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八十有三。几十年来，我除了自己读书，学写文章之外，先后协助过三位先生：范文澜先生、章士钊先生、匡亚明先生。三位先生各有成就，总之都是我们当代著名人物。能够协助他们做些事情，使我从中受到许多的教育。三位先生的身教、言教，至今使我受益无穷。
范文澜先生字仲沄，浙江绍兴人。绍兴不光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它还和辛亥革命的关系非常之大。辛亥革命之时有三会：华兴会、兴中会、光复会，合起来是同盟会。华兴会是黄兴等创建，地区主要是在湖南、湖北；兴中会是孙中山等创建，地区主要是在广东还有海外；光复会主要是在浙江，尤其主要在绍兴。光复会的名人如蔡元培、徐锡麟、秋瑾，皆绍兴人，所以绍兴可以说是光复会的诞生地和大本营。
范老的故居，我专门去看过，去的时候因为盖大楼，范家的房屋大部分被拆掉了，新闻媒体、社会人士不赞成拆掉范老故居，尚未拆的几间保留下来了。他的家对面有一条河，河旁边就是大通学堂，大通学堂就是徐锡麟与秋瑾所创办。他们创办此学堂，实际上就是借教育学生为名，准备起义力量。训练学生出操扛枪什么的，换句话说，武器也有了，兵也有了。范老的家就在河对面，这边是大通学堂，这边就是范老的家。范老的哥哥名叫范文济，就在大通学堂读书，后来就留在了学堂。有一天，范老的母亲买了螃蟹，让范老到河对面的学堂去叫哥哥回来吃螃蟹，范老刚到门口就不能走了，因为好多清兵把秋瑾绑了出来，当时在抓捕时好像还动了武，当然动武的程度是很有限的。第二天就有报告说：悍匪范文济，因拒捕而亡。实际上是报错了，死的是另外一个人，不是范老的哥哥。但范老哥哥却反而没有事了，因为他不是已经"死"掉了吗。不过"范文济"这个名字是不能再用了，所以后来等于说范文济就没有了"名"，这是非常有趣的事情。此件事情对范老有着重大的影响。
范老在上海浦东读的中学，这所学校办得好，校长是黄炎培。这个后来就跟我发生关系了，所以世事往往因缘而生。范老大学读的是北京大学，校长是蔡元培。蔡元培是绍兴人，是清朝的翰林，又是辛亥革命的元老，以北大办学"兼容并包"名闻天下。范老得到蔡元培的赏识，做过他的秘书。
当时北大教师有不少，对范老影响最深的有三个人：一是黄侃，范老称"蕲春师"，蕲春乃黄季刚籍贯。旧时称人称籍贯，是最尊贵之用辞。举个例子，如称曾国藩为"湘乡"，称李鸿章为"合肥"，称章士钊为"长沙"，这是中国的一个传统。另外一种呢，是用一位和所称人同姓的古人来称呼，例如冒广生，冒辟疆的后人，他到北京，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接见他，冒称周为"濂溪"，即以周敦颐指代。一是陈汉章，范老称"象山师"。陈汉章现在好像没有黄侃有名，但学兼经史，在当时则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后来也曾到中央大学任教。还有一位就是刘师培，但范老只称他"申叔先生"，不称"仪征师"，称呼上与黄侃、陈汉章有区别。这大概是其人品不为范老所重的缘故。实际上，对范老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刘师培，因为刘师培以经学名，而范老最初搞的也是经学。其著作《群经概论》，原是他在大学教书时的讲义，引用刘师培的最多，甚至有全章引用者。北大同学之中，关系最好的是顾颉刚，后来他们在北京组织"朴社"。所以范老早期的书，都是朴社刊印的，现在已很难见到了。
另外一位对范老有过重要影响的，是鲁迅。鲁迅的朋友许寿裳，是范家的亲戚。鲁迅一生中和很多好友最后都不免翻脸，唯独许寿裳与鲁迅始终如故，后来死在中国台湾。范老在北京读书的时候，经常和许家的一个人同去拜访鲁迅。《鲁迅日记》中所提到的"范云台"，就是范文澜。范老本来是鲁迅的后辈，鲁迅当时已是北大的讲师，后来与鲁迅则成为战友。鲁迅先生到南方后，有一次去北京，和中共地下组织有关人员见面，就是在范文澜家里。范老是地下党员。当时他是北平女子文理学院的院长，也请鲁迅去讲学，讲了半个钟头，然后晚上到范老家里吃饭，座中有几个人，就是当时中共北平地下组织中的人。鲁迅去世之后，范老写文章悼念，其中最刻骨铭心的话，意思是：大家都说鲁迅爱骂人，而我认为鲁迅有资格教训人。范老说，有好多人学问或许不错，但人品就不一定好。而鲁迅先生，还没有看到他有哪一件事做得不好的。范老的意思是：自己做得正，所以就有资格教训别人。这一句，代表了范老对鲁迅的评价。
谈到国学，我觉得像章太炎、黄侃这样的，确实够资格讲国学。新式的人当中，范文澜够资格讲国学。因为"国学"，顾名思义，一定要"通"，它绝不是一个专门之学。"专"是需要的，但距"国学"相距甚远。因为中国之"国学"的特点就是博大精深，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经史子集"。范老在早年，四部都有著作。经部是《群经概论》,经学实际上是范老当时最拿手的，因为他是跟刘师培学的。如果就学派而言，主要属于古文经学，同时沟通古、今文经学，这也是刘师培的特点。史部是《正史考略》，就是把二十五史（二十四史加《新元史》）都考了一下。子部是《诸子略义》，这本书后来已找不到了，编全集时才幸而找到一本。集部就是那本最著名的《文心雕龙注》。
《文心雕龙注》这部书前后有两名，最初叫《文心雕龙讲疏》，是范文澜先生在南开大学做讲师时的讲稿，在天津印行，梁启超作的序。南大中文系藏有一本，上面还有范文澜题赠黄侃的字，大概是黄侃死后归于学校。最近我看到王运熙先生写文章，他认为二十世纪最好的三部"讲疏"，范文澜先生的《文心雕龙讲疏》是其中之一。由《讲疏》后来发展成为《文心雕龙注》，此书先后有很多版本，今天大家所看到的是最后的版本，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本子，也是目前最好的本子。曹道衡先生的弟子刘跃进同志曾写过一篇文章，谈论《文心雕龙注》的价值。范老在这本书里，许多地方已经运用了辩证唯物的观点，只不过他不事张扬而已。《文心雕龙注》每版一次，都新增一次。关于这最后一版，要提到一个人，就是金毓黻，他跟范老是北大的同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金初在北京大学任教授，后来院系调整，进入近代史所任研究员。当时学任教授，后来院系调整，进入近代史所任研究员。当时范老就委托金毓黻，找个老先生专门校勘，把错字校出来，由范老改。范老是一分钱稿费都不要的，这一点我下面还要讲到，所以校勘费就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在稿费中支出，每个月一次，由范老签个条子到出版社领。那时候我已经在所了，所以我知道这位老先生，叫王寿彭，河北人，岁数已经很大了，后来就被研究所留用。金毓黻怎么认识他的呢？金经常买书，看到很多书都经此人校勘。王家本来是一个地主，不愁衣食，就买书来校。他和我说，《丛书集成》中收有他家刻的丛书，他还送给我一部版本很好的唐代人的集子。王寿彭家里原来是有钱的，他的图章是吴昌硕刻的，吴昌硕刻章贵得不得了，当时有"吴昌硕治印得中人产"的说法，可见其润笔收入之丰。后来王家穷了，书就卖出来，金毓黻买到他校的书，就介绍给范老，专门代他校《文心雕龙注》。他是怎么校的呢，是用两个纸条，一个纸条盖在书上，另一个纸条盖在校样上，各抠一个洞，只看到两个字。逐字对校，这是最好的校法，否则一眼就漏过去了。校勘，愈是熟悉书的内容的人，愈校不出来。我听任继愈先生讲过一个故事：曾国藩做两江总督时，要人缮写奏折，找的人是字写得好，但文章不通。什么道理呢？文章不通的人，照字写字，不会出错，同时也不会泄露秘密。任先生主持校大藏经，主张不用找水平很高的人，就是因为这个道理。
从中可以看到范老这个人，错字是要消灭的，稿费是不要的。叫他再作一个序，他也不肯作。
范老早年四本书，代表他经、史、子、集四部的成就。四部皆通，可称"国学"之师。在此之外，还有一些小书，在他本人来说可能不重要，但是比较有意思。比如《水经注写景文钞》,《水经注》大家都知道，这本书就是把《水经注》中写景的文字钞到一起。他的观点是：柳宗元山水记是千古绝创，但柳的山水记，仿效的是《水经注》。这个观点是正确的。研究学问，讲究的是考镜源流，这就是一例。当然这本书还有一个序，在序中他主要是发挥政治见解，说《水经注》写景写得很美，而现在我们有很多好的园林，却被官僚、地主霸占，搞得乌烟瘴气等等。这是学术以外的观点。抗日战争初，他写了一本书《大丈夫》，开明书店出版。这本书是比《水经注写景文钞》更小的东西，但讲的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些英雄人物，表彰他们的精神，目的是宣传抗日、宣传爱国主义与民族精神。这件大事，他也搞普及工作。
范老两次被捕。当时他经常在课堂上讲马列主义，这当然是免不了要被捕的。一次是蔡元培，一次是许寿裳和其他一些教授，把他保出。他们的理由就是：范文澜这么一个书呆子，他绝不可能搞共产主义。范老跟我们谈过，他从一个爱国主义者转化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主要就是从抗日开始的。他年轻的时候，就受到秋瑾、徐锡麟、蔡元培、鲁迅的影响，很早就具有爱国主义精神。他最恨国民党不抗日，而拥护共产党抗日。
早先的五四运动范老并没有参加，他瞧不起五四运动中的某些人，认为某些人"浮躁"。他也不赞成白话文，他认为白话文所能表达的，文言文都能表达，没有必要换一种文体。后来他接受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一条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他觉得这句话文言文没有办法表达，这时才认为需要白话文。他后来写的书全是白话文，但是他的白话文中还有骈文的影子，写到得意的时候，都是四六句，因为他最赞成刘彦和，他认为《文心雕龙》表达如此艰深的道理，用骈文比用散文还要自如，骈文运用至此，可以说达到了至高无上的境界。莫砺锋教授的一位女博士弟子，我并不认识她本人，她的一本书出版，本来请莫教授作序，莫教授客气不肯作，遂请我来作，我就引用了范文澜先生的这句话。另外又引用陈寅恪的话：文什么时候最好，一个六朝，一个宋代。因为六朝与宋代思想自由，骈文等于是戴着镣铐跳舞，如果思想不自由，没有办法做好。陈寅恪先生说庾信《哀江南赋》之所以写得好，是因为有真实感情，只要有真实感情，骈文照样可以运用自如。南宋灭亡时宋室太皇太后之逊国诏，出自汪彦章，这个诏很难写，但他写得非常好，很感人。范、陈两位大师不约而同，都不排斥骈体文。
范老曾两次入党。第一次入党后失去了关系，第二次入党是在河南。那时他四十几岁，在开封的河南大学教书，抗日战争已经爆发。范老放弃河大的教授不做，开始在当地参加游击，他还写过论游击战争的文章。那时候刘少奇大概在那一带活动，推荐范老去延安。这时候突然有人到范老家搜查，他就把刘少奇的信吞入肚中，不然查出来就麻烦了。后来就到了延安，之后做了毛泽东的历史顾问。
范老在延安讲经学，毛泽东、董必武等都曾去听。听过之后毛泽东写封信给他说：你经学讲得很好，并且是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讲经学，但这不是当前的急需；当前的急需是要为我们广大的革命干部写一本通俗易懂的中国通史。因为毛主席有个观点，要革命，不但要知道中国的今天，还要知道中国的昨天。中国的昨天就是历史。所以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范文澜。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就是这样开始写的，目的就是为广大的革命干部补习中国文化，了解中国的昨天，更好地开展革命。范文澜的《中国通史》，撰写于延安的窑洞，窑洞的生活是很艰苦的，支起一张板，用个小油灯，油灯还不是豆油灯，而是杂油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白天黑夜地写作。范老这个人是非常认真负责的，下面我还要讲到这方面的好多事情。因为这样写作把眼睛搞坏了，所以他晚年就凭一只眼睛工作。范老窑洞的隔壁，是刘少奇的窑洞，他和中共三个最高领导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的关系都是非常好的。
当时延安有两个研究室，一个是政治研究室，主任陈伯达；一个是历史研究室，主任范文澜。这两个主任，尽管陈伯达后来比范文澜显赫，因为范老不肯做官，但最后的结局则是大相径庭的。陈伯达后来成为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不必谈了，而范老则名节始终。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教训：一个人要淡泊名利。陈伯达要不是利欲熏心的话，他也不会走到那样的下场，和林彪、"四人帮"混到一起，被毛主席称为"假马克思主义骗子"。
范老有几位助手，之后都很有名。当中有一个最初并不起眼的人，就是田家英。田家英是替范老拿书的，范老说要一部《宋书》，他就替范老去拿来《宋书》，要一部《旧唐书》，他就去拿《旧唐书》。田是小学徒出身，但人很聪明。历史研究室和政治研究室经常来往，陈伯达到范老这儿来，看到田家英这个人很不错，就说范文澜你把这个人给我吧。当时田家英不是写书的，所以范老也就把他给了陈伯达的政治研究室。就在陈伯达那里，田家英受到毛泽东的赏识，后来成为毛的政治秘书，一直做到毛泽东办公室的主任。章士钊先生跟我讲过：代表毛主席到他家里传话，都是田家英。田家英对范老是终身感激不忘的。范文澜同毛泽东，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是不同时间去世。天下就是有这样巧的事情！所以每当毛主席过生日的时候，范老就要请住在他家中的几位助手吃饭，他不是说自己过生日，而是说毛主席过生日。在这一天，田家英为庆贺范老生日，必请范老吃饭，还有几位朋友作陪。范老和田家英的关系确实非常之好。范老一向对人很好，所以田家英尽管后来地位重要，也始终不忘记范老。
毛泽东在延安写了一部有名的书《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一段是《中国社会》，他在上面说：这一段是我和延安的几位同志合写的。初稿是延安的同志写的，就是范文澜。毛主席称范文澜为"活字典"，有什么事都经常找他商量，因为毛主席进行决策时，需要参考历史上的东西。"文化大革命"时戚本禹这些人要打倒范文澜，当时称他为历史学界保皇党的祖师爷，说他下面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南霸天"，一个是"北霸天"。"南霸天"是刘大年，"北霸天"是黎澍，都是我们所的副所长。结果毛泽东在天安门上与范老见面时，握着手说：现在有人要打倒你，我坚决地保你。因此也就没人敢打倒他了。范老这个人不是在政治上有野心的人，毛泽东看人那是很清楚的。
范文澜在延安开始撰写的《中国通史》，当时的计划是写三本，一直写到五四运动。后来由于"整风"，停了下来，只写了两本，写到鸦片战争以前的古代部分。近代史部分，是后来补的。所以两部分的体例不一样，用范老的话来说就是前面的部分是按年代顺序写，后面的近代史部分，则是纪事本末体，比如一章写鸦片战争，一章写义和团等。原因在于范老后来已经没有精力写了，按时序体例很费事，而按分章纪事来写，则各成体系，相对较易。因此后来分成两部书出版：《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实际上《中国近代史》原应是《中国通史》的第三册，因为后来成书的体例不同，遂分作二书。
《中国通史简编》不光在延安出版，后来在其他地区也有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用辩证唯物观点撰写的中国通史。当时因周恩来在上海思南路周公馆进行国共和谈，在上海出版此书的稿费就由周恩来带回延安。那时候延安的生活非常艰苦，但范老把这笔钱存在折子上，一直到死都没用过，临死的时候交了党费。
《中国通史简编》后来续写成《中国通史》，共有十本。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派女儿李讷﹣﹣和江青所生的，到范文澜家里去，传达毛主席的话：中国需要一部通史，还要你来写。范文澜说：我观点旧了，不能写了。毛的女儿说：我爸爸考虑过了，在新观点没有出现之前，仍按你的观点，你怎么想的就怎么写。范老就接受下来了，一夜没有睡着。后来就安排，在所里开了一个会进行布置。当然最后没有写成，但这事可以说明，毛泽东对他始终是很信任的。
范老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去世的，夜里发心脏病导致不治。本来我们几个助手住在他家里，他家里人少，他住楼下，我们住楼上。住的是什么地方呢，就是在今天北京师范大学对面的一个高干居住的地方，都是一栋栋小楼房。他的隔壁是华罗庚，前面是荣毅仁，那边是周建人，都是知名人士。因为周建人、华罗庚、荣毅仁这些人家都有秘书，所以这个地方还组织了一个秘书食堂，我们在范老家住，在这个食堂里吃。
范老的生平我就讲这些。
【卞孝萱（1924—2009），江苏扬州人。自号“冬青老人”，室名“冬青书屋”。中学毕业后在银行工作，曾于立信会计专科学校进修，业余自学文史。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民主建国会任职，业余仍从事文史研究。1956年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工作，1976年到扬州师范学院任教，1984年到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撰有《刘禹锡年谱》《元稹年谱》《唐代文史论丛》《刘禹锡丛考》《冬青书屋笔记》《唐传奇新探》《唐人小说与政治》《郑板桥丛考》等30余种著作，发表论文200余篇，主编《中华大典·文学典·隋唐五代文学分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