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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小报告的领导
天京大规模流血事件，以杨秀清流血开始，以韦昌辉流血告终。杨秀清之死，死得实在太过突然，突然得让他自己没有任何思想准备。
从理论上来讲，以杨秀清的精明，事先不可能对集体谋杀没有丝毫察觉。杨秀清心思细密，反应敏捷，判断准确，善于察言观色，善于发现蛛丝马迹，这些优点，在永安破获周锡能案件时，已经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
太平天国从金田起义到定都天京，再到打破南北大营，侦破的不少内奸投敌案件，都是杨秀清的杰作。
在建都天京后，就有以张继庚、吴长松为首的奸细潜藏在京内，暗通城外江南大营，准备外攻内应颠覆太平天国。张继庚隐藏在北典兴衙，曾经先后纠约水营叛徒结盟哗变、策反太奸向清军献朝阳门。吴长松打进太平天国内部，做织营总制，以织营为掩护开展策反活动，曾经趁着晚上防守松懈的机会试图打开仪凤门迎接清军进城。
这些清军安排进来的间谍，或是策反过去的太奸，他们组织的一系列通敌献城阴谋，都先后被杨秀清破获。杨秀清靠着自己的机警和智慧，为保卫天京立下了汗马功劳，也教育和震慑了有此想法的内外间谍。可以说，天京之所以能抽调兵力支援北伐和西征，还能确保城池不失，与杨秀清超强的反间谍能力有着很重要的关系。
这就让人困惑了：为什么那么精明的杨秀清，就没有警惕自家兄弟，逃过这一血光之灾呢？
还是应了那句老话，最可怕的敌人，是自家人。谋杀杨秀清的，都是自家最亲的兄弟。洪秀全是二兄，韦昌辉是五弟，都是结拜在天父上帝门下的异姓兄弟，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有着神缘关系，都是上帝一家人。
对于来自反对派的憎恶，杨秀清是有所察觉的。
1855年7月（乙荣五年六月二十八日夜），天父下凡，命令将曾水源捉拿到东王府，神色肃穆地审问道：“你是不是在王府门前看见有女干部（女官）神色慌张？女干部都说了些什么，你可曾听见？一个一个地交代清楚。”（尔在府门见女官如何仓卒，尔知么？女官又如何说话，尔曾听闻么？-一奏明。）
曾水源在天父面前不敢撒谎，如实回答道：“当时的确看见有女干部在门前神色慌乱，我一时紧张，没了主意。”
天父接着审问：“女干部说，你们现在得意，可要小心东王一旦升天（死），你们可就要倒霉了！这话你听到了没有？”
曾水源回答：“是说了这话，确实听到。”天父怒道：“你既然听到这话，竟然装着没听到，知情不报，罪不可恕。”
随后，天父又审问一同被抓来的李寿春：“女干部说的这些话，你可曾听见？”
李寿春答道：“听到了。”天父说：“既然你也听到了，同样罪责难逃。”
天父转过头来，盯着前来陪审围观的文武官员，问道：“你们看这两个人该判何罪？”官员们心领神会，齐声回答：“这两个人欺骗天父欺骗东王，死有余辜，该死！”
天父心满意足地宣判：“既然你们都说这两个人该死，那就马上押出去，斩首示众！”
官员们齐声应道：“遵天父圣旨！”
天父杀了曾水源和李寿春的第三天，再次下凡，口吐独特的打油诗，将案例上升为一般的政治教育：“此等逆天又欺禾（指杨秀清），不知赎病是伊哥。敢在府门用眼看，诈聋奸草（心）今如何！”
这起案件中，东王杨秀清的确有些过分。
曾水源和李寿春这两个人，在太平天国都还算得上是个人物，他们死得确实有些冤枉。
曾水源是广西武宣人，写得一手好文章，先是在天王和东王身边做秘书，负责起草诏书，批改奏章，封为御林侍卫，后来还担任过前线将领，跟随萧朝贵从攸县去打长沙，后来还跟随石达开打过岳州，进入天京后，转到东王府从事秘书工作，这时他已经做到天官正丞相，位列百官之首。李寿春的来头也不小，他是东王府吏部首席尚书，手握人事大权，也是东王府的骨干。
这两个位高权重的部下，却因为无视领导的嗜好，没有向东王打小报告，汇报女干部的牢骚话，竟然丢了性命，实在太过冤屈。
曾水源和李寿春的悲哀，在于他们并不真正了解自己的上司。东王杨秀清，是一个喜欢收集情报，喜欢部下向他打小报告的领导。
没有哪个领导不好这一口，如果没有无处不在规模惊人的情报网，他们就没有信心真正掌握局面，就不能真正巩固自己的支持力量，尤其是了解反对派的力量和动态，以便随时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保证自己在权力争夺和政治斗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一直以来，杨秀清都保持着勤于搜集情报的良好习惯，热衷于部下向他打小报告，哪怕这种情报在部下看来并无汇报的必要。
比如女干部在东王府门前散布的这些言论，在曾水源和李寿春看来，这无非是对东王的牢骚，似乎没有专门报告的必要。
可是作为情报专家的杨秀清，并不这么看。在他看来，这是反对派要动手的前兆，也是自己在民众心目中地位动摇的讯号，因此这个事情必须及时报告，以便他及时做出快速机动反应。
杨秀清能破获周锡能等许多太奸案，不但与他的聪明机警有关，也与他平日注意收集情报的习惯分不开。
他假借天父下凡时所作的指示往往切中要害，甚至准确地说出别人的隐私，让别人心服口服，也是因为他特别重视情报搜集工作的缘故。
杀了曾水源和李寿春，杨秀清自己认为，至少达到了三个目的：一是东王府的官员们从此再也不敢三心二意，二是他们再也不敢知情不报，三是天朝上下官员都会乖乖听他的话。
杨秀清是一个强权主义者，也是一个铁血派人物，他以为只有杀戮才是强大，却不知道比杀戮更强大的是仁慈。杀戮可以让人口服，却无法让人心服。他的貌似强大，恰恰折射出濒临覆灭前的虚弱。
除了对身边的风吹草动有所警觉外，杨秀清自己似乎也曾有过对天王洪秀全的防范和担心。
就在天父下凡要打洪秀全屁股的第三天，杨秀清前去天王宫安抚天王，说：“能受臣直谏，方尽为君之道也。自古以来，为君者常多恃其气性，不纳臣谏，往往以得力之忠臣，一旦怒而误杀之，致使国政多乖，悔之晚矣。”
这话有两层意思，一是杨秀清承认自己是臣，洪秀全是君；二是委婉地劝说洪秀全不要对自己下杀手。
杨秀清担心的是两个意外：一是天王把他怒杀，二是天王将他误杀。
做人不能太贪
杨秀清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他也许已经察觉到，或者已经感觉到，天王洪秀全对他的定位，一直是矛盾的。
杨秀清是一个敏感的人，善于察言观色的他，应该能够察觉到洪秀全趴在他面前，撅起屁股准备挨揍时极其复杂而痛苦的心情。
洪秀全与杨秀清之间扭曲的权力分配体系，让洪秀全常常说出一些自相矛盾的话来。
一方面，洪秀全虽然说过“朕是禾王，东王禾乃，禾王、禾乃俱是天国良民之主”的话，也宣布过“东王所言，即是天父所言也，尔等皆当钦遵”的命令，但是另一方面，他却又常常向天国军民灌输“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的观念。这种观念，本质上与儒家所强调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实在是一丘之貉。
洪秀全对东王态度的矛盾，来自杨秀清复杂的双重身份，以及这种身份带给洪秀全的尴尬。
就神权体系而言，洪秀全虽然承认杨秀清在天父下凡时，拥有宗教最高权力，但他自己依然是拜上帝教教主，可以算是天父委托的常务教主，只要天父不亲自前来指导工作，他还是无可争议的一把手。
在世俗权力范围内，洪秀全是一国之主，是国家元首，杨秀清作为军师，只能算是二号人物，政府首脑。
正是这种政教分离的二元政体，扭曲得犹如畸形的政治怪胎，形成了两个中心并存的局面，让杨秀清陷入心理二律悖反状态：一方面让他产生错觉，居功自傲，野心膨胀；另一方面又让他觉得底气不足，跃跃欲试而又有所畏惧和犹豫。
熟悉洪秀全的杨秀清，也知道洪秀全的脾气暴躁，完全有可能激动失控之下，启动君主权力将他杀害。自从第三次落榜大病四十多天后，洪秀全就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原来的他，活泼可爱，喜欢说笑。事后病愈的他，发生了两个显著的变化。
这个变化，可以借用一句成语来形容-静若处子，动若脱兔。
安静的时候，洪秀全表情严肃，正襟危坐，颇有王者霸气；发怒时，狂躁不安，火气冲天。火气一上来，洪秀全就打老婆发泄，害得这些女人们时常垂泪。
为了调和洪秀全的家庭矛盾，萧朝贵和杨秀清曾经多次表演天兄天父下凡节目，来教育这些挨了打而又心有不甘的女人们。
洪秀全的意思是，我发火的时候，不要惹我。我发怒杀人，有如曹操梦中好杀人，既不需要负刑事责任，也不需要说明原因。
杨秀清在利用天父下凡打击洪秀全的同时，又不得不忌惮洪秀全至高无上的君权。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杨秀清正是死于他一直热衷的下凡表演事业。
据史料记载，从1848年阴历九月初九第一次表演天父下凡节目开始，到被韦昌辉杀死的这八年里，杨秀清先后演出天父下凡连续剧二十多集，定都天京前大概有三分之二，定都天京后约占三分之一。
天父很敬业，下凡的内容相当丰富，宗教、政治、军事甚至洪秀全的家庭琐事，都在天父打理的范围之内。
从内容来看，定都天京前，天父不辞辛劳地屡屡下凡，主要是给太平军将士鼓励加油，坚定革命信心，教育是前期的主要内容。
定都天京后，天父下凡的内容，主要是打击洪秀全、石达开、韦昌辉、秦日纲等人，目的显然是要建立天父的权威。换言之，就是要打压异己，抬高杨秀清，建立个人的权威。
杨秀清虽然跋扈，却不残忍，这是他死得冤屈的地方。
这个冤屈的制造者，是陈承瑢。天京血案爆发的关键环节，在于陈承瑢的告密。他在杨秀清逼封万岁之后，告诉洪秀全说杨秀清要杀天王取而代之，这是洪秀全下诏叫回韦昌辉和秦日纲的关键原因。
杨秀清逼封万岁，倒不见得就一定要了洪秀全的命。洪杨二人，杨秀清的军政才干要强于洪秀全。洪秀全也知道，少了杨秀清，太平天国也没有今天的辉煌成就。从挽救拜上帝会，到从广西突围杀进湖南，再到定都天京，然后到西征和东征的全面胜利，都是在杨秀清的打理下才实现的。
在洪秀全看来，太平天国的江山至少有一半是杨秀清打来的。不到万不得已，还没有取得最后胜利的洪秀全，还不会走“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的老路。至少，他得依赖杨秀清把江山完全打下来再说。
如果不是确定杨秀清想赶尽杀绝，要取了他的性命，洪秀全是断然不会行此败招的。陈承瑢的“诬告”，正好让洪秀全下定了消灭东王的决心。
陈承瑢这么做，当然主要是出于一泄私愤的目的。
洪秀全与杨秀清，还是有一定感情的。否则，杨秀清也用不着通过下凡来打压洪秀全，凭他掌握的军政权力，尤其是在把石达开、韦昌辉等派到前线后，天京城内，都是他的部队，想要结果了洪秀全，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杨秀清之所以这么做，体现着他人格中的一种矛盾。
一方面，杨秀清为自己的才华和功劳所倾倒，天父下凡带来的快感让他放松了警惕，尤其是对韦昌辉的警惕。精明的杨秀清，如果不是权令智昏，应该不会轻易被韦昌辉的面具所欺骗。曾国藩通过间谍搜集的情报，都知道韦昌辉“其奸诈相似，阳下之而阴欲夺其权”，还预测到“不久必有并吞之事”。智商远在常人之上的杨秀清，对此竟然毫无察觉，比较合理的解释，恐怕只可能是因为狂妄得犯了糊涂。
另一方面，杨秀清又怀着仁慈之心，不忍对兄弟下此毒手。据史料记载，杨秀清虽然军令严格，但是对士兵非常爱惜；虽然他对太平天国高层领导用天父下凡的手段进行打压欺凌，但他从不对老百姓施此手段。再怎么说，天王也是他杨秀清的老领导，而且是把他一手提拔上来的，怎么可能没有一点情分呢？所以，杨秀清死在高层领导手中，但却为天国军民所怀念。
杨秀清的仁慈，从他对太平军的爱护可以窥见一斑。他曾经下令要各级军官特别爱护士兵，并且明文规定：“若遇天寒雨雪之夜，尤当加以体恤，若见其衣裳单少，或被褥不敷，即当传令各官，如有多余，即当挪出，分散兵士。倘各官亦无多袍裳，即令各官夜间将皮袍裳予把卡兵士穿着，日间令其缴还，如此一转移间，兵士更当格外感激矣。”
洪秀全诏令韦昌辉等人前来天京，倒也并不一定非得要了杨秀清的命。早在陈承瑢告密之前，韦昌辉就劝过洪秀全，让他下诏诛杀杨秀清，可是洪秀全不愿兄弟相残，不想把副统帅就这么送上天。
从当时的情形来看，洪秀全的想法，大概是希望借助外在的军力来压制杨秀清的猖狂和权欲，倒并不一定要把杨秀清送到天父那儿。退一万步讲，洪秀全绝对不会下令残杀东王部下，自伤元气。杨秀清的部下，也是他的部下，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领导必备的政治素质。
可是，由于人性的复杂性，有些事情的发展，总是出乎人的预料。随着太平天国在军事上形势的不断好转，天父下凡也越来越不靠谱。杨秀清也越来越猖狂，在试图触摸君权的同时，也打击了一大片高层领导。
老子天下第一的心态，最终培育了谋杀杨秀清集体领导小组，终止了天父下凡对他们的折磨。
这种无休止的精神折磨，让人无奈，又让人极其恐惧。
在打击一大片的情况下，陈承瑢诬告杨秀清杀洪秀全，韦昌辉单方面扩大洪秀全的意图，擅杀杨秀清及部下等一系列事件，以不可控制的状态相继出现，终于使得天京事态不断偏离预设的轨道，偏出洪秀全规定的路线，出现严重的屠杀扩大化局面。
悲剧的根源，恐怕还是在于人性的扭曲，以及欲望的无限制膨胀。
杨秀清虽然能干，但是仗着功劳和天父下凡的特殊本领，既不知道维护一把手的权威，试图强行超车越位，又不知道团结笼络部下，结果被一把手和手下人一起干掉，这个教训的确深刻。
韦昌辉早年家中受地方压制，虽然自视甚高，却一直没有出头之日；加入太平天国后，虽然贵为北王六千岁，名义上是太平天国第五号领导人，却又让杨秀清呼来喝去，一直没有机会上阵立功，根本找不到丝毫的成就感。
伴随着权力的争夺，是欲望的不断升级。在权力与生死的较量之间，往日的兄弟情，逐渐荡然无存，最终刀兵相见，上演了一出旷世惊天的自残血案。
透出天京自残曲折乖张的离奇情节，不难发现事实背后的真相，无止境的欲望膨胀，才是幕后导演天京血案真正的元凶。
在欲望面前，自己人的杀戮，有时并不见得比敌我相拼来得温情脉脉。相反，有时可能会更加绝情和残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