北外的老师，不知所措，嘴里小声说着：“北体吴老师刚刚给我考完试，我刚刚答应吴老师......”他看着我，和蔼地叫着我的名字：“大光同学，没关系，你不用现在回答我，你回去考虑一下，考虑好随时可以来找我。我这两天还住在这里，但后天我就回北京了。”他那亲切的话语和脸上的微笑一直印在我的脑海。他叫我“大光同学”，我当时激动的几乎要流下眼泪。可是，尽管我激动得手足无措、语无伦次，却怎么都迈不过我自己心里的那道无形的坎儿。
几年后我才知道，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破冰，中国与多个西方国家建交，国家急需外语人才，特别是英语人才奇缺。所以，国家外交部等部门开始寻找我们这些当年外语学校的人才苗子。北外在招生前就把我们哈尔滨外语学校96个学生名单都找到了，学校决定，只要推荐上，不用考试直接录取。而那年北外招生名额没招满！作为北外的招生老师，他发现一个外语苗子是多么高兴！
我并不是糊涂，当时我的脑子很清楚，这是决定我人生的大事，这个机会是千载难逢的。但这道坎儿稳稳地占据着我的全部思维空间，牢牢地刻在我的心灵深处。不管自己心里多么难受，多么沮丧，甚至感到委屈，但自己心里这道坎儿如同小兴安岭山脉一样横卧在自己心里，不可逾越！多年的家庭、学校、社会教育，把“诚信”两个字牢牢地烙在了我的心底。诚信是人的第一信条！“诚信比天大！”答应人家的事就一定要做到。作为人，说话就要算话，必须讲信用！承诺的事情必须要兑现，不管什么理由，绝不能反悔！“言必信，行必果。”这个信条从小就牢牢地刻在了我的心底，套在了我的脖颈上，我无论如何也取不下来，绕不过去。
从北外老师房间出来后，我脑子里蒙蒙的，也不知道怎么走回到自己的房间，我的大脑好像是又停摆了。连日来发生的事，总是让我不知所措。像是在坐过山车，又像是在做梦，一切都好像那么不真实，一切又是那么实实在在发生在我的身上。一边是可以实现我人生理想，外交官的摇篮在召唤；另一边是对吴老师、赵老师诚实守信，做人原则的约束。我陷入极度的委屈之中不能自拔。我是那么向往北京外国语学院，向往成为一名外交官。可是，好像脑子里有一个巨人在一遍遍告诉我，说出去的话就是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诚信大于天！诚信比性命重要！这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信条。既然已经答应了吴老师，就不能反悔。没有任何人强迫我，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动摇我的这个信念。不管别人怎样看，不管今后的路怎么走，无论如何，我不能言而无信。不能对不起吴、赵两位老师，不能对不起北京体院。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这句话从上中学起就写在我的日记本第一页。这就是我，一个无论如何也迈不过去自己心里这道坎儿的、倔强的年轻人，一个20世纪七十年代地道的、典型的、傻呼呼的小知青。
命运就这样无情地捉弄着我。从全票选举通过上大学，到接到连长的“圣旨”；从每天在大地里煎熬，到被中央文件“救出”；从能重新上大学的兴奋，到只有四所地方大学选择的无奈；从听到史股长嘴里说到“北京”两个字惊喜，到听到“体育”两个字的惊诧；从坐一夜火车到师部的辛苦，到见到北体吴、赵两位老师的温暖；从刚刚平静下来的心情，到突然偶遇北外招生老师的召唤......
这几天，我的心像是被绑在了一个大大的过山车上，由极度兴奋到极度沮丧，又由极度沮丧到再度兴奋，再由兴奋到沮丧、沮丧到兴奋.......。命运之神一会把我托起送到小兴安岭的顶峰，一会又把我从山顶重重地甩向谷底。当我几乎感到绝望的时候，却又把我托起，又送到山峰，然后又重重地抛下去.....，我已经精疲力尽了。
我从心里感谢北京外国语学院这位老师，但我没有再去找这位老师，甚至连这位老师姓什么都没有问。我害怕见到他后不知道说什么。我也没有勇气向任何人再说起这件事，我想把它永远压在心底。
就这样，我带着无比沮丧，甚至有点悲壮，且又无比坦荡、平静的心情离开宝泉岭，坐火车回到了连队。
上世纪八十年代宝泉岭火车站
但往往越是觉得铁板一块的东西，越是会容易被击破——没过一个月，到北京后不久，我心里这道“铁板”的坎儿就塌方了，这个“信念”就像一张窗户纸，轻易就被捅破了，但为时已晚，这是后话。
先说说离开北大荒前几天的事吧，因为那是我一生中难忘的日子。
11.离开北大荒的日子
经过在团干部股的一番痛苦的选择，又经过在师部受到北体吴、赵两位老师的关心，特别是经过与北京外语学院老师的“奇遇”后，我反而平静了下来。回到连队后，更加感到大家的关心和惦念，我的心暖暖的。我一如既往地每天早起敲钟，代连长向各排分配任务，然后跟大家一起去劳动。晚上还是经常回来很晚，不管夜里几点回到连队，炊事班的大锅里永远都会有烙好的糖饼在那里放着。
一天晚上十点多钟，我跟最后一台拖拉机从地里下班回来，见到大食堂里还有一些人在那里聊天。我问大家为什么还没休息？他们说在等我，大崔说：“大光，你不够意思，从师部回来后，也不跟我们讲讲你在师部的情况，我们都没去过师部，很想知道你在那都遇到什么新鲜事了。”战寿庆接着说：“过两天你就要走了，这一走可就永远回不来了，剩下我们哥们可就要在这里传宗接代，彻底扎根了。”听了他们的话，我感到鼻子有点酸。是啊，这一走可就真的回不来了，整整六年，跨过七个年头，北大荒已经把我从一个16岁的孩子，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男子汉，现在却就要离开这片黑土地，离开这些朝夕相处的战友了。一连的战友是我这辈子最好的战友，是最亲的兄弟姐妹，没有他们的支持和信任，就没有我全连满票的投票结果；没有他们的帮助和据理力争，就不可能让省里的调查组把我从“冷宫”里“捞出来”，实现我上大学的梦想。
其实，在我到团部干部股的那天，就已经知道了省调查组到一连来的情况，团部的战友给我讲述了详细的过程。他们告诉我，我上大学的事，团部的很多人都知道。听说我被卡下来后，很多人都觉得不公平，为什么群众推荐的第一名不让走，却让第四名走？这显然不符合中央文件的精神。正巧那天省招生委员会调查组的两个人来到了团里，就是为了落实中央文件精神，纠正卡、压的错误情况，保证为国家输送优秀人才。调查组那两个人上午到达团部，中午在团部食堂吃饭时，就听说一连有个人被卡下了。两个人非常负责任，吃完午饭没有休息，坐着团长的吉普车就去了一连。到一连后没有进连部，直接到麦场，因为那里有两个排的人在干活。听说是省里来的调查组，大家都放下手里的活，围在了调查组那两个人的周围，把全连的投票情况和后来连里不让孙大光走，让第四名的XXX走等情况详细地跟调查组说了。并且大家强烈要求，要尊重群众的意见。省调查组的两个同志工作非常认真负责，不辞辛苦，那一天马不停蹄，下午就赶回团部，晚上连夜向团党委汇报。团党委也高度重视，立刻召开团党委会、团招生委员会会议，直到夜里12点多才结束。后面就发生了我在连部夜里接到团肖副政委电话的故事。
那天下午我在地里拖拉机上劳动的时候，远远看见了团长的小吉普车向一连方向驶去，但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那是给我的命运带来重大转折的时刻。晚上回到连里吃糖饼时大家对我说的话，我也半信半疑。直到夜里接到肖副政委电话后，我还在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
我向大家讲了在团干部股见史股长和为啥要去师部考试的情况，介绍了师部的概况，讲了北体老师带我考试和体检的过程等，大家听得津津有味。但我没有讲在师部遇到北京外语学院老师的事，因为那是我的一块很重的心病。
北大荒有个习俗叫“迎人的面，送人的饺”，也叫“上车的饺子，下车的面”。东北人大都爱吃饺子，我也爱吃。但在北大荒吃饺子并不多，只有到过春节的时候，是必须要吃饺子的。每到这时，炊事班要把饺子馅拌好，然后通知各班来领面、领饺子馅，回到宿舍大家一起包。那时，我们都是用脸盆盛面、盛饺子馅。很多人不会包饺子，特别是杭州青年，大家包出来的饺子各式各样、五花八门，但战友们热热闹闹，兴高采烈，过年的气氛也很浓烈。每到这时，都是恶作剧频发的时候。弄你一脸面，弄他一身白是常事；饺子里吃出个异物也不奇怪。如果谁能吃出来一分钱、两分钱，或是吃到里边是糖块的饺子，大家也会一阵欢呼，祝福他有好的运气。煮饺子就在宿舍屋内的取暖炉子上，也是用脸盆煮。开始还不太会煮饺子，有时候煮的时间长了馅都露出来了，有的时候才刚刚下到锅里，还没熟就被人捞上来吃了。年轻人胃口好，吃什么都香，吃什么都能消化。当然也有闹肚子的。
记得到北大荒第一个春节吃饺子就闹了一个笑话。那次我们文艺宣传队到嘉荫县慰问演出，晚上很晚才回到连队，战友们把包好的饺子放在外面冻好给我们留着。我们几个人高高兴兴，进屋就动手用洗脸盆煮饺子。那时刚到北大荒没几个月，我们几个人都不会煮饺子，看见脸盆里的水烧开了，然后就把一盆冻饺子全都倒进了脸盆里煮。没过一会，一锅饺子就全部粘在了一起，馅和面搅成了一锅粥，最后变成了一个大面坨。我们只能用勺子一块一块的挖出来吃，面和馅混在一起，也挺好吃。大家围在炉子旁，一边吃着大面疙瘩，一边说笑，把已经睡下的人都给吵醒了，有的穿上衣服下炕来和我们一起吃，还有的人趴在被窝里跟我们要两口尝尝。这个小插曲给我们到北大荒后的第一个春节增添了不少色彩，至今想起来，嘴里还有那道余香。
在北大荒吃的最香的饺子，是我离开北大荒的那个早上。因为我要走了，头一天晚上大家在宿舍里喝酒、聊天、唱歌，有弹琴的、拉二胡的、吹笛子的，热闹了大半夜才睡觉。可是凌晨四点多钟，天还没亮就有人进来把我推醒。我迷迷糊糊睁开眼睛看到是马强，他一边推我一边说：“快起来，炊事班把饺子都给你包好了，叫你快去吃，这是送你去北京上大学的饺子，必须要吃。”我一边穿衣服一边问：“这才几点啊，你们什么时候包的饺子？”他说：“炊事班的几个姐妹夜里两点钟就起来了，也把我叫去帮她们给你包饺子。她们说了，你就要上火车去北京了，咱们必须让你吃上这一口热乎的、难忘的饺子，让你永远也忘不了北大荒，忘不了咱们知青战友。”听着马强的话，想到今天就要离开战友们了，心里很是恋恋不舍。
合成照片：一连炊事班的战友，左起，李秀华、赵健、谷绪兰、吴树仁、康柏芝
那天早上在炊事班，战友们用北大荒人这最浓烈、最隆重的方式欢送我。
我在晨雾中来到炊事班，屋里热气腾腾，一片繁忙。大锅里翻滚着的白白的汤水和来回穿梭的饺子，就像翻滚着的江水和江上跑着的小船。大锅里冒着热气腾腾的气流，像一朵朵白云飘向空中，飘向屋顶又返回来，整个厨房都笼罩在“云雾”之中。“云雾”中，忽隐忽现出康柏芝、李秀华、赵健等战友们那一张张年轻、漂亮又真诚、淳朴的脸蛋，显得格外美丽、动人。耳边，是她们细声细语的祝福、嘱托和依依不舍的话语。屋里没有喧哗，没有热闹场面，只有一股股暖流随着一个个香喷喷的饺子吃到我的肚子里，并不断流向我的全身。我一边品味着北大荒这最后一顿饺子，一边贪婪地允吸着弥漫在空气里香喷喷的味道，那是热气腾腾的北大荒的味道，是北大荒知青战友的青春涌动，是人间最美好的真情厚意。
吃完饺子，天也快亮了。真的要离开了，那种难割难舍的心情难以形容。八点钟，几个战友把连里送我的大木箱抬到尤特（大轮拖拉机）后面的拖车上。那时，凡是上大学走的人，连里都为其打一个松木的大木箱，我的所有东西都装在里面，还空了很大地方，因为除了装东西外，送大木箱的主要目的是送点木料，东北的红松木是当时国家严格控制的木材，不能私自外运。用这种方式避开了国家的政策，作为给上大学的人唯一的福利待遇。所以，大木箱都是用毛茬大木板钉起来的，托运到家里后把木箱拆开就是半立方米的好木料。
那天早上，全连战友都出来到马路边送我，恋恋不舍，场面十分感人。连长和指导员都分别讲了话。然后我逐个与大家告别，和战友一一握手，千言万语，殷切的嘱托、祝愿、希望，更多的是“别忘了我们啊！”“有机会一定回来看看我们！”走到炊事班的几个姐妹旁边时，她们没有再说什么，该说的话她们已经说过好多遍了。特别是早上吃饺子时，她们那些反复的叮嘱我都能背下来了。这时，她们只是默默地和我握着手，默默地看着我，看得我好心酸、好难受。当我走到战寿庆、崔厚信身边时，大崔用他特有的方式跟我告别——用他那双大眼睛看着我半天不说话，脸上带着一脸坏笑，突然他用拳头狠狠地打在我的肩上，嘴里说着：“这是让你永远不要忘记北大荒，不要忘记咱哥们！”然后，我看见他脸上的坏笑一下子不见了，表情像僵住了一样，两个眼睛瞪得大大的，好像在极力克制着，我看见他的眼睛里一闪一闪的发亮.......，然后，他突然转过身去，迈着大步走了，再也没回头。
我走向66.3转业的老战士们那边，他们的激情让我没有想到。这些比我们大10来岁的转业官兵，对我们知青比亲兄弟还亲，是他们手把手教会我们干各种农活，教会我们射击、拼刺刀、扔手榴弹的技巧，带领我们野营拉练、上山救火，让我们学会各种在北大荒生活的技能。有的还经常让我们到他们家里去吃饭，他们每家杀猪时都要请一帮知青去“帮忙”，其实就是让我们去解馋，吃一顿新鲜的猪肉，喝一通酒。甚至他们回老家探亲时，就让知青们住在他们家里，吃喝玩都方便。六年多积累的深厚感情在这一刻爆发了，先是老战士家属们围了过来，七嘴八舌，拉着我的两个胳膊，像是要绑架似的。这时，牛排长过来把我从她们人堆里拉了出来，几个老战士这才过来与我握手告别。
让我没想到的是，几个老战士不约而同把我抱在怀里，跟我拥抱告别。要知道，那个年代很少有拥抱的，连我这个城市来的年轻人都不习惯。但那一刻，我被他们感动了。虽然他们有的人身上散发着汗酸味，嘴里呼出大蒜味，但看到他们真实情感的流露和眼里闪着的泪花，我毫不犹豫的与他们一个一个拥抱告别。我鼻子发酸，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最后，是与文艺宣传队的战友告别，这些一起跑遍全团和嘉荫县、边防军，一同上山演出、一同排练、一同唱歌跳舞、一同打打闹闹的兄弟姐妹，留下了多少天真而美好的回忆，今天就要分别了。再见了，亲爱的战友！再见了，亲爱的兄弟姐妹！再见了，伴随我度过青春年华的北大荒！
随着庄连长的一句：“行了，大光同志还要赶火车，宴席总有散的时候，除了去送大光的人，其他人都散了吧，各排按照我刚分配的工作去干活吧。”我听出来，连长的话有一半是给我听的，明显地带着情绪。我走了，每天早上向各排布置任务的事，就暂时由他自己亲自布置了。我爬上了拖车，和几个战友坐在那个大木箱子上，拖拉机开动了。人们都还没有散去，站在原地目送着我。这一刻，我再也控制不住，眼泪已经挡住了我的视线，看不清路边人们的脸。
我下意识地用手抹了一把眼睛，突然看到在人群旁边的大树后面有两个熟悉的身影在向我挥手，我刚才没有注意到她们，还没与她们告别呢。可是已经来不及了，车已经开了，越开越快，我站起来使劲朝那边挥手，人群也在向我挥手。
人群越来越小，连队越来越远，黑龙江又像是一条亮闪闪的白线，渐渐地离开视线，被小兴安岭山脉挡住了........。
就这样，我告别了那轰轰烈烈、刻骨铭心的知青生活，离开了生活六年的北大荒。
我脱去兵团战士的黄棉袄、大头鞋，换上哥哥在部队时送给我的，一直没舍得穿的军绿上衣和一双新买的布面“懒汉鞋”，背着简单的行李，带着复杂的心情，怀着无限憧憬和梦想，登上了南下的绿皮火车，去北京实现我的大学梦想。
但我面前的路并不是一条平坦的大道，更多曲折、艰辛和考验还在后面的路上等着我。
12.让人心酸的小插曲：火车上的女知青
我怀着五味杂全的心情离开连队，在团部换汽车到了汤旺河，登上了去哈尔滨的火车，准备在哈尔滨家里小住几天后去北京报到。汤旺河站离火车始发站乌伊岭只有两站，所以车上的人不多，那时由于条件的限制大家都是坐硬座，就是那种木板的座椅。
上车后我在一个靠窗子的位子坐了下来。坐在对面的是一个女青年，也像是知青，但感觉有点怪怪的，从上车就没正面见过她的脸，头发有一点凌乱，一直趴在小桌上抽泣。从汤旺河到哈尔滨的火车要开16个小时，她一路不吃不喝，没说一句话，趴在那就没动过。我很奇怪，但也不好问。经过一夜的颠簸，火车快到绥化站时，她才抬起头，侧着身，对着车窗整理了一下头发，然后，一动不动，两眼直直地看着窗外。我看见她的面孔，很清秀，一看就是个江南女孩，但两眼红肿，满脸愁容。我试着问了一句：“你也是知青吧？”她看了我一眼，脸上没有什么表情：“是的”。我又说：“我也是知青，是独立一团一连的，去上学。”她轻轻地“啊”了一声。过了一会，她慢慢转过头来看着我：“听说你们兵团落实中央政策好，只要推荐上的就要保证上大学，你们太幸运了。我是嘉荫县农场的杭州知青。”她看着我，又慢慢地说：“我是嘉荫县农场上大学的人里最不幸的一个。”我看见她眼睛里又有一点湿润。过了一会，她像是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似的，含着眼泪，对我讲了她的不幸故事。
她是杭州知青，1969年5月和几十个杭州知青一起来到嘉荫县农场。几年来，她努力工作，坚持学习，在各方面都表现突出，受到战友和职工们的信任和喜欢。几年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今年她如愿以偿，被推荐上大学。她怀着喜悦的心情填报了志愿——她家乡的XXX学院，并且是她非常喜欢的专业，也是很多女知青梦寐以求的专业。听说场里已经批准，只等接到入学通知书就可以回家乡报到了。那几天，一想到能回到家乡上大学，她乐在心里，喜在脸上。她准备到时候给家里人来个突然袭击，好好和家人一起庆祝一下。那是她到北大荒后最高兴的日子，她每天在大家羡慕的眼光中准备着、憧憬着，一切似乎都都很顺利。
可是，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听说很多人都陆续接到了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有的已经去报到了。她的XXX学院的通知书却迟迟没有收到。她两次给场部打电话询问，场部的同志告诉她：“没问题，别着急，应该很快就能收到录取通知书。”可是，几天过去了，还是没有等来XXX学院的通知书，却等来了一个人。这个人的到来，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块大石头，把她砸晕了，也打破了她的憧憬，粉碎了她回家乡上XXX学院的美梦。
来人中等偏高的身材，大大的眼睛，白白的皮肤，是个英俊的男青年，也是她的老乡，都是当年和几十个知青一起，乘一列绿皮火车从杭州来的知青。他聪明伶俐，活动能力很强，刚来时也在生产队干农活，后来调到了场部。那时，能调到场部工作的都是知青中的佼佼者，那意味着不用干农活了，是很让人羡慕的。那天，他专门从场部来到生产队找到了她。她高高兴兴地接待了他，前些天就听说他也被推荐上大学了，是“八一农大”。看来他真是个值得学习的好青年，将为北大荒现身一辈子。正好可以互相交流一下。但还没等她开口，他就面带笑容，但语气很强硬地对她说：“场部让我来通知你，因工作需要，场党委决定，你放弃XXX学院，改去兵团“八一农大”，你做好准备，很快就会接到入学通知书。”停顿了一下，他又说：“场党委还决定，由我去XXX学院更适合，并且已经和两所学校协调好了。”
“啊？！”她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的话就像一声闷雷，把她震晕了，她感到好像全身的血都涌到了头上，脑袋突然疼得发麻。她不知所措，胸口也憋得喘不过气来，嗓子像是被一团鹅毛噎住了，张不开口，发不出声。过了好一会，才憋出一句话来：“怎么能这样？怎么能这样？............”她两眼直勾勾地盯着他，嘴里不停地说着，像傻了一样。后来那个男知青又说了什么，她都没有听见。只记得那个高高的、英俊的背影，变得那么丑陋，像幽灵一样，很快消失在生产队的那条崎岖不平的小路尽头。
以后的几天，她没有笑过，很少说话，白天跟大家一起下地闷头干活，回到宿舍就蒙着被子躺在炕上。后来兵团“八一农大”的录取通知书到了，大家才知道她被人顶替了，不能回到家乡去XXX学院上大学了。战友们都很同情她，但都无能为力。听说那个老乡也已经接到XXX学院的通知书，很快就去报到了。她默默地收拾好行李，一个人在宿舍里休息了几天，迟迟不肯离开，好像在期待着什么......。直到学校报到的最后期限快到了，她才在战友们的护送下登上了火车。
听着她的故事，我的心又被触动了一下，几次想安慰她，但不知怎么开口。车快到终点站哈尔滨了，她拿出一个小镜子，对着镜子又整理了一下头发，疲惫和愁绪没有遮住她江南女孩子秀丽的脸庞，只是两只眼睛还带着红肿。
我默默地帮她拿着行李，下了车，送她到转车的候车室。临分手时，她突然使劲地握了握我的手，勉强地对我笑了笑：“谢谢你听我讲了那么多，替我分担了痛苦，我好多了。你是第一个听我讲这个故事的人，也可能是最后一个。我不会再讲给别人听了，这都是命运的安排，一切都会过去，放心吧，我会逐渐忘掉那些不堪回首的事。毕竟能上大学的都不容易，到学校后，我会努力学习，毕业后回农场为建设北大荒干一辈子。欢迎你以后能再来北大荒看看。”随后又说：“你比我幸运，能上北京多好，祝你今后不断取得进步！”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就让我们今后在不同的地方互相祝福吧。但她最后的那番话和那俊俏脸上的勉强一笑，永远定格在我的脑子里。
其实，她讲的“狸猫换太子”的故事，也同样差一点就发生在我的身上。但为了减少对她的刺激和痛苦，我没有讲给她听。我想，将来如果有机会或有必要的话，我会讲给她听。如果没有机会讲，就让它随风而去吧。
我在心里默默地祝福她，祝她将来好人有好报，祝她一生平安！
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我再也没有见过她，甚至没有听到过任何一点关于她的消息。
送走那位杭州女知青战友后，我和来接我的父亲和弟弟走出哈尔滨火车站。准备在家里小住几天后去北京报到。
（未完待续）
孙大光，男，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独立一团（现嘉荫农场）一连，哈尔滨知青（1968—1974）。后考入北京体育学院（现北京体育大学），毕业后留校做哲学教师，后调入国家体委（现国家体育总局）工作，直至退休。现任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监事，教授、博士生导师。
全程参与了中国申奥、办奥全过程。其专著《中国申奥亲历记——两次申奥背后的故事》，获第五届全国报告文学大奖和鲁迅文学奖提名。其中部分章节被选入全国中学生语文教材。
被中国公共关系学会评选为“中国公共关系十大特别贡献人物”；2019年入选中央电视台“改革开放40年40个第一”人物专题节目；2020年获“全球华人影响力人物大奖”；2021年，获中央国家机关“老党员故事征集活动优秀奖”，获“建党百年百人-杰出华人贡献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