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本文摘自《文登文史资料》第十辑 (1995年12月)，作者周义信、侯献春，原标题《郑维屏其人》
以下郑维屏信息转自度娘(与正文有出入)：
郑维屏（1887~1954）字幼磐，河北省永年县南仓门街人。17岁毕业于永年中学。1915年考入直系军阀创办的北京陆军模范团。1917年毕业后任第五混成旅一团四连排长、连长等。1929年任河南省民政厅视察员兼区长训练所事务主任。9月加入国民党。1930年7月，任韩复榘部队少校团副。1938年1月，任威海卫行政管理公署代理专员兼警察局局长。抗战爆发后，郑维屏组织地方武装抵抗日军，后又组织起“抗八联军”破坏共产党和八路军组织。1942年，郑部被日军击溃，郑维屏只身逃亡重庆。后隐居北京，1949年9月被中共北京市公安机关抓获逮捕归案，1954年被处决。
正文
提起郑维屏，胶东的老年人，可能还记忆犹新，而青年人则鲜有知之者。抗战期间，他曾任山东省第七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在胶东东海的几个国民党顽固派游击司令中，他是为首的一个。他曾一度抗过战，搞过反共摩擦，到后来又勾结日伪，与人民为敌，成为历史的罪人。笔者根据访问曾在其部下做过事的人和查阅他在押期间的档案及其他有关资料，综合起来，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撰写此文，以飨读者。尽管如此，关于郑维屏其人其事，仍感知之较少，所调查的人，又不是与郑共过事的上层人物，一些事实无法查证。因此，为还其该人物在这个时期的本来历史面目，本文只用以抛砖引玉，有待知情学者和同仁补充斧正。
郑维屏的主要政治生涯，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第五混成旅到庐山特种训练班；第二阶段是从主政威海到兵败翠峡口；第三阶段是从重庆国民党行政院参议到北平街头卖豆芽。这里着重撰写其第二阶段，即抗战时期在东海，特别是在文登地区的所作所为。其中亦可分为三个时：守土抗战时期，积极反共时期，同敌伪合流与人民为敌时期。
一、从第五混成旅到庐山特种训练班
郑维屏（1887—1953），字幼磐，河北省永年县南仓门街人。自六岁读私塾至十七岁毕业于永年中学。后做了几年生意。1915年考入直系军阀办的北京陆军模范团，1917年毕业，在第五混成旅一团四连任排长、连长。直皖军阀混战时，回家闲居。1919年又到北京，在直系军阀第九师三十团二营八连任连长。直奉战争后，离开军队，于1924年2月经程绍邦介绍到株萍铁路局任警务和总务处办事员。同年11月，由天津铁路局长唐德莹介绍到该局港务处当科员，管理轮渡。1926年6月，随唐调到京绥铁路局总务处任主任科员，管理建筑工程。1928年9月，更换局长，唐离职，郑亦辞职闲居。1929年经李树椿介绍到河南民政厅任视察员兼区长训练所事务主任。是年9月，集体加入国民党。1930年7月，国民党河南省主席韩复集与万筳才在豫交战，韩战败退据济南主鲁，李树椿随韩至济南出任山东省民政厅长。因郑与李是同乡，亦随李适山东，在国民党第三路军二十九师八十七旅任少校团副。1935年5月，又经李推荐到威海卫行政区管理公署出任公安局长。当时，公安局除本部外，还下设市内、刘公岛和郊区四个公安分局，共有三百多人的警察队伍。1936年6月，蒋介石在庐山办特种训练班，威海去参加受训的有郑维屏、张保山（文登人，时任威海中学校长）、鲁振东（专员公署教育股长）三人。在受训期间，郑维屏还参加了国民党“中央各军事院校毕业生登记处”这一反动组织。庐山受训时，郑维屏很卖力气，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赏识。毕业时，正值“七.七”事变。8月，郑维屏等返回威海。
二、从主政威海到兵败翠峡口
（一）威海沦陷之前
威海卫管理公署办公楼旧址
郑维屏在威海当公安局长期间，与威海卫行政管理公署专员孙玺凤交往较厚，孙的女儿认郑为干爹，郑起初也辅佐孙管理威海。但后来郑越来越追随国民党反动派，特别自庐山受训回来后尤甚。
1937年10月，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山东，韩复築的第三路军节节败退，胶东的抗日军民与国民党投降派的矛盾日趋尖锐。
中共山东省委派省“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中共外围组织，简称“民先”）负责人孙明光来威海做统战工作，说服其胞兄、专员孙玺凤拉队伍抗日。孙明光的行动，引起了郑维屏的仇视、他一面派人暗中监视，一面向孙玺凤施加压力，妄图把孙明光驱逐出境。一次郑维屏用威胁的口吻对孙玺凤嘻说：“你弟弟有共产党嫌疑，外界舆论很大，你得叫他走！”并在公安局呈报公署的文件中，两次点了孙明光的名字，告孙行为不轨。
1938年1月上何，国民党威海卫政训处负责人孙端夫（时为“民先”成员），曾在中共胶东特委发动威海武装起义之前，找郑谈话，欲争取其参加起义，实行抗战。当时郑表示：“本人要绝对服从国民政府和蒋委员长的领导，守土抗战有责，但形势万变，到时再说。”
1月14日，威海起义如期举行。是日，郑维屏却为破坏起义，怂恿商会纠集一伙暴徒在公署大门口闹事，要挟孙玺凤不要把仓库的枪支交给起义军，企图扼杀这次起义。这是一个反革命的行动信号，立即引起中共胶东特委书记理琪等领导的注意，马上采取应急措施，将这伙暴徒驱散。郑维屏也慑于中共的抗日武装力量和人民的抗日声威，未敢轻举妄动。孙玺凤在起义军的护送下，于1月16日下午乘船离威去了香港。不久，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委任郑维屏为威海卫行政管理公署代理专员兼公安局长。
烟台沦陷后，日寇从青岛派来原《黄海潮报》主笔赵冷问来威海对郑维屏进行劝降；烟台也派汉奸游说郑投敌。正值此时，一艘日舰驶入威海港，派员登陆找英国泰洋行经理克拉克活动郑维屏投降。克拉克托商会的孙心田和戚仁亭与郑谈判，其条件是：①威海军警解除武装；②因威海中学全体师生抗日，暂不开学；③威海不挂青天白日旗。如果郑维屏答应这三个条件，日军则不进威海卫。
当时，郑维屏既想与日本人亲善，又不想背汉奸的臭名，于是就以答应前两个条件为由向日寇妥协。因事不密，消息被部下滕品三（张保山的表弟）泄露给张保山。张闻讯去质问郑，郑面红耳赤，矢口否认。
1938年2月，威海中学开学时，郑维屏又焦急地去找张保山，无耻地说：“威中不能开学，这是日本人的意思。”并当场立委任状，要张保山出任公署工务科长。张坚辞不受，并指责郑再如此下去，他要上告国民党中央。郑慨于人民抗战的压力和社会的舆论，没敢向日寇投降。
是年3月，国民党海军第三舰队驻威海海军教导队总队长张楚材及其妻、子，见北平、天津失守，华北垂危，韩复榘在济南不战而逃，张店、潍坊、烟台等地相继沦陷，便欲投靠日寇卖国求荣，即派其子张时学（威海卫公安局第二分局长）亲赴烟台迎接日军占领威海。3月7日凌晨，由张作向导，日寇军舰由烟台开进威海港。是时，郑维屏率威海卫政、警五、六百人仓惶撤离市区，逃至羊亭、温泉汤、武林一带山区；威海海军教导队安廷庚率部百余人，亦随郑撤至柳林村。下午，日伪军在威海码头登陆。
（二）守土抗战
首战威海卫
郑维屏刚刚得到个代理专员的头衔才一个多月，地盘就被日寇侵占了。地盘的丢失，意味着地位的丧失，岂能甘心！当时，他在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向国民党及其军队提出“国共合作，联合抗战”的主张推动下，在全国人民奋起抗战救亡的洪流冲击中，特别是在中共刚刚组建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于2月13日首克牟平城，活捉伪县长宋健吾以下百余人，旋在“雷神庙”激战日寇，打响了胶东抗战第一枪的胜利声威影响下，更迫于形势的压力和自身的利益，遂会同威海海军教导队安廷庚部和文登保安大队丛镜月部，趁口伪军侵占威海立足未稳之机，由郑，丛亲自指挥，于3月11日夜，对日寇实行突袭、企图收复威海。郑、丛依熟悉地形之便，指挥着部队分别从市南和市西南两路挺进，很快即攻入敌占北大营。战斗到天拂晓，毙伤日伪军二、三十名。这时，日寇在青岛派来四架飞机的配合下，倾巢而出，实行反击。郑军不敌，郑率部迅速撤出。丛部撤退不及，由第二大队长赵善斋率队在后掩护，被敌人包围，伤亡四十余人，赵善斋也被日寇用刺刀捅死。
3月17日，郑维屏又指挥部队袭击了码头区。
这两次袭击战，郑部敢于深入市区，在当时影响颇大，也成为郑自我吹墟和升官的政治资本。他一面利用安延庚向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报功；一面叫张保山以“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登记处直属威海通讯小组长”的名义，电请蒋介石嘉奖。蒋介石复电嘉奖了郑维屏。这时，郑维屏俨然成为东海区的抗日风云人物。
“三联”抗战
日寇侵占烟台、威海后，胶东形势日趋紧张，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为了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共同抗战，中共东海边工委，联络郑维屏、王兴仁、丛镜月、安廷庚、阎连丽等国民党保安部队和地方杂牌军，于1938年3月下旬在文登城召开了文、荣、威抗日联军代表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和上级党组织的“当此国家、民族危亡之际，国共两党应捐嫌泯衅，同仇敌忾，共同抗战”的精神，倡导：三县（区）分划防区，各方驻守，联合抗战。这一倡议，正符合当时国民党中央的意向，故郑维屏表示同意遂达成了协议：三县（区）正式成立了“抗日联军”，守土抗战，一地受敌，各地支援。当时，郑的部队驻守在羊亭一带，为左路，称“联一”；安廷庚部驻守柳林，为正面，称“联二”中共胶东特委领导的三军三路抗日武装驻守于家夼，为右路，称“联三”。
同时，文登县境内的各方驻军也效仿实行了联合。驻水道的王兴仁的盐警部队，称“联一”；驻文城的丛镜月的保安部队称“联二”；驻天福山和大水泊一带的中共方面的武装部队（领导人田庄、于娘）则称“联三”。还公推时任文登县长、书法家赵馨先生为联军司令，丛镜月为副司令。从此，各部都称“联一”、“联二”、“联三”，不称原来的番号。一时期，人们都习惯称谓“三联”抗战，深受各界爱国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威海之战，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联军的成立，稳定了民心，鼓舞了士气，也进一步振奋了郑维屏的“守土抗战”的信心。于是，郑维屏报请国民党中央政府，准予成立威海卫行政区保安司令部，由郑兼任司令。司令部下设：政治部、参谋处、秘书处、副官处、经济处和军法处。
此时，郑维屏一面整顿行政组织，将威海卫八个自治区合并组成“区长办公处”，督促各部门一律恢复办公；一面整顿和扩充部队。先将原威海卫四个公安分局，近四百名警察组成四个保安大队，再积极招募新兵。他叫心腹王信符等打着抗日的招牌，四处活动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到是年秋，先后扩编成八个步兵营和技术营、卫队营及两个别动队，一个便衣队，计二千四百多人，长短枪一千五百多支。此外，还建有被服厂、修械所和战时医院。
自3月11日和3月17日，侵威日伪军遭到袭击后,便频频出动，不断向南乡进逼，先后于3月28日、4月中甸、4月22日窜入柳林、窑夼、宋家法、长峰、治口、张格庄、垛埠店、北山等处进行扫荡，均遭到郑部的痛击；5月5日，日伪军又从威海乘车向柳林方向扑去，行至豹虎山遭到郑部的阻击，毙敌数十人，敌酋酒井被击毙。郑途创日伪，迭奏肤功。据他给国民党中央的《威海区保安司令部军事报告书》（下简称《报告书》）中称：“将所有警察编为四队，开始抗战。计三月十一日起至五月底止，先后逃攻威海七次，在宋家洼、长峰、豹虎山、冶口等处，大小战事二十余次。”
继兼威海区保安司令之后，于1938年5月14日,又被山东省政府电令建立山东省第七行政区威海公署，委任郑维屏为第七行政区督察代理专员兼保安司令，辖文登、荣成、牟平、福山、海阳等五县及烟台、威海两市（时乳山未置县）。郑将自属部队改编为第七区保安第一旅，自兼旅长（旅下设团、营、连建制）；指挥着王兴仁、秦毓堂、丁柠亭等七个“司令”；又将王兴仁的盐警队改编为第七区保安第二旅，王任旅长，驻文登、荣成一带；丁亭部队改编为第七区保安第三旅，丁任旅长，驻牟平；秦毓堂部队改编为第七区保安第四旅，秦任旅长，驻乳山一带；张建勋部队改编为第七区保安第五旅，张任旅长（副旅长赵汉卿），驻牟平；胡寿恒部编归第七区保安第二旅，胡任副旅长，荣成县县长，驻荣成；丛镜月部编归第七区保安第三旅丛任副旅长，文登县县长，驻文登；苗占魁部编为第七区保安第五团，苗任团长兼牟平县警察局长，驻牟平；安廷庚的海军教导队改编为第七区保安第六团，安任团长，驻牟平；陈煜任福山县县长。兵力多时共达四千人。
此后，郑维屏还打过十几次小仗，胜负皆有。如二龙虎山、皂山、李家疃等战斗。但他夸大战果，谎报军情。在郑部给国民党中央的《报告书》中称：“1938年，与日本侵略军作战33次，毙伤敌1300多人。”实际情况是，当时侵威日军不足一个中队，也不到百人，伪军三个大队，400多人，共计500余人。即使这些日伪军全部被打死伤，也至少将死伤两次以上。
血战向阳山
在同日伪军频频交战中，郑维屏心里非常清楚，他自己号称2000多人的部队，绝大多数未经正规训练，又缺少成斗经验，军政素质很差，且武器装备极端落后，残缺不全，还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士兵手里无枪。单凭这样一支战斗力很差的部队，想成功地抵御或主动出击敌人，是相当困难的。于是，他克期筹组第七区保安司令部外，并督促所属各县，在原有基础上把保安大队扩建为团，积极筹措武器装备，加强军政训练，迅速提高军政素质，以适应守土抗战的需要。
这时，海阳县的地方武装，除警察局干警外，主要还有县保安大队下属八个常备队。比较地说，在武器装备、人员素质、训练和纪律诸方面，在第七区是首屈一指的。对此,郑维屏十分关注。但，当时的县、区各自为政，蜗壳自封,地方的保守主义，自来是难解的疙瘩。
在一次参议会上，参议姜春廷（海阳县人）和王信符（威海卫财政委员会主席）等人，积极建议郑，以山东省第七行政区代理专员的身份令调所辖海阳县地方军警部队来威作战。这正合郑意。为达这一目的，郑使姜春廷等人多次去海阳奔波斡旋。当取得了该县各界的同意后，郑维屏便正式下达了命令。
海阳县军政当局接到了郑维屏要他们组队赴威作战的命令后，代理县长姜世勋遂召集有保安大队长李健吾、警察局长纪绥之和政府、社团及各区区长、常备队长等要员参加的军政联席会议。会议上研究决定将八个常备队合编为一个保安团，按三三制编制，下辖三个大队，大队下设三个中队，中队各设三个分队，分队再设三个小队，共700人。李健吾为团长，纪绥之为副团长。并成立了海阳县“军警前敌指挥部”，公推第五常备队长姜仞九为总指挥。
姜仞九是海阳县原第五区（现为徐家店镇）姜家秋口村人，青年习武，曾考入山东军事学校，毕业后跟随陈调元适安徽任该部少校营长，旋被邀返籍，协同本县当局扩充武装，守土抗战，是位训练有素，治军有方，智勇兼备的指挥员，深得各界仁人志士的赏识。
海阳县军政当局，集中全县最好的枪支弹药装备了这支队伍，使每个战士人手一枪，一把大刀。为免其后顾之忧，县政府给赴威战士发双饷，对其家庭还给予多方优待照顾。
1938年11月21日上午，赴威部队从海阳夏村启程，在姜仞九的亲自带领下，风樯阵马地向威海区进发。他们日夜兼程180华里，于22日顺利到达威海卫第四、六区的卧龙、小黄一带村庄驻防。
是时，郑维屏的领导中枢，随着辖区的不断拓宽，由春到秋，已由羊亭、武林等地，逐渐转移驻到小黄村一带。除部队分驻于韩家山、武林、七夼等处外，后方各单位则拱卫厂道头、杨家卧龙、磨山、垛埠店等村。
在海阳部队到来之前，郑维屏特邀辖区周围各驻军首领：王兴仁、安廷庚、胡寿恒等前来迎接；鲁东行署参谋长王经武是日亦在地参加，并派各区区长负责接待。
此时，驻威日伪军已得到情报，急向各战场抽调部队来威，企图歼灭这支部队。
这支部队的到来，给了郑部官兵和当地人民群众很大鼓舞，深受地方政府和各界人士的欢迎，不断对其慰问。郑维屏还特意把原供应本部士兵的副食品和日用品等挤出来供应他们；并大摆宴席为各级长官接风洗尘，姜仞九也被晋为保安司令部上校参谋长。
海阳部队到达防地后，稍事休息就投入了紧张的观察阵地、熟悉地形、加固工事和拟定作战方案等各项备战事宜。在这些活动中，郑维屏曾多次对姜仞九说：“现在是敌众我寡，敢强我弱，切不可恋战，”可是姜仞九却一再表示:“我们是军人，守土抗战乃吾等天职；当此国家民族存亡危急之秋，吾人早已以身许国，把生死置于度外，不灭倭寇，哲不罢休；此次御敌，必决一死战！”并以赴威抗战前敌指挥部名义，印发了《海阳县军警赴威海抗战宣言》。
11月26日，姜洲九带领一部分队伍前往豹虎山一带观察地形时，与日寇遭遇，激战一个多小时，将敌击退，初战告捷。这次战斗，共打死打伤日伪军二十多人（郑战报记载为三、四十人），姜部仅伤亡各一人。
豹虎山一战，重创了敌人，大壮了军威。然而也使敌酋恼羞成怒。他们从青岛、烟台又调来援军，麋集1500多人，于28日深夜兵分两路：东路沿冶口南进；西路从鹿道口、小阮瞳东插，向郑（维屏）、姜（仞九）驻军防地黄山、武林、小黄、卧龙一带实施合围偷袭，妄图把这支武装一网打尽。29日凌晨，西路敌军先头部队行至窑夼东山，不慎把一个窝棚燃着起火，被郑部设在黄山北山的玉皇店哨所发现，郑维屏即命所属部队进入阵地。与此同时，姜仞九也获得了东路敌军向西运动的情报。他敏锐地判断出日伪军的来犯意图之后，便果断地率领第三大队去七夼南山迎敌，并在匆忙中写一纸留言给临时离开指挥部的大队长高星垣，要他带领其余部队到向阳山一带高地布置第二道防线。
凌晨二时左右，猖狂的日伪军，形成了其合围态势后，兵分六路，凶猛地向北黄山、东西武林、小黄、卧龙等方向扑来。这时，海阳部队与从北线南撤的郑部五、六营部分官兵坚守在向阳山阵地，英勇地阻击敌人，战斗激烈展开。拂晓时，敌人从东西两翼向向阳山阵地发起更加猛烈的攻击。
向阳山，位于文登县境西北边，主峰高地为黑石硼，海拔272.8公尺，低者也在197公尺；山头阵地东西展延1000多公尺，向北连绵2000多公尺。姜仞九的战地指挥所就设在黑石硼北侧的佛顶。他从北线迁回到向阳山阵地后，就亲自指挥山头部队反击敌人，骁勇异常。他身披一件军大衣，手握一支驳壳枪，往返东西山头，督阵指挥，并不时喊出：“弟兄们，我们是中华儿女，为了救国救民，要英勇杀敌，决不当孬种！”随军秘书周绍贤等人则高唱着《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杀敌战歌。在姜仞九的英勇战斗，不怕牺牲精神的影响和杀敌战歌的鼓舞下，全体官兵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斗志。大家同仇敌忾，奋力拼杀。敌人用的是钢炮、掷弹简和轻重机枪等现代火器，向山头阵地轰击，时而还有飞机在空中轮番扫射；而坚守山头阵地的将士们用的是大刀火铳、“土压五”步枪、抬杆炮和牛腿炮来反击敌人。郑部参战的五营在前沿阵地唯一的一门小钢炮，几发炮弹打出去便卡了火；还有一门牛腿炮没发几响就爆炸了，倒把自己兄弟炸死炸伤十多人。然而，将士们毫无畏惧，越战越勇。一个上午的时间，敌人在猛烈炮火的压制下，连续向山头阵地发起四、五次冲锋，都被反击下去。在白刃格斗中，海阳部队中三、四十名谙练武术的战士，挥舞着大刀，杀死许多鬼子，有一个会武术的战士，在砍死多名敌人后，自己身中枪弹，肚肠被击穿，战友们劝他下去，他执意不肯地说：“多年夙仇，欲杀倭寇，今日得手焉肯罢休！”继续拼杀，终因失血过多而阵亡。分队长孙文华，见几个兄弟身处险境，抱恨往救，不幸中弹殉国。就在这反复冲杀中，敢酋今村，小官四郎被击毙，敌官兵死伤惨重。战斗处于胶着状态。突然在阵地东侧翼的山坡上，敌人的一挺重机枪疯狂地向山头阵地扫射，对坚守山头阵地的官兵构成严重威胁。为抢夺这挺机枪，消除危患，姜仞九迅即组织特务排的勇士，亲自带领冲杀下去。就在这挺机枪触手可及，行将奏凯的一瞬间，姜仞九被另一山坡敌人射来的子弹击倒，为国壮烈捐躯，时年35岁。
前敌总指挥姜仞九的阵亡，给酣战中的全体官兵一个很大的震动，军心警恸，经几位官长研究决定，暂撤离战斗。于是，集结部队以发起冲锋的态势，从山头阵地东侧的沟壑中突围。约下午5时左右，指挥员一声令下，数百名勇士一跃而起，怒吼着“冲啊！”“杀呀！”像俄虎扑食般地一拥而下。卧伏在山坡上的日伪军，被这突如其来的人群和怒吼声吓蒙了神儿，及至敌人醒过神儿来，海阳军大多数官兵已冲至山麓，沿马家口村东沟向南撤去。可是，正在这时，敌人架在北山坡和右侧高地的机枪，同时向南撤的人流猛烈扫射，使本来伤亡不多的这支抗战队伍的不少官兵，倒在了后撤的途中。遭到重创的日伪军也不敢恋战，匆忙撤回威海。
这次战斗，激战竟日，日伪军死伤200余人，联军伤亡也有130多人（其中海阳军警官兵仅阵亡者达85人）。
向阳山之战，给予侵威日寇一次沉重打击，使其锐气大城。据威海市民传闻，当时日伪军曾为其阵亡官兵开过追悼会，会上还当场处死一名伪军队长（昌潍人），罪名是所报军情有误。
这里还应提到的是，战场附近村庄的父老乡亲，从各方面大力支援了参战部队。当时郑部前方医院设在距战场14华里的西马格庄，许多群众用门板、担架往返抢运伤员，有的则就地掩埋阵亡将士。几天后，新任海阳县长王信符派来了以宋毓贤为首的善后工作组，赶运海阳籍殉国官兵的遗体，当地群众协助筹募了85口上好棺材和85套骡马大车，组成了一支运灵队，运送阵亡将士的灵柩。在起灵这天，周围百姓成群结队，箪食相慰，路祭英灵，挥泪送别。
郑维屏在阵地也召开了追悼大会，颂扬阵亡将士尽忠民族、报效国家的爱国精神，使其英名千古，流芳百世；海阳军政当局除召开追悼大会外，还在发城建起了一座英烈祠;姜仞九也被上峰追赠为少将军衔，向阳山被命名为仞九山。1985年3月，姜仞九被山东省人民政府正式追认为革命烈士。
消极抗战
向阳山战斗后，在日伪大举进攻之下，郑维屏的部队节节败退。当郑部退到威海羊亭的龙虎山、荣成县的宋家店和文登县境内时，官兵们已毫无斗志，一见日伪军就狠狈逃窜。
为了守住地盘，保存实力，郑维屏召开了全体军政首脑会议，决定：在昆嵛山区建立根据地，准备实行“曲线救国”，长期抗战。除调整部队防务外，还把军政领导中枢迁至崮头一带，并在山里设军工厂和被服厂，制造七九步枪、手榴弹和缝纫被服，以补充部队的武器装备；还印发“威海卫流通券”，在所辖区内市场通行。
他又指令所属各县和驻军各部，要坚守地域，实行抗日。采取“敌不进，我不击；敌若攻，我必击”的原则和游击战术（此后，群众称各地顽军为“游击队”）。这实质上是消极抗战，游而不击。当时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着：“油饼队（因郑的部队走到哪里，就逼迫老百姓烙油饼吃，故群众都叫他们油饼队），吃饱睡，见了鬼子往后退；今白捐，明日税，祸害百姓罪累累”的讽刺歌谣。
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中共于1939年4、5月间，将胶东划分为东海、西海、北海、南海和潍北五个地区。其中，东海地区辖现在的威海、荣成、文登、牟平、乳山、海阳等县市，由于克恭任地委书记，兼军分区司令员。
抗战初期，国民党在政治上还算比较开明，与中共关系也比较“好”。但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来后，由于日本改变了对国共两党政策的重点，除以主要兵力同八路军、新四军作战外，还加紧对国民党的政治诱降活动，竭力瓦解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的投降反共活动日益加剧。1938年底，汪精卫集团公开投降日本，成为可耻的汉奸卖国贼。蒋介石集团虽然没有公开投降日本，却改变了其内外政策。从抗战初期比较积极的抗日和国共合作，转变为消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从1939年冬至1943年夏，国民党先后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其间,郑维屏也紧随其后，由消极抗战一步步走上了积极反共的道路。
（三）积极反共
汪疃会议
1939年夏，郑维屏在文登县汪疃召开第七行政区各旅、团民和各县长参加的高级军政会议，传达贯彻国民党五届五中会议精神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郑维屏秉承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旨意，要求在第七行政区内，不允许有共产党的组织活动，更不允许公开设立机构。会议上，根据赵汉卿的提议：“现在是抗战非常时期，第七行政区各方面的首要，即此次与会人员，应结为金兰之好，共赴国难。”大家表示同意。他们是：郑维屏、王兴仁、丁綍亭、秦毓堂、张建勋、赵汉卿、丛镜月、胡寿恒、苗占魁、安廷庚、陈煜十一人。会议还通过了将“抗日联军”改称为“抗八联军”，建立“抗八联军”司令部，公推郑维屏为司令。至此，国共两党在东海组建的深受各界爱国志士和民众拥护的“抗日联军”破裂，一日之间地方土顽部队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反共反人民的“抗八联军”了。郑维屏也从此完全放弃了“守土抗战”的初衷，把枪口调转过来指向了共产党和八路军。他指挥着各地顽军到处围攻、袭击、堵截、屠杀共产党、八路军及其家属和抗日人民，其罪恶滔天，罄竹难书。下面按时间顺序，围绕其所制造的几个“惨案”来撰写，虽属一斑，仍可窥见全豹之大略。
葛家惨案
1937年12月24日和1938年1月14日，由中共胶东特委分别领导的文登天福山和威海抗日武装起义，创建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挥师西上莲（来）、黄（县)、掖(县）建立抗日根据地。于1939年9月18日“三军”改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纵队第五支队”（简称八路工支）。为了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共同抗战，中共特派代表与郑维屏商定在文登县葛家集设立八路军五支队抗日联合办事处（简称葛家办事处），得到了郑的认可。办事处主任先是田庄（田祥亭），后由李蔚川接任。办事处设立后，积极宣传、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在人民群众中取得了崇高的威望。
郑维屏在押时供称：1939年秋，他指令秦毓堂就近派部队（时秦毓堂部驻昆嵛山中的曲家口和山南坡的板子口一带）进据文登县吕家集，对葛家集八路军办事处相机行动。秦经常派谴便衣特务到葛家办事处窥探或挑衅滋事。斯年8月1日晚8时许，14名便衣特务又窜到葛家办事处大门前，开枪将工作人员林治田打死，接着即冲进院内开枪又将办事处副主任蔡秀英（李蔚川之妻）击伤，同时将办事处主任李蔚川、秘书刘国珩、交通员姜顺等连同受伤倒地的蔡秀英一起捆绑起来，押到村外东北一个场园上枪杀。此时,蔡秀英已怀孕数月，匪徒向蔡隆起的腹部开了一枪，声言：“要斩草除根，不留后患！”然后向东南方向逃窜。蔡当时没死，翻滚在旁边的场沟里，一个小时后，来了部分群众，把她抬到滕树声的小药铺抢救，半夜才死去。
葛家惨案后，八路军五支队由西东返昆嵛山驻防，司令员孙端夫派代表至崮头集与郑维屏谈判：要求追查和惩办制造惨案的凶徒；要求在葛家集召开追悼大会，悼念死难烈士；要求郑维屏不再发生类似事件。这些正义要求，均遭到郑维屏的拒绝。郑并立即召开“抗八联军”司令部军事会议，制定了与八路军五支队作战的方案。为了抗战的大局，避免正面与郑发生冲突，后五支队主动撤去，才免除了一场内战。
林村惨案
1940年2月中旬，日寇集中兵力对我整个胶东地区发动了“梳发”式的大扫荡。当时的东海区，郑维屏的“抗八联军”和所拉起来的地方土杂队伍遍地都是。大小司令不下十几个。他们打着“守土抗战”的招牌，拉势力“占山为王”，根本不想真心抗日。大政当前，他们有的投敌叛国，助纣为虐；有的弃枪逃跑，作鸟兽散。面对这一形势，东海地委发动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迅速行动起来，拣枪拉武装，又组建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九军”，于于克恭兼任司令员；各县又成立了一个大队，后又改为营，归九军，很快即达一千六百余人。
1940年3月中旬，胶东区党委派林茅海从
蓬莱来到林村组织该村共产党员林学文、林锋坤、林华政等人在林鹏振家里秘密办了一个小型兵工厂，为部队整修和制造枪支弹药。不久，被郑部特务侦知。4月14日上午11时许，王兴仁与赵汉卿部五百余人从葛家一带，突然窜来将林村包围，一部直扑兵工厂，将在这里指导工作的地委军事部长宋干卿，干部林山和工厂负责人林海以及林学文、林华政、林鹏振等捉住，唯林锋坤脱险。顽军把宋干卿等押至村祠堂，严刑逼供。将各种酷刑用尽也未达到目的，敌人先将宋干卿、林桂山和林茂海拉到大街上用铡刀铡成两截；又把其余三人用刀砍死。
4月18日，地委和司令部在文、荣边接到林锋坤回来的报告，于克恭与几位领导研究决定：留三营在原地，集中四个营的兵力挥师西向，讨伐王兴仁部，巩固扩大林村一带的抗日根据地。
4月19日，经过一天的急行军，于傍晚赶到文登姜格庄、青龙夼一带。晚上，于克恭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决定了讨伐王兴仁部的作战方案。前线则由参谋长于己心指挥。
深夜，一营、二营运动到林村东北和东南，形成半合围态势，同时向顽军展开攻击；三营埋伏在西北面的大英村一带欲阻击溃逃之敌或敌之援军；五营留草埠村警卫地委机关和司令部，也作预备队。
战斗打响后，遇顽敌死命抵抗，到天拂晓，没能按时结束战斗。4月20日清晨，于克恭带领参谋人员到前线观察战斗情况。战斗打得异常激烈，双方均伤亡惨重。约七时许，敌人又从葛家调来商立端部六百多人援军。援敌从东北方向直扑林村，来势凶猛。三营不支，向南撤退。敌人随后追赶上来。在母猪河西岸，于克恭与援敌遭遇，激战中腹部中弹，又被敌人捅了一刺刀，他与警卫员壮烈牺牲；侦察科长高登之被俘，后押往葛家惨遭杀害。
援敌来到后，使我军腹背受敌，双方在村里展开了一巷一院的争战，战斗更加惨烈。到上午九时许，于己心看到敌我力量悬殊，不宜久战，便命令部队向东撤到母猪河东岸。
林村惨案，先后牺牲中共东海地委书记、东海军分区司令员、九军司令员于克恭、东海地委军事部长宋干卿、东海军分区侦察科长高登之以下于部战士和工作人员30多名；被顽军杀死无辜群众3人；捉走60多人；并抢走我兵工厂设备、物资一宗及兵工厂工作人员林锋坤、林华政等一些群众的财产。
制造摩擦
1940年2月，日寇对胶东进行大扫荡，并于2月18日占据了文登城，又先后在大水泊、高利等地建立了十余处据点，控制着我四乡重镇和交通要道。此时，郑维屏畏敌如虎，不仅没有组织部队反扫荡，而是大敌当前，让部队各行其事，自散逃命。更为严重的是，郑部的官兵有的成连成排地投降日寇，摇身一变成为伪军。在威海投敌的营以上官员有：卫队营少校营长王树芳，四营上尉营副鞠维俭，八营上尉营副李庆忠；连级官员李凤岐、夏元洪等多名，以及在荣成投降的卫队营上尉营副滕品三等。
日伪大扫荡后，郑维屏溃散没有投敌的部队，又糜集于昆嵛山区。此后，他们与日伪军很少正面接触，而是枪口对内制造摩擦，集中力量来对付共产党和进攻八路军。郑部有爱国思想的士兵对此十分不满，要求离队到真正抗日部队去打日本侵略军。郑维屏十分恼怒，实行镇压，指使亲信，暗杀了邵允芹等一批爱国士兵。郑的卑劣手段更引起了一些官兵的众叛亲离，开小差的事不断发生。
同时，郑更加紧了对中共党组织的破坏利对抗日军民的屠杀。据郑维屏给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报告书》称：“在1940年日伪大扫荡之后，该路（即三军三路抗日武装）潜伏分子遂乘机而起……本部防其滋蔓，曾派技术背、第五营在七、八区（威海卫）痛加剿除，势已削减。近数月来，时派队协同第七区联军，在文属各地，分头痛剿，斩获尤众。”
郑自己在报告中供认他是破环中共东海各级党组织和捕杀抗日志士的罪魁祸首。事实也正是如此。
1939年8月，中共威海特区委员会负责人殷少欣、林乔等在桥头、雅格庄、河北庄一带组织小学教师成立“抗日救国会”，借以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活动。郑部五营营长石兆麟下令将殷、林逮捕。幸在桥头村村长刘玉琳的掩护下免遭杀害。
1940年3月25日，中共威海特区委在西山后村开会，整顿威海抗日武装“威海区队”时，郑的别动队张培文、张培绪带领二十多名士兵，化装成八路军，冲进会场，毒打群众，没收枪支，并将特区委员岳东和民运委员王斋逮捕，后押往文登县晒字附近杀害，致使威海的抗日武装蒙受严重损失。
1940年秋，东海一带的抗日武装迅速发展，郑维屏见势不妙，便一再向胶东行署主任李先良告急。在郑的鼓动下，李先良组织“剿共联军”，由李亲任总指挥，洪彪任副总指挥，张保山任政治部主任，于维廉任参谋长。“联军”纠集赵保原、姜黎川、丛镜月、王兴仁、张建勋、赵汉卿、丛芳山、郑维屏等部一千五百多人，进驻文登县葛家、昌家疃附近的八个村庄。后由洪彪指挥向回龙山解放区进犯，遭到八路军东海军分区部队的痛击，纷纷逃窜。此役，郑部主力之一的技术营被开灭，营长商立端被击毙。
1940年底，郑维屏指挥其部队在盔甲山向八路军东海军分区部队进攻四次；1941年1月，郑部在盔甲山进犯八路军东海军分区部队被击败；之后，郑部在盔甲山伏击东海军分区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劫去步枪八支。
从1940年春到冬，先后十数次杀戮八路军干部战士和中共地下党员50余人。与此同时，郑部还与日伪军相配合严密封锁着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使昆嵛山人民处丁水深火热之中。
主力被歼
当时，中共东海地委和军分区部队驻在宋村紫金山一带，南滨大海，处于同日、伪、顽三面作战的困境中。虽然东海地委组建了九军，发展近二千人，但却被盘踞在昆嵛山区的“抗八联军”所阻隔，不能同坚持在大泽山区的八路军主力相联系。因此，打开昆嵛山区，不仅有重大政治意义，而且是扭转东海军事斗争形势的关键。
昆嵛山，位于胶东半岛文（登）、牟（平）、乳（山）三县交界处，方圆数百里，最高峰泰礴(bó)顶海拔923.2公尺，是胶东东部著名大山之一。此山岩石嶙峋，树木茂密，地形十分险要，在军事上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历为兵家必争之地。
当时，我有利条件是：主力五旅十四团已调来东海区；东海独立营已改编为五支十七团，在林村战斗的基础上，又经多次战火的锻炼，部队士气高涨，作战能力大大提高；东海人民觉悟高，工作基础较好，支授战役的人力、物力比较充裕。但，随着战局的变化，东海区抗日根据地较抗日初期相对缩小，因而群众的负担加重；部队数千人高度集中，机动性大，后勤补给困难较多，战争困难加重等。
对于这些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东海地委根据山东纵队和胶东区党委的指示，作了认真的分析研究、积极做好准备工作，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为歼灭顽敌奠定了基础。
昆嵛山区的“抗八联军”，为配合日寇对我抗日根据地施行“囚笼”政策，以达隔断八路军东西联系的目的，也加强了工事、碉堡和增派重兵。他们狂言：“要把共匪赶到东海去喂鱼虾”，反动气焰极为嚣张。但其曾遭到八路军几次打击后，士气和战斗力开始下降，内部矛盾上升，且孤守山区，补给困难。这些都是郑军的致命弱点。尽管郑在军事上还有相当的势力，但此时已陷入了八路军和人民的重围之中”难以实现其意图。
为彻底消灭盘跟昆嵛山区的“抗八联军”，解放昆嵛山人民，打开东海地区之通道，1941年1月7日上午，中共东海地委和军分区在宋村召开军事会议，研究了战役部署，战斗定于7日晚发起。
7日晚，各部队按作战方案由宋村一带分头出发。午夜二时许，十四团已到达黄龙，立即发起攻击。一营首先占领黄龙岘北山，控制有利地形，准备阻击援敌，掩护二、三营行动。大约二时半，团长于得水，政委于晴发出全团攻击命令：一营继续控制有利地形，二，三营同时向黄龙靓西北、东南方向之敌进攻；团直迫击炮连一面拖护冲击部队，一面朝黄龙岘东面沟沿之敌轰击。丛镜月部被八路军强大火力压制后，顿时四处溃散。二、三营趁势冲进村内，同敌军展开巷战。这时村东南角十字口处，敌人利用工部和碉堡排命射击，负隅顽抗。为避免伤亡，于得水命令暂停攻击。根据战情变化，采用步步逼近敌人工事前，实施猛烈火力掩护、炸药爆破的手段将敌工事摧毁。战斗到8日上午十时前，将敌人全部歼灭在工事周围。
黄龙岘为昆嵛山门户，也是郑军的前沿阵地，这里是丛镜月部势力较强的第三大队驻守，大队长杨玉洲见大势已去，突围不成，跑到一个胡同里拨枪自戕。
我十七团一营，由营长张怀忠，教导员辛冠吾带领，抢占富家庄；三营由营长丛蓉滋，教导员徐宾率领火速攻下丁疃南管子顶高地后，接着由副营长鞠文义率两个连攻占东华洞北山高地，对东西于疃形成了合围态势。丛镜月的司令部驻在这里。经过激战，歼敌一部，丛带大部突围逃进山里。
两团按作战方案完成第一阶段作战任务后，迅速集结待命。中共东海地委和军分区在黄龙岘召开紧急会议，具体部署攻山歼敌作战方案。
这时，郑维屏获知黄龙岘和于疃已失守，丛镜月的部队大部被歼，觉得八路军这次来头不善，即于本部组织约一千人的敢死队，从桃花岘分两路出击，欲与八路军进行决战，企图夺回黄龙岘和于疃。
面临来势凶猛的郑军，八路军立即组织力量予以反击。十七团在紫金山，十四团一营二、三连在圣经山与郑军展开激战。紫金山的郑军被十七团歼灭一部，重创大部。十四团一营长王子衡率二、三连直插圣经山，向郑军右侧猛烈冲击，郑军被击溃，逃回山里。
反击战结束后.中共东海地委、军分区继续开会，进一步研究分析敌我形势，最后决定：留侦察队在昆嵛山活动观察郑军动态，大部队向背眼、翠峡口转移，作暂短休整。
此时，郑维屏知道遇上了共军主力，大战在即，遂命令各部坚守防地，抓紧备战。1月9日晨，见共军没有动静,即命令各部队守地休息，只派少量部队在山头上警戒，观察共军动态；另派小股侦察兵到山下抢粮抓人，实则刺探军情。
10日拂晓，八路军开始向昆嵛山挺进。十四团一营从黄龙岘西奔上山，占领梨眼沟南山，由圣经山、桃花岘向北攻击，控制桃花岘东北山头，夺取了西北桃花岘和柳林庄一带；二营从紫金山向北直插过去，在东桃花岘北山头与一党会介，控制进攻楚岘的有利高地，包围了部分敌人；三营从凤凰山和昌家上口西山于天傍黑攻下晒字，郑维屏的司令部设在这里。郑见势不利，便向楚岘溃逃。于是，一、二营分兵两路追击，全歼该敌，占领楚岘。软枣林和老虎窝郑军的两个碉堡也被一营攻克，控制了通往昆嵛山前后的交通要道。这一带的郑军除少数逃窜，大部被歼。十七团在英山和崮头集经过英勇战斗，也将敌人大部歼灭。随后，八路军两团即向昆嵛山各地搜索残敌，扩大战果。
10日晨，郑维屏得知八路军来攻山了，他提着手杖从司令部里出来向西瞭望，丛镜月部的主要人物也在他身旁。大约下午三、四点钟，遥望西山顶上手榴弹冒烟，八路军已攻上山顶了，郑军纷纷溃退。郑见大势已去，便向楚岘口子逃去。当时他认为，他的部队与丛镜月部合起来，足有四千兵力，西山里不可能失守，所以，他的后方人员和各种物资，除兵工厂机器被掩埋外，其余全部留给了八路军。他边逃边咕哝：“麻痹了，麻痹了！”
与主力团作战的同时，各县地方武装，在昆嵛山周边，积极配合展开攻势，阻击溃逃的敌人，有力地支援主力部队作战。
昆嵛山之战，历时三昼夜，“抗八联军”被歼三千余人，重创了郑军的主力，共缴获了机枪三十余挺，步枪1500余支，其他武器弹药和各种物资一宗。
10日晚，郑维屏与丛镜月等都逃出了楚岘口子。此时，他们“娘俩嫁人，各人顾各人”。他们各自查点了一下人数，郑、丛两部都各集结有五、六百人。为了缩小目标，郑、丛互道珍别，便分道扬镳而去。
丛镜月率部直奔牟平城，天黑，在牟平县境内一个村庄吃了晚饭。饭后，大队长李玉堂率部二百余人回头东去文城投敌，认贼作父（后替日寇在回龙山安下据点，同年10月31日被八路军歼灭）；一些家住文城的文职官员也三三俩俩地东奔家乡，丛镜月也无法阻止。11日早晨，丛率残部才逃出了八路军的截击圈，狼狈地奔向牟平南乡丁綍庭的驻地——黄村。
疲于奔命
郑维屏与丛镜月分手后，心情十分伤痛。两年来，他殚思极虑，惨淡经营，几经战变，才拥有这两千多人的部队，这下几乎丢光。他深知在国民党里，有枪就是草头王，要想保住地位，还得搞枪拉队伍。于是，他召开紧急会议，安排下步打算。他想趁部队被打垮之机，派便衣队长李洪臣率本队三十余人，去威海刘公岛诈降日寇，取得信任。其目的是，欲从日寇手中搞到武器重新装备自己。因为郑早已侦知日寇在刘公岛内设有军械仓库，只有一个小队的伪军看守；另派别动队长王应心率部去威海郊区戚家疃、谷家疃和孙家瞳一带潜伏下来，做为联络站，秘密活动。一可与安插在威海市里的内线取得联系，随时注视着日伪的动向，传递情报；二可及时进岛的李洪臣联络。这样安排，从整体看，也可将部队化整为零，缩小目标，分散逃出八路军的围击圈，保存势力。布置停当后，郑分别找李洪臣和王应心交待任务、注意事项和联络方法等。然后，匆忙带上剩下的残兵败将们向西而去，其中还有王兴仁和赵汉卿残缺不全的队伍。过了乳山午极，王兴仁率残部直奔海阳城投靠秦毓堂去了。
郑维屏与赵汉卿，像漏网之鱼似的，一口气窜到莱阳县纪格庄一带暂驻。这里是赵保原的地盘。喘息未定，于第三天，即1月12日即被跟踪紧追的八路军五旅包围了四十八天。粮草告罄，把老百姓的牲畜都杀光了充饥。他们像被宰临死前的公鸡似的，拼命挣扎，想突围活命。后来，还是赵保原的十二师十三支队赶来从外面进攻，形成内外夹攻八路军的态势。在反复击战中，郑维屏的部队已乱作一团，无一建制。只有赵汉卿的一个卫队连损失不大，武器尚属精良，战斗力亦较强，且连长张秀峰也很精干。赵汉卿与郑维屏等人商量，由他率队和十三支队共同向莱阳方向全力冲击突围，将八路军吸引过去，张秀峰则乘机保护专员向海阳方向逃命。
此计果然奏效，终于1941年3月1日突围脱险。十三支队跑回万第赵保原那里去了；赵汉卿率自己的部队转向逃往英格庄落足；郑的残部则窜到莱阳西南姜疃歇脚；郑本人带领卫队在张秀峰连的保驾下，慌惶窜到海阳县城西门里安下。张秀峰驻街南，郑与卫队驻街北。长久饥寒交迫，疲惫不堪的兵士们，一旦松驰下来，其情景可想而知。夜半，秦毓堂派兵将张秀峰连包围，悄悄地将武器全部收缴下来。张秀峰等赤手空拳的跑到街北报告郑维屏。郑觉得秦毓堂居心叵测，即下令作好战斗准备，把机枪架到街头巷口，秦一见郑有所准备，未敢动手，将兵撤回。其实，秦下张连的武器，是在试探郑部的虚实。郑维屏也不敢在此久留，大骂秦毓堂是无义小人，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然后，于3月2日拂晓前驱兵回返，到英格庄与赵汉卿同驻一村。张秀峰带着失去武器的兵士惶恐不安地回到赵汉卿部，赵给予安慰。
在这里仅住了一夜，即发现八路军随后追来，慌忙又转移。为缩小目标，赵汉卿率残部投奔莱阳万第赵保原那里去了。接着赵保原不顾赵汉卿人困马乏，即派其率部去青岛崂山驰援被日寇围困多日的赵保原的一个团。将这个团解救出来后，赵汉卿心想，他与赵保原并无深交，不愿寄人篱下。于是，在时为鲁东行署主任、青岛市长李先良（青岛沦陷后，他在崂山坚持打游击）的赞同下，便留在崂山一带打游击。半月后的1941年4月，被汉奸告密，日寇包围了所驻村庄，全军殉难。赵汉卿在突围中身中数弹，由十数名卫兵护卫着逃出包围圈，不久即死去。卫士陈子远带领众卫兵将赵的尸体又抬回到莱阳英格庄买棺安葬。事毕，赵的几个卫兵也都各奔前程，陈子远则回到自己的家乡——文登县营南陈家村。
（四）与人民为敌 同敌伪合流
抗战时期，国民党反动派的顽固部队，与日本侵略军，伪军合作共同对付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史称为敌伪顽合流。郑维屏为了苟延残喘，赖以图存，保存势力，也与伪军合流，进犯抗日根据地。但，郑虽然“合流”，与伪军勾勾搭搭，然，他流而不降，始终未公开投降日寇当汉奸。
郑维屏与汉奸、伪军勾结由来已久。抗战初期，他虽然退出威海，但与威海的汉奸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和伪商会会长戚仁亭之间，信使往来频繁。戚也为郑部捐款、献布，表示友好。汉奸苗廷仁是抗战初期郑维屏安插在威海市内的密探头头，国民党的旧军人丛树梅、陈学清也为郑传递情报。郑维屏的旧部王树芳、滕品三等一大批军官投降日寇后，也仍与郑部保持一定关系。郑维屏与伪军勾结，互通情报，彼此照应，日伪军一出动，郑维屏即事先逃避。
1941年3月1日，郑维屏带领残部逃到莱阳西南姜疃与共先在此落脚的残部会合。在这里总算喘息了三个多月。一天，接到了威海戚家疃别动队长王应心送来的情报：“职率队在伊地已秘密站住脚；李洪臣已顺利打入刘公岛；东海区八路主力西下，地方武装都围绕日军据点打游击。”
据此，郑维屏精神一振。他与参谋长张国航等人商议，决定重返文登。他说：“数月来，颠沛流离，疲于奔命，无处容身，还得回‘老家’啊！”遂下令于1941年6月23日起程东返文登。被打散的部队，这时亦纠集到六百多人，五百余条枪。
郑维屏被八路军打怕了，行动非常小心，他觉得靠沿海一带比较安全；并不断派出便衣侦探前进方向的军情，像瞎子过河似的试着慢慢走，每天只行进三、四十华里。当到达海阳凤城时，又停下住了几天听听风声。派出去的各路便农侦探的回报，都与王应心的情报说法一样。于是决定分两路急速前进。一路由杨德峰（文登县侯家河杨家村人）率他百余人的特务营先一天出发，作为前哨，经乳山夏村直插文登南部沿海的泽头、侯家，至高村南的望海曲家；东向柴成边的大疃，再回头西向抵文登万家庄，其目的地是到墩后落脚，以等侯郑的后续部队到来。之所以兜了一个大圈子，也是为了刺探八路的虚实。何以到墩后呢？一因墩后地势屯军有利，有现成工事，重要的是墩后大地主金秀无是杨德峰的至交，且杨的女儿杨战是金未过门的侄媳妇。
另一路是司令部，由郑维屏亲自带领靠内陆前进，经牟平南乡直抵文登管山村安设据点。这村的大地主王体轩是威海卫管理公署参议，与郑过往甚密，可倚附。
该村位于母猪河东岸，地形复杂，适宜驻军，且距威海、文城都不远。于1941年6月29日到达管山村时，正值大雨滂沱。郑维屏下令部队与村民冒雨连夜抢修工事，因郑已侦知八路军山纵五旅二团已从西南方向赶来进驻母猪河对岸的弱头集，相距不到十华里。
翌日晚，大雨仍未停，五旅司令员孙端夫亲率二团冒雨强渡母猪河，欲趁郑军立足未稳之机，突而击之。孰料，连日大雨引起山洪暴发，河水猛涨，部队半渡而撤回。此时，郑维屏惊心稍定，为了活命，狗急跳墙，便彻底撕下了“守土抗成”的假面具，公开实行敌伪合流了。他急派不久从咸家疃前来接迎的便衣队长王应心（李洪臣的便衣队去刘公岛后，王应心的别动队改为便衣队）去威海联络日伪军；着参谋长张国航去文城联络伪县长徐瑞卿，定于1941年7月2日拂晓，兵分三路联袂合击崮头集之八路军。是日，因大雨连绵，八路军也未曾转移。在此被动的情况下，不能迎敌，遂兵分两路向外突围：一路向米山村方向顺利冲出；另一路向村西南方向突围，当冲到于家莹（于家岚子）时，遇上日伪军的重机枪阵地。本来可借一排手榴弹的威力冲杀过去，不料，在此紧急关头手榴弹出了毛病，不是早炸炸了自己，就是不响，给敌以可乘之机，使我军蒙受重大伤亡。这是郑维屏在崮头亲手制造的又一次血腥惨案。
事后查明，五旅兵工厂生产的这批手榴弹的负责人，是敌人派来的特务分子，从中破坏所致。
盘踞营南村
崮头战斗结束后，郑维屏得意地说：“这次战斗是我们处于主动地位，而八路军处于被动；谁掌握了主动权，谁就是胜利！”又说：“我们得赶快离开这里，以免遭八路军的袭击。”即派张国航去文城再找徐瑞卿，请他帮忙在日面酋前说项，让郑在文城附近驻防，这样可以相互策应，共同对付八路军。徐瑞卿不敢冒然去找驻“新城”（军阀毕庶澄的旧宅，现文登师范处）的宫岐，因为郑维屏的真正用意他未弄明白，听张国航话里的意思，并不是来降的，他无法向宫岐说清楚，更怕日后出了事担责任。故，他只有先去找翻译候连章商议，请侯帮助说话。侯连章说：“郑维屏是来找避难所的，他被八路军揍得走投无路，才来找皇军的！”徐说：“不管他来怎么着，反正八路军打他，我们就拉他，即便他不是真心来降，来帮我们打八路也是好的。至于来降与否，以后再说嘛！”
此时，侵华日军正千方百计地诱降国民党的军队，作为他们“以华制华”的帮凶。郑维屏的到来，宫岐认为正符合皇军的新策略，加上徐瑞卿与侯连章从旁说服，宫岐便答应郑驻防文登营。
郑维屏得到回话后，异常高兴，遂于1941年7月2日连夜移兵文登营。3日，他到附近观察地形，认为营南陈家村的地理位置有利于屯兵，遂命令部队在营南村设防，并备下厚礼让张国航去文城答谢徐瑞和侯连章。
郑维屏占据营南村后，觉得这里确实是个理想的好地方：西靠文城只有十多华里；北有草庙子日伪据点可作倚托(时大水泊、高村、水道等日伪据点已撤除），这下八路军奈何不了我。既然已暗向宫岐输诚，明与他们合击了八路，又让我们在此驻防，故他们也不会对自己有所行动。因此，可以在这里安心养精蓄锐，待机而动了！
于是，他命令司令部督部队赶修工事，同时加强军事训练；着政治部组织便衣队，对驻区群众实行保甲制度，清查户口，肃清驻区和周边的共产党及其赚疑分子，以保证驻区的安全；命令经济处加紧征收粮米，保障部队供应；还叫团长石兆麟亲自率领化装成八路军模样的士兵于8月15日去昆嵛山固头集将存插的兵工厂机器搬回。
鉴于丛镜月已西遁，国民党文登县政府已解体，郑维屏即命参谋长张国航兼任文登县县长，陈征序为教育科长，陈萼亭为驻地——文登营区区长……同时，在本地物色了一批地痞劣绅，流氓恶棍，充当便衣队的帮凶。他们像一群恶狗似的，伸着鼻子到处嗅，刺探着共产党、八路军和抗日民众的活动。
前面提到的，赵汉卿的卫士陈子远的家就是营南村。三个月前他在莱阳埋葬了赵汉卿之后，即回到家来。因他在莱阳纪格庄突围的紧急关头援救过郑维屏，而被郑视为“恩人”。在郑驻到本村的第二天，陈便去见他。当郑维屏见到陈子远时，很是惊异，便问：“你这是从哪里来的？”陈把赵汉卿的情况详尽地向郑作了报告，讲了回到自家的过程。郑听后，喟然长叹曰；“赵汉卿是位忠厚仁义之长者啊！”又问：“你家里还有什么人？”陈答曰：“独身一人。”郑心想：“此人义气深重，忠诚可靠，着实难得。便留陈在自己身边作贴身卫士，形影不离，视为心腹。
1941年8月16日，松山区凤林乡农救会长朱培振到松坡村刘宝贵家（中共地下联络站）召开中共党员会议，被西渠格村保长于宜明告密。郑维派便衣队直扑松坡村而来，被安排在村口放哨的中共党员刘树元发现，急速跑到会场报告。朱培振一边指挥大家向东南方向分散撤离，一边将文件包好捆于腰间，出村向西南方向冲去。因敌人从西北四里以外的营南村而来，朱刚出村印被敌人发现，像一窝蜂似的追来。朱急向前方的店子河床跑去。由于理藏文件耽误了时间，朱培振被敌人提住了，但敌人没有发现文件和其他党员。
敌人将各种酷刑用尽，也未能使朱培振屈服。凶残的敌人兽性大发，最后用半尺多长的四楞铁钉把朱的双臂和双手钉在墙壁上，再用尖刀在胸前一片片地向下割肉，割一片问一句，直到把胸肌全部割完，出森森肋骨，而壮烈牺牲！时为1941年8月17日晚，朱年仅39岁。
1941年8月20日，由便衣队长王应心带领50余人化装成八路，保着郑维屏去威海第四区伪区长张庆堂处要粮要钱。途经桥头集东一村休息时，一年约四十岁妇女误认为是八路军，将拣来的一百发步枪子弹交给了郑军。之后，郑命王应心将该女拉到村外活埋。当走到威（海）、柴（成）交界边处，碰上了中共威海第七区中队情报员（年约50岁），也误认为郑等是八路军，报告说：“郑维屏的队伍近百人由文登营出发向东北方向去了。”郑当即令王应心拉到路边水沟用刀砍死。回归文登营路上，又遇上三个年约二、三十岁的妇女，询问去干什么，答曰：“去开会”，也被王应心砍死在路旁。不到一天的时间，郑就连杀五名无辜群众。
是时，杨德峰率特务营由墩后村向文登营靠拢。途经邹山区时，探知该区区中队刚成立不久，正在宋家村训练。一天拂晓，杨将该村包围，把中队干部战士三十余人悉数提住。经严刑拷问，于当天晚上即杀害七人，翌日晚又杀死二人。余下年龄较小者带到营南村，郑民将他们强制编入滕世泽的青年营（亦叫武术营）。
1941年9月9日，经密探报告，郑令杨德峰又率部突然将中共松山区区中队包围于陈家埠村，经缴战全队冲出撤走，而事务长张全和班长王斗因在后掩藏粮食等物资时被俘。押往营南村后，酷刑逼供了两天，未得任何口供的敌人，于9月11日将他们杀害，还把张全的头颅砍下挂在村南的大树上示众。据不完全统计，在郑部占据营南村的二百一十七天中，共杀害共产党员、八路军指战员和无辜群众30多人，村南河套成了郑的杀人场。
为修筑工事，郑维屏还将周边村庄的树木都砍光了。从东南方向东讲、南庄、东西渠格到松坡；向东的林家店、北洼、沙里店、何家店、范家店；再向东北的于冼庄、牟家庄、杜梨花庄等，凡成材树木均一扫而光，不成材的作烧柴用，只有西北和西南文城方面的未动。
郑维屏围绕着营南村，开挖堑壕，修筑围墙，壕宽一丈工尺，深一丈，墙高七尺；还修筑碉堡、暗堡各八个，毁坏良田一百余亩；强占民房作兵营百余间。他那将近六百人的部队吃粮、烧柴都是从周围十多个村庄里强征暴敛的，给当地人民群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夜袭刘公岛
打入刘公岛日寇海军练兵营的李洪臣（这时改名李续武，又名李惠臣)等三十多人，近一年来已取得了日寇的信任。1941年11月24日，李借故请假从刘公岛来到营南村，向郑维屏报告进岛的一切情况，并将岛内日伪军各驻防点的兵力、武器配备、地形地物，特别是军械库的位置、看守兵力等情况报告得更为详尽，还绘有简略的地形图。郑维屏十分满意地赞赏李洪臣的机智能干，还特地为此设宴犒赏李。
郑连夜开会具体研究进岛夺取武器的作战计划：①抽调熟悉刘公岛与进岛处沿海一带地形及谐识水性的人员与便衣队部分共同组成一支约70人的突击队；②组建进岛指挥部；③征用14只帆船，28名船夫；④化装成八路军模样；⑤出发地点：威海城子沟北村；⑥到岛地点：岛里东海岸的东湿；⑦时间：1 1月2 6日晚；⑧联络暗号；⑨书写标语。当即任命王应心为指挥，李洪臣，刘玉栓为副指挥。李洪臣于26日即带联络暗号返回刘公岛，在岛里按计划要求进行布置；这里的各项事宜则由王应心、刘玉栓负责具体组织实施。
刘玉栓是石兆麟团的连长，家就住威海城子沟北沟村。这一带的地理和人事他很熟悉，当兵前他在家打渔，便是使船能手。他带领的同村人刘玉英、刘玉华和望岛人刘新海都是打鱼出身，还有熟悉岛里情况的排长阮学勤等十余人，于25日潜往城子沟，以八路军的名义向村长征船调人。计：城子沟村、海埠村各征船4只，船工8人；北沟村征船6只,船112人。共船14只，船工28人。并向船工们交待了任务和注意事项。
同时，在营南村召开进岛人员动员会。26日上午，逃岛官兵及其脊属还特地到文登营村北庙去烧香礼拜，保佑逃岛平安，胜利归来。中午，郑维屏大摆宴席款待进岛官兵，以壮行色。晚，全队抵达北沟村。8时许，刘玉栓带领北沟村使船能手刘玉修的两只船共载20人作前哨，紧接着其它12只船一齐进发。约11时许，前两只船抵达东泓登岸，刘玉栓即以包红绸的手电筒联络后续船队。当船队全部登岸后，王应心即命阮学勤带领尖刀班，按预定路线向接头地点运动。尔后，留下14人看守船只与船工，不论发生何种情况，都不准挪动船只，接着根据前面联络信号，全队前进。
当与李洪臣等原进岛人员会合后，由李指挥兵分两路：一路由王应心带领布置在敌驻方向，作为警卫和掩护；一路由李洪臣带领直扑军械库。他们用大刀将日寇值班儒导员砍死；接着潜入宿舍将正在睡觉的一个小队三十多名守库伪军全部杀死。打开库门，起出马克辛重机枪二挺，轻机枪三挺，步枪三百余支，及其子弹和军用物资等悉数搬走。同时，将预先写好的标话：“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鬼了滚出中国去！”“日寇必败，我军必胜！”等口号张贴到各处，落款是共产党、八路军。然后，他们抬的抬，扛的扛，悄然消失在夜幕中，顺利地撤到东海海岸。加上李洪臣原进岛的便衣队三十余人，共一百多人于凌晨三时许即返回北沟村,未费一弹，未损一人。他们给了每个船工两块大洋，便连夜找车辆拉性口，拉的拉，驮的驮，急速地赶回营南村时，丰盛的早餐已准备好了。
郑维屏一夜未眠，翘首以待。见此，兴奋异常，这是他来梦寐以求的事。立即下令：封锁消息，严守秘密；对所有逃岛官兵人升一级。李洪臣功劳最著，升为连长，晋王应心为少校军衔。为庆祝胜利，还分别在营南村、中渠格村连唱了三天大戏。
中共文登县委和民主政府，获悉郑维屏以中共和八路军的名义偷袭刘公岛，杀死日伪军，缴出枪支弹药，认为是件大好事，立即召开县直机关和警卫部队大会，向大家进行传达，并分析了郑维屏的用意。不管怎样，只要为了抗日而做的事，我们就支持；还要求大家给予保密。
营南惨案
1942年1月24日，郑部石兆麟团补充连中尉连长初增焕（侯家上郭家村人。1949年4月去台湾，1991年4月27日从台湾回来定居于候家大时家村初到宝家中）带领八个士兵到西杜梨花村去催要柴草。到村后，先派一名士兵在村南放哨，以防南山方向的八路来袭击。其余人都到李家祠堂，等候村长李长序。大约上午十时许，早已投靠了日寇的大刀会第二大队长王启瑞带领着二十多个会员，突然从西北方向直奔村而来，堵住了李家祠堂的大门，先缴了两名门岗士兵的枪，接着冲进屋里，在初增焕等正与村长交谈柴草之事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缴了他们六人的枪，扬长而去。
先在大门口被缴枪的两名士兵，觉得形势不对，脱身跑到村外，叫上放哨的兄弟，急速跑回营南村向团长石兆麟报告。
剩下赤手空拳的六人，不敢回营南村，有的说要回家；有的说到文城当二鬼子。初增焕劝说大家不要害怕，我是连长，一切责任由我来承担，与兄弟们无关！于是，六人一同回到营南村，初向石兆麟报告了被夺枪的详细经过。石说：“事情都已知道了，专员下令要扣押你，你先到军法处去，不必怕，住几天我就把你保出来！”并告知军法处，给予优待。
郑维屏对于丢枪的事非常恼火。他早知道大刀会头子乔桂茂已公开投降日寇，深得日酋宫岐的信任。他最怕乔将枪送给日寇，被日寇发现秘密遭到报复，其后果不堪设想。盛怒之下，命令立即枪毙初增焕！石兆麟接到命令后，先派人去军法处找魏虎处长阻止执行，再跑去见郑维屏，要求郑收回成命，释放初。他说：“乔桂茂经常来咱们这里，与司令很亲热，全军也都知道咱们与大刀会关系不错，谁知他们是怎么回事，手下人突然变脸抢咱们的枪！把责任全都推到初连长身上是不公平的。再说，乔桂茂又不是八路，派人去交涉要回来不就结了，用不着为这点屁事就杀人呀！”郑维屏虽无言以对,但仍是摇头不肯释放初。眼看初增焕的性命难保，石也急了，他把脸一翻说：“我们都是换帖兄弟，都是患难之交,都是在枪口上爬的人，也都有个三亲两厚的，初连长跟我这么多年，出生入死，可也算是生死之交啊！这一切还不都是为了你郑司令吗！他没死在战场上，却死在自己人手上，这太叫人心寒了！叫我有何脸面去见兄弟们！”他越说越来气，把茶杯摔得粉碎，把桌子拍得震天响，说：“没有弟兄们卖命，那有你司令的今天，你太没有良心了！”他把手枪向桌上一扔，扬言不干了，回家种田去!
参谋长张国航见事不妙，两个僵住了，急忙向前来劝解；冯秘书是郑维屏的小舅子，也上来讲情，都说副司令（郑部原有三个团，石兆麟为副司令兼一团团长，势力最强，二团长李子峰，势力较弱，三团已成空架子）说的话有道理。他见众人都来讲情，石兆麟又是副司令，军事上全倚仗他了，他这人脾气强，发起驴性子叫人招架不了；再说，他说的话也有道理啊！别说初增焕罪不该诛，就是真杀了他又有什么用呢？想到这里，他长叹一声说：“不是我没有良心，初连长这次可门下大祸了，我们都将死无葬身之地呀！”众人懵然。为了好下台，他叫冯秘书写命令：“拟威海沦陷四周年耻日，释放初增焕，撤销其连长职，降为士兵。”（但不久，又被石兆麟恢复连长职，并晋为上尉军衔）又对张国航说：“你派人偷偷去文城探听一下消息，要加派岗哨，特别注意威海、文城方面的警戒，切勿疏怠！”
果不出郑所料，乔桂茂为了讨好日寇，将所缴枪支献给文城日酋宫岐。宫岐见这些枪都是新的，就起了疑心。他将每支枪的号码都记录下来，用电话报告给威海日军。威海日军发现这正是刘公岛丢失的枪支！便与烟台日酋吉山，文登的宫岐研究决定对郑维屏实行报复。经过策划和准备，定于1942年2月10日由驻威海日军和文登日军联合对郑部采取行动。
文登伪县长徐瑞卿素与郑相厚。2月9日，当徐探听到日军要惩罚郑的消息后，立即派人到营南村去告诉郑。郑维屏得到消息神色大变，异常惊恐地说：“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立即下令于当天晚上冒雨北向草庙子、黄山一带转移，将营南村的青年人及牲口车辆捉去送他们，郑的行动引起了营南群众的惊疑不安，纷纷出来观望。郑为了封锁消息，便欺骗群众说：“你们不要害怕，我们是去打八路的，你们只管回家睡觉去吧！”还派兵把群众赶回家，防止走露风声。
2月10日晨，营南群众感觉形势不对，有些人开始向外搬东西，准备躲藏。这时，大刀会突然来了，把群众驱赶到大街东头集合，听大刀会头子乔桂茂讲话。乔说：“大家不要害怕，东西也不要搬啦，有什么事我们大刀会保护你们。”这样，群众被骗住了。
早饭后，大批日伪军突然包围了营南村，见郑维屏已逃之夭天，更气急败坏，命令把群众都赶到村东边的操场上看起来。接着日伪军挨家逐户地搜查，把值钱的东西统统抢走。随后，从村西南角放火烧房子。因这天正刮西南风，风助火势，顿时浓烟滚滚，一片火海。大火一直烧了一天，除村西北伯尚有几座庙房未遭火焚外，其余全部被毁。全村男女老幼坐在村东操场上，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家园被化为灰烬，悲痛欲绝。
天黑后，日伪军撤回文城，群众正欲外逃，不料，丧尽天良的乔桂茂领着大刀会又包围了村子，说一个人也不准走。饥寒交迫的群众在自己房处的瓦砾堆上哭坐了一宿……
11日拂晓，日伪军又来了，把群众赶到一块后，又放火把未烧完的房子烧掉。下午三时，日军又把群众驱赶到东堑壕西边。日首通过翻译对群众说：“你们的良心大大地环了，皇军统统地不要你们了！”接着便用机枪向群众猛扫。群众全被打倒之后日军还怕有的人未被打死，又把死伤的群众全部掀进壕沟埋上！景况之惨，目不忍睹！
这次惨案，共被杀人数达163名，其中营南村群众128人，郑部眷属35人。营南村被杀最多的一家是陈宗昌，共16口；郑部一张姓副官随队逃走，抛下妻小5口被杀。烧毁瓦房43间，草房965间，其他各种家具、农具、粮食、被服、生活用品等物资总计价值达759，2734元。
营南惨案表面上是日寇与郑维屏之间的矛盾冲突造成的，实质上则是中国人民与日本法西斯、国民党反动派、反动的大刀会之间的矛盾冲突所造成的。事实证明：日本侵略者、国民党军阀、反动道会门三股势力都是人民的死敌。尽管他们之间存在着狗咬狗的斗争，但在反共反人民这一点上则是完全一致的。“惨案”也从反面教育了人民，激发了人民对敌人的仇恨，促进了革命斗争的发展。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除继续加强对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打击外，对反动的大刀会也给予坚决的打击！同年5月6日，文、荣、威三县县大队协同作战，在文登岚宅与西北岔一带向大刀会发起攻击，击毙其头子乔桂茂等会众十余人，活捉二十余人；7月8日，我军又攻克了大刀会在草庙子南台据点，击毙了从北京大刀总会派来的指导员邢沈之，打死打伤和俘虏三十余名。从此，大刀会这股反动势力一强不振，土崩瓦解。
兵败翠峡口
1942年2月10日早上，日寇包围营南村时，发现郑维屏已逃近，除留下一部兵力在此抢东西、烧房子，大部兵力追踪而去。中午，即将黄山包围得水泄不通。战斗一开始即异常激烈，郑部战斗力最强的杨德峰的特务营百余人，在前头猛冲猛打。约下午二时许，撤到一个山沟里被敌人培住，几经冲杀未能凑效。在敌人重机枪的狂扫下，死伤过半，剩下四十几个人随杨在敌人的枪弹缝隙中逃到韩家山一带的几个小山庵里避了一宿。第二天晚，潜往道北店子村住宿。2月12日中午，日寇又追踪到道北店子南山上，杨德峰即率残部向村东北方向逃窜，刚跑到村东的小河沟里，就遭到敌寇埋伏在此的重机枪的扫射。除两名在村外放哨和一名腿部受轻伤的士兵，发现敌人而先行逃脱外，其余三十八人，包括杨德峰和他的侄子全部被打死在这样。
10日下午，日寇集中兵力打击杨德峰部时，八路军威海大队为了共同打击外来侵略者，赶来黄山顶上侧击敌人，郑维屏乘隙带队冲出日寇包围圈逃上山来，恰遇八路军着老百姓预先为其准备的午饭和开水。奔逃了一天一宿，又打了一天仗的残兵败将们，又饥又渴，见此，不顾一切地狼吞虎咽。饱餐一顿后，竟毫无谢意地拉着队伍仓惶西窜而去。
郑维屏不敢住脚，一口气跑到双角山和王家夼一带，日寇紧追不舍，又将双角山围住。日寇决心消灭郑部，特从青岛调来两架飞机相配合。当飞机飞到双角山时，不管青红皂白，把炸弹扔到伪军的炮楼周围，炸得二鬼子狼奔逐突。日酋吉山见状，异常恼火，不仅未打着郑维屏，反而打伤了不少伪军。
乘日机轰炸双角山之机，李子峰率二团从王家夼村往东南的温泉汤方向冲去。天黑跑到五里庙时，两个重机枪射手，一个扛着枪身，一个扛着枪腿，不知去向，其他部队也溃不成军。团长李子峰见队伍已难以聚集起来，便让大家各自逃生，自谋出路去吧！后李子峰去向不明。
郑维屏也在敌机轰炸日军暂停攻击之际，不顾弹片横飞，随一团石兆麟和王应心等向西撤到双角山下。他知道山上伪军据点为李庆忠驻守，李为郑的部下，也知道他不会下山来打自己。晚，就在附近的韩家山和几个小山庵住了一宿。11日，被打散的队伍又聚集了不足五百人，向西南撤到汪疃翠峡口村住下。他惶惶不可终日，虽连日疲于奔命，但夜不能寐，不时出屋看看，深怕敌人突然来袭！12日又拉着队伍无目的地转游到米山新发庄住了一宿。所到之处，不敢久留。13日下午，他仓惶地又带队向回走。这时军心已散，他的心腹、便衣队长王应心也对他的上司失去了信心，于是，便偷偷地带着近二百人向北威海郊区而去。
郑维屏还剩下不足三百人，于13日黄昏又回到翠峡口。翠峡口村的一名中共地下交通员，连夜派其儿子王绪德到东海军分区去报告。经研究，司令员于得水和政委于忠清都认为，是应该彻底歼灭这股反动势力的时候了！他们立即部署战斗任务：命令文西县大队运动到翠峡口村西南山埋伏，配合主力作战；于得水和政委亲率二团以王绪德为向导，于深夜出发，拂晓前将翠峡口包围，突然发起攻击！在梦中惊醒的郑军乱作一团，无力抵抗，到处乱窜，大部投降。卫士陈子远随郑维屏慌忙跑到大街，混在乱军中。一八路军战士见郑身高体胖，便用枪指住了他，郑谎称自己是郑维屏的秘书，与陈子远同时把手枪交出。而他却乘机带着十余人隐到胡同里，向村南的山沟里逃到王家产村躲藏。14日晚，换上便衣，带人朝村南山沟而去。
陈子远不再跟郑维屏走了，当即乘乱逃回家去，见家已毁，大哭而去，旋参加了八路军。
战斗进行了约一小时，天亮即结束。共俘郑军二百余人；击毙包括所谓八大处长等三十多人，缴获轻机枪四挺，长短枪二百余支，战马两匹和郑军的全部军需物资。郑连自己本人的国民党证、威海卫公安局长证件和第七行政区威海公署印信、威海卫公安局印信都丢掉了。从此，郑维屏在东海的“抗八联军”彻底覆灭了。
此后，曾误传郑维屏是役被击毙。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得此消息后，于1942年11月公布，将第七行政区威海公署撤销。
三、从重庆到北平
穷途末路
郑维屏只身辗转逃到莱阳赵保原的十二师防地，欲与山东省政府取得联系。但时因日寇扫荡鲁南，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已退居安徽阜阳，未联系上，遂改赴渝，1943年2月底抵重庆。当与山东省政府取得联系后，方知郑维屏没有死。5月，郑入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党政班二十五期受训，6月毕业。郑初到重庆，水土不服，患痢疾半年之久。后于1944年初，经国民党行政院秘书长张厉生推荐为行政院参议。然，并无业务。9月，经国民党中央警校教育长李士珍介绍，入中央警官学校警政高级研究班受训，12月毕业。1945年7月，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改组，孙连仲为主席，郑因水土不服，为生活计，借机请求回北方。又经张厉生介绍任河北省政府委员，荐任二级。张厉生共介绍了三人，其中还有李锡九，施奎令。郑于8月离渝，9月赴河南新乡。时，河北省政府委派郑维屏带领各厅、处职员，随国比党四十军北进北平；其他各厅、处长、委员则由新乡乘飞机去北平。然而，四十军在邯郸磁县间被解放军击溃，不能前进。郑即率各职员留守新乡，任留守处主任。嗣后，以便机运往北平一百余人；另由徐州转青岛乘船到天津去北平者十余人；尚有百余人。1946年初，郑领这些人由新乡乘火车到上海，住了一个多月才有船赴津转平。
1947年5月，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改组，郑维屏与李锡九被免职，施奎令辞职。郑便在北平市后门里黄花门内司里监三号隐藏下来，更名换姓，后开办了一个豆芽菜作坊以编织草包、卖豆芽菜维持生计，直到1949华9月被我公安机关查获，逮捕归案。1954年1月在文登葛家集被人民政府处决，终年66岁。
附: 后记
本篇史料，系周义信同志历经五年多的时间辛苦征集，又经侯献春同志反复核实，几易其稿，精心整理而成的。
周义信同志，1923年生于现文登市候家镇大时家村。1940年参加我文登县公安局武工队，曾于1942年正月11日与初克己、乔廷德三人深入虎穴，在文城击毙罪大恶极的汉奸毕七；营南惨案的当天晚上，他曾亲临现场目睹了惨景；对郑部当年的某些活动，也曾耳闻目睹过；并注意收集了一些关于郑维屏的史料。全国解放后，曾在文登县法院工作过，后任文登市税务局城关税务分局副局长。
该同志自90年离休后，被市政协聘请为文史员，便决心将郑维屏的资料整理出来，为社会和有关部门提供较有价值的史料。于是，从90年到94年期间，通过组织，他先后两次上烟台市公安局提阅郑维屏在押期间的档案资料，其中包括审讯记录、自述和旁证材料等；他还四次去威海找知情人进行采访；在本市区，他骑着摩托车，冒着严寒酷暑，已记不清采访过多少人次。凡郑维屏驻过的地方及与郑维屏有关方面的知情人，他都多次采访过。这对于一个年近古稀的老年人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但苦于自己文化根底浅，系统整理有因难，于是，他又主动请求市政协文史委老主任、调研员侯献春同志帮忙整理。二人紧密合作，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终于初稿告成。经进一步加工整理后，此稿在征求有关部门和部分老同志意见时，受到肯定与好评。
编者
一九九五年七月
资料来源：
《文登文史资料》第十辑 (1995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