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小鹏回忆录第二部-21

第一个五年计划

周恩来预计国民经济的恢复要用大约3年的时间。建国初期，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全国人民意气风发地投身于经济建设事业，3年之中，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根本扭转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留下来的混乱局面，不仅实现了政治、经济、社会的稳定，许多生产项目取得超过预期的成就，国民经济的恢复提前实现了。

毛泽东高瞻远瞩。1951年2月，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构想，决定自1953年起，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要求立即着手制定五年计划各项工作，争取在22个月（即1951年的10个月和1952年全年）的时间内，完成试编工作。经周恩来提议，成立一个6人领导小组加强领导。小组成员是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宋劭文。这6位同志陈云是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李富春是中财委副主任，聂荣臻是代总参谋长，宋劭文是中央财经计划局局长。

当时抗美援朝战争正在进行，鉴于战争短期内不可能结束，中央作出了边打仗边建设的战略决策。中央指出，从1953年到1957年的5年中，是大陆长期建设的第一阶段，其基本任务是：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以巩固国防，提高人民的物质与文化生活，并保证大陆经济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根据毛泽东以重工业为中心的意见，明确了五年建设的方针为：

（一）工业建设以重工业为主，轻工业为辅。重工业优先建设钢铁、煤炭、电力、石油、机械制造、军事工业、有色金属及基本化学工业。轻工业优先发展纺织、造纸和制药工业。

（二）工业建设的速度，在可能的条件下，力求迅速发展。

（三）工业的地区分布，应有利于国防和长期建设，并且结合实际情况，充分发挥东北及上海原有工业基地的作用，继续培养与利用已有工业基础与技术条件，为建设新厂矿、新工业基地创造条件。

（四）铁路建设以沟通西南、西北和中南为主要任务，以适应在国防安全条件下，长期建设的需要。

当时中央财经委员会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总的指导思想是：

（一）经济计划要确实保证重点。

（二）建设的规模和速度，要按实际需要和财力、人力、物力条件的可能进行安排，并且配套建设。

（三）第一个五年计划应同第二个五年计划相衔接。

1952年6月，中财委汇总各大区和工业部门上报的经济建设指标，试编出按部门和行业划分的《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计划轮廓（草案）》及其《总说明》，有两大册，主要工业、交通、水利设施都包括了，计划和准备扩建、改建几个重工业区域，其中有以钢铁和机器制造工业为中心的鞍山、武汉、包头三个区域，以石油化工、有色金属和机器制造工业为中心的兰州区域，以动力设备、重型机械制造工业为中心的哈尔滨、沈阳、齐齐哈尔、西安区域，以化学工业为中心的吉林区域，以煤炭和采矿设备制造为中心的抚顺、大同区域，以机器制造工业为中心的洛阳、成都区域。这个工业建设的新框架，体现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思想，为新中国即将展开的有计划大规模建设绘制了一幅宏伟的蓝图。

实行计划经济，在中国没有先例，在世界上也只有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有这方面的经验，于是只能向苏联学习；同时，要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把中国这个农业国转变成为工业国，关起门来搞工业化只能是纸上谈兵，而当时帝国主义是敌视新中国的，对我们进行封锁，不可能从西方先进工国中得到必要的设备、技术和资金，只有一条途径：争取苏联的援助。

1952年8月17日，周恩来率领阵容强大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这是新中国建立后他第二次以公开身份对苏联的访问。周恩来任团长，副团长为陈云、李富春，团员有王鹤寿、吕东、陈郁、宋劭文、柴树藩、罗瑞卿、邱创成、刘亚楼等，包括政府许多工业部门和军事部门。

当时大陆还没有自己的民航飞机，苏联政府派来了三架军用飞机和一架民航飞机，供中国政府代表团使用。飞机途经伊尔库茨克时，住了一夜，第二天又换乘飞机继续起程，离开宾馆时，周恩来与宾馆服务员一一握手告别，感谢他们对中国政府代表团提供热情周到的服务。这些服务员没有料到中国总理竟是这样平易近人、和蔼可亲，都深受感动。飞机经新西伯利亚抵达莫斯科。

周恩来一向对工作认真负责，重大事情更是事必躬亲，一丝不苟。抵达莫斯科后，他又将准备提供给苏联政府讨论的“一五”计划草案及《总说明》等详细地审阅一遍，逐字逐句，甚至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凡有错误的地方，做了改正。审阅当中，发现林业采伐、造林和木材蓄积计划数字对不上，周恩来当即在电话中严厉批评了负责综合工作的同志。

可是第二天，周恩来到中国政府代表团团员住的宾馆，与大家共进午餐。服务员送来一瓶白兰地，周恩来亲自斟满两杯，站起来走到昨天受批评的同志面前，递给他一杯，并微笑地说：“昨天我批评了你，以后要细心一些嘛！不要把这么重要的数字搞错。来，现在我敬你一杯酒，祝你今后工作得更好！”一杯酒，几句暖人心田的话，一下子就把一 天前发生的那件不愉快的事情造成的紧张沉闷气氛缓和下来了。大家深为总理的严谨作风和高超的领导艺术所感动。

为了便于同苏方各部门工作人员商谈和面对面研究计划的制定问题，周恩来把代表团团员和工作人员分成若干相应的组，让他们同苏方有关部门的同志直接接洽，开展工作。这样做，也可以使周恩来、陈云、李富春超脱一些，有更多的时间考虑和解决一些急需处理的较大的问题。

到莫斯科后两三天，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设宴招待周恩来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外交部长维辛斯基代表斯大林起立敬酒。宴会结束后，斯大林陪同周恩来看了电影，边谈边吃糕点、水果，宴会举行了3个小时。

各个工作组走上正轨后，周恩来率部分团员参观莫斯科一个汽车制造厂，随后又到斯大林格勒参观访问，此行的目的一是慰问这里在苏联卫国战争中表现英勇顽强的居民，他们蒙受了重大牺牲，对扭转战争局势起了重要作用；二是为了调查这个城市在历史上罕见的最残酷战争——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遭受纳粹军队破坏的情况；三是了解这个城市战后所进行的恢复和重建工作的情况。

他们参观了当年的几处战场：面粉厂、万人壑（通向伏尔加河的一条沟渠，只在这一处双方伤亡就上万人）、伏尔加河岸、市街心大厦。战后在这里任省委书记的莫斯克文描绘了苏联军队和人民在这些地方战斗的惊心动魄的情景。在游览中，周恩来受到了运河两岸人民群众自发性的热烈欢迎。战争结束已经6年，仍是到处断垣残壁，战壕沟渠等战争痕迹尚未消失，可见战祸的深重和恢复的艰难。

9月中旬，斯大林会见周恩来和陈云、李富春，莫洛托夫（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维辛斯基参加会见。周恩来谈的内容主要是：

一、中国经济概况；

二、五年建设方针；

三、五年建设的主要指标和主要项目；

四、长期建设的准备工作；

五、请苏联援助事项。

斯大林对周恩来的介绍给予积极的反映，他谈了三点意见：

一、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应当能够制造汽车、飞机、军舰；

二、中国工业的发展速度一定很快，但是做计划应留有余地，要有后备；

三、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价格便宜，技术也是头等的。

当时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不久，苏联自己的重建工作任务很重，而且苏联还从来没有搞过这样大规模的对外援助，他们慨然许诺援助中国，这是难能可贵的。

9月下旬，周恩来和陈云先期回国，留李富春领导中国代表和苏联政府继续谈判。离开苏联以前，周恩来把他亲手办理与苏联往来的有关文件逐一清点，交给李富春的秘书吴俊扬。苏联政府对中国代表团的接待工作，改由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国家计委主席萨布罗夫负责。苏联国家计委对这项工作非常重视，组织一批人着重审查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和要求援助的项目。中苏双方进行多次会谈和磋商，项目一个一个落实，凡是重大问题李富春都打电报请示中共中央，周恩来都仔细地审阅这些电报，与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研究后，及时作出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