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成立将届十年之时，毛主席数次提出“自己不宜继续担任国家主席”一事，他举荐的接任人选是刘少奇。
1959年的第二届全国人代会上，刘少奇被选为国家主席。按常理推想，这一结果代表着来自全国代表的信任和肯定，本应是值得高兴的事。然而亲历当时情景的许多人却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一个细节：虽然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难掩兴奋、列队欢迎，但刘少奇本人却没有露出一点笑容，一回来就安安静静地走进了办公室。其中原因，多年后才由夫人王光美披露出来。
全国人大上的投票
当新中国的年历前进到1958、1959年两年时，毛主席已经数次在不同场合表达过“自己不宜再做下届国家主席”的看法。于是，在相继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八届七中全会上，此事正式通过决议同意的形式被确定了下来，而刘少奇，也正式被确定为向第二届人大提议的国家主席候选人。
这一年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按预定流程如期召开。当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一同出现在人大第一次会议的主席台时，台下爆发出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这次会议需要完成一个意义重大的投票选举流程——首先由执行主席宣布候选人列表，接着征询与会代表：是否还有其他提名人选？确定候选人范围之后，毛主席也和一位普通与会代表一样，将自己手中的一票投入投票箱。
这次会议上的选举，在投票开始之前便已受到广泛关注，结果也即时公布，刘少奇被选为新中国国家主席。
关注许久的大事终于尘埃落定，得到了明确的结果，参与投票的代表们多少有些如释重负后的轻松心情，不少人开始轻声说笑，脸上也都流露出明快轻松的表情。
然而这些轻松的气氛和表情，却似乎始终没有能够感染一个人，那就是本应处于关注中心的刘少奇本人。在会议的全程，从被提名、列为候选人、投票直至计票出结果，他一直没有露出过笑容。
甚至直到离开会场回到家中，他的表情仍然维持着近乎沉重的严肃，虽然工作人员难掩兴奋、列队欢迎祝贺，但刘少奇却并没有响应大家的热情，而是匆匆向大家点头示意，就心事重重地一个人走进了办公室。
为什么没有笑容？
在确定当选国家主席之后的第一时间内，刘少奇并没有露出愉悦、高兴、自豪之类的表情，反而显得心事重重。这个细节曾经被亲历当时情景的不少人不约而同地提及，因为大家多少都觉得这个表现“不太寻常”，与刘少奇平时给人的印象不太一致。
那么刘少奇平日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英国著名记者詹姆斯·贝特兰曾经将自己的在华见闻写成《华北前线》出版，在这本书里，他就提到了抗日战争期间刚满三十岁的参谋长刘少奇。贝特兰本人曾在燕京大学读书，又深入报导西安事变、八路军敌后抗战等重大历史事件，可说是那个年代的“中国通”。
在他各处采访、搜集新闻素材的过程中，曾经不止一次与刘少奇碰面，贝特兰认为这个人全身充满着亲和力，言行举止全无高傲气息，即使是混迹在一大群战士之中也始终显得“友爱而爽直”。尤其是部队中那些尚未完全成年的“小鬼”战士们，对他既是崇拜又很亲近。
来自美国的学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随乡入乡，他给自己起了个中文名字叫“马若德”）也曾经说他是“特征色彩最平淡的人物”，在他眼中的刘少奇，既稳健沉着又十分随和。
新中国时期的中南海工作人员也曾经回忆：当时的中南海，晚上通常会有舞会娱乐活动，刘少奇和王光美总是在九点多钟结伴而来，对所有人都谦和亲切，令人感觉到十分放松。
这样一个人，却在那个众所关注的重要关头失去了笑容，自然也就让许多人感觉到“不寻常”，进而陷入思考——在当时，他的大脑里是否萦绕着一些更加沉重的东西？
其中原因直到多年之后，才由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在《访谈录》中披露出来。和其他人一样，王光美同样也并没有听到刘少奇亲口谈及此事，但凭着多年共同生活的深深了解，她多少能够猜出一二。
这是因为当时的新中国，正处于一个国内国外局面都不乐观、经济发展又任重道远的时间点上，被选为国家主席，对他来说并不是一种荣耀或者地位，更象征着沉甸甸的使命感。刘少奇深感自己“受命于危难之中”，重责大任充斥着他的脑海，以至于失去了平时的沉稳举止。
毛主席：不担任下一届国家主席
提到新中国的“国家主席”，许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首任主席毛主席。因为开国大典是意义太过重大的历史事件，10月1日那一天，天安门城楼上那句掷地有声、带着浓浓湖南口音的宣言，让所有人都留下了刻骨铭心的深刻印象。
不过，等到新中国建立后走过若干个年头，即将召开第二届全国人大之时，毛主席却已经在多个场合、不同会议上表达过“不担任下一届国家主席”的想法。不仅如此，他还表示一旦时机适合，也希望不再担任党的主席，
如果从普通人的角度来看，这个表态多少令人不解，因为他当时仍处于年富力强的阶段，这种“退居幕后”的想法多少有点为时过早。但那些和毛主席一同走过了多年艰辛岁月的老战友们，却很快就理解了他的真实想法。
当国家主席，“礼仪元首”这个属性是不可能忽略不顾的，必然需要分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参加公众活动、照顾外交礼仪。这些工作关系到新中国在国际交际场上的形象，本身并不是不重要的，但在毛主席看来，其中很多事都属于“杂事”。
毕竟中国刚刚从“三座大山”、积贫积弱的困境下挣脱出来，百废待兴，需要解决的问题千千万万。毛主席希望能够更加集中精力，关注切实的民生问题，或者把时间投注到国际国内局势的分析和掌控上。出于以上的种种想法，毛主席多次向党内党外表达过“不再担任下届国家主席”的意向。
考虑到毛主席的威望和影响力，这想法最初也遭遇过一些不理解，甚至引发震动不安，但随着时间推移，毛主席多次声明自己的看法、阐释理由，这一想法也逐渐获得了认同理解。
中共八大的决议中增加了一个关于“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的细节条款，许多研究者的看法大认为，这个“名誉主席”的条款实际上就是为毛主席准备的。
到了1958年的八届六中全会，中央正式做出了决定：同意毛主席不担任下届国家主席。那么问题就进行到了下一步：继任者应该是谁？
候选人出炉
当第二届人大的相关人事安排仍处于酝酿阶段时，关于新任国家主席候选人的名单也曾经经历过多次考量和权衡。
八届七中全会上，中央书记处由邓小平针对人事配备方案进行了相关阐释。在这次报告中，就提出了好几位国家主席的候选人选，例如朱老总等几位老同志，实际上都具备可以承担的条件。
但到了最后，毛、朱、邓等人的选择态度，都逐渐偏向了选择刘少奇。因为国家主席这个位置不仅仅有着礼仪、荣誉方面的重要意义，也同时需要处理大量纷繁复杂的实务，这就意味着对候选人的年纪、精力、实务能力和资望都有一定的要求。
关于这一点，朱老总自己的态度最具代表性。他曾经就此事给书记处去信，恳切表明自己也提议刘少奇成为国家主席候选人，认为这一选择“更为适当”。至于自己承担哪方面工作，一直以来都是以党的需要和党的安排为优先，不必因此存有什么顾虑。
刘少奇代行“日常工作”职责这一安排，此前已经有若干惯例在先，他的能力实际上也是获得了广泛认同的。这也是许多人都属意他成为候选人的一大因素。
自1945年党的七大开始，毛主席曾有三次出现特殊情况、不能及时中央工作的情况，都是由刘少奇负责代理。
第一次发生在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国民党以和谈为名抢占道德高地，实际上居心叵测，重庆之行险象环生。
毛主席为争取政治上的主动，慨然接受和谈邀约、前往重庆。但与此同时，将中央工作暂交刘少奇代为处理，也是做好了“万一不幸”的最坏准备。
第二次发生在1949年，毛主席亲自率领代表团出访苏联。这是新中国建立之际一次极为重要的出国访问，不但要力争解决和苏联之间的历史问题，还要为将来新中国的发展建设开拓道路。
毛主席为此次出访全力以赴，这次访问所耗的时日也十分漫长，光是在苏联盘桓的时间就至少持续了三个月。在这些日子里，国内日常事务必须要有人及时主持处理，代理者便是刘少奇。
第三次代理发生在1953年，毛主席到西湖主持起草宪法初稿期间。这一初稿出炉同样用去了七十多天的时间，刘少奇再一次成为主席职责的代行者。
这三次代理虽然发生在不同的条件和时代背景之下，但每一次代理的结果、前后十多年的累积，刘少奇的威望能力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结语
被推举成为候选人之后，刘少奇本人也曾在不同场合多次推辞，提议“别的同志来担任”。但经过大量的通盘考虑和讨论之后，仍有许多人本着适才适任的原则，认为他就是当前最适合的人选。
王光美曾评价刘“拥有很强的组织观念”，既然中央有了结论，刘少奇本人也就不再推辞。但当时新中国面临的情况也确实不容乐观：粮食供应不足，日用品出现稀缺，农村劳动力减少，1960年财政赤字高达80亿元；种种客观情况进一步加重了他的压力。
也是从这一年的国庆节开始，《人民日报》头版上刊出了毛主席和刘少奇两人标准像，此后多年沿用，成为了某种惯例。
参考信息：
《对话王光美》亮相书展；2015-09-14；上海企业；2015年9期
真实的王光美：坚贞的妻子、坚强的女性；2009-05-22；党史文苑；2009年7期
王光英、王光美回忆刘少奇片段；2021-06-17 ；百年潮；2021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