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军旅长许剑霜驻守德昌。
红军将领刘伯承在川军中任第一路前敌指挥时，许剑霜曾是刘伯承手下的一个团长，一九二六年参加朱德、刘伯承领导的泸州起义和安顺起义。起义失败后，他投靠了在四川陆军讲武堂时的同学刘元璋。
德昌原来的守军只有许剑霜旅的一个营。当得知中央红军从会理继续北上很快就要达到德昌时，川康边防军司令刘元璋本来准备把德昌也放弃，以便集中兵力守卫川南重镇西昌。但是，德昌是一个富裕的县城，县城里的不少豪绅又是他的相识，在这些豪绅的一再恳求下，刘元璋觉得这个时候无论如何不能抛弃朋友，于是命令许剑霜率一个团前往德昌加强防守力量。
许剑霜到达德昌的时候，刘伯承写给他的信也到了。刘伯承在信中除了重叙旧谊之外，奉劝许剑霜不要与红军为敌，让开一条道路给红军通过。许剑霜反复权衡利害之后，让亲信把这封信火速送交刘元璋，并恳切地建议刘元璋接受刘伯承的要求。
信送走之后，许剑霜没有得到刘元璋的回音。
一九三五年五月十六日黄昏，中央红军先遣部队红一军团第一师一团到达德昌外围的隘口丰站营和八斗冲，川军仅仅打了几枪就撤退了，而且一退便无影无踪，中央红军顺利地进入德昌县城。
德昌果然物资丰富。
中央红军的后续部队在这里休整了两天，想必刘元璋的那些豪绅朋友们损失巨大。
丢弃德昌的许剑霜退回西昌，立刻遭到刘元踪和那个被蒋介石擢升为陆军中将的刘元瑭两兄弟的辱骂。刘元踪早就有兼并许剑霜旅之意，因此两兄弟坚决要求把“通敌”的许剑霜杀了。刘元璋平时就很难驾驭这两兄弟，他也明白他们杀许剑霜的真正意图；而如果真把自己昔日的这个同学杀了，恐怕连自己的地位也很难保住。于是，刘元璋说：“哪有通敌的人会把敌人的信送给我的？”
天很蓝，风很猛，从会理北上，中央红军的队伍一直沿着安宁河谷前进，河谷东为大凉山，西为雅砻江流域山脉。这里是四川西南部最偏僻的地区，但却草木葱郁，山花怒放，整个河谷犹如一条景色秀丽的走廊。沿途集镇和村庄里的百姓大部分跑了，因此，红军的队伍穿行时寂静无声。最穷苦的人照例对红军的到来很感兴趣，红军官兵和他们搭话，送给他们食物。胆子大些的小贩在路边卖面饼和汤圆，冲着红军的队伍大声吆喝。
过了德昌，再往北就是西昌了。
刘元璋坐镇西昌，决定死守，并调集自己指挥的所有部队向西昌靠拢。
在西昌，比刘元璋的国民党正规军更霸道的，是地方武装邓秀廷的队伍。邓秀廷在西昌一带是著名人物。邓家世代居住在这里，家族上溯几代就已形成强大的势力，其祖父被称为“九蛮王”，在这里的彝民中具有相当的号召力。邓秀廷接了其祖父的班当上地方团总。他照搬祖父“以夷治夷”的办法，挑拨彝民不同分支族系之间的冲突，自己从中操纵控制，并动用武力屠杀反对他的彝民。几年前，他“征剿”西昌附近的马家彝人，竟一口气烧毁三十多个彝寨，杀死一千多人，灭了彝族中的五个分支族系，结果“远近支彝望风投降”。这样一个土匪式的人物，却被国民党政府正式任命为“彝务指挥官”。邓秀廷的部队虽然仅有两个团，但是他有随时调集上万彝兵的能力。中央红军北渡金沙江的时候，邓秀廷奉命防守距西昌上百公里的宁南一带。他率领一个团和五千彝兵赶赴宁南，中途遇到从金沙江前线溃逃回来的刘元章的部队。国民党正规军的狼狈溃逃，令邓秀廷平生第一次感到了恐惧。因此，在接到增援西昌的命令后，他的部队一路行动迟缓。走到一个名叫黄水塘的地方时，邓秀廷接到了刘伯承的信。信的内容有两点：一是红军不以彝民为敌，即使彝兵向红军开枪红军也不会还击；二是红军北上的目的是去抗日，因此路是一定要过的，如何对待红军请邓秀廷自己考虑。这个著名的红军将领曾经是著名的川军将领，刘伯承的信让邓秀廷很是犹豫不决。打吧，刘伯承的厉害人人皆知，自己恐怕打不过红军；不打吧，在刘氏兄弟那里怕是说不过去。邓秀廷召集手下人反复商量对策，最后决定看情况再说，能打就打一下，不能打就赶快跑，当然要是能趁机捡回点枪支弹药什么的更好。邓秀廷把部队布置在安宁河谷两边的山上，然后对彝兵军官们说：“今天的事，不比往常，要当心些，非有我的命令，不能开枪。”
在德昌通向西昌的河谷中，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走进邓秀廷的防区。趴在草丛中观察的邓秀廷，在看见红军的那一瞬间就决定绝不能开枪，因为“红军的部队来得很密”。眼看着红军陆陆续续走过了河谷，突然，枪声响了，是一个不听约束的彝兵开的枪。这一枪响过之后，不少彝兵跟着开了枪。邓秀廷怒火万丈地用彝话大声制止，而河谷里的红军不但没有还击，而且还大声地喊叫起来。懂得汉话的邓秀廷听见红军在喊：“汉彝一家，汉彝是兄弟。”混乱很快就平息了。但是红军刚过去，国民党军的飞机来了。彝兵绝大多数没见过飞机，他们像打鸟一样开始朝飞机射击。邓秀廷马上命令他的副官把事先发下来的对空识别标志拿出来铺在地上。可副官仅记得对空识别标志似乎是在哪个马驮子里，于是开始一个挨一个地找。正找着，炸弹就朝他们扔了下来。一阵猛烈的轰炸之后，邓秀廷的部队二十多人被炸死，其中包括一个名叫邓华软的连长。收拾了混乱不堪的部队，邓秀廷一撤就撤到西昌以北六十公里处的冕宁。他的撤退使西昌外围没有了任何防守部队，川西南的这座重镇被彻底暴露在中央红军面前。
西昌城坐落在富饶的西昌坝子中。这里是川军刘元璋部的最后防线，如果西昌失守，刘元璋的部队将无处可去。因此，为了守住西昌，刘元璋构筑起三道阻击线：第一道是城外的旧城城墙；第二道是依安宁河构筑的工事；第三道是拆除南门外西街商业街的所有房子，只留下那面沿街的墙壁作为阻击掩体。对于这道阻击线的修筑，刘元璋很是动了脑筋，因为约两里长的西街是西昌城最繁华的地段，店铺林立，商贾云集，如果要彻底烧毁，定会激起民愤。但是，刘元琮坚决主张烧，说如果不烧，红军的攻城部队就会利用这些房屋接近城墙。西昌一旦失守，命都保不住，还管什么民愤不民愤。刘元璋还是犹豫，说烧也要等红军接近时再烧，那时候可以说是红军放的火。两人之间关于烧与不烧争吵不休，最后用电报请示位于雅安的军部，军部回电说等红军接近的时候再烧不迟。但是，刘元璋还是放心不下，那些靠近城墙的民房确实是大患。想了一夜，第二天刘元璋召集商会代表和士绅代表开会。会上，刘元璋极力渲染红军的厉害，说要守住西昌城必要烧掉西街，但是烧街又会使民众损失很大。说到这里的时候，他真是一副痛苦为难的样子。结果士绅们纷纷表示，为了保全西昌，愿意承担烧街的损失。刘元章趁势赶紧暗示士绅，让他们联名写一个请求烧街的请愿书。拿到了“请愿书”的刘元璋胆子一下子大起来，在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距离西昌至少还有三十里的时候，刘元琮就下达了放火的命令一先是把城门用石条顶死，然后从城墙上往下泼洒煤油。火一点燃，不但繁华的商业街被烧毁，比邻的两条街也被焚毁了。
刘元璋和他的官兵紧张地等着红军的攻击。
等了一夜，未见动静。
天亮的时候，有人报告说，红军的队伍在西南十五里的地方整整走了一夜，现在往泸沽方向去了。
消息在西昌城内传开，刘元璋立即受到猛烈抨击，士绅们纷纷要求他赔偿损失。
中央红军绕过西昌北上泸沽县城。
从这里再向北前去大渡河有两条路：一条是大路，偏向东北，从越西到大树堡渡河，河对岸是富林，直通成都。另一条是小路，偏向西北，经冕宁，通过彝区，到达安顺场，渡过大渡河后是雅安地区。自古以来，从川西南北渡大渡河，来往行旅客商只知大路，因为那条小路不但崎岖难行，而且彝区不准汉人通过。
在大渡河布防的是川军刘文辉的第二十四军，其中，第四旅守泸定桥一带，第五旅守安顺场和富林一带。同时，刘湘派出的增援部队正沿着大路向富林开进——国民党军判断中央红军要走大路。
五月二十日，中央红军先遣队到达泸沽。
刘伯承认为，如果川军死守横在大路上的富林，中央红军要从大树堡渡口渡过大渡河十分困难，因此建议中革军委改变行军路线，选择小路从安顺场方向渡过大渡河。关于必经彝区的问题，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说，彝族分黑彝和白彝，黑彝是纯粹的彝族血统，是彝族的上层；白彝是彝汉混血，属彝族的下层。他们之间有矛盾，矛盾的主要起因是彝人对汉人的猜疑和敌对，这是国民党当局长期奉行民族歧视政策的后果。但是，只要红军工作得当，是有通过的可能的。聂荣臻对刘伯承说：“不管黑彝白彝，总比刘文辉好说话吧？”两个人统一意见后，立即给中革军委起草电报，电报的具体建议是：从泸沽兵分两路，主力部队和中央纵队秘密改走小路，从安顺场附近渡过大渡河。同时，派左权和刘亚楼带领红一军团第二师五团，佯装主力，继续顺着大路前进以迷惑敌人。由于中革军委正在行军的路上，电报无论如何也联系不上，时间不能耽误，刘伯承命令继续呼叫军委电台，同时先遣队向冕宁前进。出发前，刘伯承专门给先遣队作了动员：红军就要通过彝区了，彝人对汉人猜疑很深，语言又不通，他们可能会向我们开枪射箭，没有命令绝对不能还击。
晚上，在中共冕宁地下党员廖志高和陈野萍的带领下，刘伯承率领中央红军先遣队进人冕宁县城。这座县城里竟然没有任何一支川军防守。为了不打扰居民，先遣队司令部设在县城内的一座天主教堂里。红军进驻的时候，刘伯承把教堂里的神职人员集合起来，向他们宣传了红军的宗教政策。教堂里的几个法国修女对面前这个被传说为“土匪首领”的红军将领居然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万分惊讶。
五月二十一日，中革军委在接到刘伯承、聂荣臻的电报的当天，向中央红军各军团下达了向安顺场前进的命令：
林、刘、聂、彭、杨、董、李、罗、何、邓、蔡：
……
各兵团今二十一晚至明二十二日晚行动部署如下：
1.刘、聂率我先遣第一团续向拖乌、筲箕湾前进，日行一百二十里，准备至迟二十四号午前赶到渡口。左[左权]、刘[刘亚楼]率我第五团，如查明越西无敌或少敌应迅速进占越西，并侦察前至大树坪、富林及由越西至海棠之线中间向西去的道路、里程；如小相岭或越西有敌扼守，则五团应伪装主力先头在登相营或小相岭扼制该敌。一军团主力今晚二十一时起开往冕宁，以便随一团前进并策应其战斗。
2.军委纵队今夜进至石龙桥[冕宁]。
3,五军团今晚二十一时起经泸沽开至石龙地域，准备二十三日超过军委纵队，仍归林、聂指挥。
4,三军团除留必要部队带电台监视西昌之敌，以掩护和接应九军团今夜或明日通过西昌外，其主力今夜应进至起龙、礼州地域。
5,九军团通过西昌城外进至锅盖梁及其西北地域后，应即布置掩护阵地，筑野战工事，以便扼阻西昌及由南来之追敌。
C、为绝对保持改道秘密，必须：
1.泸沽至冕宁道上严禁被敌机发现目标，不准挂露天标语，上午七时半至十时半，下午三时半至五时半，严禁部队运动。
2.一军团部队对去路，三、九军团对来路，要断绝行人出去。
3.严密搜捕敌探。
D、冕宁至渡口有两站缺粮，各兵团应在礼州、冕宁之线补充粮食，离冕宁时带足三天。
E、关于搜集架桥材料，经冕宁起应严格执行昨日电令。
朱德
ニ十一号十八时
对于中央红军来讲，在遭遇巨大损失的湘江战役之后，一次近乎赴汤蹈火的行动就此开始了。
毛泽东和蒋介石此时都在读同一本书：清末北洋幕僚薛福成所著的《庸庵文续编》，书中记述了一八六三年一支农民起义军在大渡河边全军覆没的悲惨遭遇。
大渡河，长江的支流之一。河不甚宽阔，但水流汹涌，河床上乱石丛生，河面上漩涡处处，自古无法泅渡，一旦失足落水，无论水性多高超也必死无疑。大渡河两岸悬崖陡立，一条在悬崖上凿出的小路沿河而去。要想渡过大渡河，只能靠木船摆渡，由于河水流速极快，必须把渡船拉到渡口上游几里之外，然后放船，船工奋力闯渡，才能将船斜冲到对岸。
七十二年前，太平天国石达开的部队在大渡河边被清军包围，结果是伏尸遍地，血流成河，四万农民起义军最终全军覆灭。
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命运起伏，几乎是太平天国起义兴衰史的写照。一八五四年，石达开受命主持军务，这个聪慧勇猛的农民领袖很快以痛歼湘军水师、收复武昌、进军江西而声名大振。在接连占领了五十余座县城后，石达开的农民起义军把湘军将领曾国藩困在南昌城的大营里。接着，农民起义军的占领区连接了皖赣鄂三省的广大区域，开创了太平天国的鼎盛时期。一八五六年，太平天国内部的互相残杀开始，石达开受到洪秀全的猜疑，这迫使他于一八五七年率二十万起义军离开南京城，开始了长达六年之久的辗转作战。这是一支没有后方支援和保障的部队，先后进入浙江、福建、湖南、广西、湖北、云南、贵州和四川，不断地在清政府军的围剿下遭遇重创。一八六三年的春天，石达开率残部四万人从云南渡过金沙江北上，到达川西南西昌附近。
石达开的计划是：渡过大渡河，夺取四川平原。
石达开离开西昌之后的北上路线，正是现在中央红军要走的那条通往大渡河的小路：经冕宁到达大渡河边，渡河后至雅安地区。在这条崎岖的小路上，石达开买通彝族土司，于五月十四日到达安顺场。安顺场渡口三面临山，一面临河，没有任何回旋余地。被收买的土司突然改变立场，配合清军将四万农民起义军紧紧包围。石达开率部在大渡河南岸整整徘徊了一个多月，多次企图渡河，都因水流湍急以及清军的阻击而失败。其间，在一次强渡时，大军已经渡过一万人马，但是天黑了，石达开认为渡过河的前锋将背水作战，没渡过河的部队将与前锋被截为两段，于是，一向用兵谨慎的他下令已经渡过河的那一万人撤回来：“我生平行军谨慎，今师渡未及半，倘官军卒至，此危通也，不如俟明日毕渡。”——既然有时间又有能力把已经渡过河的一万人撤回来，为什么不连夜再抢渡过去一万人以巩固对岸渡口？——当农民起义军再一次准备强渡时，石达开的一个妻子在大渡河边生了个儿子，被围困的大军立刻停止渡河，决定在这个绝地“庆贺三天”。三天过去了，大渡河水由于山洪暴发“陡高数丈”，石达开四万人的大军因此被困岸边。清军趁机连日发动猛攻，起义军苦战之后粮弹断绝，大渡河上漂满了起义农民的尸体——“浮尸蔽流而下者以万计余。”最后时刻，石达开决定率领起义军决死一战：“吾起兵以来十四年矣，越险岭，济江湖，如履平地，虽遭难，亦常嚏而复奋，转退为攻，若有天佑。今不幸陷入绝境，重烦诸君血战出险，毋徒束手受缚，为天下笑，则诸君之赐厚矣！”但是，清军已经逼近起义军的大本营。面对即将全军覆没的悲惨结局，石达开决定“舍命以全三军”。他写信给清廷四川总督骆秉章，求自己一死而赦免他的部下。骆秉章假意受降。六月十三日，石达开命令士兵把他的五个妻妾全部扔进大渡河，然后自己一人走向清军的营帐。
被俘后的石达开在成都经过严刑审讯，最终被清政府以极其残酷的“凌迟”处死。而他的部下两千多人并没有被赦免，在放下武器后全部被杀。
现在，进入大渡河地区的中央红军依然没有退路：后面，有国民党中央军薛岳和周浑元的追击部队；西面，有滇军孙渡部沿着雅砻江的布防；东面，有川军杨森的第二十军和郭勋祺、陈万仞等部的联合阻截；前面，大渡河上的主要渡口已经布满川军刘文辉的部队——中央红军进入了一个狭窄封闭的地域里，如果一旦被大渡河所阻挡，挣脱被围歼的命运必将是一场血战死拼。
蒋介石再读《庸庵文续编》时感受复杂。当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他曾经部署在金沙江与大渡河之间彻底消灭红军。但是，计划还没有执行，他就被中央红军在渡过金沙江后停留会理所困扰了。蒋介石并不知道红军在会理停滞不前是在开会解决问题，而是认为红军在会理停留多天必有蹊跷——在与共产党人的多年对立中，毛泽东给了蒋介石太多的意外，以致现在无论红军做出什么举动，蒋介石都会首先感到其中有诈。但是，等了几天之后，蒋介石发现毛泽东并没有什么惊人之举，而是沿着当年石达开的路线北上了。这时，他想起中央红军刚刚离开江西苏区的时候，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秘书长杨永泰说过，红军很可能渡过金沙江进入川西。当时，蒋介石认为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毛泽东是懂得历史的，中国版图如此之大，毛泽东为什么非要走石达开的死路？疑惑重重的蒋介石在忐忑不安中度过了几天，当情报最终证实中央红军向着大渡河边的安顺场走去时，蒋介石这才感到毛泽东成为“石达开第二”的结局已经注定。
之前，中央红军曾在无线电中收听到《四川日报》的一条新闻，题为《蒋介石委任杨森为大渡河守备指挥并以骆秉章诱杀石达开相勖勉》：
六日本报载杨森将衔新命，现此种新命已经发表。十五日蒋委员长自昆明来电，任命杨森为大渡河守备指挥，并拨二十一军、川康军一部约四旅，归其指挥调遣，借以巩固雷[雷波]、马[马边]、峨[峨边]、屏[屏山]防务，保障川南。蒋委员长原电中，并以清代活捉石达开之川督骆秉章相勖勉。现杨森氏已遵命就职，亲赴大渡河积极设防，准备予匪以迎头痛击。
雷波、马边、峨边、屏山四县，全都位于通往大渡河的大路以东方向，蒋介石把防守的重点并没有放在从冕宁向北的安顺场，这说明他依旧不相信精通历史的毛泽东会选择与石达开完全一样的旧路。
对于川军杨森，毛泽东并不熟悉，与杨森熟悉的朱德说，蒋介石的这个任命是“一石两鸟”，既考验了杨森对他的忠诚，也可借此机会拉拢杨森，促使杨森率川军与红军血拼一场。蒋介石判断中央红军一定会避免走石达开的旧路，毛泽东对这样一种心理十分清楚；但是毛泽东认为，石达开之所以被围困在安顺场而不能渡河，根本的原因是他收买的那个彝族土司背叛和出卖了他，不然清军也无法顺利地通过彝区来到大渡河边。毛泽东说：“顺利渡过大渡河的关键是和彝人关系的处理。”在给刘伯承率领的先遣队送行时，毛泽东特别嘱附，先遣队的任务与其说是打仗开路，不如说是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如果红军模范地执行民族纪律，取得彝人的信任，抢渡大渡河的行动就能取得胜利。为此，毛泽东特别命令十九岁的萧华带领一支红军宣传队跟随先遣队一起行动。
如果不是严峻的军事形势所迫，中央红军也不会走到这条路上来。
既然走到了这里，就要坚决地走下去。
虽然走的是同一条路，但是中国工农红军绝不是石达开的太平军。
读过了《庸庵文续编》的毛泽东深刻地知道这一点。
但是，读过了《庸庵文续编》的蒋介石绝不会从这个角度考虑问题。
这就是历史得以生动的原因。
最先受到彝人袭击的，是走在先遣队后面的工兵连。工兵连奉命跟随红一军团第一师一团赶往大渡河架设浮桥。临出发时，团长杨得志和政委黎林亲自到连里进行政治动员，强调说必须以实际行动取得彝人的信任，无论如何都不准向彝人开枪，谁开枪就是违反了红军的军纪。
工兵连跟在先遣队的后面。在古木参天的崎岖山路中行进的时候，他们越走越觉得不对劲儿，因为很多架设在山涧上的独木桥被拆毁了，这使得红军官兵不得不边走边砍树架桥。刚一走进俄瓦拉山口，他们发现掉队了。这时候，隐藏在山林中的彝人开始向他们开枪射箭。紧接着，前面有一队男男女女向他们跑来，而且无论男女一律赤身裸体，这使工兵连的红军官兵既紧张又惊讶。这些自称来自外省的过路客商说，他们遇到了彝人，不但东西全被抢光，连衣服也被扒光了。在进一步的询问中，红军官兵终于弄明白了，这些遭到彝人袭击的汉人根本不是什么客商，而是为了躲避红军从县城里逃出来的国民党官员和他们的家眷。工兵连的红军官兵有些担心起来。大家议论说，我们一不是压迫彝人的官员，二不是剥削穷人的财主土匪，彝人会把我们怎么样？正说着，四周呼哨声四起，工兵连被一群手拿土枪长矛的彝人包围了。尽管在队伍最前面的三排排长反复解释，但是根本没有用，随着号角的吹响，围上来的彝人越来越多，并开始动手抢夺红军官兵的武器和架桥器材，最后开始扒他们身上的衣服。红军官兵实在忍无可忍，拉开枪栓准备反抗。指导员罗荣大声地喊：“总部命令，不准开枪！”
光着身子的工兵连只好往回走，没走出多远，看见侦察连的几个同志带着一个彝人也在往回走。侦察连的同志说，他是这一带沽基家族彝人的头目，名叫小叶丹，我们要带他去见咱们的总部首长。工兵连还看见了坐在路边休息的六团一营的官兵。红军战士看见工兵连竟然赤身裸体，禁不住开玩笑说：“工兵连很凉快呀！这是到哪里洗澡去了？”营长曾保堂命令大家赶快凑衣服。衣服不够，又从供应处弄来不少麻袋让工兵连的官兵暂时围在身上。
这件事弄得工兵连官兵情绪很大。
事情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表扬了工兵连执行纪律坚决。同时，毛泽东还跟工兵连的官兵打趣说：“到了人家倮倮国，你们也算是入乡随俗嘛。”
毛泽东让部队准备一些酒、绸缎和枪支，然后请来了那位彝族头人小叶丹。彝族头人对红军将领能够平等地对待他们很感动，因为平时国民党军队和国民党官员很看不起他们。从彝族头人那里，毛泽东了解了这一带彝人族系的情况，并且指示刘伯承尽快与彝人首领达成协议，以免红军主力和中央纵队通过的时候遇到不必要的麻烦。
红军总司令部以朱德的名义发布布告，布告是一段顺口溜：
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
一切彝汉平等，都是兄弟骨肉。
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彝人太毒；
苛捐杂税重重，又复妄加杀戮。
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
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
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
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
凡我彝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
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
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
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
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
见到刘伯承，小叶丹首先解释说，刚才抢红军东西的不是他的家族，而是与他们对立的罗洪家族。在这个地区，彝人基本上分成三个族系，即沽基、罗洪和洛伍。经过三方代表的交谈，罗洪家族由于抢了红军，人都已经跑了，其头人不肯再露面；洛伍家族表示出中立的立场，而沾基家族的小叶丹愿意与红军继续谈判。刘伯承从解释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到红军北上抗日的道理，一直到满足彝人的各项要求以及红军过路的种种细节，耐心地与小叶丹商谈，最后以结为兄弟为条件结盟。
这是共产党人少有的举动，仪式按照彝族沾基家族的传统进行：两碗清水，杀一只雄鸡滴血入内，然后双方宣誓。刘伯承说：“上有天，下有地。刘伯承愿与小叶丹结为兄弟。”双方把血水一饮而尽。结盟仪式后，刘伯承邀请小叶丹和他的小头人们一起吃饭。红军把附近一个小集镇上的酒全部买了下来。酒席中，小叶丹表示，如果明天罗洪家族的人再袭击红军，他就带人把罗洪家族的村寨烧了。刘伯承劝解道：“彝人之间要团结一致，共同对付欺压彝人的国民党军阀。”这个观点令小叶丹很是折服。最后，刘伯承送给小叶丹十几支步枪。按照彝人的最高礼节，小叶丹把自己骑的大黑骡子和两名漂亮的彝族女子一起送给刘伯承。
黑骡子正好可以驮运物资和伤员。
彝族姑娘就算是参加红军了。
刘伯承把结盟的消息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非常高兴地问一向严肃的刘伯承：“听说结盟的时候要跪下，你先跪的哪一条腿？”
红军将领和沽基家族的结盟，对中央红军顺利通过彝区至关重要。在以后的行军中，不但袭击红军队伍的事很少发生，粮食的筹集也相对顺利了一些。小叶丹还专门派出彝人武装，护送红军先遣队赶往大渡河渡口。
与沽基家族对立的罗洪家族，也曾经派人来试探红军，他们派来的探子是一个赤裸着身体的十四岁的彝族女孩儿。这个女孩儿径直走进中央纵队的队伍中，她立即受到朱德的妻子康克清的欢迎。女红军们不知道这个女孩子的身份和任务，对她表示出极大的友善和关爱。康克清给她穿上干净的衣服，招待她吃东西，还送给她很多女孩子喜欢的小礼物。女探子高兴得连蹦带跳地离开了。从此，罗洪家族的彝人再也没有攻击红军的举动。
为了加深共产党人在彝人中的影响，红军专门留下一名负伤的团政委，以帮助小叶丹组织起与国民党军对抗的武装力量。这支力量后来联合了包括罗洪、洛伍家族在内的一千多人，几乎相当于一支红色游击队。当薛岳的国民党中央军追击到这里的时候，虽然也按照蒋介石的命令给彝人准备了大量的礼物，但是薛岳发现共产党在这里的影响已经深入人心，于是他立即命令给每一个彝人紧急“消毒”。国民党政府任命的“彝务指挥官”邓秀廷，逮捕了红军留下的那位团政委，小叶丹家族倾家荡产，用一千五百块大洋把人赎了出来。但是，小叶丹最终还是被邓秀廷以“通共有据”的名义杀害于大桥镇。被害之前，小叶丹对弟弟沽基尼尔说：“红军把咱们彝人当人看。刘伯承这样的大人物是守信用的。我死了之后，你要告诉刘司令，咱们彝人相信的是共产党和红军。”
五月二十四日，刚刚走出彝区的先遣队到达距安顺场渡口三十公里处的擦罗小镇。小镇上只有二十户人家，但却有一座刘文辉供给西昌守军的粮库。当穿着国民党军服的一团到达这里时，粮库守备官还以为来的是中央军，立即上酒端肉热情款待。一团团长杨得志带领官兵们故技重演，不但在宴席上大吃大喝了一顿，而且还接收了粮库守备官如数交出的军粮。这笔数目巨大的粮食，让先遣队喜出望外但又不知如何处理：白花花的大米总计二十四万斤，用六十斤装的大麻袋一共装了四千包。在把川军守备官兵俘虏之后，这批粮食被红军总部分配给各个军团，剩余的全都分给了镇子周围的穷苦百姓，不论男女老幼一人一麻袋，百姓们个个兴高采烈，直说：“红军好！红军来了把刘家的米给我们吃！”
当晚八时，在翻过最后一座山头后，刘伯承看见了从山峡间汹涌而出的大渡河，看见了令石达开四万农民军伏尸遍野的安顺场渡口。
与此同时，在大渡河下游的大路上，由红一军团第二师五团、侦察连和军团便衣侦察队组成的佯装主力的第二先遣队，由红一军团参谋长左权和第二师政委刘亚楼率领，也接近了大渡河。
这支部队顺着通往大渡河的大路，经泸沽向越西县城方向前进。大路上没有彝人的阻拦，却有川军的阻击。在小相岭隘口，川军挖断道路，架上吊桥。军团侦察科科长刘忠和便衣队副队长范昌标带领一个侦察班，在当地一位采药老人的引导下，绕到了川军阻击阵地的后面，突然向守卫吊桥的川军发动袭击，一举占领小相岭隘口。越西县城的川军向这里打来电话，电话始终没人接听，县城里的川军立即意识到隘口丢失了，而他们随即做出的决定竞然是放弃县城，向大渡河渡口方向撤退。川军的撤退导致包括越西县长在内的所有国民党地方官员的大逃亡。因此，通过小相岭隘口的红军第二先遣队没有经过战斗便占领了越西。
县城显然刚刚受到破坏，到处是残砖破瓦。原来三月的时候，四千彝民不满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在越西附近的三个县同时举行暴动，并且围困了越西县城。正当县城就要被彝民攻破的时候，由于中央红军的接近，大批川军的增援部队到达这里，暴动的彝民被迫跑到附近的山上。现在，他们听说越西城里的国民党军跑了，彝民断定能够吓跑国民党军的红军必定是自己的朋友，于是纷纷下山进入县城来欢迎红军。进入越西的红军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监狱打开。在彝族和汉族群众的注视下，红军战士用大木杠反复撞击监狱的大铁门，随着监狱大门的訇然倒塌，三百多名因参加暴动被俘的彝人一拥而出。红军给每个彝人发了布匹、食物和银元，给全城的穷人分了粮食。结果，越西城内要求参加红军的青年就有近千人，其中彝族青年达四百人。当第二先遣队从越西出发继续北进的时候，欢送他们的彝、汉群众抬着猪肉和酒站满了街道两旁。一些没被批准参加红军的彝、汉青年跟随着红军的队伍，一直跟出去很远。
五月二十三日，第二先遣队到达大树堡附近。
红军接近大渡河渡口的消息引起川军的恐慌，川军王泽浚旅派出一个连从大渡河的北岸渡过来。这个连到达南岸后，在大树堡渡口以南的鱼塘要隘上放了一个排，在渡口上放了一个排，其余的兵力驻扎在大树堡镇的街里。他们命令这里的群众在街面上堆放木柴和稻草，准备红军一到就放火烧街。
到达鱼塘要隘的红军第二先遣队决定兵分三路进攻大树堡：一路占领要隘，一路攻击大树堡镇，一路直接占领渡口。战斗短促，大树堡镇里的川军还没来得及放火，红军就冲了进去，俘虏了川军的连长。防守渡口的川军一听响起了枪声，争相上船逃往北岸。赶到渡口的红军没有向他们射击，故意放他们回去报信。
就在刘伯承看见了安顺场的灯火的时候，左权和刘亚楼也到达了大树堡渡口。
与刘伯承率领的这一路红军秘密接近渡口不一样，左权和刘亚楼率领红军官兵开始了大规模的“渡河”准备。他们公开征集造船和搭浮桥的材料，动员群众砍毛竹、拆房屋，甚至声势浩大地组织群众把国民党政府的区公所拆了。在把拆下来的木料运往河边的时候，红军官兵组织群众使劲儿地喊着号子。为了震慑川军和扩大声势，红军还把从越西逃到这里的县长彭灿拉到河边，先召开公审大会，然后当着对岸川军的面把彭灿的脑袋砍了下来。
川军急忙调兵加强大树堡渡口北岸的防守，一共调来五个团，再加上富林的地主武装羊仁安的部队。结果，杨森部署在大渡河下游的近两万川军，在中央红军抢渡大渡河的过程中，除了一个连曾一度与红军的一支小部队发生了接触外，竟然连红军的影子都没有看到。红军第二先遣队冒充主力的佯渡行动收到了效果，至少在五月二十五日以前，蒋介石依旧没有确定中央红军抢渡大渡河的确切位置。
五月二十四日夜，大雨。
到达安顺场附近的刘伯承从一团团长杨得志那里获悉了基本敌情：在安顺场防守的是川军第二十四军第五旅余味儒团的韩阶槐营。
韩营长原来是这一带有名的哥老会头目，他的部队里基本上都是上下拜了“把子”的袍哥兄弟。团长余味儒让他防守这里的原因，也是认为他能利用在安顺场的势力联合这里的地方武装。韩阶槐到达安顺场后，为确保渡口的安全，命令把南岸所有的船只和粮食全部弄到北岸，然后强迫安顺场的百姓们搬家，在街上堆起柴草，准备放火烧街以扫清射界。不知道是巧合还是韩营长有某种预感，他预定的放火时间是五月二十四日。正是这一天，中央红军先遣队赶到了安顺场。但在中央红军先遣队之前，还有一支队伍也赶到了安顺场，这就是从西昌逃到这里的邓秀廷部的残兵，带领这些残兵的是邓秀廷的营长赖执中。
要说在安顺场，赖执中的势力比韩阶槐还大，因为赖执中是安顺场最大的财主，安顺场大半条街的房屋都是他的财产。五月二十四日，赖执中刚到，正好碰见韩阶槐的一个连长准备放火烧街，结果烧街的举动被赖执中毫不迟疑地阻止了。赖执中与那个连长争执起来，两个人一直扭打到河北岸，打到了团长余味儒那里。舍不得自己家产的赖执中陈述了他的理由。他说自己刚从西昌那边跑回来，确切地知道红军已经顺着大路去了大树堡渡口，根本没有走安顺场这条小路。余味儒听了半信半疑，可赖执中一再保证说，只要红军到达安顺场，他立刻带头放火烧街。于是，余团长默许了。回到南岸的赖执中还不放心，私下里违反军令偷偷在南岸留下一条船，准备万一红军打来时自己逃到北岸去。
赖执中偷偷藏下的这条船，成全了即将渡河的中央红军。
二十四日夜晚，朝着安顺场方向，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冒雨奔袭。刘伯承知道，用不了一个昼夜，大渡河的南岸就会聚集起千军万马。眼下，大雨中的刘伯承只想着一件事：能否找到船？
刘伯承命令把一团一营营长孙继先找来。
看见孙继先，刘伯承说的第一句话是：“知道石达开吗？就在这里，他的四万人没了。”
这位二十二年后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导弹基地司令员的红军营长说：“我不管他十达开还是九达开，参谋长下命令吧！”
刘伯承说：“二营去下游牵制和吸引敌人，三营是先遣队的预备队，占领渡口的任务交给你们一营。你马上去完成三件事。第一是拿下安顺场，占领后放上一堆火作为信号；第二是迅速找到船，找到了再放一堆火；第三，把一切渡河工具准备好以后，再放一堆火。三堆火都点起来，后续部队就上去。”
晚二十二时，在团长杨得志的率领下，一营分为三路：一连攻正面，二连和营重机枪排从东面，三连从西面，在大雨中向安顺场扑了过去。
韩阶槐和赖执中都侥幸地认为红军走大路去了大树堡。
当一营的红军官兵悄悄地摸进安顺场的时候，川军还在哨所里高声唱着川剧。枪声骤起，川军顿时混乱成一团，不是被打死打伤就是被俘。
赖执中慌忙翻墙逃跑，翻墙的时候脚扭伤了，他的卫兵背起他跑到山上的彝民家里藏了起来。
一营二连的另一个任务是寻找船只。他们顺着河到处找，不见任何船，正着急，看见河边有个黑乎乎的东西，细一看，是赖执中的家丁正准备划船往北岸跑。红军官兵决不能让这条船跑了，他们在漆黑的雨夜里大叫起来，奋不顾身地扑上去，硬是把这条船给拉了回来。营长孙继先一看有了船，立即命令把船拉到上游去做渡河准备。但是，这条木船很大，红军官兵又没有拉船的经验，船在湍急的河水中不停地原地转圈，折腾了近一个小时才把船拉走。
刘伯承和聂荣臻在大雨中盯着安顺场方向，希望能看见孙继先点起的三堆火，但是一直等到凌晨三点，一堆火也没看见。侦察员回来报告说，渡口已经被占领。于是刘伯承跑到了河边，边跑边喊孙继先的名字。孙继先跑过来，刘伯承大怒：“你跑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不点火？”孙继先这才发现自己只顾作战和弄船，把点火的事忘了。刘伯承听了孙继先的汇报，尤其是听到已经搞到一条船，火气顿时消了。本来准备立即渡河，但是安顺场的百姓说无论如何晚上不能渡，实在是太危险。刘伯承想了想说：“一营睡觉！天亮了，街里能够搞到什么好吃的全给你们吃，吃完了准备抢渡！”
这个夜晚，刘伯承没有睡觉，他找来有经验的船工，不但询问了渡河的种种问题，连操船的优厚报酬以及万一遇险的后事安排都谈妥了。看来红军准备在大渡河上架设浮桥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当地的船工们说，连在河中插一跟木桩都是不可能的，游水过去更是不可能。那么，红军只能靠唯一的一条船，先把对岸渡口占领了再说。
二十五日拂晓，大雨停了。
早晨七时，一营在大渡河边集合完毕，官兵们都要求第一个抢渡。
聂荣臻说：“谁也别争，由你们营长下命令，叫谁去谁就去。”
营长孙继先想起几个月前，在乌江边的回龙场渡口，也是他挑选的渡江突击队队员。
一营的三个连争起来。
杨得志团长决定，突击队队员在二连中挑选。
连长熊尚林点名。包括他自己在内，一共十七个人。每人一支驳壳枪，一支冲锋枪，一把马刀和八颗手榴弹。
天色逐渐亮了，被大雨洗刷过的悬崖高高矗立，悬崖脚下的大渡河奔流咆哮。
红军官兵看得很清楚：对岸一个小村的四周修筑着工事和碉堡。
连长熊尚林下达了命令，突击队队员开始上船。
刘伯承突然问：“赵章成来了没有？”
参谋回答说：“迫击炮和重机枪已设置完毕。”
刘伯承说：“告诉赵章成，咱们的炮弹没有几发，瞄准那几座碉堡，要打准！”
赵章成，那个红军中十分著名的神炮手，尽管他每次打炮前都要祈祷一番，但是关键的时候，他总能让红军宝贵的炮弹显示出惊人的威力。
木船离岸了
八名船工奋力划桨。
对岸的川军很快就发现了红军的这条船，射出的子弹和炮弹把木船四周的河水打开了锅。南岸红军的掩护火力也异常猛烈。木船在急流和弹雨中艰难地向北岸靠近的过程显得十分漫长，站在南岸边的红军官兵眼看着船上的突击队队员中弹，眼看着船一头撞向河水中的礁石上。刘伯承万分紧张，如果唯一的一条船抢渡失败，南岸也就没有船了，其后果不堪设想。在红军官兵焦急的呐喊声中，操船的四个船工跳下水，脚踏礁石背靠船帮用力将船再次推进水里。船在极大的漩涡中随时有翻覆的危险，船上剩下的四名船工奋力掌握着船的平衡。岸上的红军官兵的嗓子都喊哑了：“机枪打呀！快撑船呀！”
红军的机枪手已经打红了眼，大渡河北岸硝烟弥漫。
船终于从礁石边的漩涡中挣脱出来，在距离北岸还剩下五六米远的时候，船上的红军突击队队员突然站立起来。川军也从北岸那座小村庄周围的阻击工事中冲出来。对于已经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的红军来说，这一刻只要稍有迟疑就会在瞬间内被消灭。
杨得志急促地命令重机枪压制川军的反击。
赵章成这一次没有事先祷告就开火了。这个有着丰富战斗经验的炮兵连长早已把射击参数算准。两发炮弹出去，不偏不倚地在川军冲击队伍的正中爆炸了。
重机枪手李得才的火力跟着赵章成的炮弹，死死地封锁住了川军的反击路线。
突然，从抢渡一开始就吹响的军号声停了。
刘伯承和聂荣臻几乎同时喊道：“怎么不响了？怎么不响了？”
原来，小司号员发现首长们都聚到了前沿，怕号声引来敌人的子弹就停止了吹号。
刘伯承说：“赶紧吹！”
小司号员再次举起军号时，不知是已把力气吹尽，还是因为首长在
身边太紧张，竟然一时吹不出声了。当过号兵的萧华一把拿过号用力吹起来。
木船“轰”的一声撞上了河岸。
川军的手榴弹雨点一样滚下来，岸边的悬崖石壁上响起一连串的爆炸声。红军突击队队员从硝烟中穿过，沿着石壁上的台阶冲上川军的阻击阵地。
大渡河安顺场渡口北岸被红军突击队占领了。
在中国工农红军战史上，这些名字将永远熠熠生辉：
二连连长熊尚林。二连二排排长罗会明。二连二排三班班长刘长发。二连二排三班副班长张表克。二连二排三班战士张桂成、萧汉尧、王华亭、廖洪山、赖秋发、曾先吉。二连三排四班班长郭世苍。二连三排四班副班长张成球。二连三排四班战士萧桂兰、朱祥云、谢良明、丁流民、陈万清。
将突击队送过河的那条木船掉头返回，运送第二批突击队队员登上北岸。
然后是第三船、第四船、第五船…
刘伯承对参谋说，给军委发电报，大渡河渡口已经被我军突破。
二十六日，大雨倾盆。
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和中央纵队在大雨中向安顺场急促前进。
中革军委命令每个官兵都要扛两根毛竹，毛泽东自己扛了四根。在路上休息的时候，毛泽东遇到一位当地的老秀才，他向老秀才问起当年石达开的事，老秀才看看毛泽东身前身后的队伍，半天才说出一句话：“大军切勿在此停留。”
部队必须迅速渡河，一刻也不能耽搁。
但是，当毛泽东赶到大渡河边的时候，他所担心的终于成了现实。
目前，红军一共找到四条船，只有一条是好的，其余三条都需要修。刘伯承计算了一下：一条船的最大容量是三十个人，往返一次最少要一个小时。从红军占领北岸后到现在，一天一夜仅仅渡过去一个团。如果按照这个速度，中央红军全部渡过大渡河，需要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可是，薛岳的国民党中央军已经越过德昌正向大渡河急促挺进，川军杨森的部队距离安顺场也只有三四天的路程了。中央红军根本没有一个月的渡河时间。
一个新的渡河方案形成了：在此兵分两路。红一军团第一师和干部团继续从这里渡河，渡河后组成右纵队，由刘伯承和聂荣臻指挥，沿大渡河北岸向上游的泸定方向前进，以接应从那里夺桥渡河的红军大部队；红一军团第二师和红五军团为左纵队，由林彪指挥，沿大渡河南岸奔袭至上游的泸定桥，在那里夺桥渡过大渡河。其他部队和中央纵队随后，一律立即改变行军路线向泸定桥前进。
这是一个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做出的冒险决定。
首先，此刻红军无法确定位于大渡河上游的泸定桥现在是否还在，即使那座桥没有被川军破坏，红军也无法确定那里有多少守桥部队。其二，命令所有的部队改路前进，从安顺场到达泸定桥有一百六十公里的路途，沿途情况未知。其三，红一军团第一师和干部团继续在安顺场渡河，其他部队改由泸定桥渡河，这就意味着中央红军将被大渡河分隔成两部分。一旦从泸定桥渡河失败，中央红军将成为分散的两支部队，而会合将会再次付出代价。最后，中革军委决定：按照最坏的情况打算，如果从泸定夺桥渡河失败，导致两支红军不能会合，将由刘伯承和聂荣臻单独率领部队“到四川去搞个局面”。
二十六日，对于大渡河边的中央红军来讲，一个破釜沉舟的决定以命令的形式向各军团发布了：
林、刘、聂、彭、杨、董、李[抄送邓、蔡]、左、刘：
A、安顺场及其下游之小水、龙场三处共有渡船四只，因水流急，每天只能渡团余，架桥不可能。同时由安顺场至泸定桥之铁索桥仅三站路，由泸定桥可直趋天全、雅安或芦山。我第一团现在龙场对岸之老铺子，扼阻并监视其东北山地之刘敌第七团，一师明午可全部渡完。
B、我野战军为迂回雅安，首先取得天全、芦山乃至懋功，以树立依托，并配合红四方面军向茂县行动，决改向西北，争取并控制泸定桥渡河点，以取得战略胜利。其部署：我第一师及干部团为右纵队，归聂、刘指挥，循大渡河左岸；林率一军团军团部、二师主力及五军团为左纵队，循大渡河右岸，均向泸定桥急进，协同袭取该桥。军委纵队及三军团、第五团、九军团循一军团部及二师主力行进路线跟进。
C、一军团之第一师应于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两日由安靖坝先后经瓦狗坝、龙八布，以两天半行程达到泸定桥急进。经瓦狗坝、龙八布时，应向清溪方向各派出警戒部队，待干部团赶到后撤收。干部团主力明二十七日开安顺场渡河，接替老铺子第一团任务，以一部留龙场、小水警戒并监护渡船。
D、一军团部及二师主力，于明拂晓起亦以两天半行程由安顺场经田湾、楂维到建沙坝、泸定桥急进。五军团明晨由现地经新场、安顺场进至海罗瓦、草罗沟之线。
E、三军团明晨应由海棠或海棠以南西转至洗马姑、岔罗之线，并须到岔罗补充足五天粮米。
F、第五团仍留大树堡及万公堰、大冲南岸，续行佯渡，惑敌一天，并准备二十八号向海棠、洗马姑转移。
G、各兵团均须在岔罗、安顺场补足五天粮食。
H、军委纵队明日集中安顺场。
朱
五、二十六
中央红军各军团再次面临极大的困难：沿着大渡河南北两岸向上游泸定桥前进的部队，必须在两天半的时间里奔袭万分崎岖而又敌情未知的山路。仅就路程而言，一百六十公里的路途，意味着必须以每天五十公里以上的速度急行军。同时，此刻位于安顺场下游的红三军团必须立即向西靠拢，不然就无法追上突然转向的主力。尤其是由左权和刘亚楼率领的红一军团第二师五团，他们顺着大路到达大树堡佯装
主力后，必须不顾一切地追上小路上的主力；但是现在主力部队改变了行动路线，从大树堡到泸定桥比到安顺场远了整整一倍，且他们被要求坚持到二十八日才能动身，其追赶路途的遥远和艰辛可想而知。
五月二十六日，中央红军兵分两路夺取泸定桥的决定，当天就被国民党军的情报部门所截获。
蒋介石紧急由重庆飞往成都，重新部署了对中央红军的“围剿”计划。川军第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不敢怠慢，立即命令第四旅袁国瑞部火速增援泸定方向。袁国瑞命令其三十八团团长李全山沿大渡河南岸阻击向泸定桥前进的红军，十一团团长杨开诚沿大渡河北岸阻击向泸定桥方向接应的红军，十团团长谢洪康率领部队为总预备队，第四旅旅部进驻龙八部。
从安顺场到泸定桥，一百六十公里的路途，全是沿大渡河两岸崖壁凿出来的山路。
这是敌对两军的赛跑，目标是泸定县城西面那座在十三根铁索上搭成的摇摇晃晃的吊桥。
南岸，中央红军的前锋是红一军团第二师四团，团长黄开湘，政委杨成武。
二十七日清晨，四团出发了。刚刚沿着河边小路走出十五公里，就遭到河对岸川军的射击。两岸距离很近，甚至可以相互喊话。川军的射击对急行军的红军干扰很大，四团决定不与对岸的川军纠缠，离开小路上山。他们在大山中绕来绕去，大约又走了十几公里，遇到一个连的川军正在这一带搜集粮食往北岸运。四团的先头连一个冲锋，把川军的这个连打跑了。追击的时候，由于一座小桥被川军炸断，水流湍急不能徒涉，红军官兵们耗费很大的力气架桥，因此耽误了追击的时机。继续前进不久，真正的敌情出现了，一个营的川军把守着一个名叫菩萨岗的隘口。黄开湘和杨成武为打还是不打商量了好一会儿，因为如果绕路时间损失太大，最后决定还是打上一仗在时间上更划算。隘口实在险要，左边的山陡峭之极，往上看帽子都要掉下来；右边是无法通过的一条河。敌人在隘口上修筑了碉堡。如果强攻，只能攀上左边的悬崖绕到敌人的后面。三营担任了攻击任务。营长曾庆林亲自率领一个连从左翼迂回，其他两个连负责正面进攻。迂回的战术起到了效果，川军没想到红军能从悬崖上爬到自己的身后，当他们还在与正面进攻的红军抵抗时，身后响起了一片杀声。川军的营长骑马逃跑，马腿被红军打断，这个营长被活捉了。此仗用的时间很短，但是战果很大：川军的三个连全部被歼，红军俘虏一百多人，缴获枪支一百多支，其中机枪就有十多挺。战斗结束后，四团接着赶路，午夜时分，他们在距安顺场四十公里的地方停下来休息，决定明天清晨五时继续前进。
第二天四团按时出发，没走出几公里，军团指挥部的通信员骑着匹大黑马旋风一样地追上来，交给黄开湘和杨成武一张字条。军团长林彪写来的这张条子，让两位年轻的红军指挥员倒吸了一口冷气：
黄、杨：
军委来电限左路军于明天夺取泸定桥。你们要用最高速度的行军力和坚决机动的手段，去完成这一光荣伟大的任务。你们要在此次战斗中突破过去夺取道州和第五团夺鸭溪一天跑一百六十里的记录。你们是火线上的英雄，红军中的模范，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完成此一任务。我们准备祝贺你们的胜利！
这就是说，四团必须在一天之内走完一百二十公里的路程，于明天早晨六时之前到达泸定桥。
如果要完成这一任务，即使按照急行军的速度，也得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奔跑才行。没有时间进行动员，四团立即跑步前进。团政治处的同志跑在最前面，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我们在跑，敌人也在跑。如果让敌人跑在了前面，整个红军就危险了。”官兵们就说：“咱们四团一直是红军的尖刀，这把刀什么时候都不能卷了刃。”
前面又出现一个川军把守的隘口。没有时间观察敌情，组织一个先头营就往上摸。仅仅用了十分钟，先头营摸上去，一个冲锋就把川军冲垮了。顺着山路，四团官兵在这股川军的屁股后面猛追，一直追出去十几公里，追到一个名叫摩西面的大山前，溃逃的川军和在这里防守的川军会合在一起，起码有两个营以上，但是四团犹如开了闸的洪水，根本停不住，没等命令就冲了上去。川军被冲得没了命一样拔腿就跑，跑的时候把小路上的一座桥给破坏了。重新架桥用了四团两个小时的时间。过了桥的四团继续奔跑，一口气又跑出二十多公里，傍晚七时，部队到达一个紧靠大渡河的小村庄时，杨成武计算了一下，距离泸定桥还有六十公里。
仅仅喘了一口气，四团继续奔跑。
夜深了，一道闪电划过山谷，暴雨瓢泼而下。的衡
这是一个万分艰难的夜晚。
大雨中四周一片漆黑。因为有敌情，不能点火照明；但山路湿滑崎岖，一脚踏空就会跌下深渊。在这样的路上，红军官兵不能缓慢地移动，而是要竭力奔跑。更严重的是，官兵们已经整整一天没有停下来吃口饭了，每个人的体力透支几乎都到了极限，如果一旦倒下就很可能再也起不来了。这时候，红军各连队党支部的同志被分散到战士们中间，所有的党团员都配上帮助对象，他们用绳子把体力不支的战士绑在自己的身上，用最后一点体力拉着他们，显示出与每一个战士同生共死的决心。他们在黑暗的大雨中，把身上背着的米拿出来，让战士仰起脸喝一口雨水，然后边跑边嚼湿漉漉的生大米。
四团在不顾一切地奔跑，但还是来不及了。黄开湘和杨成武算了一下，按照现在的速度，天亮时无法到达泸定桥。这时候，大雨停了，突然间，他们看见大渡河对岸出现了一串火把，经过辨认，认出是川军的行军队伍。川军能够打着火把走，我们为什么不能？如果对岸向这边联络，就让队伍里的川军俘虏用四川话骗他们。于是，四团官兵也点起了火把，而且比对岸川军的火把还要亮。点着火把之后，黄开湘和杨成武命令把所有的牲口、行李和重武器统统留下，由一个排在后面看管，其余的官兵必须以每小时奔跑十里以上的速度前进。黄开湘要求给腿上有伤的杨成武留下一匹马，杨成武说：“咱们要走就一起走，看谁先到泸定桥。”
暗夜中的大渡河两岸，红军在南岸，川军在北岸，敌对双方的两条火龙齐头并进。
与四团齐头并进的是川军三十八团的一个营，营长名叫周桂。周桂正奉命率部火速前往泸定桥。他挑选出全营最精壮的官兵组成一个突击排，远远地跑在了全营的前面。这个排的任务是把这支部队的军旗插到泸定县城的城墙上，同时负责把泸定铁索桥上的木板拆卸下来。
周桂营果然向南岸的四团发出了询问信号，红军司号员根据川军俘虏的指点，用号声回答说是“自己的队伍”，并且说出了刚才被击溃的川军部队的番号。并行跑出几十里后，北岸川军的火龙突然不见了，司号员赶紧吹号询问，对岸的川军用号声回答说：“我们宿营了。”
大雨又下起来了。
四团官兵被对岸川军宿营的消息所鼓舞，以更快的速度向前跑去。大雨中的大渡河山洪暴发，河水冲击着黑暗中的岩石发出震耳欲聋的怒吼。山路上不断有官兵跌倒。为了防止有人跌入河中，极度疲惫的官兵用绑腿带子把自己与队伍连接在一起，这样即使在奔走中睡着了也会不断地被拉醒。
天色逐渐亮起来。
前面就是泸定桥了。
在大渡河北岸，由刘伯承率领的红一军团第一师和干部团也在向泸定桥奔跑。
队伍出发不久，就遇到川军的一个团，这支部队是奉命前往安顺场阻击红军的。二团政委邓华指挥部队与川军的前哨刚一接触，川军就边打边撤，红军官兵紧追不舍，一直将这股川军追到瓦坝附近，川军向富林方向退去了。第三天，部队快要接近泸定桥了，一个名叫铁丝沟的险要隘口横在了路上。隘口的一面是大渡河，另一面是高耸的海子山，这里是川军袁国瑞旅十一团杨开诚部的防区。因为没有时间与川军周旋作战，刘伯承命令对川军的阻击阵地发动强攻。担任先头部队的二团分成两路：政委邓华率领二营向川军主阵地的侧后迂回包抄，攻击海子山主峰；另一路由萧华率领二团主力，向海子山下的川军阵地发起正面进攻。铁丝沟果然名不虚传，一道参天的石壁中裂开一条狭窄的缝隙，隘口的通道正好从缝隙中穿过。川军用猛烈的火力封锁了这条缝隙，红军几次正面攻击都未能得手。眼看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萧华与突击连连长商量了一下，决定在火力的掩护下冲击到石壁下面，用搭人梯的办法登上敌人的阵地。掩护火力很快组织起来，十九岁的红军指挥员萧华大喊：“共产党员们！跟我上！”对于红军来讲，这里的战斗是不进则退的背水一战。官兵们冒着巨大的牺牲，冲到石壁下一个川军射击的死角里，然后搭成人梯翻了上去，在石壁顶上与川军展开搏斗。支持不住的川军开始向龙八部方向撤退，一直退到第四旅谢洪康团的阵地上。但是红军的追击不但没有停止，反而更加凶猛。在红军的连续攻击中，川军团长谢洪康自己开枪打伤自己，并借此早早地逃出了阻击阵地。旅长袁国瑞派出增援部队，试图继续与红军作战，但是随着伤亡的逐渐增大，川军最终开始了全线撤退。撤退之前，旅长袁国瑞接到三十八团团长李全山从泸定打来的电话，李团长语气慌张，说是泸定桥遭到红军的攻击，请求袁旅长赶紧派部队增援。袁国瑞一听便显得很不耐烦，只说了句“我这里也很紧张”便把电话挂断了。
铁丝沟距离泸定桥仅剩二十五公里。
二十九日清晨，沿着大渡河南岸一路奔袭而来的红一军团四团，已经向泸定桥守军川军李全山部发起了进攻。
静等听读《长征》第十三章：喜极之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