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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朱小悦爱侃娱
编辑 | 朱小悦爱侃娱
在中国近代史上，邓世昌是一个响亮的名字他以甲午战争中的英勇牺牲被世人铭记。关于这位抗日英烈的后代情况，似乎鲜为人知。邓世昌的后人，曾孙因病早逝，留下的曾孙女生活窘迫在困境中依然心系社会，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她毫不犹豫地捐出了自己微薄的积蓄。究竟是怎样的家庭传承，让她在极度困难中依然选择奉献？邓世昌的家族故事，隐藏了哪些鲜为人知的细节？下面就由小朱带大家走进这个故事吧。
邓世昌出生在广东番禺一个商业繁荣的家庭，他的父亲邓焕芬，不仅是地方上知名的茶叶商人，还是一位具有远见的教育先驱。邓焕芬深知教育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变革的时代背景下，他坚信只有接受新式教育，孩子们才能在未来的社会中立足。他不遗余力地将邓世昌引入学习的殿堂，使他在幼年时就展现出了超乎常人的学习潜力。
邓焕芬经常带领邓世昌走访广州、上海等经济和文化较为发达的沿海城市，让他亲身感受到外界的风土人情及其背后的知识体系。在这些城市中邓世昌接触到了西方的现代教育模式，这些体验对他的成长影响深远。他在一个由教会运营的学校中学习算术和英语，翻阅西方的书籍，这些书籍开阔了他的视野，激发了他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心和探索欲。
1866年，福州船政学堂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海军教育的开端。这所学校得到了船政大臣沈葆祯的大力支持，目的是培养一批新式的海军人才，以应对日益严峻的海上威胁。为了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青年，船政学堂不仅在福建本地招生，还特别扩展到了广东、香港等地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8岁的邓世昌在父亲的鼓励和支持下，成功通过了入学考试，成为了这所新式教育机构的一员。
在船政学堂学习的日子里，邓世昌对海军技术与战术领域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和非凡的才华。他不仅对船舶构造、海上航行等领域进行了深入的学习，而且还积极投身于模拟海战和航海训练活动中，展现了他的领导力和战术创新能力。这一时期的经历不仅锻炼了他的身心，也为他未来的海军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1873年作为福州船政学堂的杰出学员之一，邓世昌获得了随舰实习的宝贵机会，他与同窗好友一同登上了名为“建威”的练习船，开启了一段探索南洋的远航之旅。这次实习不仅是一次对海洋知识的深入学习，更是对邓世昌领导才能和海上生存技能的严峻考验。在航程中，他面对海上的各种突发状况，如风暴、航道偏离等挑战，展现出了卓越的冷静判断和指挥能力，尤其是在紧急情况下的果断处理，赢得了船上外籍教官的高度评价和尊敬。
在这段海上实习中，邓世昌不仅仅是展示了他出色的航海和舰船管理技术，他的领导风范和对团队的照顾，使他在同学中的声望日益升高。他对每一个细节的关注，以及对同学们进步的鼓励，都体现了他作为领袖的潜质。这些表现不仅使他在实习期间成为了一个值得依赖的领航者，也为他未来的海军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船政大臣沈葆桢对邓世昌的表现异常关注。在得知他在实习中的杰出表现后，沈葆桢深感欣慰，认为邓世昌不仅技术娴熟，更重要的是具备了一名海军领袖应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邓世昌完成学业之际，沈葆桢特别授予他五品军功的荣誉，并任命他为“琛航”运输船的大副，这一职位不仅代表了对他个人能力的认可，更是赋予了他更为重要的使命和考验。沈葆桢期望邓世昌在今后的海军生涯中，能继续发挥其领导才能，为中国海军的现代化和强大贡献自己的力量。
这次经历，对邓世昌而言是一次重要的成长和转变。他不仅在技术上获得了进一步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在精神上获得了磨砺。他深知自己肩负的不仅是个人荣誉，更是国家和民族的期望。这份责任和使命感，成为他日后在海军生涯中不断前进的动力源泉。
在19世纪末期的东亚地区，日本的帝国主义野心日渐显露。1876年，日本以武力为后盾，迫使朝鲜王国签订《江华条约》，这一不平等条约赋予了日本前所未有的特权，包括但不限于领事裁判权，同时将朝鲜的传统宗主国——清朝——完全排除于外。该条约的首要内容宣称朝鲜是一个拥有与日本平等地位的主权国家，这一声明实际上是对清朝在东亚地区影响力的直接挑战。
随着日本侵略步伐的加快，朝鲜局势趋于紧张。1882年，朝鲜内部因政治斗争爆发了壬午兵变，这场变故迅速引起了中日两国的关注。鉴于事件的紧急性和对地区稳定的潜在威胁，中日两国几乎同时决定派遣军队前往朝鲜。
中国清朝政府决定派出邓世昌率领的“扬威”号战舰前往朝鲜仁川海口。邓世昌凭借精湛的航海技能和对当前局势的深刻理解，指挥“扬威”号全速前进，最终比日本的军舰提前一天到达仁川，这一迅速反应有效地挫败了日本试图利用朝鲜内乱进一步扩大其在朝鲜的影响力的图谋。
在1888年的一次重要军事行动中，邓世昌展现出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成功平定了台湾地区的叛乱。这一壮举不仅稳定了地区局势，还为他赢得了提督的职位。这次胜利后邓世昌终于获得了短暂的休息时间，他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回到久别的家乡探亲。这是自从1871年投身军旅生涯以来，邓世昌第二次有机会回家看望亲人，整整17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奔波在军事前线，为国家的安全和利益奋不顾身。
不幸的是当邓世昌踏上回家的旅程时，他深爱的父亲已经离世数年。在军中时接到父亲去世的噩耗，邓世昌因为重大的军事任务缠身，无法立即脱身回家奔丧，这成为了他心中永远的遗憾。当他终于有机会站在父亲的灵前时所有的情绪终于爆发，他哀伤至极甚至一度因过度悲痛而昏厥。
这段经历深刻地体现了邓世昌作为一名军人的牺牲和奉献。虽然个人的亲情和情感遭受了巨大的打击，但他始终将国家和人民的安危置于个人之上，这种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让他成为了真正的民族英雄。
在1894年的夏季，紧张的东亚局势最终爆发为全面的战争。在朝鲜东学党起义被平息之后，日本军队却意外地对驻扎在朝鲜的清朝军队发起了突袭，开启了一场没有正式宣战的冲突。战事迅速从朝鲜蔓延至周边海域，而平壤的失守仅仅是战争序幕的开始。仅仅三天后，日本海军在黄海的大东沟附近，对北洋舰队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在1894年9月17日这一天，邓世昌身着军装，站在“致远”舰的甲板上，面对着强敌日军，他激励着手下的官兵，重复着他平生的信条：“生于世上，每个人终将一死，但愿我们能死在值得的地方。”这番话鼓舞了每一个官兵的士气，随后邓世昌带领着他的舰队在海上英勇奋战。在与日本海军的激烈交锋中，“致远”号不幸多处被击中，火光冲天，船体严重倾斜，局势危急。
正当“致远”舰面临沉没的绝境时，邓世昌毅然决定做出最后的决断。他亲自操控着已经受损的军舰，向日本海军的旗舰“吉野”号发起了绝望的冲撞，试图以自己的舰只与敌舰同归于尽，展现出了至死不渝的勇气和牺牲精神。这一刹那清军舰队的炮火和日军舰只的交火声响彻海空，邓世昌在壮烈的战斗中被一发炮弹击中，英勇地坠入了海的怀抱。
甲午海战的爆发，标志着东亚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在战争的前夕邓世昌以一名军人的身份，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何为“死得其所”的壮志。即便是在绝望的情况下，他也没有放弃战斗，而是选择了以一种军人的方式，为国家和民族尽最后的忠诚。
根据1912年由池仲祐编辑的《海军实纪》所记载，邓浩洪作为邓世昌的第二位儿子及继承了骑都尉世职的身份，曾被派遣至广东水师的提标营服役。尽管他带着光荣的家族背景和军职荣誉，但在广东水师提标营的日子并没有如预期般得到重用，反而似乎只是担任了一份无甚实权的闲职。
进一步的资料来自于广东黄埔水师鱼雷学堂的一位毕业生陈弘毅，在其遗稿《北洋海军参加光复及护法之役的一些史实》中提及，邓浩洪在辛亥革命后期依然留在了海军之中，可能还参与了一些海军的活动。据邓浩洪的孙女邓立英透露，邓浩洪并没有在海军系统中长期服役，而是在辛亥革命之后不久便离开了海军，将他的精力和时间投入到家族茶叶生意的经营中，成为了一位往来于天津和上海之间的商人。
邓浩洪的一生似乎围绕着两个世界：军事和商业。尽管他的军事生涯并未如他祖辈那般光辉，他在商业领域的努力和成就也为家族的发展做出了贡献。1947年，邓浩洪在上海逝世，享年73岁。他的一生，既见证了家族在军事上的荣耀，也体现了在商业发展上的转变和努力，是清末民初邓家人在中国社会变迁中的一个缩影。
在2008年发生的汶川大地震灾难之后，邓立英迅速响应国家号召，前往银行，将自己省吃俭用积攒的200元捐献给红十字会，希望能为灾区的重建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邓立英是邓浩洪儿子邓小鹏的第三个女儿，尽管家境并不富裕，但她仍然心系灾区人民的痛苦和需要。
九年后的2017年，在四川的一次媒体采访中，邓立英老人表达了她对于当年捐款金额的内疚之情。她羞愧地向记者表示，当年只能捐出200元，她感到十分抱歉，希望通过媒体向远在四川的灾区人民转达她的歉意，并希望他们能够理解她的良苦用心。她说：“请代我向四川的老乡说声对不起，我只能尽自己的绵薄之力，200元可能只够买些方便面。
这段经历不仅展现了邓立英对于国家大义的深刻理解和对同胞的深厚情感，而且也体现了她朴素、真诚的个性。尽管邓立英只是捐献了她所能提供的微薄之力，但这份心意和行动却代表了她对于家国情怀的忠诚与牺牲精神，是她家族历史中关于责任、荣耀与奉献的延续。
参考资料：《邓世昌家族往事》，王国平，封面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