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历朝历代首要解决的问题都是“吃饭问题”，陈永贵在一段时间里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以革命的精神、行政的手段去尝试解决这个问题，虽说他看起来与那个年代有些格格不入，可他仍然是一个值得尊重的人。
他跌宕起伏的人生之下，子女们没有一个“子凭父贵”，这也能印证出这位“永贵大叔”的崇高精神。
跌宕人生的背后
山西大寨养育了陈永贵，也成就了陈永贵。
早年间，陈家的家庭条件算不上富裕，他26岁那年才与贫农的女儿成了婚，和其他村民相比，陈永贵结婚已经很晚了。
土改来临后，陈永贵和妻子以贫农的成分分配到了一片土地，从这里开始，陈永贵当上了民兵支援前线，也走上了全新的人生道路，只是他估计想不到，那条人生道路竟会有如此多的波折。
新中国成立初期，陈永贵当上了大寨的生产委员，后来不断升为农业社主任、党支部书记等，可以说，这些都是为他实现日后壮举的重要基础。
大半辈子面朝土地，使得陈永贵对于土地有着别样的感情，他也对农业生产有着极为丰富的经验。
大寨的老百姓对他同样很熟悉，因为这些年陈永贵也为大寨做了很多实事，这使得农民们能初步达到自给自足，在全国的生产还比较落后的时期，陈永贵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已经很了不起了。
而在特殊的困难时期，大寨不仅没有向国家伸手要粮，反而还给国家上交了粮食，这足以引起全国的注意。
从这个角度来看，陈永贵受到如此关注是完全正常的。
于是，1964年正担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鲁笳在毛主席的专列上向领袖讲述了此事：“山西省的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的经验很好，应当学习、推广。”
能在逆境中脱颖而出，“陈永贵”这三个字自然给毛主席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连忙问：“陈永贵是哪几个字？他识字吗？”
陶鲁笳也说了实话：“陈永贵的文化水平不高，可他讲话有条有理，且充满了辩证法，很能说服人。”
于是，这年年底陈永贵就出现在中南海，还给毛主席过了生日，原本陈永贵是个很会说话的人，没想到当毛主席出现在他面前时，他也紧张地不知道从何说起。
毛主席说陈永贵是农业专家，本就紧张的陈永贵还听不懂湖南话，只是一个劲点头。
周总理都被这一幕给逗笑了，他帮着陈永贵翻译：“毛主席说你是农业专家。”
此时陈永贵又马上摇头，他赶忙说：“不，我不是农业专家，不是农业专家。”
大寨村的实例就摆在那，毛主席看着谦虚的陈永贵也说：“大寨搞得好。”
得到了毛主席的夸赞，也是陈永贵人生中的高光时刻，第二天的很多报纸上都刊登了毛主席与陈永贵亲切握手的画面，从这开始，陈永贵的人生彻底走向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其实，他的人生转变也同样与国际局势密切相连。
那时，苏联出现了一些变化，这也让毛主席敏感地发现了一个问题：苏联现在的问题，就在于人民没有真正管理国际的权力；那么中国要防止走上这一步，得让干部参与劳动不许特殊，工人、农民要参与国家的管理。
在这样的思考下，毛主席决定将一批优秀的工人和农民提拔起来担任重要领导岗位，给全国树立一个典型，最后能形成一种制度，如此便可以使中国避免苏联老路。
陈永贵当时正是时代楷模，他即便已经担任了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仍然保持着劳动者本色，从不脱离生产，也不要国家的补助和小汽车，除了去省里开会的来回路费需要报销外，他一分钱都不愿多拿。
按理说，这个级别已经能把家安在太原了，可陈永贵的家依然在大寨。
即便有各种的活动、会议，可陈永贵依然坚持按照一个社员的劳动量在田间劳作，他始终将自己视为一个劳动力，因此，如此脚踏实地的作风也让陈永贵在群众中的威望很高。
大寨不需要宣传，实际情况就是最好的证明：农田建设一年比一年好、交给国家的粮食一年比一年多。
而且，这个并不算大的农村还建起了医院和学校，这也是相当超前的。
毛主席绝不会突发奇想用到一个人，这些年，他也在系统的了解着陈永贵，特别是得知陈永贵在“火遍全国”后还在大寨，他非常满意，这就是他心目中的好干部该有的模样。
1969年中央在酝酿九大中央委员人选时，毛主席亲自提名陈永贵入选。
4年后，陈永贵进入了政治局。
那会陈永贵还有些无可适从，他说：“古今中外都没有把农民提到国家领导岗位上的先例，这是毛主席对工农分子的依靠和重用。”
很快，毛主席又将他提拔到了副总理的位置，甚至排到了王震将军之前。
那几年，陈永贵其实并不适应，他不知该如何面对堆积如山的文件，在他的心里，只有广阔的田地更适合他。
于是在1980年，当国家再度发生重大变动的时候，他辞去了副总理的职务，特意去北京东郊的农场担任顾问。
5年后，他住进了医院，由于知道得了肺癌，即便再怎么治疗都是徒劳的，为了能给国家节省开支，他不再用药，面对医生们的劝说，陈永贵还反驳道：“那周总理得的也是癌，能治好么？”
放弃治疗后，陈永贵料理起了后事。
其实，从陈永贵开始在大寨当领导算起已经有20多年了，可他的存款一共只有8000出头。
按照他的想法，自己离去时就该“空无一物”，把所有钱都还给国家，可家里人却不同意，这也是现实所迫。
因为陈家的小儿子马上就要去上大学了，到时候家里没钱该怎么办呢？
陈永贵想了想，决定把一部分钱留出来给小儿子上学用，其他的再全部捐出去。
真正的无私
从陈永贵晚年的决策来看，他确实从未给自己“留后路”，也从来没想着用自己手上的权力给子孙后代留下什么。
从权力的诞生来看，陈永贵能平步青云完全是毛主席一手提拔的，这点他也很清楚。
正如同毛主席评价那段特殊岁月时也说：“我看五十年、一百年之后，我们这段就是历史上的一个小插曲。”
中国数千年农业历史上，大寨也只是在极短的时间内成为一颗闪耀的明星，也正是因为有毛主席这样的伟大领导人，陈永贵才能从幕后走到台前。
无论他是否成功，可仅凭这次尝试，陈永贵就是一个无法被遗忘的重要人物。
不过，刚下台的陈永贵也品尝到了苦味，当时不少人都在抨击大寨，他看到后气得吃不下睡不着，整天愁眉苦脸，有一天他实在忍不住了，就去找了李先念。
李先念也不知道该如何解决问题，就说：“以后内参就别往陈永贵那送了，他看了后对身体不好。”
特殊的转折时代，很多人并不真正了解陈永贵，有点听风便是雨的感觉，因此陈永贵一时间也无法回到生养他的大寨，干脆决定在北京住下来。
他给老伴写了一封信，让她把小儿子陈明亮也带到北京来念书。
然后，他又写了一封信给大儿子陈明珠，让他暂时不要到北京来；由于一些人的错误对待，使得陈明珠也正遭受着劫难，由于受到惊吓还落得个头痛的病根。
上面也让陈永贵可以继续居住在交道口小院，可陈永贵却说：“我现在职务没有了，该搬就搬。”
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还专门给陈永贵配了一辆小车，并安排了警卫员和炊事员，陈永贵坚持不要炊事员，他说：“我和老伴现在闲着没事干，可以自己做饭。”
在北京，人们一直尊重着陈永贵，有些人在路上遇到陈永贵也会主动打招呼，陈永贵没事的话也会和居民闲聊。
坚持“一切为公”，也是陈永贵对自己的基本要求。
一次，一个昔阳老乡来到北京落脚，他还去找陈永贵喝了几杯，希望陈永贵出面要几节火车皮。
当时陈永贵还以为这是服务大家的事情，就打了电话，火车皮也很快批下来了，老乡高兴地对陈永贵说：“只要200块钱。”
陈永贵一头雾水地问：“什么200块钱？”
当听到那是无法报发票的好处费后，陈永贵黑着脸又打给了铁路局：“车皮我不要了。”
老乡即便再怎么央求，可陈永贵就是不愿松口，他坚决不愿意干这种肥了私人的事情。
在农场的那些日子，陈永贵也总赶着去帮大家做一些事情，那些工友们都觉得陈永贵非常随和，大家都很尊重他。
到了生病住院的那些日子，陈永贵虽然放心不下自己的孩子们，可却从来没有想过要为他们做些什么，早年间他在大寨时就是如此，如今在北京同样如此。
有一次，大儿子陈明珠来探望他，他说：“你说，我死后会不会被大家说个乱七八糟？”
陈明珠听说父亲想回大寨“落叶归根”，就把这件事上报给了领导，领导坚决要求陈永贵别想那么多，好好在北京的医院里治病。
陈永贵领下了这份好意，也对陈明珠说：“以后就把骨灰撒在大寨。”
陈明珠的人生是普通的，除了与陈永贵有关的报道会出现这个名字外，其余的报道再也没有提到过这个人。
他的弟弟陈明善同样如此，他去当兵后表现一直挺好，可陈永贵却说：“你表现好不好都不要当兵了，早日复员投入到建设中来。”
听话的陈明善就这么回到了地方，他所在的工厂也没有得到陈永贵的一点“指示”。
改革开放下时代在变动，陈明善所在的工厂也在父亲去世后不久就面临着倒闭的困境，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的陈明善在家中呆了一段时间后就出去找了一份新的工作，他的一生都是平凡的。
或许，陈明善也想过：“若不是父亲当初的阻拦，一直在部队中是否还会有更高的台阶？”
但现实情况就是，陈永贵不允许孩子沾自己的光，即便自己并没有打过招呼都不行，这就是陈明善的命运。
陈永贵是农民，可他也懂得这些朴素的道理：就算自己再怎么要求，也控制不住别人，部队的领导知道陈明善是自己的儿子，也会免不了对他优待，自己不愿看到这种事情的出现。
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去世，华国锋也出现了，他一言不发地走进了告别室，在陈永贵的遗体面前三鞠躬，又一言不发地站了很久，流下了眼泪。
5天过后，陈家的亲属捧着陈永贵的骨灰返回大寨，昔阳县的领导人早已在此等候，那些从未忘记陈永贵贡献的老百姓自发等在路上迎灵，这也是对他最好的告慰。
下午4点灵车抵达大寨，四面八方的老百姓将这个不大的寨子围了个水泄不通，很多人放声大哭，无论如何，人们的心中都是有一杆秤的。
按照陈永贵的遗愿，他的骨灰最终撒在了大寨的土地上，大寨人还为他立了一块碑：功盖虎头，绩铺大地。
在陈家的后人中，还是出现了一位人才：陈春梅。
她在陈永贵去世多年后凭借着自己的努力考上了法学博士学位，后来当上了最高人民法院督察局副局长。
工作之余，陈春梅也没有放弃对祖辈的探索，并出版了《我的爷爷陈永贵：从农民到国务院副总理》这本书，记录了很多那个时代的往事。
参考资料
- 陈永贵下台之谜 南方周末
- 陈永贵的最后岁月片断 成栋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