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贾康先生在2024青岛创投风投大会上的发言（5月28日）。
谢谢主持人！尊敬的王锋书记等到会的各位领导，尊敬的各位到会嘉宾、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以研究者定位谈一下对于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加速产业经济的跃迁升级这个主题的一些相关认识。
首先简要勾画一下对“生产力”概念的理解。其实大家对此并不陌生，生产力是决定着社会经济发展，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上层建筑演变的最根本的决定性因素。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历史唯物论，在这方面给予了我们科学原理层面的严谨阐述。在人类社会脱离动物界之后就有了特定的社会生产力，但是漫长的人类历史过程中，前面曾经是水平很低下的状态，比如说人类最早脱离动物界就是自然分工：男性主要是狩猎，女性更适合于采集和养育后代，终于经过了现在考古学所说的200多万年以上的演变过程，出现了一万年以前的农业革命，然后又出现了300年以前的工业革命，而当下我们是处于信息革命的时代。生产力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不是一个平滑的上升曲线，而是上台阶式的“阶跃式”往上发展的。特别是在工业革命以后，加速度十分明显，信息革命时代到来后，现在我们的感受就是日新月异。这种体现着人和自然界关系的生产力，在投入产出的生产过程中，当然是以各种要素的组合来形成人类需要的有效供给，而在实际生活中，人和自然界关系的处理又一定紧密结合着人和人之间的生产关系的处理和演变。唯物史观告诉我们，最根本的决定性因素是生产力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发展，生产关系又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而要发挥能动的反作用。
“新质生产力”，是我们要谈的第二个概念。对这个概念，去年总书记于地方视察的时候首次明确做了表述，在今年的政治局会议上和不久前的两会上，又进一步看到了对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视和强调。当然在很多的场合已有大量的讨论。它的背景，显然是中国推进现代化所必须的“以创新发展作为第一动力”来实现高质量发展，在基础理论层面和理论密切联系实际这个方面，需要做深化的理解。我觉得至少有两大视角：
第一个，是人类供给侧创新中间所形成的阶跃式发展所带来的具备质变特征的生产力的新水平、新境界。这对应着“新质生产力”这个概念也有哲学意味。我们都知道哲学上有一个“量变为质”的命题。日常生活中最直观地说，水大家都离不开水，常温和标准大气压下它是液态，给水加温一直达到99摄氏度它还是液态，但是一旦到了沸点100度，它变成了另外一种气态，这就是质的变化了。量变为质，在我们生产力这个视角上来说，大的划分我前面已经涉及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在加速度过程中的继起，可以说每一个后面的概念所提供的生产力，比之于前面那个概念所形成的生产力，都是新质生产力——工业革命形成的生产力，显然比之于农业革命时代的生产力是新质生产力，我们现在信息革命所形成的生产力，比之于工业革命形成的生产力，又是新质生产力。细的划分也是一样的道理，比如我们现在已经处于信息革命的时代，移动互联网所支持形成的生产力，比之于二三十年前我们还处在的有限互联网所支持形成的生产力，它就是新质生产力；当下已经有这样一种展望，人们普遍所运用的电子计算机非常有可能被新一代的量子计算机所取代，一旦这样的局面出现，量子计算机所支持形成的生产力，比之于电子计算机形成的生产力，那又是新质生产力。
以上视角之外，还有另外第二个重要的视角，就是生产力发展中供给侧的各个要素的组合升级所带来的具备质变特征的生产力的新水平、新境界，也紧密联系着新质生产力的概念。从单个的要素来看，最突出的是科技的作用，邓小平言简意赅地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学界讨论认为这是完全可以用严谨的理论阐述来加以论证的。原来大家都知道，生产力它的三要素是劳动力、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科技加入进来以后，它是做加法变成四个要素的相加吗？不对，科技成果的创新应用加入进来，它是做乘法，是乘数，是放大，所以，它是第一。如果表现为公式，就是劳动力+劳动对象+劳动工具作为一个括号的内容，要乘以科技成果应用。另外，新近几十年来，学术界又特别注重要素组合中间的“全要素生产率”概念。首先是与前面说的科技的作用息息相关的，索洛这个学者注意到在经济学量化分析经济运行中，各个要素的贡献之后，在资本、劳动贡献都比较容易量化之外，又多出了一块不容易量化的“余值”，他认为这一定跟科技的贡献有关，把这样一个加入科技角度来看的各个要素的统观，称为“全要素生产率”。学界普遍接受了他这个看起来很简单的认识框架，而我所处在的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更强调还应该在这里面加入制度要素，也要加入现在中央强调的数据要素，这些要素的组合所涉及的全要素生产率，不是对所有要素做等量齐观之意，是要特别注意前已强调的科技乘数作用，和制度的前提与支撑作用——制度是大陆现在必须完成的经济社会转轨里的纲举目张之“纲”它是“创新发展第一动力”的龙头，制度创新带来的是领导人所说的“关键一招我们稳稳抓住它“唯改革创新者胜”，是我们“最大红利”之所在。这样的全要素生产率概念，显然又是我们把握新质生产力非常重要的一个角度。
如果把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做一个概括，我觉得至少是前面两个视角认识的综合。中央强调要求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当然就包括把握住科技创新、前沿创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必须特别注意在我们中国的发展中对冲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等传统供给要素支撑力的下滑，而形成升级发展新动力源。这方面要有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以及思想观念创新的有机结合。在政治局会议上，总书记进一步阐述新质生产力的时候有这样一段话，我认为可认为是给出的新质生产力的定义式论述，即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这里面丰富的内容，今后我们还需要理论联系实际进一步认识和领会。
下面第三个层次，我简要汇报一下在中国现代化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应怎样对接到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升级发展。
首先，我认为在中国应当要强调:“解放生产力”概念下的制度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龙头因素。为获取改革这个最大红利，面临着怎样按照二十大的中央要求，打造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实行制度型的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结合，这是我们可持续升级发展的一个大前提。在改革的深水区，不必讳言，推进改革的难度是非常明显的，这么多年来这么多的改革指导文件，真正落实可以称得上是步履维艰，但我们别无选择，必须攻坚克难。中央已经有非常明确的要求，要谋划新一轮重大改革，而政治局会议已给出了时间表，7月份三中全会举行，将推出指导全局的深化改革纲领性文件，要在改革深水区动真格来啃硬骨头。我们当然就要抓住这个契机。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是首先从制度创新入手而带出整个创新体系支撑着的生产力进一步的解放。
其次，我觉得要强调：落实到科技创新成果应用的科技创新突破，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我们必须将追赶-赶超战略和比较优势战略做合理组合搭配，充分发挥科技第一生产力的重要作用。在全球来看，须承认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的硅谷，是引领着信息革命时代潮流的，现在我们还是在努力追赶的过程中，最新人工智能这个大潮给人们印象太深刻了，是震撼性的。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里，把原来的“互联网+”概念提升为“人工智能+”的概念，这就是信息革命最前沿的概念了。这样一个创新大潮和竞争洪流之中，又有一个对应着的“数实融合”概念，处于前沿的头部平台，我们必须承认，它的为数不多，但是作用极大。全球如果看走在最前列的美国，也就是那么十多个头部平台，最为人所知的也就那么五六家，中国也是这样，最开始的三巨头，现在加在一起也就是10家左右。但是这些平台他们拉起了专精特新后面的集群，又拉起了全产业链的升级发展，改变中国主要产能在全球价值链“微笑曲线”上的位置，要靠他们带头引领的作用。
对于这种数实融合、整个产业集群的发展，创投、风投的支持是我们这次会议非常重要的主题词，正是数字经济最前沿创新中要唱主角的特定的直接融资机制。中央早就说，在中国要提升直接融资的比重。间接融资更适合于什么呢？主要是发展处于比较初期的企业所做的创业创新，而到了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时候，一线最前沿的创新的特点是什么？是成功率极低，或者换句话说，风险度极高，但是一旦成功全局皆活，整个的局面为之改观。有这样风险特征项目，已经基本上不适合以间接融资的银行贷款去支持了。银行贷款我们大家都熟知，这么多年来是很重要的融资方式，在中国占整个金融供给80%的部分，但是得承认，它主要适合于初期、初中期发展阶段上的创业创新。银行贷款有一个沉重的道德压力：它的资金运用的来源是什么？是所谓老百姓的血汗钱，以吸储拿来的老百姓的血汗钱运用的过程中，必须实行最严格的风控。所以，对风控环节签字者，早就形成了一个约束叫“责任终身追索”，你如果签了字以后，只要还活着，那个贷款出了问题，一定拿你是问。我也专门问过金融系统的同志：他能怎么承担责任？他自己那点儿工资去补偿能补偿多少？回应说，那就不是工资补偿的问题了，那是有牢狱之灾的问题。可想而知，在那个位置上，签字者一定是马云所抨击的“当铺思维”，没有抵押物是不敢签的，我在那儿坐着我也一定是“当铺思维”。也正是这种当铺思维机制，比较成功地保证了这些老百姓储蓄资金运用过程中的安全性，但同时我们又必须承认，它不适应现在到了信息革命时代、日新月异的人工智能+的时代前沿创新的风险特征。真正能够适应的是什么？是直接融资里的股权投资、创业投资、风投，最前沿的我们称为天使投。
中国最开始有全局影响的阿里公司的一飞冲天，人们称为风口上的猪没有翅膀也冲上去了。全局皆活的同时，大家又知道了什么？马云那个时候曾经有非常痛苦的争取突破瓶颈期的过程，他到哪儿去，人家都把他看作是个骗子，但是他在30分钟出头儿的时间里说动了那个韩裔日本人孙正义，孙正义的天使投资给了他两千万美元支持，帮助他冲过这个瓶颈期——而冲过瓶颈期以后一飞冲天，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我看到报道，孙正义的股权，爆炸性地形成了将近600亿美元的财富规模，是近三千倍的爆发，但是他同时承担的也有极高的风险：他以这种方式后来又在印度有一个大手笔，最后是血本无归，走麦城之后不得不卖掉高质量的阿里股票去填印度的窟窿。这种风险，与所谓老百姓的血汗钱无关，就是以一个非政府的主体，有特定的企业家特性，敢赌服输，愿意在自己判断之后筹措资金做出决策去冒这种风险。这样的风投、创投、天使投，对于中国来说它现在的稀缺性不言而喻。但是我们要特别注意在中国进一步的追赶-赶超战略指导之下，我们不能不重视这样一种现在支持最前沿的数实融合创新所必须提高的直接融资的比重，而且特别要看重这种直接融资里的股权融资、创业投资、风险投资。
整个发展态势，最简单的还是应该看一下微笑曲线。我们已经发展到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带来的全球制造业规模第一的“世界工厂”这样一个地位，但是还“大而不强”——我们有如此庞大的制造业，全球按照世界银行抄出的666个细分产业，我们一样不缺，这是我们的优势，但是在整个全球分工中间，所谓供应链产业链中间的位置，主要的产能却落在这个微笑曲线的中部。微笑曲线是个以统计现象来表示的经验曲线，横轴是标志整个的供给端适应需求端的过程，从一开始要有创意创新，创意创新成功形成叫得响的品牌，而对接到后面的规模化的加工生产，成品进入市场，再到末端的品牌营销、售后服务和市场扩展，纵轴表示在不同位置上的收益率。大量的统计现象表明就是两头高、中间低，像人微笑时的嘴型，所以被称为“微笑曲线”。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能够加入全球供应链、价值链的切入点，一定是在中部，我们没有能力从左右这两个地方去切入。一开始，“三来一补”两头在外，大进大出，靠的是我们在生产要素方面有相对优势的低廉劳动成本、低廉的土地代表的自然资源综合开发，吸引人家拿资金——也就是要追求升值的资本，再加上人家已经现成的管理经验、技术成果、产品方案，来在中国形成加工后的成品，然后既卖给中国市场又卖给全球市场，这带来了中国我们自己的原始积累过程，不仅使我们开始有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态势，而且带来非常宝贵的支持长久发展的关于商品经济的意识、人家已经有了几百年积累的市场经济体系的商业文明的规则体系，也促成国民思想观念的创新，带来人力资本培育的过程，等等。这样的一个发展走到现在，我们得承认，虽然在世界上制造业的份额，我们是相当可观的，但是我们自己在前沿竞争力这方面，总的说仍是落后的。所谓“大而不强”它怎么改变呢？直观的讲，需要在这个曲线上把我们的位置推到左、右高端去，“中国制造”要升级为“中国创造”和“中国智能制造”。从实际例子来看：
中国早就有全球儿童玩具市场上以我们的产出所占据的85%-90%的高份额，但是这么多年下来，我们如果看一下中国本土生产的儿童玩具，有什么自己叫得响的品牌吗？想不出来。想到的就是人家美国人早早就推出而几十年长盛不衰的芭比娃娃，前不久好莱坞还推出以这个芭比为概念的影片，形成了人家文化软实力的组成部分，还上升到更多的哲学思考——人类社会中两性关系的种种探讨上去了。
我们中国市场上生产着风靡全球的苹果手机里的大部分，大批量苹果手机在中国的加工，我也看过实际场景，比如郑州附近（现在听说在搬迁）的郭台铭投资建的场区，当时根据订单需要有30万人以上的就业，三班倒24小时连轴转，源源不断在生产行销全世界的消费者非常乐于接受的苹果手机和其他苹果电子产品。当然应该承认，那边河南的政府和民众由此而明显受益，老百姓有30万人以上原来的所谓低端草根层面的就业机会（而且这种就业是比较体面的，工资相对来说比较令人满意的），有政府履行职能必须要有的税收，有我们经济繁荣不可缺少的GDP的增长，但是对不起，收益率就是中间的低水平，左右的高端牢牢掌握在美国人的手里。
这些年在努力之后，我们也有一些值得肯定的突破和进步。比如中国过去汽车方面曾经明显落后，入世之后与狼共舞，有了蓬勃发展的局面，但前面一段时间总体还是跟外资合作的品牌叫得比较响。在广州汽车厂家生产的广本，市场口碑很好，我曾经在财政部科研所担任过十几年的所长，我坐的广本开到累计里程60多万公里不用大修，平时基本不出什么小毛病，看着也顺眼，开着也省油，当然有很多值得肯定之处。但对不起，这个广本，中国人拿的是中间位置的低收益，左右高端收益日本人手里拿着呢。我也去过这个厂调研，后来我看到，他们所说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努力推出自己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产品系列，终于在实践中间出现了跃升。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系列里的一款叫广汽传褀的车型，卖得非常好，多年来每年出货几十万辆。我就说了一个自己的点评意见，认为这就带来了一个契机：是不是可以考虑稳定住这种竞争优势而把生产线迁到东南亚去。这样的一个战略决策，实际上就是珠三角早就在说的“腾笼换鸟”，其实也就是美国那个被称为男神的企业家马斯克在所谓“贸易战”剑拔弩张的时候突然出手到中国签约、在上海建全球最大规模的外商投资单体工厂生产特斯拉新能源汽车，是同一类战略设计框架。不久前我参加广州的汽车碳中和论坛，非常欣慰地看到那里摆着广汽传褀的样车，而且他们说，广州厂家已经下决心把生产线摆到泰国去。这就是一个以新的跨国公司的架构，来更好地压低自己的综合成本而牢牢掌握着左右高端的收益，这是不是一个跃升式的进步？这样一个值得肯定的进步，比较直观地代表着我们所谓中国升级发展、数实融合之中要追求的新境界。
再抓紧时间简单勾画一下第三点:必须有落实到“细节决定成败”的投融资和经济运作的管理创新，它是我们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务实保障。要具备充分肯定和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取向之下的企业决策和经营管理的高水平。宏观层面这种调控和管理，也是在宏观治理概念之下的现代要义。这样的新质生产力的运行和正面效应，要在中国通过管理而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如果多说一点，我并不太了解最近几年山东和青岛的发展，但总体上我知道青岛有很好的产业发展基础，我们这些年也在励精图治，然而实话实说，我们在青岛还没有看到足以影响全局的头部企业的诞生，而且这种头部企业不是想规划在哪儿就能在哪儿培育起来的。过去我参加过国家战略层面北京“中关村”概念的通盘战略讨论，而上海早早就有张江开发区，这两个国家层面特别注重的创新增长极区域，应该讲有一系列的成就，但是还没有产生真正叫得响的头部企业，反而有深圳、有杭州，出现了非常有全局影响的头部企业，这称得上是什么呢？是“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我们很难设想设计在哪个地方，一定能让它冒出一个头部企业来，但我们是不是要通过前面所说的几个层次的创新，合起来打造一种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争取在山东青岛有可能冒出这样的企业。现在的瞪羚是不是可以发展到独角兽：独角兽的群体里是不是有可能什么时候冒出一个头部企业？这都在未知之数，但是我们要做的、可做的，一定是来认识这方面的规律，来打造这样带有必不可少前提条件的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
第四点又跟这有关，我们必须冲破既得利益的阻碍和惰性约束，要实现思想新一轮的解放，观念再一轮的创新。领导人已经反复强调：思想再解放，工作更抓实，改革更深入。我理解思想再解放，一定就是要更好地掌握“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去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带出更有生机活力的新质生产力解放的新局面。
如果从数字经济发展的趋势和它的经济社会价值来说，我们有一系列值得进一步认识之处，也有一个实际的兴利除弊的问题。在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过程中已经看到，全球投资者用脚投票的结果，就是数字经济头部企业现在是独占鳌头，美国作为头号强国，它的股市上现在居于市值最前列的5家，清一色都是数字经济头部企业。我们中国也在努力追赶，邓小平所说到的“第一生产力”，马恩原著里所说的科技表现出的“革命性的力量”，企业家所推崇的“颠覆性创新”，西方学者熊彼特给人印象深刻的“创造性毁灭”等等这些概念，其实它们的内涵是相通的。我反复强调的新质生产力的认识上，是一个直观的阶跃曲线，表明是一个一个台阶往上跃升，而不是一个比较平滑的曲线由低向高。我们在这个考验面前，一定要注意认识中国数字化平台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要在完成整改后，按照中央的要求抖擞精神，急起直追。
作为结语，我觉得要说这几点自己的基本认识：第一，迎接三中全会，我们应该坚定不移继续大踏步跟上时代，按照最新政治局会议的要求，在对新质生产力有许多讨论、还要继续讨论的情况下，要特别强调“因地制宜”——已经不是简单的表态和一般概念讨论的阶段了，因地制宜就是在具体的，我们每一个地方政府辖区、每一个行业领域、每一个企业所进入的赛道和场景之中，应怎样结合我们要做的努力，在创业创新中间去推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这样一个“数实融合”，比如在我们青岛，以及青岛与整个统一市场的互动中，风投、创投的主体和在这方面政府要给予的引导支持、政府发挥作用的主体等等，都应该努力形成一个动态优化的定制化解决方案设计。这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顶层规划。在推进新质生产力动态的优化过程中间因地制宜。第二，因自己的特定情况“制宜”之后，还有一个须特别注重的毫不动摇继续支持民营经济、民营企业的创新发展，而且推进国企、民企摒弃“谁进谁退”思维的共存共荣共同发展。可能我们得承认，这种风险度极高、成功率很低的前沿人工智能+的项目，最适合来试错、争取创新成功的主体在以往的经验中是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固然有它的相对优势，但国有企业更多的要注意到在国有资本运营过程中安全性的标准要明显比较高，又要集体决策。这方面实话实说，对于这种高风险度的项目来说，它的适应性就比较低，只要有一个人不同意，整个过程就拖下来。民营企业在这方面它反而有相对优势。所以，中国现在冲出来的头部企业，是人们一般概念上所称的清一色的民营企业——实际上它们里面已经是混合所有制即已经开始有了股权的多元化，未来这种股权会越来越多地混起来，这就不是谁进谁退的问题，是中央所说的以混合所有制形成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共同发展的问题。第三，大陆头部企业在不失时机地完成整改后，相关管理部门应按照中央要求进一步推出一批“绿灯”项目，需以数实融合为关键词，大力推行数字经济产业化、产业经济数字化的这样一个升级发展，实现升级版的高质量发展。那么与此相应，充分发挥风投、创投的作用，我认为正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主题。在产业升级中间，我们要做好风投、创投这种直接融资机制潜力的发挥——这种风投、创投，当然也是面对全球，有我们本土的，也有海外的，有方方面面值得引起他们重视中国市场和中国市场上具体项目的这些主体，大家一起来争取面对中国客观上的成长性，主观上坚定不移贯彻改革开放基本国策，在振兴中国产业的升级发展之中，为中国现代化插上数实融合新质生产力的翅膀。
这些看法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专 家 简 介
贾康，著名经济学家，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三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1985 年开始在财政部科研所工作，历任研究室副主任、主任、科研所副所长，于2001-2014年间任所长。在国民经济、财政税收、金融、公共事务等的理论、政策研究领域，有数十年的丰富工作经验。
1988 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赴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
1995 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1997年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
多次参加国家经济政策制订的研究工作和主持或参加国内外多项课题，撰写和出版数十部专著和 数百篇论文、数千篇财经文稿、访谈。
2002年6月24日受朱镕基总理之邀座谈经济工作。
2003年后，多次受温家宝总理之邀座谈经济工作。
2006-07年，两次受胡锦涛总书记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
2013年后，多次应李克强总理之邀座谈、或按全国政协安排向李克强总理建言经济工作。
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
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的讲解人之一。/
参加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
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 PPP 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国财政学会原副会长兼秘书长。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北京、上海、福建、安徽、西藏、广西等多地人民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
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
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21年与刘薇合著出版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又被评为年度“中国好书”和全国党建精品教材。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大陆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数据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