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华侨报》总主笔 蒋丰
看到本文的标题，读者们可能会提出质疑，关于三国志，难道不应该打《》而不是“”吗？这里要说道说道的是，虽然中国的“三国故事”的风靡几乎贯穿着日本历史和社会的演变发展，但现代日本人认知中的“三国”既不是中国四大古典小说之一的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也不是中国廿四史之一的陈寿的《三国志》，更多是被称为“国民作家”的吉川英治的小说《三国志》。换句话说，日本的很多“三国迷”对三国的追捧追的是日本演绎版，无法和原著画上等号。
在这里，我给它打上“”号，是因为又想起不少学者津津乐道的一件事，就是曾翻译茅盾、老舍等中国名家名作的日本汉学家和翻译家立间祥介讲过的笑话。曾有读者对他翻译的《三国志演义》提出质疑，批评他不尊重原著。因为在日本读者眼里，译者介绍的“三国志演义”和吉川英治的大不相同。别说，这还真有点“真假美猴王”的趣味了！“真”与“假”，其实一目了然。
因此，当中国人和日本人同时饶有兴趣地讨论“三国志”时，或许会有激烈的碰撞和相互“看不上”。但文学和别的东西不同。就像“三国志”一样，吉川英治自少年时代起便熟读，直至创作出风靡日本的小说。不管版本如何，“三国志”能在日本人手里如此生根、发芽和枝繁叶茂，乃是一桩善事！被外国人“再创作”，是一种文化出海的成功，应当多多益善。从多如牛毛的文学创作，到光荣公司开发的人气游戏，“三国志”在日本已然具有“国民性”。有人更乐意用“庶民性”这个词，以强调“三国志”在日本深厚的大众基础。从多重意义上讲，日本被“三国志”圈粉，是有理由的。
曾获得文化勋章的日本知名文化评论家桑原武夫，作为法国文学的研究学者，却坦言自己反复20多遍读“三国”，这无疑从一个侧面折射着“三国志”对日本的文化影响之深刻。对于“三国志”和“三国志演义”，日本流传着不同译本，抛开吉川英治这样的小说创造，较具代表性的还有村上知行、弓馆芳夫等等。针对日本学者和译者的加工态度，桑原武夫有着很精彩的评价。他讲道，吉川英治反对略化，主动加入了自己的解释和创意，使读者通过阅读对得与失了然于胸；村上知行把原著视为“带着泥的樱桃”，无法直接入口，便选择了加以洗炼；弓馆芳夫认为原著像是“一列冗长的缓行列车”，于是采取了提速的“急行化”措施。
我则认为，“三国志”也好，“三国志演义”也好，虽然日本译者和写手有着各不相同的背景，自然投射出个性鲜明的特色，但正是因为“三国”的文字魅力和文学舞台博大精深，提供了多样化的解读和消化吸收的可能，使得向来善于兼容并蓄的日本民族发现了改造和再创造的文化价值和空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是日本积极习得“三国志”和中国的“三国”历史的第一个原因。
为世人熟知的《菊与刀》，一“菊”一“刀”，道出日本既推崇忠君仁义，又尚武好战。在日本的价值精神体系中，“三国志”无疑给予了双重参考和借鉴。研究者们向来常拿日本的战国时代与中国的“三国”时期比较，皆为英雄辈出、大浪淘沙。一边是乱世，枭雄，豪杰，一边是英君，忠臣，谋士。例如，对日本史上武士名将感兴趣的人都知道，德川家康手下的猛将本多忠胜被称为“日本的张飞”。惜才如刘备的织田信长，以三顾之礼最终将堪称神军师的竹中重治揽至麾下，让后世不但记住了竹中重治曾以十面埋伏之策重创自己的历史，更是创造了日本战国时期“三顾茅庐”的佳话。
今天，“三国志”仍是中日文化互动交流中的重磅篇章。我还记得，为了纪念《中日文化交流协定》签署40周年，2019年，东京国立博物馆和中方共同举办大型的《三国志》展，轰动一时。不仅如此，如果到了关西地区的神户，还会看到收录着漫画《三国志》作者横山光辉有关作品的三国主题展馆，这里不仅有江户时代的有关浮世绘，还有等身大的孔明像，让人有一种来到中国的三国文创基地的错觉。“三国志”所勾勒的“儒”与“武”，与日本所追崇的东西高度贴合，这是日本延续“三国”热度的原因之二。
被誉为“江户时代的空海”的长崎“唐通事”冈岛冠山凭借精通的汉语，编纂日本第一个汉语会话读本《唐话篡要》，也被视为掀开了江户时代的“中国热”的序幕。罗贯中的“三国演义”随着热潮迅速进入日本。如果说，日本对陈寿的《三国志》是相对正统的接纳和应用，那么对于明代的演义版，日本的创造则更加走向奔放，对日本社会解读中国的现实价值也更加明显。
根据考证，一般认为日本第一次对中国明代《三国志演义》进行翻译的是京都天龙寺的义辙、月堂兄弟。令人惊讶的是，这一出，便是持续百年的热销。可以说，纵观外来文学作品在日本的流传，还没有哪本书像《三国志演义》一样经久不衰。这其中，十分需要关注的就是三国志对日本的“有用性”。特别耐人寻味的是，在日本侵华战争的时代背景下，日本对“三国”的热度有增无减，但夹杂了不少特殊因素。上述译者之一的弓馆芳夫在战时体制下负责“第一书房”的《三国志》再出版工作时，在前言部分将“时局”因素进行了十分明确的突出。他指出，作品中种种人物之间复杂的尔虞我诈，以及血染的权利争夺，都是了解中国真实状况的入口，并结合当时的中日关系写道“助力了解中国这样一个国家”。这给我一直强调的“日本用中国文化攻打中国”的观点添加了佐证。其实，放到今天，即便是在商业世界，“三国志”仍被不少日本企业视为学习谋略之作，重视取精华而用之。日本依靠“三国志”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人这一出发点的准确性和目的性尚且不论，但对“三国志”的痴迷，确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认知体现之一，这是第三个原因。
日本对“三国志”的热情，当然超出了文学范畴。反过来思考，国人对日本的认识和了解，也应找到趣味和实用兼而有之的“国民性”载体和“入口”。（2024年6月27日写于千叶“丰乐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