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9月30日生，黑龙江省望奎县人。1924年入天津南开中学，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考入北平大学工学院。1932年起曾任河北省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长、中共天津市委书记等职。1936年 5月，任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北方局书记刘少奇的秘书。 林枫是晋绥抗日根据地主要创始人之一。他同贺龙、关向应一起，为党所领导的革命军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为推翻民党的统治积蓄重要力量，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七七事变后，他随中共北方局转至太原，9月起先后任中共山西工委(后改省委)副书记。太原失守后，他与省委书记张友清带领省委机关转驻临汾，领导晋西南地区的抗日工作，在恢复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发动抗日救亡运动、扩充八路军兵员、建立和发展人民抗日武装、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加强党对牺盟会和军队干部等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组织领导作用。1938年1月起，他先后任中共北方局组织部长、中共晋西南省委(后称晋西南区党委)书记兼八路军115师晋西支队政委，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全区建立县委26个，大多数县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和抗日政权、抗日武装、开辟根据地近3万平方公里，人口达300多万。他积极稳妥地建立秘密交通网，保证了延安经此通往各根据地秘密交通线的安全通常。在粉碎阎锡山策划的晋西事变斗争中，他临危不乱，沉着应对，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积极组织八路军晋西支队和新军各部自卫反击，并及时将党政机关、部队转移到安全地区，将各地党组织迅速转入地下，为党保存了有生力量。1940年2月，他任晋西区党委(由晋西南、晋西北两个区党委合并组成)书记、晋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参加组织领导扩兵、做军鞋、献金、献粮的“四大动员”，两个月完成了预定任务，保障了八路军兵员、给养和根据地建设急需的资金和物资。他还领导了“三三制”政权建设，着力推进抗日武装的发展壮大，为根据地的建设创造了稳定的社会秩序、提供了政治组织保证和武装力量支持。
1941年11月，他兼任晋西北临时参议会筹委会副主任委员，并与1942年10月当选为晋西北临时参议会议长。1942年6月他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委。1942年8月至1945年9月，他先后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副书记、代理书记，并兼任晋绥军区副政委、政委。1942年冬，他积极贯彻毛泽东提出的 “把敌人挤出去”的方针，组织领导晋绥地区党、政、军、民齐行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统一部署，并分别从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中抽出三分之一和二分之一的兵力及320余名有斗争经验的军政干部组成武工队，深入游击区和敌占区，展开全面的“挤敌人”斗争。不断扩大晋绥根据地，使之成为延安坚实的屏障。他领导晋绥边区广大农村，开展了规模空前的减租减息和军民大生产运动。他深入兴县、临县等地的指导、推动工作，及时总结经验，帮助解决问题。1944 年，他总结推广了宁武县民兵分队长张初元首创的劳武结合、变工互助之组织形式，在他领导和号召下，晋绥边区积极恢复和发展生产，并全力支援延安的财政经济。 他十分重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把原来的党员训练班办成正规的党校，并自兼校长;相继创建了抗大第七分校、鲁艺晋西北分院等干校，训练了大批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干部;恢复和新办各类学校及多种社会教育组织;同时领导创办了《抗战日报》、大众剧社等报刊杂志和文艺团体。
1945年9月22日，他奉命率中央干部团1900余人挺进东北解放战场。1945年9月，他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后兼任东北局组织部长。1948年 5月任东北局常委。1946年初，他担任中共吉辽省委(即东满分局)书记、吉辽军区政委。同年8月，他主持召开了东北各省代表联席会议，通过《东北各省市(特别市)民主政府共同施政纲领》和《东北各省市(特别市)行政联合办事处组织大纲》，并当选为东北行政委员会第一任主席。1949年8月，他任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副书记、东北局人民政府第一副主席、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东北军区副政委、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国务院第二办公室主任、国务院业余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文教小组成员、第二届和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校委书记、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中朝友好协会会长等职。
一，晋绥革命根据地人物林枫：45岁当选为东北局副书记，养子是北大教授
在我党的历史上，林枫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物，他曾担任过刘少奇的政治秘书，并奉命重组北方区委，像我党北平市委、天津市委，以及河北早期党团组织，就是由其领导并创建起来的。
1923年，林枫考入天津南开中学求学，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林枫在天津创办平民夜校，组织学生、工人展开罢课运动，次年，北伐军打到武汉，林枫决心投笔从戎，秘密考取武汉分校。然因为奉系军阀阻隔，他不得不留在天津领导革命工作，并在范文澜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京津地区，完全处在军阀的控制之下，当时，在北平郊外，不仅驻扎着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部队，还有新军阀阎锡山、白崇禧的晋、桂军队。为了领导北平市民反对军阀，林枫秘密转入地下进行活动，并在北方局的领导下，担负起了恢复北方党组织的工作。
1930年，冯玉祥、阎锡山与蒋介石爆发了中原大战，北方组织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为了筹组平津市委，林枫以北京大学工学院党支部书记的名义，在河北全省掀起了反帝大同盟的运动。次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林枫率领北平学生南下团南下江浙一带宣传，又担任了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部长一职。
林枫担任北平市委书记期间，是我党北方党组织发展最为艰难的一段时期，当时，由于国民党的连续打压和封锁，很多优秀的革命骨干惨遭敌人杀害。为了号召青年反对帝国主义，也为了重组顺直省委（即河北省委），林枫辗转唐山、天津和保定等地秘密开展革命工作，在他的领导下，很多青年骨干被保存了下来，而这也就为下一步我党重组北方局奠定了基础。
1936年3月，中共中央派刘少奇到华北重组党的机构，林枫奉命出任刘少奇的政治秘书，并协助刘少奇开展统战工作。
林枫任刘少奇秘书时，平津局势已经急转直下，此期，由于国民党政府的退缩，日本华北驻屯军突破至平津郊外。看到局势已经不可控制，林枫和刘少奇先后派出代表与宋哲元等人进洽谈，在爱国将军赵登禹、张自忠等人的支持下，29军终于拒绝了日军的无理要求，如此，北平群众性的抗日运动便取得了胜利。
虽然29军在反击日寇方面收效很大，但因为日军的步步蚕食，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还是爆发了。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林枫组织平津市民对日军展开了坚决反击，同年8月，日军占领北平，林枫离开平津前往太原，又担任了中共山西省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和北方局组织部部长等职。
1938年3月，日军一部进至临汾、晋中一带，为了保存革命骨干，林枫率北方局和山西省委机关西渡黄河。不久，在组织的授意下，他重回晋西南领导抗日武装，成为了八路军晋西南区党委书记。
在整个抗日战争阶段，林枫都是晋西地区我党的一号领导，当时，他不仅兼管着晋西区的党委工作，还担任了晋绥联防军副政委和晋绥分局副书记等职。为了将日寇彻底驱逐出山西，林枫协助贺龙、关向应等人指挥八路军作战，并为晋绥抗日根据地的扩大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45年4月，七大会议在延安召开，林枫作为晋绥区代表参加会议，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
林枫为晋绥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呕心沥血，可作为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阎锡山却并不买账，为了抢夺胜利果实，1942年至1945年，阎锡山竟密令朱怀冰等部不断骚扰我边区县镇。
对于国民党的无理做法，林枫、关向应等人十分愤怒，在中央的授意下，1942年，我晋绥军区开始组织部队进行反击。不久，在我晋绥联防军的强力攻击下，国民党顽军纷纷溃败，如此，我晋绥边区的安全便得到了完全保障。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获得了胜利，同年9月，林枫、彭真等人乘坐飞机飞往沈阳，开始领导东北民主联军的建设工作。
1947年，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为东北人民解放军，林枫奉命领导解放区土改工作，并担任了中共东满军区政治委员、东北局统战部部长和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职。
林枫是在1951年开始出任东北局副书记的，当时，他已经45岁了，但依旧精力充沛。在中央的授意下，他和周桓、李富春等人开展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并为东北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54年，中央调林枫到北京工作，不久，其再次连任中央副秘书长、中央高级党校校长和国务院业余教育委员会主任等职，成为了我党在文教方面的重要领导者。1977年9月29日，林枫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1岁。
林枫是我党北方党组织的创始人，他一生兢兢业业，曾为东北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除了林枫自己，他的妻子和养子也是大陆重要的领导人。
林枫同志的妻子，就是一二九学生运动领袖之一的郭明秋。郭明秋是河北涿鹿人，她1935年加入党组织，曾任共青团北平市委宣传部部长、八路军晋西南区区委书记、东北实验学校副校长和全国妇联宣传部部长等职。郭明秋是蔡畅同志的秘书，在新中国成立后，她长期在妇联和教育部门任职，并深得中央的信赖。2001年5月14日，郭明秋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
林枫的养子林炎志，是北京大学著名教授，他曾担任过吉林省委副书记和河南省委宣传部部长等职，成就非凡。林炎志是清华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他长期致力于公益事业，在社会上也有广泛声誉。
二，忆林枫，他是人民的好公仆
在绥化市望奎县小城东南一隅，一座古朴的四合院安静地向人们敞开着大门——林枫故居纪念馆，到这里参观的人们，能清晰地感受到烙在展品上的那抹红色印记：百年之前，的优秀党员，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教育家林枫，曾生活在这里。
林枫，1906年9月30日出生在黑龙江省望奎县，1927年3月在天津南开中学加入。50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历任北平市委书记、晋西南省委书记、东北局副书记、中央高级党校校长、党委书记等职。
“自1945年抗战胜利至1954年底离开东北，10年间，林枫同志殚精竭虑，忘我工作，始终如一地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他坚持原则、求真务实，对党无限忠诚，对人民极端负责的无产阶级的崇高品质，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林枫故居纪念馆内，听着讲解员平缓清晰的讲解，看着泛黄的信函、文件、老旧的钢笔、斑驳的皮质公文包、摩挲得锃亮的铜墨盒……一件件文物和表情坚毅的林枫塑像在脑海中叠合，耳边似有大提琴缓缓奏响，低沉安静，却又慷慨激昂，全情演绎着这座房子的主人公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
“……我常常听到他对一些干部说，认识问题要深刻，要入骨三分。工作要流汗，才有成效……他对党忠诚，为人正派，看问题深刻，有远见卓实，又有丰富的感情……”
在林枫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一贯坚持从实际出发，走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他认为只有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才是检验纲领行动的试金石。
黑龙江省委史志研究室一级调研员崔艳波提供的资料显示，早在进入东北之前，林枫在晋绥边区召开的一次大会上曾明确指出“大家到东北去，要为人民好好服务，每个人都要变成一棵柳树，与当地人民结合好。”到东北后，在 1947年和 1948 年的东北行政会议上，他反复强调走群众路线的重要性。他说：“整个民主政权的建立及其工作，都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无论政策、法令、法律、制度、组织形式、工作作风、生活方式等等，都应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如果我们能经常根据这一条办事，基本上是不会错的。”
林枫对东北地区土地改革运动的进展状况非常关心。由于受当时“左”的错误影响，加上深受压迫的农民报仇心切，土地改革运动一度偏离了正确轨道，各地侵害中农利益的现象比较严重，不能正确对待地主富农。有人提出“贫雇农打江山，贫雇农坐江山”“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
针对这些问题，当时负责东北行政委员会工作的林枫组织几个调查组分赴各地搞调查。他亲自带队两次到安达县，先后利用一个多月时间在昂昂溪、齐齐哈尔、北安、绥化、佳木斯、牡丹江等地调研。通过调查林枫了解了实际情况，制定了有关措施，土改中“左”的倾向很快得到纠正，保证了土改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土改结束后，又出现了新的情况。在北满部分地区，农民自发地组织了“合伙组”“合作社”等农业联合组织，有人认为这是干部强迫命令搞起来的“空想农业社会主义”，要求解散这些组织。林枫以高度求实的精神，既不搞强迫命令，又不能挫伤农民积极性。他深入到绥化、牡丹江、佳木斯等地农村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经了解发现，由于北满地区拥有大片可垦荒地，而小农经济是分散经营的，不能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贫雇农在分得土地耕畜后自发地组织起互助合作组织，这是新情况下的新事物。林枫认为互助合作是由一般互助走向集体农业的过渡形式，如果看不到或者不重视它的社会主义因素，就会犯右倾错误；如果忽视或否定它的私有基础，过急地扩大公共积累，就会犯“左”倾错误。搞互助合作要由低级到高级。
后来的农村合作进程验证了林枫的远见卓识。
“……他认真听取意见，平心静气地讨论，虚心地说服教育，从来不勉强别人接受他的意见，他的这种民主作风赢得了我对他由衷的信任和尊敬……”
姚依林回忆：身为东北行政领导人，林枫从不搞特殊化，生活俭朴，经常轻车简从，从不给地方添麻烦。
据当时在东北工作的关梦觉教授回忆：“1948年夏，有一天，我在齐齐哈尔街头遇见了林枫同志，一打听才知道他是乘火车来视察工作的，未惊动任何人，就从车站步行十来里路走到城里。我认出他后，陪他到（黑嫩省）省政府大楼休息。林枫同志真是一个人民的好公仆啊！”
在发展农业生产上，林枫发现东北西部广大地区的农民虽然获得了土地，但恶劣的自然环境还在困扰着他们。每到春季风沙袭来时，农民们就得躲避，“沙进人退”。于是他组织专家调研，经过研究，于 1951 年 7 月向东北人民政府提出营造西部地区防护林的建议。1952 年 1 月，东北人民政府作出《关于营造东北地区西部防护林带的决定》，东北防护林带东起辽东半岛和山海关，北至兴安岭以南的富裕、甘南，长 1100 余公里，最宽 300 余公里，总括60 余县，预计受益面积约达 40 余万平方公里。这一规划的制定和实施，显示了林枫对人民群众的利益高度重视和高度负责的精神。
整治水患是林枫为东北人民解决的又一件大事。东北境内的主要河流辽河流域经常发生严重水患，每年都有千百万亩农田遭到洪水的侵袭，不仅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而且水土流失严重。林枫在抗洪救灾的实践中深刻地认识到，必须从根本上治理水患，变害为利，否则人民生活就不能稳定，生产热情就不能高涨，百姓利益就得不到保障。经过反复调查研究，林枫提出在浑河流域的大伙房修建集防洪、灌溉、城市用水、发电为一体的综合性水库。在林枫指导下，1958 年水库基本建成，它对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保障群众的切身利益发挥了重要作用。
正是由于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东北地区农业生产的形势蒸蒸日上，取得了很大成绩。解放战争三年时间，东北地区支援前线粮食达450万吨。辽沈战役期间，支援前线的粮食达1.1亿多万斤，从而保证了军用民需。
“…他那深沉的爱国心，他的严肃、诚恳和明晰……虽然外表看上去是显得疲倦，但他谈话的逻辑和说服力比雄辩的演说更有力量。”
1955年，林枫出任中央东北地区工作部部长，副秘书长，文教办公室主任，协助周恩来总理负责全国的教育和文化、卫生、体育方面的工作。在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林枫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63年初，林枫调任中央高级党校校长、党委书记。
“在新的形势下要重新教育干部……培养出一批有理论修养、有坚强党性的领导骨干，以适应革命和建设发展的需要……学习的目的在于认识客观规律，实是求是地研究事物的客观规律，用行之有效的方法来解决革命和建设中的各种问题。”这是1963年，在中央向全党提出“重新教育干部”重要任务时，林枫向中央所递交的报告中所提出的。而这份报告，也正是中央党校历史上有名的“四一报告”。这些办学方针和原则的提出，为党校工作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在2021年4月的北国初春，伫立在林枫故居纪念馆中，倾听着耳边清晰明脆的讲解，回想半个世纪前，一位伟大人的身体力行与远见卓识，即便投射于今日的新形势之中，仍然充满着无尽活力和持续洗涤思想的澎湃动能。
三，刘惠农追忆林枫
我与林枫是抗日战争时期在晋绥根据地认识的。从1942年起，我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了三年多，虽说时间不很长，但从他那里得到的启发和教诲却是终生难忘的。他的忠诚、无私、宽厚、廉洁、求实的高尚品质，为共产主义理想和事业而奉献出整个身心的光辉形象，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
1938年底，由于我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迅猛发展，严重威胁着日寇的后方，迫使日军不得不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而将其主力转向华北敌后战场，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根据华北抗战形势的这一重大变化，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为此，八路军120师根据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由贺龙、关向应率主力部队于12月底开赴冀中协助八路军第三纵队巩固冀中抗日根据地。留下主力一部，即714团、警备第六团、独立一、二团和雁北支队等部于1939年4月组成了新358旅(亦称彭八旅)，和晋西北区党委、新军一起坚持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这时，中央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将我由中央军委总卫生部调120师新三五八旅任政治部主任，当时旅长彭绍辉，政委罗贵波，参谋长李文清，晋西北区党委书记赵林。
新358旅的战斗力是较强的，其中许多干部是红军长征中幸存下来的老同志。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坚持和扩大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晋西北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它是保卫大西北和陕甘宁边区的东侧屏障，是威胁敌人占据的同蒲铁路等交通干线和太原等大城市的前哨阵地，也是连接延安党中央和全国各抗日根据地的重要交通枢纽。正因为如此，日本侵华部队和国民党阎锡山顽固派武装，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为眼中钉、肉中刺，急欲拔掉而后快。1939年12月，阎锡山军队在日军的诱降政策和国民党蒋介石反共政策影响下，发动了向新军和八路军进攻的反革命的晋西事变。在中央和军委的指示下，新三五八旅会同新军所属纵队等抗日武装，对阎锡山部进行了反击，并发动了围歼阎军赵承绶等部的岚县临县战役，一举击溃其主力，取得了反晋西事变的决定性胜利。为了集中力量，115师独立支队(也称晋西支队、陈支队)和新军决死二纵队在林枫等领导下，由晋西南转移到晋西北。贺龙、关向应也奉命返回了晋西北。这时，我便认识了林枫。
记得我与林枫初次见面，是在1940年1月中旬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上。这次会议，决定成立晋西北军政委员会，由贺龙、关向应任正、副书记；决定将晋西南、晋西北两个区党委合并组成晋西区党委，由林枫、赵林任正、副书记。会后，贺龙拉着我的手走到了林枫面前说：“林枫同志，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彭八旅政治部主任刘惠农，江西长征来的老同志。今后的联系会很多，请你多帮助。”林枫回答说：“惠农同志，军队中的老同志经过了严峻的战火考验，长处很多，我们互相学习吧！”当时的接触，给我留下的初步印象是，林枫谦虚诚恳，平易近人，使人有种亲切感。从这次见面后，由于新358旅与晋西区党委在工作上联系较多，我和林枫的接触与交往也就多了，并逐步了解到，林枫是大革命时期就入了党的老同志，30年代主要搞白区工作，曾任北平、天津市委书记，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党性很强，地下斗争的经验也很丰富。
1942年夏天，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晋绥分局，统一领导晋西，包括晋西北和晋西南工委地区以及绥远地区的党政军工作。中共中央晋绥分局由关向应任书记，林枫任副书记。后因关向应病重去延安治病，由林枫代理书记，1945年8月起任书记。分局成立后，林枫考虑到分局主要工作之一，就是领导和组织根据地的抗日军事斗争，分局需要配备有丰富军事斗争经验的高级干部。于是，林枫向贺龙提出，在120师中抽调一位干部，参加分局工作。于是，我被调到晋绥分局工作，任分局委员兼秘书长。调离120师前，贺老总和关政委都分别找我谈了话，关向应还指出：“林枫是党内政治上比较成熟，政策水平较高，很有才干的优秀干部。”希望我很好地协助林枫工作。此后，我便直接在林枫的领导下工作。
林枫的原则性很强，对党中央的方针政策，能够准确理解和贯彻执行。林枫对毛泽东主席非常爱戴和尊敬。在分局工作的几年里，他经常向我们讲述毛泽东的优秀品德和正确路线，还多次在大会上宣传和讲解毛泽东思想，并要求广大党员和干部，要严格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来开展工作。1942年10月，在晋西北临时参议会正式召开的前夕，晋绥分局为了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执行“三三制”政权原则，开好临时参议会，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当时，党内酝酿参议员候选人过程中，对提名晋西北有名的士绅牛友兰为候选人，有人持不同看法。在这个问题上，林枫以理说服和教育了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很好地执行了政策。在党内的会议上，林枫认真分析了牛友兰的抗日态度和政治表现，指出他为支持抗战，将大量钱财和粮食捐献给抗日政府和八路军，这都是拥护抗日、拥护八路军、拥护共产党的爱国行为，是进步的态度，说明牛先生是我们在抗战中应该团结的开明人士。经过充分的分析，原来那些持不同意见的同志，有了新的认识。牛友兰先生也当选为参议员了。晋西北的统一战线工作，在林枫的正确领导下，开展得十分活跃。当时参议员的竞选活动，席卷了晋西北各个阶层，各行各业的人士纷纷提出了各自的竞选主张，为抗日战争献谋献策。这是晋西北地区在抗战中政治和民主空气最活跃的一个时期，反映了人民群众走向政治舞台的欣欣向荣景象，也显示了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三三制”原则的巨大威力。通过各地的议员竞选，在临时参议会正式开幕时，出席大会的参议员145人，其中共产党员47人，不到1/3。原来在大会选举时，共产党员当选了49人，按1/3计算，多了一人，于是共产党员又主动退出了两人。当林枫代表党委在大会上宣布共产党员参议员名单时，到会的民主人士万分感动。有的党外人士说：“我曾对共产党所说与党外人士合作有过怀疑，如今已完全消失了。”这次会上，林枫被一致推选为晋西北临时参议会议长，进步人士刘少白先生当选为副议长。这次会议，对晋绥地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是很大的推动。会后，各级抗日民主政权纷纷建立起来，巩固和发展了晋绥抗日根据地。
林枫为人十分正派，实事求是，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很能坚持真理，从实际出发。1942年底，根据党中央的部署，晋绥地区开展了整风运动。当时，主要是组织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学习毛泽东关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等三个报告。为了加强对晋绥地区整风运动的领导，分局成立了总整风学委会，林枫亲自任主任。经过学习，广大党员干部基本领会了文件精神，并检查了自己的思想和作风，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普遍有了较大的提高，同志们的心情也十分舒畅。整风学习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可是，到了1943年夏天，康生在延安搞起所谓的“抢救运动”，“特务嫌疑”、“叛徒嫌疑”、“托派嫌疑”的帽子满天飞，许多由白区进入抗日根据地的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受到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不久，毛主席和党中央发现并纠正了这一错误，并于1943年8月15日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提出了“在审干中反对逼、供、信等错误作法”的九条方针，为遭受诬陷迫害的干部平反昭雪。这样，整风运动才重新回到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正确道路上来。在党中央、毛泽东纠正这一错误之前，延安“抢救运动”的风很快波及到各抗日根据地。晋绥边区也是如此，康生刮起的“抢救运动”风直接牵连到了一些晋绥干部。有段时间康生几乎隔两三天就给分局打来电报，或送来“抢救简报”，今天说谁谁谁是“特务”，明天又说某某某是“叛徒”，一时人心惶惶。在康生“抢救运动”的影响下，晋绥边区有些单位出现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倾向，做法有些过头。但总的说来晋绥边区在这场“运动”中，损失要小些。当时晋绥边区处于战争前线，主要精力要对付日本侵略者；特别是因为分局的主要负责人林枫看问题公正客观，善于分析与思考，执行政策的经验也较丰富，从而保护了一批干部。例如，关于对山西新军副总指挥张文昂问题的处理，当时康生从延安打来电报，说延安某某人揭发，张文昂曾被国民党逮捕过，在狱中有变节行为，要严加审查。对此，林枫非常慎重。他调阅了张文昂的档案材料，进行了认真分析。他对我说，对一个同志的问题，特别是事关政治生命的大事，务必要谨慎，切不可以某个人的推测或只言片语就下结论。判断是非、处理问题一定要以事实为根据，否则就会轻易地葬送一个同志的前途，使党受损失。根据林枫的意见，我找张文昂谈了话，也看了张文昂写的狱中情况的材料，并向曾和张文昂一起工作的薄一波等作了调查了解。我认为张文昂是清白的，是值得信赖的好同志。随后，我将调查的情况和意见向林枫作了汇报。林枫同意我的看法，并让我转告张文昂：“党组织和同志们完全相信他的历史是清白的”。这个问题的妥善解决，使张文昂放下了包袱，工作更加出色。在处理类似问题上，事例还很多。林枫严格的党性原则、科学严谨的态度、实事求是的作风、宽厚忠诚的长者风度，使晋绥的大批干部都团结在一起。
当时，林枫是中共中央晋绥分局的代书记，后来又任书记，并且兼晋绥军区的政委，对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有着特别真挚的感情。他常常对我和同志们说，没有贺龙、关向应率领的120师和吕正操所领导的晋绥军区的英勇奋战，晋绥抗日根据地的巩固、扩大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尽全力地做好支前工作，保证军队的供给。他对贺老总和关政委非常尊重，经常向他们通报分局的工作，及时地沟通情况。对吕正操也是如此。1943年，吕正操从冀中平原调到晋绥军区任司令员不久，林枫即陪吕司令员到分区去了解调查部队和地方的工作情况，我也同行。一路上，林枫十分详细地向正操同志介绍了各分区的领导同志和当时工作的情况，并亲自过问和安排吕正操等军队领导同志的生活，使人感到体贴入微。林枫在处理党政关系、军民关系上是十分周密妥当的。在征粮、扩军等问题上，偶尔军队与地方会产生一些不同意见，为了维护团结，林枫总是批评和说服地方干部，尽量地帮助部队克服困难，以确保部队的战斗力。林枫对从军队转到地方工作的老红军、老干部也十分尊重和爱护，如当时任分局行政处长的万良才，是红二方面军中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由晋绥军区司令部副官处调来分局工作。这位同志工作十分努力，凡事都很负责，是个很好的同志，但就是工作方法有些生硬，民主性差点。为此，分局机关有些干部意见较大，有的甚至要求将他送回部队去。林枫知道后对我说：“万良才是个好同志，有许多地方同志所没有的长处和优点，不仅不能送他回军队，还要批评那些不了解军队干部、老红军长处的同志。当然，对于万良才同志的缺点，我们也要教育和启发他去改正。”林枫还让我到机关大会上去讲，号召大家学习军队干部的优点和长处，同时帮助他克服不适于地方工作的简单的工作方法。
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成立后，除了领导根据地军民进行抗日武装斗争外，另一个主要任务就是率领人民群众开展生产建设，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如何贯彻党中央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指示，林枫从实际出发，根据晋绥边区的特点，提出了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地区，开展不同形式的生产的意见。根据林枫的这个精神，分局和各地、县委积极组织群众克服困难，边生产，边战斗。到1944年，根据地37％的劳动力参加了变工队，并创造了变工队和武工队、民兵自卫队相结合的劳武结合形式，还建立了由许多村子联合起来的“连环哨封锁线”，如遇敌人侵扰，武工队和村内民兵立即阻击，保护群众收割庄稼及转移，其他村民兵则火速援助。在1944年初晋绥边区召开的第三届群英会上，林枫总结了经验，并把这种劳武结合的形式肯定为敌后根据地进行生产的有效形式，并加以推广。这一年，大生产运动又有了进一步发展，仅春耕中，各地群众就开荒42万亩；机关、部队开荒18万亩。同时，劳动组织也由变工队发展为变工合作社。在变工互助的基础上，把大批多余的劳动力组织起来，扩大了农业、手工业、运输、畜牧及副业的发展。在以林枫为首的晋绥分局的正确领导下，根据地的经济活跃了，军民的生活改善了，大大地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巩固和壮大了抗日敌后根据地。正如后来有的同志回忆的那样：“晋绥边区一边生产，一边战斗，丰衣足食，兵强马壮”。
1945年，我和林枫参加了在延安召开的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后，适逢抗战胜利，党中央决定加强东北的力量，派林枫率第一批干部支援东北，我也随之到关外。到东北后，林枫任东北局组织部长，后任东北局常委、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我则又回到了军队，任辽宁军区政治部主任。从此，我就再也没有直接和林枫一起工作。
回忆林枫同志，不禁使我想到，林枫所具有的那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理想和事业而奉献一切的精神，顾全大局、办事公正、实事求是、谦虚谨慎、联系群众、关心同志的作风，不正是今天应该在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加以推崇、继承和发扬的吗！林枫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中所作出的卓越贡献，人民永远铭刻在心里。
四，林枫同志抗战在晋绥之一
“20天扩军3000人”
林枫到太原后，被中共中央北方局派往山西省工委任副书记，协助身体患病的省工委书记张友清工作。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和刘少奇的嘱托，他一面熟悉当地情况，制定对阎锡山进行统战工作的策略方针，一面积极部署工作，把重点放在建立党的组织和发动群众参加抗战的活动上。他经过努力陆续建立了工人武装自卫队(其后发展成为新军工卫旅)，并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牺盟会的领导权。在工作中，他既注意照顾统一战线，又冲破了官办框框，使山西群众斗争和中共组织在许多地方获得了发展。1937年10月，北方局根据中央指示部署：以五台山、管涔山、太行山、吕梁山为依托，由八路军各部相机挺进并占据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敌人侧翼及后方的战略要地，广泛发动群众，组织人民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并将山西省工委改为山西省委员会，林枫任书记。山西省委根据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精神做出决定：共产党员都不准过黄河，在山西坚持敌后游击战争。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阎锡山及其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山西省政府迁往晋南临汾。周恩来、刘少奇和中共中央北方局、山西省委、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也都转移到临汾。到临汾不久，林枫又兼任北方局组织部长。这时林枫经常骑自行车到各地进行调查研究，检查工作，调整和加强各地党委的领导班子，解决一些地方党委存在的问题。
此时的临汾古城成为北方抗日战争的中心，而开往山西战场连续作战的八路军，则肩负起开展游击战争的重任。为了扩大部队，补充兵源，进行对日斗争。周恩来亲自向山西省委提出了“20天扩军3000人”的任务。
时间紧，任务重，困难相当大。林枫和省委同志重视这项任务，及时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安排。12月间，林枫亲自前往运城，召开了河东特委扩大会议，做了扩兵的具体部署。经过各级党委的动员、组织，河东各县迅速掀起了扩大八路军的高潮。在扩兵过程中，林枫又到运城、侯马检查工作，帮助解决扩兵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使得扩兵中遇到的各种麻烦，都能及时得到解决。结果仅用半个月的时间，就提前超额完成了这次扩兵任务。新战士分别送到运城、侯马两地，集中训练后补充到115师和120师。
坚持在斗争一线
在林枫的领导下，晋西南根据地军民积极进行抗日战争和生产建设。新成立的民主抗日政权，一改旧的官僚制度，任人唯贤，大批积极抗日的热血青年走上县乡的领导岗位。“他们深入群众，了解民间疾苦，听取群众意见，兴办一切有益于抗日、有益于群众的事情。”为使新的政权能牢牢掌握在共产党员手中，晋西南党委派大批共产党员充实到各级民主政权中担任领导工作。1938年11月，中央军委决定 115师补充团与晋西南游击队合编为115师独立第一支队(后来称八路军晋西支队)，林枫兼政治委员，支队长是陈士榘同志。
随着时间的推移，山西政局不断地发生变化。阎锡山在晋西地区“站稳”脚跟后，逐渐对抗战产生消极态度，同共产党及进步势力的矛盾逐渐激化，山西新派同旧派的斗争日益也剧烈起来。此时，林枫领导的晋西南根据地军民不仅要同日本侵略军作战，还要应付阎锡山的反共破坏活动。1939年12月初，“晋西事变”爆发，晋西南区党委决定在晋西南区党委统一领导下成立“晋西南抗日拥阎讨逆总指挥部”，张文昂为总指挥，韩钧为副总指挥兼前敌总指挥，廖井丹为参谋长兼政治部主任，统率晋西南所有新军一致行动。总指挥部成立后，将晋西南的新军部队集中到康城、石口一带作动员誓师，为了加强部队的指挥和领导，从晋西支队调派了一批军政干部到决死2纵队、政卫209旅。1939年12月7日，晋西地区旧军对新军和八路军的进攻全面展开。在中央军委的统一指挥下，林枫率领全军果断地进行了反击，同时电告在南线的张友清，请他负责把乡吉地区(包括乡宁、吉县)的党组织转人地下，并设法把政卫212旅和213旅转移到太岳区去。
“高家条(今属交口县)誓师以后，林枫同志实际上成为我方自卫还击战中的总政委，他带了一部电台，和中央军委取得密切联系，他和陈、黄、韩等一直坚持在战斗的第一线，我和张文昂是留守后方的。”时任区党委宣传部部长张稼夫在《庚中忆逝》一书中说。
在粉碎阎锡山策划的晋西事变中，林枫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积极组织八路军晋西南支队和新军各部自卫反击，使阎锡山的阴谋破产，成功地保存了晋西南新军和八路军的有生力量。
任晋西区党委书记
晋西事变后，中共中央决定，将晋西南、晋西北两区党委合并为晋西区党委。林枫任区党委书记，赵林任副书记。统一领导晋西北的地方工作和晋西南地下党的活动。这时，贺龙、关向应率领120师主力返回晋西北。遵照中央指示，成立了晋西北军政委员会，贺龙为书记，关向应为副书记，统一领导党政军各项工作。接着，调整了晋西北党政军民的领导机构。我党完全掌握了晋西北地区，从此开始了晋西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的新时期。
为加强政权建设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晋西北成立了以国民党元老、爱国将领续范亭为主任的晋西北行政公署(开头沿用“山西省第二游击行署”名称);建立了晋西抗日救国联合会，统一了全区工、农、青、妇群众团体的领导;组成了新军总指挥部，由续范亭任总指挥、罗贵波任政治委员。全区军事统一由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关向应为首的晋西北军区司令部指挥。稍后，还成立了晋西文化界救国联合会，对晋西南、晋西北原有的文化艺术团体进行调整，统一领导按照专业成立的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等协会和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分会。党政军民各方面完全摆脱了阎锡山的限制、压迫和控制，根据地内部彻底摧毁了阎锡山在各地的残余势力，在党的统一领导下，独立自主地进行根据地的建设。
主持党训班培养干部
针对抗日形势发展的紧迫需要，身处临汾的林枫十分重视培养党员干部的工作。北方局和省委在临汾虽然只呆了三个多月，但林枫负责主持的党训班就办了四期。每期学员十几人到几十人，学习时间一个星期到半个月，由于刘少奇、林枫等许多负责同志亲自讲课，经过短暂的学习，学员在思想上、党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政策上，都有不小的进步。训练班办得一期比一期好，质量一期比一期高;同时，还在北方局驻地刘村办了八路军学兵队，吸收培养各地投奔而来的爱国知识青年。1938年2月临汾失守。为抵抗日军西进，林枫按党中央指示，组建武装开展游击战争，配合以罗荣桓为首的115师主力部队，全力开辟以吕梁山为依托的抗日根据地，并对日作战多次，粉碎了日军进攻陕北的阴谋，保卫了党中央。
这时中共中央根据山西的形势，决定撤销山西省委，成立晋西南区党委。1938年5月初，林枫在孝义西宋庄主持会议，宣布中国共产党晋西南地区委员会正式成立。林枫任区党委书记，原省委副书记张友清任宣传部部长、王达成任组织部部长、黄骅任军事部部长。其主要工作是创建吕梁山抗日根据地，发展抗日武装，建立民主政权，在斗争中搞好同阎锡山的统一战线工作。
晋西南区党委成立不久，依据当时的情况，为在农村培养新党员，区党委决定成立党校。由林枫同志任校长，宣传部部长张友清任副校长，郭明秋、林月琴(罗荣桓爱人)、褚风歧等任班主任。根据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党校设半月班、一月班、三月班，结业以后回原地工作。晋西南区全区党员基本上轮训了一遍，广大党员对训练班也很感兴趣。凡是前来学习过的党员干部，在政治思想和政策水平上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成为县、区、行政村级党、政、群工作的骨干。连续举办的党训班，为开展晋西南工作、创建晋西南抗日根据地培养了大批干部。
五，林枫同志抗战在晋绥之二
愿为民主政治贡献全力
“晋西事变”后，建立起来的晋西北抗日民主政权，结束了抗战以来晋西北两种政权两种军队并存的局面。它在不断反对敌人疯狂的进攻中成长，并在不断克服困难之下发展壮大起来。如果没有巩固的人民政权来支持战争，根据地的坚持是不堪设想的。但要彻底地改造政权，就须实行真正的普遍的民主选举，由人民自己抉择他们的公仆，使人民名副其实地成为主人翁，昂首阔步地走上政治舞台。因此，1940年1月31日，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就联名来电指示，要求“完成政权的改造，从晋西北行署至乡区机关，均须掌握在共产党员与进步分子手中，建立真正的抗日人民政权。”林枫领导晋西区党委积极执行党中央的指示，从村选开始对政权进行改造工作，深入贯彻执行党的“三三制”政策。
1920年林枫毕业于黑龙江省望奎县第一高等小学。图为旧址，现望奎三中。
政权基础在于村
“万丈高楼从地起，政权基础在于村。”中共晋西区委成立以后，林枫积极执行党中央的指示，立即领导晋西区党委，深入发动群众，开展民主建设政权运动，积极筹备村选，从村选开始对政权进行改造工作。1940年举行的第一次行政会议，确定了村长、区长民选的原则;第二次行政会议通过《晋西北村选暂行条例》与《村选政权组织暂行条例》。1941年3月至5月，村选在边区各地普遍进行。动员村选的工作做得比较深入，选民踊跃参加，表现出高度的热情。经过1941年和1942年的努力，全晋西北都进行了村选，为“三三制”的民主政权打下基础。
第三次行政会议，林枫代表中共晋西区党委提出召开晋西北临时参议会的建议。这次行政会议经过热烈讨论后，接受了林枫提出的建议。其后，晋西北行政公署政务会议决议：组织晋西北临时参议会筹备委员会，以林枫(共产党员)、续范亭(国民党员)、刘少白(地方开明士绅代表)等15人为筹备委员。1941 年11月26日，筹委会召开首次会议，林枫出席会议，被推举为筹委会常委和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是老国民党员续范亭)。会议决定1942年夏召开晋西北临时参议会。1942年春季，晋西北临时参议会筹委会向各专署、各县发出《告同胞书》，要求各地按筹委会制定的参议员产生办法和选举办法，认真推选各界参议员。1942年5月20日，“为了更进一步贯彻‘三三制’的政策，迎接晋西北临参会的到来;为了提高政权工作的效率，更进一步巩固晋西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晋西区党委发出《关于更进一步地贯彻政权工作中“三三制”政策的指示》。
1940年林枫任晋绥西南区党委书记。图为林枫在山西省兴县冯家屯留影
“忠实为晋西北人民工作”
经过一年的筹备，1942年10月24日，晋西北(晋绥边区)临时参议会在黄河西岸神府县境的呼家庄开幕。参加会议的包括参议员及各界人士共400余人，大会参议员145人，各界当选为参议员的共产党员有47人，不及大会参议员的1/3。这次临参会选举产生的常驻委员会和行政委员会，都贯彻执行了“三三制”政策。主持大会主席团的19人中，共产党员只有3人;在临参会常驻委员会的9人中，共产党员有3人;在晋西北行政委员会的21人中，共产党员占7人。这些机构中2/3的人员，则是国民党员和无党无派人士。晋绥边区的最高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都是按照“三三制”原则组成的。这表示共产党团结各党派、各阶层、各民族共同建国，对自己政策的最大忠诚，并用了一切力量保证其实现。这也表明了林枫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政策的态度。他从新政权成立之始就致力于统一战线的巩固与扩大，终于领导区党委分局排除党内外各种障碍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因为共产党的这种诚心诚意的态度，在这次大会的进程中，更加增进了党与非党进一步的互相谅解和团结。
大会历经18天，顺利完成各项议程，通过了《晋西北行署工作报告》、《巩固与建设晋西北施政纲领》、《晋西北保障人权条例》、《晋西北行政公署组织条例》、《晋西北征收公粮条例》、《晋西北减租交租条例》、《晋西北减息交息条例》和《扩大民兵，加强地方武装以加强对敌斗争的决议》等文件。经过民主讨论，充分酝酿协商，最后选举林枫为议长，刘少白、牛荫冠为副议长。11月1日，林枫在就职时讲到，“对晋西北参议会工作，对晋西北300万人民，我将忠实地贡献出一切能力，忠实到如何程度?像忠实于共产党一样。因为中国共产党一向是忠实于中国人民的，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是与人民一致的，过去中国共产党每个党员忠实于中国人民，现在、将来永远如此。”他还当众宣称：“过去我以一个共产党员来忠实地为人民工作，今后将以人民的名义，忠实地为晋西北人民工作。”
民主政权激发抗日热情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三三制”政策，在林枫的推动下在晋西北彻底实行，并受到了各阶层的热烈拥护。大同参议员张登荣说：“开了这次大会，听了林枫先生的报告，我相信共产党是真诚坦白的，我对共产党的怀疑没有了。”忻县参议员赵贵庵登台讲话说：“自己来自敌占区，目睹敌人烧杀抢掠，今日见到民主选出的政府，人民亲手献花，内心悲喜交加，不禁泪洒胸前!愿大家坚定团结，将敌人打出去，拯救敌占区人民使之重见天日。”
这个时期，在县、区、村各级政权机构中，都贯彻了“三三制”原则。它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当时有一份调查报告写道：(一)原来政权中的中间分子，工作积极起来了，并且还引进了大批中间分子参加政权工作;(二)有些县吸收士绅参加财政经济建设工作，有钱人开始敢向生产事业中投资了;(三)地主老财以及从前不敢讲话的人，现在敢向政府控告申诉了，他们请求政府保护他们的财产，自己愿意给抗日效劳;(四)执行“三三制”消除了统一战线中“左”的倾向，地主、资产阶级认为今天的政权他们还是有份的，消除了对立情绪而走向接近，社会秩序稳定，生产事业发展;(五)敌占区一些知名人士投奔根据地。
在民主政权的领导下，晋绥根据地生产运动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人民抗战积极性更进一步提高了。那段时间，日军对晋西北进行了17次局部“扫荡”，全区军民不但粉碎了日军“扫荡”，并主动出击，打了1000多次仗。各地的游击小组、青年抗日先锋队都纷纷发动起来了，在每次反“扫荡”的斗争中，都能配合正规军作战。民兵的数目，1941年中就发展了3万人，对敌战斗672次。在民兵对敌斗争上，也有很多的创造。
六，林枫同志抗战在晋绥之三
依靠群众开展对敌斗争
晋西北抗日民主新政权建立后，日军充满了仇恨和恐惧，不断扫荡我晋西北根据地，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财力遭受了严重的破坏。边区军民奋起抗击，虽给予日军沉重打击，但因敌强我弱，根据地的面积缩小了三分之一，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二以上，局面极为严峻。为了加强党对根据地政权和生产建设的领导，1942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中共晋西区委和晋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了中共中央晋绥分局。由关向应担任分局书记、林枫为副书记。在关向应养病期间，由林枫代理书记。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成立后，在林枫的领导下，晋绥边区开展空前的减租减息和军民大生产运动，积极恢复和发展生产，放手发动群众，组织武工队深入敌后，实行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三结合”，开展全面“挤敌人”斗争，不断扩大晋绥根据地，使之成为延安的屏障。
劳力与武力结合起来
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政权建立后，摆在根据地政权建设日程上的两件大事就是：生产与战斗。战争使根据地遭到严重破坏，特别是日军施行的毁灭一切的“三光”政策，造成了根据地经济上的重大困难。为了最后战胜敌人，一方面要加紧人民武装建设，开展普遍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以保卫根据地;另一方面还须减轻人民负担，发展农业和工业生产，培养民力，以供应长期战争的需要。一手拿枪，一手拿锄，本应是根据地民兵武装所具有的特色。但在民兵组建初期，为了打仗，荒废了生产。针对这一情况，1943年9月，林枫主持的边区群众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劳力与武力相结合”的方针，确定民兵活动必须以不脱离生产为原则。边区著名的群众英雄张初元，在1943年“挤”敌人、围困宁武县石家庄敌据点的过程中，就把当地人民群众的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解决了发展群众武装、对敌斗争的重要难题。1944年1月，张初元经宁武县劳动人民推选，出席晋绥边区劳动英雄大会。林枫得知张初元的事迹，非常重视他领导新屯堡村群众创造的劳力与武力结合起来的经验。他在大会前和张初元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又在大会上听取了张初元的关于创造劳武结合经验的报告。他在1月 15日闭幕会上发表了讲话，其主题就是：回应毛泽东“组织起来”的号召，学习模范劳动英雄张初元。他把张初元的创造看作一面旗帜，号召边区人民学习这个榜样。林枫还在会上号召“武力与劳力结合起来”，大力组织战斗部队和机关人员的生产。他说：“武力与劳力的结合，乃是经常拿武器的也要拿起锄头来。”他希望各机关部队负责人，能在新的一年亲自领导计划布置与组织生产。
晋绥边区第三届劳模大会后，新屯堡的旗帜引导着边区人民前进，劳武结合成为全边区人民的方向。在整个根据地，形成了一面生产一面战斗的高潮。边区机关、部队的生产也被带动起来，热烈回应林枫代表晋绥分局提出的号召，迅速地都做到了“劳力与武力结合起来”，“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各地民兵在实践中，1944年又有了新的发展，其中第一个重要的创造，是变工与爆炸相结合，把原先专事生产的变工组，发展成为战斗的爆炸组。这一创造，在变工中以民兵为骨干，加强群众性的武装斗争，开拓出走向全民皆兵的具体道路，被认为是劳武结合最适当的组织形式。民兵家庭的生产及在战时的情报、侦察、埋雷等困难，都有了变工组的支援帮助，这就更加密切了民兵和群众的关系，提高了他们保卫家乡的斗争热情。
由于边区军民展开了全面的对敌斗争，使晋绥边区的严峻形势迅速得到了扭转。形势最严重的大青山地区，经过一年又八个月的艰苦斗争，基本上恢复了绥西、绥中、绥南等三块游击根据地，达到1942年7月敌人大扫荡前的局面。这一年，根据地的粮食、布匹自给有余，人民生活显著改善，根据地也发展壮大了。
“把敌人挤出去!”
1942年春季，林枫在延安期间，曾向中央汇报晋绥边区的对敌斗争及其他情况。党中央、毛泽东对晋西北根据地建设作了充分的肯定和表扬。当时敌后各抗日根据地都正处在困难时期，根据地缩小了，部队与敌人正面搞不行。毛泽东告诉林枫说，要在正面发动群众，搞敌后武装工作队。毛泽东说，当前晋西北的任务，就是“把敌人挤出去!”8月下旬，林枫回到兴县，按照中共中央决定，正式成立晋绥分局。同时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把敌人挤出去!”他首先同分局、军区的负责同志研讨了毛泽东根据晋绥敌我斗争形势提出的这一方针。其后，在深入了解了晋绥边区当前对敌斗争的现状后，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在兴县蔡家崖军区驻地召开了晋西北高级干部会议。会上，林枫传达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把敌人挤出去”、认真贯彻“三三制”和精兵简政等重要指示。围绕着毛泽东“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与会者结合晋绥地区的实际情况，进行了热烈的讨论。1942年12月5日，晋绥分局根据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指示，以及高干会的决议，发出了《关于开展对敌斗争的指示》。《指示》中指出：“把敌人挤出去”，是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和任务;必须把党政军民一切力量动员起来，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密切配合，积极开展对敌斗争，从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全面去“挤”敌人。
在“把敌人挤出去”这一深入人心的召唤之下，“挤”敌人的斗争立即如火如荼地展开。1943年最初3个月，我军部队对敌大小战斗387次，民兵作战222次。在反维持斗争中摧毁伪村政权881个，建立抗日民主村政权555个，使敌据点活动范围，由三四十里缩小到五里以内。“把敌人挤出去”的方针迅速地取得巨大效果，边区军民对敌斗争由被动转为主动。
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成立后，林枫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委，120师主力开往陕甘宁边区。1943年8月，吕正操带领冀中三纵队到晋西北，带来了冀中军民对敌进行地道战、地雷战的经验，大力开展爆炸运动，对敌斗争的形势有了新的发展。这时中共晋绥分局召开边区群众工作会议，林枫主持研究了前一阶段“挤”走敌人的典型经验，提出普遍开展爆炸运动。边区各地兴起爆炸热潮，形成“家家造地雷，人人会爆炸”的局面，此后围困战中增添了威力巨大的武器 ——地雷，把围困和“挤”敌人的斗争大大地推进一步。1943年，晋绥边区对敌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全年“挤”掉敌人58个据点，收复1000多个村庄，粉碎敌人大小13次扫荡，敌人一切“反挤”的幻想均归破灭。根据地军民全面的“挤”敌人的斗争，充分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
当广大军民在边缘区展开“挤”敌人的武装斗争时，在解放较早的根据地内部，各地农民展开了规模空前的减租减息运动。
新政权建立后，为了支持长期抗战，激发农民参战和生产的热情，晋西北行署曾在1941年4月1日颁布过一个《减租减息暂行条例》。1942年1月 28日，中共中央颁发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2月4日，中共中央又向党内发出《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1942年9月20日，晋西北行署同时颁布了《晋西北减租交租条例》和《晋西北减息交息条例》。这两个条例公布试行后，11月6日又经晋西北临参会修正通过，再由行署正式公布。行署制定这两个条例时，贯彻中共中央土地政策，紧紧把握既减租减息，同时又保证交租交息的原则。
“基本问题是发动群众
从这时直到1945年春，边区农民回应晋绥分局和晋绥行署的号召，展开了一场热烈的减租减息斗争。后又开展查租运动，以保证减租的彻底实现，并把减租斗争推展到新解放区。减租减息提高了农民进行生产和对敌斗争的热情，直接促进了根据地生产建设。兴县三区农民在减租后举行庆祝大会，青年农民雷狗碰高兴地拍着一个民兵的肩膀说：“这一下可好了，把祖宗三代的老穷根也抽了!”
经过全体军民的共同努力，晋绥边区的群众工作与对敌斗争、生产建设取得了巨大成绩。1943年7月1日，林枫在接受《抗战日报》记者采访时发表谈话说：“去年高干会议以来，我们的工作是有很大的成绩。对敌斗争是开展的，民心与士气是振奋的，我们的地区没有再缩小，相反地扩大了。生产建设更加发展了，生产情绪空前的高涨，广大人民和机关部队的生活提高了。”
七，林枫同志抗战在晋绥之四
重视意识形态工作
在晋绥革命根据地建设中，林枫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关怀文化事业的发展和文化工作者的成长，注意团结知识分子参加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建设工作。他把原来的党员训练班办成正规的党校，并自兼校长;相继创建了抗大第七分校、鲁艺晋西北分院等干校，训练了大批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干部;恢复和新办各类学校及多种社会教育组织;同时领导创办了《五日时事》、《抗战日报》、大众剧社等报刊和文艺团体。
1941年，在山西省小善村召开晋西北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图为林枫(立者前排左四)与全体同志合影
扶植“七月剧团”
林枫不但向文化工作者指出前进的方向和有关的方针政策，对于文化战线的具体活动也常给予关注和指导。当时在根据地非常活跃的七月剧社，就是得到林枫的支持扶植，在吕梁山抗日根据地诞生，到晋绥边区后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
七月剧团成立于1939年7月1日，又称八路军115师留守处宣传队(“留守处”乃是中共晋西南区党委的代号)。林枫重视它的成立，扶植它的成长，关怀大家的生活。剧团所需的人员，区党委下令从机关和所属党政军范围选调。剧团排练节目，准备在“七七”两周年纪念日演出，本身的力量不够，区党委秘书长秦穆伯打板，文书科长曹速打梆子，有的干部拉胡琴，热情地协助他们排练演出。当时因受日军和顽固派夹攻，形势紧张，战斗频繁，区党委机关和晋西支队经常转移。林枫和干部战士一起跋山涉水，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特别紧张的时候，一天要转移好几个地方，连饭都吃不上。林枫担心剧团的“小鬼”掉队，常叫警卫班的战士帮助他们拿道具，背被包;遇到紧急情况，特别嘱咐警卫连保护剧团的安全。
晋西区党委成立后，林枫将原在晋西北地区活动的几个剧团合并到七月剧团。1940年冬季，区党委决定送七月剧团前往延安学习，林枫亲自给洛甫(张闻天)写介绍信，请他招呼、安排。剧团到了延安，先后进过鲁迅艺术学院、部队艺术学院。经过一年多的学习、实践、观摩和锻炼，全团人员的政治思想、文艺素质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七月剧社自1939年7月成立起到1946年初，共演出1500余场，演出剧本100多种，观众约达300万人次。他们的足迹，走遍边区大部分地区，有时在距离敌人很近的村庄演出。他们演的戏，大都是表现边区人民斗争生活的现代节目，演出传统节目也有较高的技艺，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
关注《西北文艺》
1941年7月，在林枫的关注下，《西北文艺》在兴县创刊。林枫为它写了题词：《给〈西北文艺〉》。他在题词里希望这个刊物能够密切联系群众：“她是群众的先生，也是群众的学生。要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质量，也要向群众学习，倾听群众的呼声。不管是音乐戏剧，不管是文学美术，其内容必须是抗日的进步的建设的，反对残暴压迫，反对黑暗反动。其形式必须是能为群众所接受的‘雅俗共赏’的，逐渐上升的，反对低级趣味、固步自封(在内容上更应如此)。因此，她必须是建设的，民族的，大众的。”同时，“希望她能成为晋西北文艺工作者的团结核心，建立文艺上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晋西北根据地建立初期，根据地经济异常困难，由于缺乏必要的营养和医疗条件，不少文化工作者生了病，因病重得不到及时的治疗以致死亡的事也常发生。林枫十分关切他们的生活和健康，于1941年10月27日，晋西北行署就颁布了《晋西北文化工作者待遇办法》。其中有这样一条特别规定：“文化工作者因积劳过度，身体衰弱时经医生证明可享受保健待遇。”党和政府的殷切关怀，使根据地文化工作者感到欣慰。
重视《五日时事》《抗战日报》
林枫重视党报的作用，善于利用报纸指导工作。中共晋西南区党委成立不久，便由林枫倡议，创办了《五日时事》报。这张报纸经常发表五天中的时事分析，各战场战况，还有区党委的指示，通知和指导实际工作的文章，供各地干部了解时事，沟通上下情况，深受读者欢迎。“晋西事变”后，《五日时事》报转移到兴县继续出版，直到《抗战日报》创刊方才停办。1940年春天，为了适应革命形势，林枫决定出版晋西区党委机关报《抗战日报》，并即调派人员着手筹备。这年9月18日，《抗战日报》正式创刊，铅印四开，起初为三日刊，每周出版两次。林枫始终关注党报工作，特别重视社论的撰写。在区党委领导下建立了社论委员会，凡属重要社论，都经过集体讨论，由对有关问题比较熟悉的人执笔，有针对性地指导实际工作。写出的社论，通常林枫都要亲自审阅并动笔修改。1942年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成立后，《抗战日报》又成为晋绥分局机关报。这年10月1日，晋绥分局通过《关于<抗战日报>工作的决定》。为了促使各级党委能够切实贯彻执行这个决定，10月22日，在晋绥分局召开的高级干部会上，林枫还曾专门作了关于《抗战日报》问题的报告。
林枫在延安参加七大预备会议期间，毛泽东同林枫谈话谈到了对《抗战日报》的意见。当时毛泽东拿起两张新近收到的报纸作比较。12月1日报纸的头条新闻是《八分区我军收复东社》，他说，这一天的报纸编得好，应当这样;而在12月6日的报纸上，以第一版和第四版两个整版刊载的全是林彪的一个讲话：《今年怎样练兵》，他说，这一天的报纸不应当这样编，长的文章，可以印小册子，或者节录一部分要点在报纸上发表。随后，毛泽东即就如何改进《抗战日报》的编辑工作，作了重要指示：“本地消息，至少占两版多至三版，排新闻的时候，应以本地为主，国内次之，国际又次之。对于外地与国际消息，应加以改造。对新华社的文章不能全登，有些应摘要，有些应印成小册子。不是给新华社办报，而是给晋绥边区人民办报，应根据当地人民的需要(联系群众、为群众服务)，否则便是脱离群众，失掉地方性的指导意义。”
林枫和毛泽东谈话后，及时向抗战日报社传达了这些意见，组织报社编辑人员认真学习和讨论。一张根据地的报纸如何加强它的地方性，密切联系根据地群众，为根据地群众服务，以加强对实际工作的指导作用，是《抗战日报》创刊以来一直在摸索解决的主要课题。过去虽曾多次作过努力，改进不大。经过这次讨论，报纸的政治性也加强了，地方新闻至少占三版的篇幅，版面也较前生动活泼了，报纸和群众的联系更加密切，日益增强了对于实际工作的指导作用，逐渐成为晋绥边区人民不可缺少的读物。
向世界宣传根据地
1944年夏，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冲破国民党政府的长期封锁，从重庆到达延安。其中一部分外国记者，在延安参观后前来晋绥边区访问，于8月30日抵达兴县。他们是：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联合劳动新闻社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美国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和英国路透社、多兰多《明星》周刊、《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莫里斯·武道。林枫欢迎他们来访，曾应记者们的要求，向他们介绍根据地对敌斗争、经济建设以及政治民主设施等各方面情况，并帮助他们到第八军分区前线视察，亲眼看到我军浴血奋战，袭击汾阳城关及攻占敌强固据点仁岩的战斗情景。他们在晋绥解放区访问一个多月，深为人民群众和抗日军队间的团结挚情所感动，称颂八路军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民军队。他们根据亲身体验撰写的文章著作，向全世界报道了晋绥边区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中的成就。
外国记者爱泼斯坦回忆采访林枫时说：“我在晋绥边区的采访，印象最深刻的是对林枫的访问。他关于党的工作的谈话，展示了一幅在党的领导下，军事、生产、政治和群众文化工作协调一致的清晰图景。他的谈话不但肯定了我们通过自己的观察所得到的感性认识，而且帮助我们提高到理性认识的水平，形成了有扎实基础的对前途的乐观信念。”
八，林枫同志抗战在晋绥之五
1945年4月23日到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林枫出席了这次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会议期间，中央召集从各解放区来的东北籍代表开了几次座谈会。毛泽东对林枫说：“你是东北人，你要准备到东北工作。”
依依惜别晋绥人民
七大闭幕后林枫暂留延安。1945年8月18日，林枫回到晋绥边区首府兴县。林枫离开延安不久，中共中央即正式决定调他前往东北工作。8月19日，中共中央致贺龙、林枫的电报中指示：“林枫准备去东北，……去东北干部1200人，一星期后由延安出发，交林枫率领北进，请林枫先做准备。”9月中旬，延安干部团和教导一旅一部到达兴县，与从晋绥边区抽调的党、政、军干部汇合后，经过短期休整后组编成一个干部团。9月22日，干部团从兴县出发。干部团的成员，主要是高、中级领导干部，还有一部分警卫人员和勤杂人员，共有1900多人。林枫是这支队伍的总负责人。这天，支队全体干部战士集合起来，林枫首先向大家介绍了支队的几位领导同志，随后作了简短的动员。
送别时，林枫站在路旁，与送行的领导同志和群众代表一一话别，然后转身上马，随着长长的队列缓缓行进。“无情未必真豪杰”，此刻，被人们称作“表面冷，内心热”的林枫，思潮滚滚，感慨万千。一方面，他正带领干部队打回沦陷14年的家乡，向着饱经日寇蹂躏的白山黑水进军，感到无限激动;另一方面，他同山西人民并肩和日本侵略者血战八年，结下了战斗的深情厚谊，这里的山山水水使他无限眷恋，眼望着到处留下足迹的这块土地，别绪依依，心情难以平静。“在全国解放进城后，父亲时常怀念在晋绥共同战斗的120师和当时地方上的老同志，而且对山西口音的人感到特别亲切。”林枫同志的女儿林耿耿告诉记者。
注重党政军民团结
林枫同志离开山西前往东北工作了，但他在山西八年抗战期间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成绩得到了党和群众的一致肯定。“他具有领导的才干，排万难、解危困的能力。 1940年，晋西北曾引起了很大的战后社会混乱，他刚来此地，便能够很镇静地处理这个混乱局面，使它能迅速安定。他未习军事，但抗战以来，他从没有离开过战争，敌人扫荡晋西北，许多病弱的干部过河，他的身体不大好，但他总是跟贺、关在一起，在河东坚持工作。……”当年的《抗战日报》这样介绍他。
林枫具有高度的原则精神，十分注重党政军民之问的团结，经常主动地加强党同人民军队的关系，也非常尊重贺龙和关向应，经常向他们请示问题，通报党委工作，及时沟通情况，共同参与决定晋西北的重要方针和政策。林枫同志的女儿林耿耿告诉记者：“1942年中央决定将晋西区党委改组成立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并且把绥远地区也划归晋绥分局统一领导。中央决定由林枫负责组建工作。有关晋绥分局的人选和组织机构，是林枫提出报告，请示中央决定的。起初，中央要林枫任晋绥分局书记，但林枫出于对关向应同志的尊重，很谦虚地说自己挑不起这副担子，建议请关向应作书记，他可以担任副书记，实际工作由他做，让关向应在延安养病。后来，中央接受了他的意见，晋绥分局成立后以关向应为书记，林枫为副书记，关向应在病假中由林枫代理书记。”
林枫对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也有着特别挚灼的感情。他常对地方干部说，晋绥根据地的缔造、巩固和扩大，是和120师指战员的浴血奋战分不开的。 1943年，吕正操从冀中军区调到晋绥军区任司令员不久，林枫就陪同他到各分区去调查、了解部队和地方的工作情况。沿途林枫十分详细地向吕正操介绍了各分区的领导人和当时工作情况，并亲自安排和过问吕正操等军队领导同志的生活，使人感到体贴入微。他对部队非常关心，处理军事关系、军政关系都考虑得周密细致。他对初从平原来到山区的冀中部队指战员更是体贴照顾，经常在各种场合提醒地方干部支援部队，扩大武装力量，保证部队供给。由于党政军民团结一致，所以能够克服一切困难，使晋绥抗日根据地得以不断巩固和发展，并赢得了抗战的最后胜利。
为革命利益顾全大局
林枫不仅团结同志，在处理问题时也能从大局出发，启发大家看到大目标，认识到革命事业的整体利益。他对中共中央的指示、方针、政策，都是认真坚决地贯彻执行的，对中央领导同志是很尊重和拥护的。他常教育干部：想问题办事情要从全局出发，要拥护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没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就不会有晋绥根据地的存在。敌后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离延安都远，只有晋绥最近。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同样贫困，中央领导机关都住在那里，他们经济上的负担比我们还重，我们勒紧腰带也要支持中央。“晋西事变”一结束，他就派人陆陆续续把缴获的物资和银洋送往延安，把荷兰牛、美利奴羊送往延安光华农场，让中央度过困难，能与敌占区做生意，购置医药、摄影、通讯器材，资助秘密战线的同志生存、工作。让延安人民，尤其是伤病员、婴幼儿有牛奶喝、用毛线在大生产运动中给战士干部织出御寒毛衣。刚发现大厨房烹调羊肉，闻到羊肉香味的林枫赶忙调查羊肉来源，听说是缴获阎锡山农场的。他马上让下面停止杀羊，派兵押送延安。而他自己和大家同样吃黑豆充饥。无论在晋绥根据地困难的日子，或是在大生产运动后逐渐达到丰衣足食的时候，林枫总是尽力以物资支援陕甘宁边区，帮助边区度过困难。
自从我军主力部队在“晋西事变”中撤出晋西南地区，晋绥边区便成为延安与华北、华中、华南各抗日根据地惟一的交通通道。晋西北的八分区和六分区，就是当时中共中央通向敌后各解放区的咽喉要道。林枫曾长期在白区工作，富有秘密工作经验，非常重视建立秘密交通线的工作。他对各根据地路经晋绥到延安的同志是异常关怀照顾的，不但经常提醒有关地区注意过往人员的安全，还常要求有关同志照顾过往人员的生活。林枫时常告诉负责安排过往人员生活的同志：我们再苦，对来自各方面的客人，也要很好的接待。当边区干部和群众吃黑豆的时候，有关人员总要想方设法给过路客人找点小米吃;自己吃小米、土豆的时候，总要找点白面给客人吃，使他们感到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温暖。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晋绥边区的形势不论变得如何险恶，遭遇何等严重的困难，六、八分区的两条秘密交通线总能畅行无阻，宛若任何力量无法摧毁的钢铁干线。在护送过往人员工作中，护送过刘少奇、徐向前等由敌后前往延安的许多同志，护送过所有从敌后根据地到延安赴会的七大代表，以及成千上万的各根据地党政军民人员。千百次的护送任务，都圆满地完成了。
在晋绥革命根据地的工作成绩，王兆国同志在林枫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如是评价：“抗日战争期间，林枫同志是晋绥抗日根据地主要创始人之一。他协同贺龙、关向应发动群众、发展党员、培养干部、建立民主政权、恢复和发展生产，全力支援延安的财政经济;建立和发展人民武装，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积极贯彻毛泽东同志“把敌人挤出去”的方针，不断扩大根据地，成为延安坚实的屏障;积极稳妥地建立了延安和各根据地之间的秘密交通线。在这些方面，林枫同志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为党所领导的革命军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做出了贡献，为推翻国民党的统治积蓄了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