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纳是被人们最广泛引用的一位，特别是在社会科学领域。他的研究主要是在政治理论和哲学社会科学的技术方法上。他早期的作品《自主性技术：作为政治思想主题的失控技术》（Autonomous Technology: Technics-Out-of-Control As a Theme in Political Thought）（1977）中设置了许多这样的讨论基调。如我们即将会看到的，在他的研究人物里不仅包括马克思和埃吕儿，而且还有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这些都是先前提到的人物。
在社会科学的语境中讨论技术，往往会被安排到一个可被称为技术决定论或社会决定论的范畴中。在大多数的社会科学领域，后者占主导地位。
社会决定论的观点认为，技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发展权力关系的需要，它是精英阶层的决定，或是权力群体的决定。一个对这种解释的经典的历史性例子，是关于麦考密克收割机的早期历史。在十九世纪，尽管这里有几家公司试图设计出更完美的玉米收割机，但是麦考密克公司走在了前列。在这一发展过程中，齿轮运转的整个过程是由熟练的工匠完成的，也就是说他们掌握了整个技术过程。但这些熟练的工匠也会要求公司对他们所要保密的技能进行资金认可，并以组成联盟的形式相威胁。麦考密克既想保留其经营权，又想打破这种新生的联盟。于是他选择了一个齿轮制造新工艺，这种过程将齿轮制造打破分解成多个细微步骤，每个步骤都可以通过不太熟练的工人进行，尽管这个过程比以前的手工过程要更缓慢与更昂贵。这种降低技术程度作业的策略，与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Taylor）的名字相关联。在早期的工业革命中，作为一种劳动成本的控制策略，被经理或资本家们频繁地使用。
社会决定论者往往选择这样的例子来说明权力精英们是如何决定技术的。然而，通过如此地集中化决定，他们也经常间接地认为技术因此是中立的。技术只不过是人类决定和操作的结果罢了。
相比之下，技术决定论者则认为，技术一旦被发明，对技术的不同使用就含有一种决定论，这种决定论本能地自然而然就形成了社会本身。在有限的意义上，卡尔·马克思是这种观点的先驱，他专注于（技术的）生产方式：“在获得新生产力的过程中，人们改变了他们的生产方式；改变了生产方式，就改变了谋生方式，也就改变了他们的全部社会关系。手工磨坊带来有封建主的封建社会；蒸汽机带来工业资本主义社会。”
在《自主性技术》中，温纳的这一主题，在70年代已经被我们许多的“第二代”技术哲学家：马尔库塞、埃吕儿、奥尔特加等详细阐述过了。因此，这必须由处理技术的社会科学家们来解决。这是温纳在他的第一本书中研究的主题。
我不会核查该主题的所有后果和衍生物，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不管技术决定论的界限是软的还是硬的，显然都认为技术并不是中立的。而且，当技术的这种非中立性被提升到与当代技术相关联的复杂性时，就会越来越对社会的运作功能造成影响。而只有在一个特定的阶段，技术才能成为自主的。
《自主性技术》将马克思和埃吕尔作为其主要背景人物。在当代背景下，温纳引用了一个有趣的单一性技术的例子——雪橇。遵循马克思的思想轨迹，雪橇是一个可以重塑整个社会和拉普人的人类与动物关系的例子。
在引进和使用雪橇之前，拉普人的社会就已经形成了和动物相互影响的生活方式，也就是形成了一种牧民与北美驯鹿之间相当稳定的相互作用的关系。而且，拉普的牧民们认为驯鹿是可以被饲养的，事实上这是为每个独立的拉普人所知的。此外，护理过程是一个贯穿整年的连续过程。
雪橇——被积极地采用（如技术史上经常说明的）——让拉普人能够在搬运牧群时比以前更快捷和舒适。但是在适应这种单一的技术之后，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更大的后果，其中包括：（a）现在的放牧只发生在一年中的某个时期，（b）因此，人类与驯鹿的连续关系被打破了，驯鹿成为“野生的”,（c）而且繁殖周期和幼崽护理的格局也被打破了，或许是由于定期的赶拢及与此相关的压力，驯鹿的数量开始急剧下降。（d）由于需要更少的人照料现在更小且更容易被照料的牧群，在拉普人中，那些曾与驯鹿有相关关系的群体也不得不改变。伴随社会群体的衰落与解体，这都与以前的驯鹿过程有关。在这里，马克思关于在不同的社会生产关系中会产生不同的社会结果的见解，是对上述这种模式的最好说明。
如果在一个相对孤立的社会背景里，引进一个单一技术尚且具有这样大的（非中性）衍生后果，那么在一个更大的和在技术上更饱和的社会里其整体的衍生后果是什么呢？在这里，根据埃吕尔的猜测，他认为正如温纳所呼吁的那样，这会是一个技术的极权主义后果。技术能够成为一种文化，或者像维特根斯坦所描绘的，技术是一种生活形式。
虽然马克思和埃吕儿的主题的确在其书中呈现，但在一个更加以技术化为导向的形式中，对技术作为生活方式的强调则成为温纳的第二本书《鲸鱼与反应堆：高技术时代的界限研究》（The WhaleandtheReactor:ASearchforLimitsinanAgeof High Technology）（1986）里的重点。
“生活的形式”这个词，来自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作为一个语言哲学家，在他的早期作品中，通常与实证主义相关。但在他后来的作品中，又对技术是“生活的形式”的这一实证主义立场进行超越。事实上，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语言游戏是复杂的。人类实践的相互作用远远超越了简单的命名，超越了当时哲学家们的相关参考方向，这就给生活形式的概念一个明确的存在投射。生活的形式是格式塔（Gestalts），这种格式塔通常不是线性平行的，但是不管怎样却是可识别的。于是，温纳将这些概念应用到技术的发展上。
有人争论（特别是社会科学研究）仅仅审视众多技术的副作用和影响，往往会持续隐含着这样一种信念，即技术是中立的。采用一种简单的因果分析模式，温纳认为技术创造新世界。
“我们已经开始注意到另一种技术发展观，一种超越经验和道德缺陷的因果模型。随着技术的逐渐发明创建并投入使用，人类活动的形式发生了重大改变，人类的各种组织也正在形成建设中，这种技术发展观开始得到承认。新世界正在被创造。对于这种现象这里没有什么‘第二的’。”
这样的技术创造生活的形式。技术不是中立的，但是其形成的方式，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至少不是以任何线性的方式。虽然温纳对生活形式的理解是维特根斯坦的方式，但温纳也继续保留埃吕儿的许多观点。埃吕儿的观点是认为人类被卷入或被带到了技术的系统。
一个技术体系的建构涉及人类作为其运作部分而带来这样一种重构：
“（重构）社会角色与人际关系。这往往是一个新系统自我运行要求的结果：人类的行为如果不改变以适应这种新系统的形式与过程，这个新系统就无法正常运行。因此，我们对各种机器、技术和可用系统的使用的行为，所产生的各种形式的活动和期望，将很快成为人类的‘第二天性’。我们的确在‘使用’电话、汽车、电灯、电脑，并在传统意义上把它们拿起与放下。但是，在最强意识的意义上，我们的世界很快变成了这样一个电话的、汽车的、电灯的和电脑的生活形式：没有它们，我们的生活简直是无法想象的。”
然后，这里存在这样一种对技术的分析模式：出现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样的？它们之间有怎样的相互关系？通过技术能创出何种世界？对于一项技术制造来说，这不仅是简单地制造一个工具或一件人工制品，而是在制造一个世界。
但是温纳，仍把自己关注的重点放在社会政治学的领域。在《鲸鱼与反应堆》的第二章，他所宣布的分析模型更倾向于表示“人工制品是有政治性的”。他作品中所列举的一个例子，是为了解决在我们自己的长岛街道的邻居问题。在长岛大道上，臭名昭著的桥梁设计师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策划和发展设计出了桥系统。
长岛的林荫大道系统，从美学角度看，的确很美观。沿着林荫大道是四车道的高速公路，在大道系统下面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石桥。现在那里已经成为人们可做很多文章的拍照地。这里含有某种狡猾的意味，桥虽不是中立的，却是第一有效的途径。这些桥足够低到只可以让小汽车通过，但也因为太低以至于卡车或公共汽车就不能通过，这是故意的：摩西在桥系统中加入了政治性，旨在让市民（较低阶层）走出长岛郊区。较低阶层的市民通常没有汽车。为了做到让较低阶层的市民远离长岛这件事，摩西否决任何长岛的铁路延伸到甚至是琼斯这样著名的海滩景点。一旦各种技术设施到位，这些桥梁便提供了一个长期持久的，显然也是昂贵的政治性改变。这种改变很明显受到了上层中产阶级的欢迎，有利于他们从纽约市搬离到长岛。在非中立性意义上，这些桥是一个更广泛的社会实践。
温纳至少在两个层次上检测到了具有政治性的人工物品的体现：其中在第一个层次上，技术在模式集合系列中虽然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但技术提供的简便方法也意味着权力模式的建立。在第二个层次上，技术与特定的政治和社会形态的关系更为密切。例如，核能——如果没有其他原因，它的副产品，如钚和铀，这些具有高危险性的武器必须得到小心地（因此，集中地）控制。
尤其是后一类技术的成长与相关关系，对这些技术进行操纵的操作者，往往有走向不民主行为模式的倾向，这让温纳很担忧，因此激起他提出要对高新科学技术进行限制的问题。
在《鲸鱼与反应堆》的结尾中，温纳用象征手法深刻地勾勒出了这一担忧。重返他童年时期的家乡，加利福尼亚海岸地区，温纳发现那里有很多充满争议的代阿布洛峡谷（Diablo Canyon）核反应堆。
“在我们的海岸下面，坐落于海岸的一个‘小海湾’是巨大的核反应堆。这巨大的核反应堆仍在建设中，它有一个巨大的棕色的矩形块和两个白色圆顶。一连串的圆顶看上去似乎有些猥亵，像被忙忙碌碌的推土机推出的一些超大女神的乳房，又被仔细地埋在沙子里。一系列的电力电缆从高能量的塔中悬浮运行到下山，等待最终把它们连接到发电厂……[然后，这可以在《海浪》和《暗黑破坏神》或《魔鬼岩石》中注意到]……正是那一瞬间，我的眼球被另一个景象所吸引。反应堆和暗黑岩石连成一线，绵延到更加遥远的海洋。一头加利福尼亚的灰鲸突然游到海面，从它的鼻孔里喷出一股高高的蒸汽，然后消失在波涛之下。一种不可抗拒的沉默笼罩着我。”
温纳将这种经历凝结到自己高度的亲身经历中，他想知道二十世纪的高科技，在这里是否要有限制。
他得出的结论是，当代的高科技的确显示了一种模式，这与前面提到的海德格尔关于技术问题的模式相似。在讨论海德格尔关于技术的问题上，他是把世界当作一个长期的储备或一种资源井：
“如果有一个独特的路径，现代技术的变革已经跟随技术到达了其从未实现的地步。技术的发展能够稳步向前推进，这得益于已经转变的和几乎用尽的还未被触及的资源。”
人类用尽了先前已有的资源后，就会从那些然而还未被使用的资源中获益。这也就是为什么限制的问题对温纳来说很重要的原因。技术不仅是生活的形式，而且，在现代高科技的意义上，技术完全扩大了生活的形式。温纳，尽管比前辈们更加谨慎，然而还是再次加入到了我们的对技术表示担忧的“第二代”技术哲学家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