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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刻录在心灵上的历史 ——鲍十长篇小说《我是扮演者》||陶学雄

作者:文艺纵横

《我是扮演者》以日记的形式,讲述了演员孟千夫的从业经历以及一系列人生状态,爱情故事甚至绯闻风波。日记中的他扮演着帝王、饥民、士兵、杀人狂、凶手等等角色,这些角色一个个串联起来,构成了一部五花八门的时代变迁史。

如何书写历史,特别是深深篆刻在心灵处的记忆?鲍十老师通过平实的笔墨,给读者呈现了残酷的现实,以及其背后问题的思考和对作品创作形式进行了大胆的探索。

一、构思新颖,独具匠心

鲍十老师在多个场合讲过这样的话:“我当了十多年的文艺杂志编辑,常常阅读到那些百人一面,千篇一律的作品,感到十分无奈和痛心”。在孟千夫演的第一部电影《暴风雨后的彩虹》里,作家借孟千夫之口,说了这一段话:“它(指该影片)最大的问题是故事本身。雷同!主要是雷同!无非就是‘拨乱反正’啊,告别过去面向未来啊,反思啊,领导干部的高尚情操啊。尤其最近这段时间,类似的法子太多了,总之一句话,不独特!这几年的片子(尤其是这一两年来),基本是这个主题,已经把人看得反胃,令人作呕了。”

还有,在该故事的《补记》中,同样以孟千夫之口发出了这样的诘问:“我真的搞不懂了,我们中国搞文艺的人,为什么都那么喜欢‘扎堆’?甚至包括那些写小说的作家,只要有一篇小说打响了,很快就会出来一堆类似的小说,非要弄得大家都倒了胃口才罢休”。正是基于对当今文坛上诸如此类的恶习痛切,鲍十老师身体力行,竭力改变这种现状,首先体现在作品构思上的探索。

一般的小说开局要么是按故事发生的时间顺序来叙述,要么是采用倒叙的手法。鲍十老师却打破常规,以梦拉开序幕,旋即便设下悬念。

“梦中有一个人死了,我断定我不认识这个人,然而面貌却又似曾相识。”床头柜上出现一个塑料药瓶,这个人是服药自杀的。“我”在梦里思考了好久,突然想起这是一个演员,曾看过他出演的电影和电视剧,塑造的角色非常成功,属演技派演员。

梦醒后,“我”对梦见这样一个毫无交集的人并没放在心上。可谓无巧不成书,令“我”感到奇怪且恐怖的是这个梦居然“梦想成真”——次日本地报纸刊登了影视演员孟千夫昨日在寓所服安眠药自杀的消息。“我”梦到的与现实发生的竟然一模一样。更蹊跷更让“我”震惊的还在后头。

过了不到一周的时间,“我”居然收到了死者寄给我的一个挂号邮件。邮件寄往“我”当年工作的单位,寄信人的地址却是“地址内详”。随着故事的发展,读者才恍然大悟,邮件为何物及死者将“扮演者手记”寄给“我”的缘由。这种新颖、别开生面的开局,成功地引发了读者的好奇心和阅读欲望。

日记体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特别是在现代文学阶段,具有重要地位。它们不仅在内容上丰富多样,思想上深刻独到,而且在文体运用上也展现出了独特的魅力。这种文体形式在晚清时期开始萌芽,到了五四时期则迎来了兴盛,广为人知的当数鲁迅创作的《狂人日记》。《狂人日记》的主人公是狂人,逻辑混乱,胡言乱语,而《我是扮演者》的主人公是正常人,头脑清醒,逻辑、思想能力强,是一个孜孜不倦的思想者。

鲍十老师的《我是扮演者》以日记的形式,由演员孟千夫讲述他所演的十四个角色故事。这样既平添了作品的亲切感,又增加了可信度,成功地拉近了作品与读者的距离。因为日记中记录的大多是个人的心事私语,流露的是真情实感。值得一提的是,传统的写作方式往往是通过连续叙述的方式将一个个故事完整地讲述给读者,就像爬山一样,一鼓作气从山脚爬到山顶。而鲍十老师却摒弃传统套路,把十四个故事分成七组,依次由演员孟千夫自述一至两个或三个角色,之后是一个编者考证,也就是作品以第一人称“我”为叙述者的考证。这个考证是对演员孟千夫讲述的角色进行考证、补充、完善,极大地丰富了作品的内涵,使作品更加厚实饱满。另外,这个编者考证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叙述了现实生活中的孟千夫的生活、绯闻、思考等等,如此形成了14+1的故事结构,这样的结构十分新奇而又非常有意味,让读者眼前一亮,趣味盎然。这种别具匠心的结构在中国文学史少有,也许就是鲍十老师的独创。

历史是有定论的,事实白纸黑字摆在那里。如何书写历史?如何拿捏?如何掌握分寸及火候?讲到什么程度才不偏离事实,又使读者接受,这实在考量一个作家的才情和智慧,经过反复思考,鲍老师决定用演员这个载体去表达,然后设计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各式人物的角色,让演员去扮演,把这些人物串起来,呈现的就是一部时代变迁史。这样设计的好处在于演员的角色来自剧本,而剧本作为文学作品,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其中有虚构的成分,也不失真实的元素。如此这般作家就可以摆脱一些束缚,有了较大的言说及拓展的空间,使作家在虚虚实实,实实虚虚中,让读者自己去辨识、感受和体悟。这种创作方法,填补了中国文学的空白。

二、融通古今,思考深刻

鲍十老师博览群书,勤奋创作,刻苦思考。同时,古道热肠,忧国忧民,此种情怀通过作品发出了他的呐喊及期许。如主人公孟千夫在处女作《暴风雨后的彩虹》谈到电影相同题材太多时,他在作品写道:“我真的是搞不懂了,我们中国搞艺术的人,为什么都那么喜欢“扎堆”?如此这般对当下文坛存在的恶习进行抨击,可谓振聋发聩。”又如在《帝国姓氏》中,在描述了历史上一些暴君的暴行后,作家发出了这样的诘问:“我曾一度很不解,就这样的一些人,他们怎么配当一国之君?又怎么管理一个国家?我还想到,在这样的皇帝的统治下,老百姓的日子要怎么过?”

是的,回顾大陆自有国家以来的近五千年的长河里,贤君、明君少,暴君、昏君多却是不争的现实。处在社会最底层,也是社会里最伟大的一群人——农民,生活得异常困顿和沉重。作家的诘问对当下依然有现实意义:如何让广大的老百姓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仍是我们全国上下一致奋斗的目标,但是任重而道远!

在孟千夫拍摄的一部爱情电影中,他讲述道:“曾经有一个时期,一个并不短暂的时期,在我们偌大的国家,还有这么多的青春男女,‘爱情’居然成了禁忌。……不仅在作品里不能谈,在生活里不能谈。……有一阵子,我常常在那儿瞎想,在这样一个不谈爱情的国度里,人们是如何选择对象并走进婚姻的?又是怎样生出这么多的娃娃的?是靠动物的本能吗?抑或靠其他?”发问得令人心痛,如此荒唐及悲催的现象,阉割着人类最美好的感情,这样惨痛的历史不应被忘记,也不会被忘记,不让这些不幸的历史重演,每一个中国人,责无旁贷。

在《贪官秘史》中,孟千夫讲述了现在的贪官从省委书记到村长中,贪污的从几百万到几十个亿后,写了这样一段话:“看到那些数字,我都‘怀疑人生’了,这也忒夸张了吧?难道是我运气不好,遇上了一个贪官大爆发的时代?就说说他们贪污的那些钱,那得我们的农民兄弟、工人兄弟、跑长途的货车司机、在菜市场卖菜的商贩、商场里面的营业员、学校的教师(包括大学教授)、工程师、普通的机关干部……要他们寒寒暑暑,起早贪黑,汗流浃背,这样干几辈子才能挣下来啊?”描述可谓触目惊心,句句戳心,也反映了当下百姓的关切。以及追问当下种种问题,奈何屡禁不止,其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

对如此这般的问题,孟千夫感到困惑,他不明白那些人开着公家的车,吃着公家的饭,拿着高工资,为什么还要贪?不明白“像他们这样恶劣的人,这样一些灵魂肮脏,根本就没有道德良知的社会渣渣,这样一些伪君子,这样一些心术不正,心怀鬼胎的人,是怎么一步步地被保举被提拔上来的呢?社会上那么多好人,有能力的人,有道德的人为何不被重用,为什么坏人反倒被重用?这些问题都出在哪儿了?是我们这个社会出了问题,还是我们这个民族出了问题?还是我们的文化出了问题?”

电影《没有幸存者》是一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影片。影片的事件发生在长江沿岸某省一辆行驶在长江大桥上的公交车,因一名女乘客错过了应该下车的车站而与驾驶员发生了冲突,导致车辆坠入江中,造成了包括司机在内的15人死亡。在女乘客与驾驶员的冲突过程中,没有任何人出来阻止、劝解、让一场本不该发生的悲剧发生了。对此,作品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也许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使命’吧!一个个在那儿装聋作哑,麻木不仁,遇到事情首先衡量自己会得到什么,失去什么,盘算来,盘算去,在大事情上装糊涂,小事情上争精明,没有一点正义感,也没有真正的信仰,而迷信权力,见到强人就点头哈腰,不愿为道义出头,宁愿做看客,心存侥幸,以为不会轮到自己,事不砸到自己头上一切与己不关,结果必定是:没有一个幸存者!”字字铿锵有力,句句掷地有声,这不是国人那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典型心态的真实反映吗?这不是为鲁迅所痛恨,所批判的“看客”吗?以上所记述的只是作品呈现出来的一部分,一部分就已经彰显出鲍十老师反映社会现实问题的广度,观察社会的细致以及思考的深度,字里行间渗透出作家强烈的使命感和高度的责任感。

三、画面感足,开放性强

作品所讲述的14个故事,大部分都是画面感十足,这也是这部小说的特色之一。例如讲1946—1948年东北地区进行的一场声势浩大的“土改”运动的影片《一个和七个》,就是一部充满画面感的影片。

画面1:故事发生在东北某地一个村名叫西腰窝屯的村子,描述了屯的基本情况,重点描述了丁姓地主的基本情况,尤其强调他特别喜欢狗。

画面2:描写农联会的七个干部,重点刻画了锄奸队长、武装队长、民政队长和农联会主任这几个人。

画面3:土改运动开始,特别听话、特别自觉、特别乖巧的地主丁尚奎主动来到农联会,向“六大部”的人表了态,也提了个人的要求。

画面4:农联会的人在开会研究事情,由于事情较多,会议开了一整天,一直开到快吃晚饭的时候,大家自然肚子都饿了。大家七嘴八舌在那里争论怎样解决肚子的问题,最后,锄奸队长提议吃狗肉,——地主丁尚奎养的狗,大伙一拍即合,于是锄奸队长立刻叫上武装队长,又顺手拿起一杆上级发给的步枪,直奔地主家而去。接着详细描述了打狗的过程以及烹制狗肉的过程。

画面5:农联会的七个干部围着锅台在吃狗肉,正在这时,地主丁尚奎手握一把私藏手枪,一进院,就看见了扔在院子里的狗皮和放在窗台的狗头,马上就满眼的泪,随即一脚踢开房门,对着七个农联会的干部抬枪就打,七个人全部都被打死。

画面6:第二天地主就被抓了起来,然后把他五花大绑,押到了那七个人坟头面前,就地伏法。

以上这些画面一个个串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故事。

作品不但画面感足,而且开放性也强,这在《大正和二正》的故事里得到充分地体现。《大正和二正》讲的是解放战争时期一对孪生兄弟的故事。哥哥大正王正通,弟弟王正达,家住中原基地,父母都是农民。某一年,两兄弟都是17岁,当时正是抗战后期,他们一个参加了“国军”,一个参加了八路军,开始还两军协同,共御外辱。抗战胜利后,弟弟二正由八路军变成了解放军,不久,兄弟所在的部队发生了首次战斗,最终以国军以失败告终,之后两兄弟所在的部队之间又进行了好多次战斗。最后一次战斗两兄弟狭路相逢,结果同归于尽,父亲把他们埋葬。故事的情节不算曲折离奇,却写出了士兵的日常及他们的七情六欲。与其他作品最大的不同处,在于该作品没有把意识形态硬塞进去,没有把解放军的二正塑造成高大上的英雄,也没有把国军的大正写成野蛮凶残的恶魔。其他十二个故事大部分都有这些特征。这样的开放性创作就留给读者更多的想象的余地,特别是留给影视导演进行二次创作的巨大空间。正是由于鲍十创作的小说画面感足,开放性强,使他的小说屡被电影导演拍成电影。1999年,著名导演张艺谋就把鲍十老师的小说《纪念》拍摄成电影《我的父亲母亲》,该电影荣获2000年第五十届柏林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银熊奖”。2023年12月3日,电影导演李智又根据鲍老师的小说《子洲的故事》开机拍摄电影《请带我回故乡》,由此可看出鲍老师创作的小说越来越受到电影导演的青睐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同时,也看出鲍老师以平实笔法,探索文学创作的另一种可能样式的价值,与对当代社会问题追问的意义!

书写刻录在心灵上的历史 ——鲍十长篇小说《我是扮演者》||陶学雄

【作者简介】陶学雄,1964年5月出生,壮族。毕业于广东民族学院中文系,就职于广州市天河区某街道办事处,二级调研员。广州市作协会员,爱好文学,长期坚持阅读与文学创作,有作品发表于国内各级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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