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景王四年（前541年），晋上军将中行吴、上军佐魏舒奉国君之命出征北方，讨伐骚扰晋国北部边境的‘诸戎狄’（北方少数民族）部落；此战，中行吴、魏舒是按照之前晋国的传统作战方式，率领庞大的战车军阵北上山区征伐‘戎狄部落’的。
中行吴、魏舒两人率军出征之后，很快就与山戎无终国（恰好就是魏舒之父魏绛当初提出‘五利和戎’之策所面对的那个无终国）及‘群狄’的大批徒兵（徒步军队）遭遇于大原（山西太原西南）之南的山地中。
大原（也就是太原）位于太行山、五台山、吕梁山等山脉的包夹之中，四周峰峦重叠、隘陉崎岖、地势险狭，晋军的大批兵车行进其间极为不便，多有因御者驾驭车辆失灵而导致马车坠入山谷的不必要损耗失。
如果在山区中再用这样的笨重兵车进行冲锋、采取平原作战形式的话，那么晋军的车阵徒有庞大的阵容，也必将因行动不便、机动困难，而被戎狄部落灵活的步兵在山地作战中所击败，即使想全身而退都难，搞不好就要全军覆灭。
因此，开战前就已经察觉到这个问题的晋军副将、上军佐魏舒，及时向主将中行吴建议改变传统的兵车冲锋作战形式，采用‘毁车为行’的正确作战方式；也就是把兵车冲锋改为步兵进攻，改车战为步战。
而具体的作战方式，魏舒也细致地做了布置——每五乘兵车的甲士（每乘兵车上有甲士三人，一般配属无甲徒兵七十二人，但人数不固定；五乘有甲士十五人、徒兵三百六十人；但作战主力还是那十五名兵车上的甲士，车下徒兵只做支援和后勤事务）全部混编，以五人编为一伍，五乘共编为三伍‘披甲步兵’，再与原有的五乘合计三百六十名无甲徒兵（也许没这么多）合编，作为本次山地战斗的基本作战单位。
而原来晋国兵车展开作战时时列行、列纵车阵，在魏舒的改革下，就变成‘前锋、后卫、左翼、右翼、前拒’为作战编组的、可以互相紧密配合的纯山地步战阵形（也即是‘两、伍、专、参、偏’战阵——前为“两”，后为“五”，左为“参”，右为“专”，中空，最前为“偏”）。
当时，改变作战形式、‘毁车为行’对之前习惯了徒步作战的晋军无甲徒兵来说不算什么大事，本来大家多少年都是这么步行打仗来的；但那些战车上的甲士们可就炸锅了，纷纷反对魏舒的‘毁车为行’作战计划，无论如何也要继续按照老规矩、驾车作战。
为什么兵车甲士们坚决不同意魏舒的作战计划，一定要按照之前的惯例驾车出战呢？这是因为——
一来，猛然间改变了传统的作战形式、下车步战，这让习惯了驾车冲锋的晋国兵车甲士们很不适应，在作战中也发挥不出应有的战斗力。
二来、也是最关键的一点，这些有资格驾车、穿戴甲胄作战的晋国甲士们，基本上都是国内诸卿士大夫家族的子弟，具有贵族身份和相当高的社会地位，潜意识里根本不愿意与平民（国人）、甚至奴隶身份的无甲徒兵们混编为新的作战单位、并肩冲锋（也就是骄傲、自矜、高高在上的贵族至上意识在作怪）。
在这些反对魏舒作战计划的晋国甲士们中，就以主将中行吴直接指挥的亲信甲士反对态度最为激烈，而且带头违抗魏舒的军令，就是不肯弃车就卒（成为混编的徒兵）。
这些甲士们（或许是中行吴的亲族子弟）自以为有主将（中行吴）的宠信，魏舒不敢把他们怎么样，但他们也许忘记了，中行吴的这个‘中行’氏名是怎么来的——
周襄王二十年(前632年)，晋国国君晋文公“作三行（建立三支山地步兵）以御戎狄’，中行吴的曾祖父荀林父被晋文公授命为‘中行将’，率晋国步兵出征北方戎狄部落并大获全胜；后来，荀林父因功历任晋国上军佐、中军佐、直至中军将兼执政大夫；而荀林父的后裔，也因此将氏名由荀改为了‘中行’，这也是中行吴名字的由来。
祖宗都是以指挥步兵作战起家的，那自己要是故意反对魏舒的‘毁车为行’作战计划，岂不是在打曾祖父荀林父（也称中行林父）的脸了！这是中行吴万万不敢的；另外，魏舒的改车战为步战计划，其实中行吴也十分赞同，认为这是目前击败当面戎狄徒兵的最佳选择。
一切以打赢这一战为先决条件，而那些出头挑事、反对魏舒计划的甲士们，中行吴可就顾不得了（不但没眼力见、违反军令，还恃宠而骄，这就更不能留了）。
于是，中行吴以主将的身份下令——将带头违反魏舒命令的、自己亲近的甲士们统统以‘违反军令’的罪名斩首示众，以警示全军！
在闹事的甲士被斩首后，其余的甲士们由此大受震慑，谁也不敢不服从魏舒、中行吴的指挥了，老老实实与徒兵们混编，预备作战；魏舒的‘毁车为行’作战计划，因而得到彻底的贯彻执行。
而在晋军这边紧急变阵、改车战为步战之时，对面一向长于步战的戎狄联军，却对晋军这次的新阵法不以为然，认为晋军舍弃熟悉的车战、改为和自己一样的步战，这是扬短避长，毫无可取之处。
因此，戎狄军队对列阵后的晋军充满了轻慢、嘲笑，都没有完成己方的整阵，就贸然即向已经完成列阵的晋军发起了攻击。而魏舒、中行吴利用戎狄军的骄横和麻痹大意，趁对方尚未完成严密的军阵，就指挥晋军步阵排着整齐的阵型冲向了敌军，接着以‘偏’阵将戎狄军诱入晋军的阵中，再合围攻打，一举击溃了戎狄军队，取得了这次有着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军事胜利。
晋、狄‘大原之战’，也是魏舒的成名之作；经此一战后，已经延续了数百年之久的传统车战基本上结束了它的辉煌历史，中原各诸侯国因此一战，也逐渐接受了将车战转向步战的作战方式；徒兵步战，就成为了这之后华夏战争史上的最主要展现形式（当然还有骑兵冲锋战术）。
而开创了‘毁车为行’全新作战方式的魏舒，也因为这一伟大创举，成为了华夏战争史上值得浓墨重笔详细记录的杰出人物和重要标志，当之无愧的‘青史留名’。
就在魏舒与中行吴改变传统作战方式、以‘毁车为行’的方法打赢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大原之战’这一年，也就是周景王四年（前541年）冬天，晋国执政中军将赵武去世，晋国的朝堂又到了要调整的时候了。
赵武去世之后，他以及整个赵氏的忠实盟友、中军佐韩起按惯例出任了新一任的中军将兼执政大夫，这也是晋国朝堂多年以来的政治规则，没有什么意外。另外，也是按照惯例，赵武长子赵成也将在继承赵氏家主之位后，接收父亲所留下的政治遗产，入朝堂继任为卿士。
但韩起在出任中军将之后，因为韩、赵两家在晋国内部的关系非同一般，几乎亲如一家，所以特别照顾初入朝堂的故人之子赵成，不但尽心尽力地提拔赵成顺利进入朝堂（这个倒是应有之意），还舍弃了‘初入朝堂者应从六卿之末做起’的惯例（这个惯例很少有人违反过），直接拔擢赵成为中军佐，在卿士中的排名压过了中行吴、魏舒、士鞅、智盈这几位朝堂前辈。
而这，就是韩起给赵氏以及赵成最大的援手、“赵韩之盟”的牢固也得到了最深刻体现。
本来，简拔卿士是国君的权力，但如今的晋平公，也只能勉强维持着晋侯的威严和地位，对驾驭、控制卿士之事早就力不从心了，晋国现在的国政，几乎都由六卿做主；晋国的政治局势，也逐渐走向了卿士操控实权、国君虚位高坐的局面了。
（所以韩起才可以以中军将的身份，强行立赵成为中军佐，而晋平公也无法反对）。
在赵武去世、赵成入朝堂出任中军佐之后，晋国的新一届六卿排名为——中军将兼执政大夫韩起、中军佐赵成、上军将中行吴、上军佐魏舒、下军将范鞅（士鞅）、下军佐智盈。
此后的魏舒，因为行事一贯低调（还有在朝堂上的存在感不高原因），所以在史书中的记载很少，只有晋国的卿位出缺、人事重新调整时，才能看到他的身影。
周景王十二年（前533年），晋六卿之末的下军佐荀盈没有来得及在朝堂上前进一步，于下军佐的位置上去世；当时，智盈的儿子荀跞年幼（才十五岁），而晋平公为加强公室势力，想要废黜智氏的卿位，代以公室别支大夫出任（也许是羊舌氏和祁氏成员）。
幸好，智跞的堂叔、魏舒的军中同僚、上军将中行吴（智氏与中行氏都出自荀氏）念着同宗亲情，不但对未成年的荀多加呵护，还坚决说动了晋平公（有可能是威胁），让弱冠的荀跞继承了智氏家主之位，并顺利接任下军佐。
这个时候的晋国六卿排名，是——中军将韩起、中军佐赵成、上军将中行吴、上军佐魏舒、下军将范鞅、下军佐智跞。
第二年，也就是周景王十三年（前532年），晋平公去世，晋太子夷继位，即晋昭公。魏舒依旧在上军佐的位置上辅佐新国君治理国政。
周景王十八年（前527年），同样没能在朝堂前进一步的中军佐赵成去世，在赵氏盟友、中军将韩起的大力协助下，赵成之子赵鞅顺利入朝堂为卿，成为六卿之末的下军佐，同时也继承了赵氏家主之位。
这个时候的晋国朝堂排名是——中军将韩起、中军佐中行吴、上军将魏舒、上军佐范鞅、下军将智跞、下军佐赵鞅；魏舒得以前进一位，从上军佐升为了上军将。
一年以后，周景王十九年（前526年），在位仅仅六年的晋昭公去世，晋太子去疾由六卿拥立为晋侯，即晋顷公。
周敬王元年（前519年），魏舒的老上级、老同僚、晋国名将中行吴也去世了，其子中行寅接任中行氏所保有的卿位，入朝担任了下军佐，同时也成为中行氏新家主。
而此时的晋国朝堂卿位排名也变成了——中军将韩起、中军佐魏舒、上军将士鞅、上军佐智跞、下军将赵鞅、下军佐中行寅。魏舒已经走到了晋国朝堂上排名第二的位置，仅次于已经执政二十二年之久的中军将韩起。
周敬王六年（前514年），执掌晋国军政大权二十七年的中军将兼执政大夫韩起因为年老而向国君晋顷公告老，请求退休；而此时的晋国国政，身为国君的晋顷公基本上是说了不太算的，大致也就是起到个‘吉祥物’的作用。
因此对韩起的告老请求，晋顷公没有反驳的意思，痛痛快快就让这个侍奉了四代国君的老臣隐退、回家颐养天年去了。
退休之后都韩起，又优哉游哉地度过了十七年的隐居生活；直到周敬王二十三年（前497年），年过九旬的韩起才无疾而终，结束了他漫长而传奇的一生（左传中则说韩起是在周敬王六年、前514年的时候，于中军将的位置上去世的）。
也正在这一年，晋国范氏家主、下军佐范吉射，中行氏家主、上军将中行寅发动内乱、攻击中军佐赵鞅的赵氏，晋国‘六卿之乱’正式拉开了帷幕。
但那都是后话了；而韩起隐退之后，魏舒的人生顶峰才刚刚开始；下一篇文章继续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