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金烨欣
内容摘要：春秋战国之际，魏国继承并发展了晋国的青铜铸造技术，在金银错工艺上取得显著成就。魏都安邑、大梁的工官造作形制完备，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梁制”金银错，影响了周边的三晋故地，包括中山与韩、赵两国。河南辉县固围村墓群所出的“魏风式”金银错青铜器独具特色，运用点、线、面装饰手法的动物风格图像与南方“楚风式”金银错并行，影响持续到秦汉时代。中山国受魏国影响明显，河北平山墓群出土的暗纹陶及金银错器物和装饰手法也与魏国相似，暗示出它与魏的渊源，很有可能中山墓葬中的这些器物都是魏所生产的。相比之下，韩、赵两国的金银错青铜器出土相对少，且时代或早或晚，精美程度略逊于魏国。山西长治分水岭墓群发掘显示，虽墓规模不大，随葬品却异常精美，反映出墓主政治地位与随葬品之间的反差。进而认为，墓群族属可能是晋人后裔，而非韩人或赵人，即地理位置属于赵、韩，但墓属晋。本文通过对三晋故地出土金银错青铜器的观察，改变了以往学界对“所出即所属”的机械认识，很好地反映和体现了当时工艺互鉴与氏族迁徙的艺术性、复杂性和多样性。
关键词：梁制魏风 金银错青铜器 辉县固围村墓群 平山中山王墓 长治分水岭墓群
“三家分晋”之后，魏都安邑（今山西夏县）、大梁（今河南开封）的工官继承了晋国位于新田（今山西侯马）的青铜器铸造工坊和工官技术，是春秋晋系青铜铸造工艺的直接继承者，对赵、韩及中山、两周有着重要的影响。就金银错工艺来说，以上诸国有相同的渊源，当皆源于晋，然晋国既没，魏国首霸，开创了战国时代“梁制魏风”金银错青铜器之模式，其影响深远，至秦汉时代依然存续。
以往的研究过度强调了三晋作为中原华夏的身份，而对中山国的游牧民身份过于关注，并将中山的金银错器物归为富于草原风格因素的铸造，更多强调了中山作为游牧民族的身份，有以今度古之嫌。其实在当时并无严格的华夷之辨，上自周天子下至诸侯大夫、士民皆是如此，而是善者皆为我所用。可以说中山复国的前与后，受到了魏国的深远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出土金银错青铜器上的表现手法与工艺技术的相似，甚至在定都灵寿以及儒家学说在中山的盛行、铜器铭文的近似，皆与魏的占领期有关。此外，作为战利品或外交礼物而存在的金银错青铜器，也并非源自中山国的造作，而是具有魏风的遗产，属于战国中期魏国的铸造。而魏与中山的金银错器物制造工艺及艺术表现，更加趋同。
一、姬姓魏氏：河内地区高等级墓群的族属问题
战国时代列国的疆域一直处于变动之中，从春秋时代城野间的隙地，逐渐发展到区域性的统治，国之内的交通与行政已然成形，也为秦统一打通了区域内的阻碍。《汉书·地理志》言：“魏地，觜觿、参之分野也。其界自高陵以东，尽河东、河内，南有陈留及汝南之召陵、㶏彊、新汲、西华、长平，颍川之舞阳、郾、许、傿陵，河南之开封、中牟、阳武、酸枣、卷，皆魏分也。”〔1〕其主要的统治区域位于两端，西为河西与河东，东为河内与河南。可以说魏国的疆域类似哑铃，两头大而中间细。西面的河西与河东，旧都安邑位于晋都新田之南，又有盐池之利；东部为河内与河南，是魏惠王时代政策转向和努力经营的结果，新都大梁为诸多人工运河与水利设施所环绕。（图1）
图1 赵、魏、韩三晋与中山、二周金银错墓葬分布图 笔者制图
魏国为姬姓魏氏。《汉书·地理志》又称：
自唐叔十六世至献公，灭魏以封大夫毕万，灭耿以封大夫赵夙，及大夫韩武子食采于韩原，晋于是始大。至于文公，伯诸侯，尊周室，始有河内之土。吴札闻魏之歌，曰：“美哉沨沨乎！以德辅此，则明主也。”文公后十六世为韩、魏、赵所灭，三家皆自立为诸侯，是为三晋。赵与秦同祖，韩、赵皆姬姓也。自毕万后十世称侯，至孙称王，徙都大梁，故魏一号为梁，七世为秦所灭。〔2〕
本文所讨论的“河西、河东、河内、河南”皆为历史地理名称，就是《汉书·地理志》所说的战国晚期之前魏国疆域统治的地区。“河西”为黄河以西、北洛河以东的陕西中部地区，非春秋卫国之河西，而是魏文侯时代吴起攻占秦国的“河西地”所建立的西河郡，“河东”为黄河以东的山西中南部地区，“河内”为黄河以北的河南北部地区，“河南”为黄河以南的河南中部地区。本文主要讨论这个区域中出土的金银错青铜器墓葬和这些地方发现的几座墓葬反映的历史信息。
考古的发现具有偶然性，中山国灵寿故城遗址出土大量的金银错器物是幸运的，相对于魏都安邑、大梁的毁坏与被历代泥沙层层叠压来说，位于河南魏都核心区的墓葬已经很难寻觅，只能从其境内其他魏属墓葬中建立起比较的体系。
从目前的金银错墓葬分布来看，魏国的遗存在“三晋”中是最丰富的，主要分布在河东与河内两地，即山西西南部和河南北部，这与其统治的区域相符合。其中河东地区位于山西西南的汾河谷地与黄河几字形转弯的河曲之地，“南枕河曲，北涉汾水”〔3〕。河东为原晋国的核心区，“河东土地平易，有盐铁之饶，本唐尧所居，诗风唐、魏之国也”〔4〕。魏早期都城位于安邑（今山西夏县）；晚期都城位于大梁（今河南开封）。但在这两座都城周围却较少发现高等级大型墓葬，可能与王室陵墓埋葬异地，或是后来的破坏和黄河的泛滥淹没有关。
河东地区的金银错墓葬主要分布在黄河沿岸，从上游而下，依次为“皮氏”的河津九龙岗魏墓〔5〕、“汾阴”的万荣庙前魏墓〔6〕、“蒲阪”以东的永济薛家崖魏墓〔7〕、黄河以南则有“上洛”的洛南冀塬魏墓〔8〕、“焦”的三门峡上村岭魏墓〔9〕与后川魏墓〔10〕。河内地区原为殷及卫地，此区墓葬分布集中，在今河南辉县与卫辉附近有许多东周墓群，皆位于今河南新乡，地处太行山脉南麓之东南平原地带。河内地区东周墓葬，主要有“共”邑的辉县固围村魏王陵，以西的褚邱魏墓群和赵固魏墓群〔11〕，以东“汲”邑的山彪镇墓群。其中辉县琉璃阁、汲县山彪镇也是近代考古学的实践与诞生地之一，后因抗战而中断，新中国成立后再次发掘，出土有许多重要的金银错器物，今分藏海峡两岸。其中赵固区1号墓出土的金错青铜带钩（M1：131）和兽首形青铜车軏（M1：63）〔12〕、透空圆形青铜当卢（M1：157、28），皆带有春秋晚期的风格，与战国早期山西太原赵卿墓和长治分水岭墓群所出的变体夔龙纹青铜豆、舟一致，当是晋国工官的风格，只是未以金错工艺装饰，报告称赵固是战国晚期不确〔13〕。
辉县地属于魏国的“共”邑，李学勤认为此为魏王陵，有可能是魏惠王（前319年卒）或魏襄王（前296年卒）的陵墓，不过同时认为，共邑离魏都大梁较远，墓主问题值得再做进一步的研究。〔14〕河南新乡以北的辉县市，为战国时代魏国的王陵区，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载：“秦固有坏（怀）、茅、㓝（邢）丘，城垝津，以临河内，河内共，墓必危。”〔15〕《战国策·魏策》载：“夫存韩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大时已，通韩之上党于共、莫，使道已通，因而关之，出入者赋之，是魏重质韩以其上党也。”〔16〕裘锡圭指出所谓的“共莫”当为“共墓”，而共地属魏国，是今辉县的古地名，因王室陵墓在彼所以才能说动魏王。〔17〕自前361年魏惠王东迁大梁（今河南开封），至前225年为秦所灭，历6位君王，位于共地的魏陵区落入秦人之手，当在战国晚期中段以前。
辉县以东的卫辉市，古称“汲”邑，有著名的山彪镇墓群〔18〕。关于其年代和族属，王震认为：“琉璃阁墓地的年代从春秋晚期一直延续至战国中期早段，墓地国别属晋，当是晋卿魏氏的一处家族墓地，墓地及邻近区域可能是魏国贵族乃至魏王的集中埋葬地。”〔19〕笔者认为，汲县山彪镇位于今卫辉市以西，当为战国的“汲”邑之所在，而辉县琉璃阁位于辉县城东，为战国“共”邑。王震的观点基于战国早期，魏氏取代智氏而得其地，然汲县山彪镇墓群的时代上限是春秋晚期，控制此地的魏卿还有可能是之前的六卿范氏和其后的智氏。报告和简报都认为皆是魏墓群，然笔者认为也不排除早期墓葬是春秋晚期其他晋卿墓地的可能性。
因此对河内“共”“汲”墓群早期族属问题是值得再探讨的。周敬王二十三年（前497）范氏与中行氏在晋国东部独立，至周敬王二十八年（前492）战败离开，共计5年时间，但是还当算上之前共地及其周围归属范氏的时间。虽然琉璃阁为战国早期墓，排除范氏的可能性较大，但仍需考虑智氏的可能性。周元王元年（前475）智瑶继任赵鞅成为晋国执政，20年后于周贞定王十四年（前455）联合韩虎、魏驹进攻赵无恤，内战再次爆发。从前492年至前453年，河内的汲邑当在此前得自范氏，后归智氏所有。周贞定王十六年（前453）魏、赵、韩三家也是在晋阳战胜智氏后，对其原有采邑土地进行清算与瓜分，而河内的共、汲邑便由智氏归入了魏氏所有。
因此，河内地区辉县卫辉墓地的族属问题值得再做细分与讨论，尤其是战国早期的时代，需严格界定，本文以前475年为战国时代的开始。前453年魏氏取得智氏的河内之地后才有可能将其一族的墓葬安置于此，且至周显王八年（前361）魏惠王从安邑东迁大梁之前，魏国的统治中心皆在河东，魏文侯、魏武侯的墓葬很可能在河东旧都安邑附近。因此至少战国中期之前，此地成为魏王陵的可能性不大。
总之，原被认定为魏之河内墓群的族属，除了战国早中期魏氏的可能外，当不排除同为春秋晚期的范氏（前492年为下限）和战国早期的智氏（前453年为下限）的可能，尤其是辉县赵固区1号墓当在春秋战国之际，所出文物属于典型的晋系青铜器。
二、姬姓中山：王厝墓兆域图与魏青铜器铭文的近似
《汉书·地理志》言：“赵、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乱余民。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椎剽掘冢，作奸巧，多弄物，为倡优。女子弹弦跕硔，游媚富贵，遍诸侯之后宫。”〔20〕中山国是游牧民白狄鲜虞建立的国家，以往的研究多关注其游牧属性的一面，而忽略其华夏化的倾向。中山是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的一个“千乘之国”，为春秋时居于山西、河北的北方游牧民族狄人的一支——白狄所建立的华夏化国家，曾两次灭国，先灭于战国早期的魏国，后灭于战国中期的赵国。“中山”之名最早见于《左传·定公四年》，载：“晋荀寅求货于蔡侯，弗得。言于范献子曰：‘国家方危，诸侯方贰，将以袭敌，不亦难乎！水潦方降，疾疟方起，中山不服，弃盟取怨，无损于楚而失中山，不如辞蔡侯。吾自方城以来，楚未可以得志，祗取勤焉。’”杜预注言：“中山，鲜虞。”〔21〕《史记·赵世家》司马贞索引按：“中山，古鲜虞国，姬姓也。系本云中山武公居顾，桓公徙灵寿，为赵武灵王所灭，不言谁之子孙。徐广云西周桓公之子，亦无所据，盖未能得其实耳。”〔22〕《谷梁传·昭公十二年》疏载：“鲜虞，姬姓，白狄也。”〔23〕中山国为华夏化的游牧部落，其春秋时原为白狄，先称“鲜虞”后称“中山”，其国名的改变与其国都的迁徙有关。至于中山之名，《水经注·滱水》载：“水出中山城之西如北，城内有小山，在城西，侧而锐上，若委粟焉，疑即地道记所云望都县有委粟关也。俗以山在邑中，故亦谓之中山城；以城中有唐水，因复谓之为广唐城也。”〔24〕因模仿魏国祭天时的圜丘——“委粟山”，而得其名并模拟华夏诸国模式立国，甚至中山王族的姬姓也与周天子和晋、魏、韩之君同姓。
魏文侯率先在魏国推行“李悝变法”，后成为战国早期最强大的国家，于周威烈王十八年至二十年（公元前408—前406），魏国大军越过赵国，进攻中山国。后26年为魏占中山时期。前380年，中山乘机复国，虽然推翻了魏的统治，然并未摆脱魏的文化影响，在文字方面十分近似，如中山王厝青铜方壶〔25〕（XK：15）（图2-1）与战国中期魏惠王二十七年（前343）大梁司寇鼎〔26〕（图2-2）〔27〕，二者皆为刻铭，器表上的“铸”字相同，是对象形而繁的字体进行的简化，左侧为“金”右侧为“手”与“十”，这与西周金文传统有很大不同，体现了金文在战国时代的地方化倾向〔28〕。
图2-1 中山王厝青铜方壶（XK：15）之“铸”字 河北博物院藏
图2-2 战国魏惠王二十七年大梁司寇鼎之“铸”字 选自《殷周金文集成》第2卷，中华书局2015年版，器2609、2610
自中山武公初立国（前414），至中山王尚被赵所灭（前296），凡立国118年共六主，为武公、桓公、成公、王厝、王（上次下虫）、王尚〔29〕。其间有战国早期（前408）魏文侯派乐羊“十七年，伐中山，使子击守之，赵仓唐傅之”〔30〕进行统治，先后派太子击（魏武侯）、少子挚、尚为中山守，又用李克宽柔治中山，将华夏的魏国文化带入中山之地。中山桓公虽“不恤国政”而失国，但又乘魏国于四方争霸之机，于前380年驱逐魏势力而复国。国都也由之前的“顾”（今河北定州），迁都到“灵寿”（今河北平山，今灵寿之西）。历桓公复国、成公发展至王厝之时，已“与六国并称王”，为千乘之国，甚至在燕、齐斗争之时，夺取燕国的大片土地，进而先后与周边齐、燕、赵等万乘之国交恶。至王（上次下虫）时，国力衰弱，至赵武灵王二十年（前306）开始征伐中山，二十六年（前300）取得重大胜利，占领了中山大部分土地，至赵惠文王三年（前296）最终尽灭中山，迁中山王尚于其祖先兴起之地的“肤施”（今陕西省榆林市绥德县东南25公里）。复国后的中山世系，共有桓公、成公、王厝、王（上次下虫）、王尚，共计5位国君，前后历时85年。
中山国地处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相交错的位置，其地势西高东低，西侧为太行山脉，西南与赵国接界；其东北与燕国为邻，东南则与齐国相望。新都城位于今河北石家庄平山县三汲乡的战国中山国都灵寿城遗址。〔31〕东南距离石家庄35公里，东距灵寿县城12公里。其南有滹沱河水自西向东流经，城位于山之南、水以北的阳地。遗址西北有两座如阙东西并立，号为“东西陵山”。城内中部偏南分布有王陵区，这也与齐故城遗址、燕下都遗址内有墓葬分布一致，其中M6较为重要，可能为中山成公之墓。遗址西侧西陵山之南、滹沱河之北为另一处王陵区，有东西并置的两座覆斗形封土，西为中山王厝墓（M1）、东为哀后墓（M2）。早在1935年城址西南的七汲村南，发现有著名的“中山监罟囿、守丘者刻石”〔32〕，为早期的陵园守护设置，是西汉陵邑制度的先导。而其兆域的规划当是受到魏国的影响。1951年，郭宝钧参与发掘平原省战国墓群〔33〕，其中辉县固围村魏墓群由三座大墓构成，为此区最重要的金银错器物墓葬，早年被盗，后回土充填，再次发掘时已中心下陷，形成一个方形的坑。固围村魏王陵位于河南省辉县城东3公里，墓地位于村东部1公里处，相传为古“共”城遗址，称“上城”，实为利用自然环境加以改建的巨大陵园。宽广约有600米，东、北、南三面为断崖，中为高出地面约两米的台地，东西宽150米、南北宽135米，为利用原地表略微加以改造，形成“回”字形的陵园（图3-1）。一如汉初建未央宫，利用原有地形而加以规整，共有三座大墓东西并列，中间一座最大，南北宽27.5米、东西宽27.5米，呈方形。西边墓稍小，南北长18.8米、东西宽17.7米，呈略微的长方形。东边墓等级较西墓高，长宽皆19米。从叠压关系可知，建造这三座墓的先后为自西向东。编号自西向东排序，为一号西墓，二号中墓，三号东墓。除此三墓并列如中山王厝墓的陵园规划外，还存附葬墓两座编号4号墓和5号墓。另外在三座墓南约500米处，有毡匠屯大墓。《辉县发掘报告》第二编固围村区，依照地上柱础推测复原地表享堂建筑，为平面方形四角攒尖式顶，这与中山王厝墓的金银错兆域图青铜版〔34〕（GSH：29）的规划十分近似（图3-2）。能证明中山国金银错者，唯兆域图铜版，但其装饰风格迥异，只以铭文和金银的直曲线装饰。更重要的是，其上的铭文与著名的刻铭“中山三器”差异很大。所表现的布局图则与魏国位于共地的王陵布局十分相似。从墓园兆域的规划来看，以中为尊、两侧为辅、左右对称的布局与中山王厝墓园皆呈多墓并列格局，唯规模略小。
图3-1 河南辉县固围村魏王陵分布图
图3-2 金银错兆域图青铜版（GSH：29） 河北平山中山王厝墓出土 河北博物院藏
三、动物风格：源于草原风格的点线面装饰表现手法
1951年辉县固围村墓群出土的金银错器物，大部分为青铜车马器，如对车载伞盖的青铜盖弓帽（金华蚤）进行金银错装饰，见一号魏墓棺椁出土的银错青铜车伞盖弓帽（M1：24、46、142）〔35〕，二号魏墓椁室内西北靠壁出土的金错长圆锥形青铜盖弓帽（M2：128）〔36〕。金银错工艺装饰车载伞的盖弓帽，在列国中是较早的，其影响波及西汉对车载华盖装饰的重视。此外，还有辉县固围村一号魏墓南墓道木室出土的金银错龙纹青铜衡末〔37〕（M1：153-3）（图3-3）、金银错龙纹青铜车伞杠（车輨饰）〔38〕（M1：168、176），其上以细密的点装饰。这批出土文物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当为战国中晚期魏国王陵的随葬明器，为典型的“梁制魏风”金银错青铜器。
图3-3 金银错青铜衡末（M1：153-3） 河南辉县固围村一号魏墓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图3-4 金银错兽首青铜车軏（M1：165） 河南辉县固围村一号魏墓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其中金银错兽首青铜车軏〔39〕（M1：165）（图3-4）显得十分精美，出土于固围村一号墓南墓道口的木室东北角，头向北，出土位置值得关注，出于南墓道木室中，是位于北向墓道处排列，并非由内而外出，可能象征出行的行列。相对于真实车马器，这件车軏略小，兽首由口鼻至颈后管口长13.3厘米，上拱至耳间距8.3厘米，两耳尖间距9.2厘米，颈管直径4.7厘米、厚0.3厘米。属于专门用于随葬用的明器金银错，但模拟车饰车马器等比缩小。这种情况一如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封土西侧出土的两架青铜车马，也是等比缩小，在伞杠等局部车马器上使用了金银错工艺。
车軏为车辕前的青铜车器，往往呈兽首之状，位于车辕与车衡的交叉位置，軏为车辕之末端，考古报告称为“马头形”，其实当作兽首解更合适，其特征鲜明，大眼浓眉、阔鼻竖耳，以金银错工艺装饰有涡卷纹、菱形纹、鳞片纹等。侧视则兽首上曲，軏体中空，下为空銎，铁锭固定，接车辕木，末端有两钩，推测其为衔衡挂绳之用。以金银错工艺，呈现以绘画的视觉模式，如画眉眼、口鼻的表现，皆有其特点与风格，这是工官生产的特点所在。
观察这件车軏，无论是器物发枣红色的情况，还是其上的工艺技术、呈现方式，与中山王厝所出的器物在表现手法方面有一致性，可认为出于相近时期的相同的工官系统。推测很有可能是中山复国之时，占领魏国灵寿城时所获，其上的“十四祀”刻铭可能系后加。因此，这批金银错动物形器物与中山的族属无直接的关联，而是当时魏国的大梁工官对于晋系青铜器制造的继承。以动物作为装饰对象的风尚，不仅仅限于魏与中山，北部的赵国、燕国亦复如是，并非是中山所独有的特点。此外，灵寿城遗址所出的中小型墓葬的带钩与赵国、魏国所出者一致，当是同一工坊的制造。
时代与河南辉县固围村魏王陵相近的河北平山中山王厝墓，也出土有类似金银错兽形青铜车軏的动物形金银错青铜器，其中有著名的金银错四鹿四龙四凤青铜方案、银错鸟纹青铜双翼神兽，以及三件动物形的青铜屏风座。笔者认为有以下五点值得注意：其一，从功能角度考虑，为使得器物稳定而有意压低了器物的重心，显得四腿粗壮，抑或是重心后坐，加大其重而使得其上承托的屏风更为稳固。其二，造型以动物为主，有现实中动物的某些特点，但也有综合其他动物的某些特征，或许是在表现神话中的某类神兽，对动物造型器物的重视体现了游牧民族之后的特点，同时又融入了华夏神兽的某些因素。如犀形青铜屏风座〔40〕（DK：22），若以角来判断，似乎又与犀牛有异，最大的差异在于其额顶的大角。这或许与传说中的神兽有关。《尔雅·释兽》载：“麐（麟），麇身，牛尾，一角。”〔41〕麇为獐，偶蹄，牛尾，一角也与短尾弯垂、额上一角的形态相符。模拟麟的造像，在《礼记·礼运》中称：“何谓四灵？麟、凤、龟、龙，谓之四灵。故龙以为畜，故鱼鲔不淰；凤以为畜，故鸟不獝；麟以为畜，故兽不狘；龟以为畜，故人情不失。”〔42〕与传统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有异。麟作为想象的一种祥瑞动物而存在，更多地指向了儒者所宣扬的治世，这也与中山国善待儒者有一定的关系。其三，铭文内容一致，但两侧牛、犀为刻铭，中间虎噬鹿为铸铭，存在铸刻二者兼而有之的现象，体现了锋利工具发展而导致的铭文变化。其四，纹饰装饰方面点、线、面并用，点有细小的圆点与较大的空心圆点两类，线主要是涡卷线、弧线及平行线，面主要呈杏叶形及长圆弧形的鳞羽形。其五，4个屏风銎口的兽面装饰，报告称其为“山羊纹”，笔者认为或称为“兽面纹”更为妥恰，其所谓眉上方的“双角”可能为立起的耳朵边缘的绒毛，其表现手法一如两眼之上的双眉的处理。
从魏与中山金银错工艺表现的细节来看，使用了以点、线、面作为装饰的构成表现。这些工艺技术和表现手法，我们可以在中山王厝墓出土的金银错青铜器物上看到相同手法。
图4-1 金银错虎噬鹿带銎青铜屏风座（DK：23） 河北平山中山王厝墓出土 河北博物院藏
图4-2 金银错带銎牛形青铜屏风座（DK：24） 河北平山中山王厝墓出土 河北博物院藏
图4-3 金银错带銎犀形青铜屏风座（DK：22） 河北平山中山王厝墓出土 河北博物院藏
“点”的分布十分细密，可能表现的是对鳞片、羽毛甚至是兽的须毛的模拟表现。点的表现呈细密的金、银错小圆点，无论是辉县围固村兽形车軏鼻部的鳞纹内部，还是衡末、伞杠上龙身鳞片的表现，皆使用到了相同的工艺。这类不厌其烦的加工而成的小圆点，以银嵌入事先镂空好的槽内，甚至有些地方的银因脱落而呈现空置。相同的手法在金银错虎噬鹿带銎青铜屏风座〔43〕（DK：23）（图4-1）的虎身上得以呈现。而银易于氧化呈黑色的氧化银与枣红深色的青铜虎身近似，不是那么对比强烈，但经过仔细观察可以发现，也是以弧形如鱼鳞的纹饰表现，且布满全身，从虎的口部一直延续到弯卷的尾端，因是实用器体形较大而鳞纹内部加以圆圈、小圆点环绕其间。在金银错带銎牛形青铜屏风座〔44〕（DK：24）（图4-2）的双弧形牛角和尾部上端有相同的表现，因表现面积较小而舍去鳞纹中的圆圈，这与兽首车軏的表现一致。而在金银错带銎犀形青铜屏风座〔45〕（DK：22）（图4-3）的犀牛左右前蹄后的两胁处，也以银错小圆点装饰。此外在金银错四鹿四龙四凤青铜方案〔46〕（DK：33）（图5-3）的四凤脖颈处，以银错鳞纹，以金错圆点装饰，金银替换。
“线”是最为灵动而赋予自然形式的优美存在，可分涡卷纹的曲线、轮廓线和平行的直线，涡卷呈现出魏风金银错的装饰意味。如车衡末与车伞杠上龙纹的轮廓线，是勾勒出物象形象的线条，这也是中国绘画的特质。虽然不具备后世的轻重缓急、浓淡干湿的变化，但具有疏密刚柔的对比，这或许是受到材料的表现限制。而兽首车軏的平行线则分布在鼻梁、上颚嘴边及眼睛上部周围，似乎在模拟须眉（图3-3）。我们可以在金银错虎噬鹿带銎青铜屏风座（DK：23）的两个兽形空銎的眼睛上部看见这些平行的线条，而在虎的上颚部也同时存在（图4-1）。金银错带銎牛形青铜屏风座（DK：24）（图4-2）和金银错带銎犀形青铜屏风座（DK：22）（图4-3）在牛与犀的眼睛上部也同样使用了这一平行线性表现，在牛角的下部和犀角上也有这样的表现（图4-2、图4-3），而在金银错神兽青铜镇〔47〕（DK：37、38）（图5-1）的眼睛上部有同样的表现，项圈的长椭圆形内也用了平行线，这是在模拟驯养兽所佩戴的贝壳镶嵌环，将牺尊彩石或金泡凸起的表现平面化，并以平行线简化代之。可以说，这类表现是普遍存在的。银错鸟纹青铜双翼神兽（DK：35、36）〔48〕（XK：58、59）〔49〕（图5-2）、金银错四鹿四龙四凤青铜方案（DK：33）（图5-3），无论是兽、龙、凤，眼睛上部皆用此平行线表现，可见其有相同的表现传统。
图5-1 金银错神兽青铜镇（DK：37、38） 河北平山中山王厝墓出土 河北博物院藏
图5-2 银错鸟纹青铜双翼神兽（DK：35、36，XK：58、59） 河北平山中山王厝墓出土 河北博物院藏
图5-3 金银错四鹿四龙四凤青铜方案（DK：33） 河北平山中山王厝墓出土 河北博物院藏
“面”则以金银片大面积装饰，如金银错兽形青铜车軏（M1：165），以面积较大的金片装饰口部周围和眼睛上部及耳内，并以银片装饰眼白部分。而金银错虎噬鹿带銎青铜屏风座（DK：23），虎身上用大片的金错装饰，因金不会氧化依然保有如初的效果，呈现杏叶纹与传统悠久的“S”形虎斑纹，鹿身装饰金银相间的水滴形纹。
若以此确定战国中期魏国金银错“点、线、面”风格，那么许多流散海外的金银错器物便有了可依循的参照。如日本美秀博物馆藏的嵌琉璃金银错龟形青铜香炉（图6-1）、金银错兽纹漆器铜器盖（图6-2）、金银错手握龙形青铜带钩（图6-3）三件金银错器物，时代与国属当可以确定。
图6-1 嵌琉璃金银错龟形青铜香炉 日本美秀博物馆藏
图6-2 金银错兽纹漆器铜器盖 日本美秀博物馆藏
图6-3 金银错手握龙形青铜带钩 日本美秀博物馆藏
四、工艺互鉴：魏与中山拟金银错的暗纹黑陶明器
除了金银错青铜器的工艺趋同之外，在随葬的陶器方面也存在同样的情况，尤其是具有地方风格的黑色轧光的暗纹陶。
东周战国时代，魏国和中山国的暗纹黑陶为非常特殊的陪葬用明器。其烧成温度不高，胎质细腻，胎多为灰或灰褐色，表面黑色。在未干透的坯体表面用玛瑙等坚硬致密的工具砑光出花纹装饰，因而又被称为“暗花陶”“砑花陶”。器型多鼎、豆、壶、甗、盆、盘、尊等，纹饰以涡卷纹、锯齿纹、波折纹、弧弦纹为代表。集中出土于河北省平山县战国中期的中山王陵区内，如暗纹陶匜（DK：67）、暗纹陶鼎（XK：70）、暗纹陶甗（XK：88）（图7-1）、立鸟暗纹陶盆（XK：91）（图7-2）等，不仅出于王厝墓（M1）东西两库，在厝墓周围的六个小型妻妾陪葬墓中也都有出土，可见这种磨光压划成纹的黑陶作为随葬使用十分广泛。其表面用坚硬致密、圆润的工具轧光旋涡的云纹，这与金银错器物上的涡卷纹近乎一致。工艺间的相互启发，虽对象材质不同，有铜、有银、有金、有陶土，但相同的是其器表的轧光工艺，具有模拟金银错青铜器花纹的光泽感效果。
图7-1 暗纹陶甗（XK：88） 河北平山中山王厝墓出土 河北博物院藏
图7-2 立鸟暗纹陶盆（XK：91） 河北平山中山王厝墓出土 河北博物院藏
豫北辉县固围村墓地为战国时期魏国墓地，也出土有相同工艺的器物，如3号墓出土的暗纹黑陶盘（M3：33）、鸟柱盘（M3：35）、陶匜（M3：36）〔50〕，6号墓出土的暗纹黑陶陶豆（M6：36）〔51〕，有些纯黑无压花纹饰，水平不及中山。到西汉中期依然延续此风尚，如位于河北定州的西汉中山怀王刘修墓（M40），虽胎为灰陶，但外表上涂以黑漆，模拟出这一地域性传统。
笔者认为，暗纹黑陶从纹饰到表现效果都与当时盛行的金银错工艺的效果相通或相似，这些为陪葬而特意烧制的易碎黑陶，或许是在模拟贵重的金银错金属器物。如鸭形暗纹陶尊（XK：84、87）〔52〕（图7-3），王厝墓西库共出土两件，形制相同，为平底圆球形器身，仿鸭形的蹼形双足，也可起到大面积支撑的功效，前为鸭首形细长流，后以平板的扇形为鋬，模拟向上斜翘的鸭尾，盖顶有圆钮形捉手。周身均磨光，上压有波折纹与涡卷纹。鸭形尊的形制与宋代复古的金银错凫尊的造型极为近似，“凫”为野鸭，当皆模拟自鸭一类的禽鸟。
图7-3 鸭形暗纹陶尊（XK：84、87） 河北平山中山王厝墓出土 河北博物院藏
除了模仿学习隔代的图式来源以外，还有同期的相互影响与启发。如多作为陪葬器的暗纹陶，其表面纹饰就受到了铜器金银错的影响。不同的材质与不同的百工间的相互启发，无声的器物在此阐述了最明显的事实。
五、晋国既没：以分水岭金错器群看氏族迁徙
前475年为战国时代的开始，《史记》中六国年表便开始于是年。虽然韩、赵、魏三家，战胜并瓜分了智氏的土地，但在新田和绛的晋君依然存续，依旧是名义上的三家主君。在战国时代的开始之时，三家在器物制造和装饰上依旧沿用着晋国位于新田侯马工官的制造传统。位于山西太原金胜村的赵卿墓，因受到身份与等级限制而未随葬金错的青铜礼器。反倒是墓葬等级较低的长治分水岭墓地，却出土有许多金错铜礼器，这两座墓地出土的青铜豆，在造型与纹饰方面几乎一致，只是在嵌错物的选择上存在不同。
笔者结合两地考古出土与相应传世文献认为，位于山西东南长治城北的分水岭墓群，即晋之遗族墓地，其族属值得学界进一步探讨。在战国早期，金错器物无论是器形和纹饰都受到了春秋晚期晋国工官的强大影响，甚至在历史文献中，常常将魏、赵、韩三家称为“三晋”或“晋”。晋国虽已不存，然晋国工官的传统依旧在三家延续，工艺美术的发展不以政治权利的更替而发生过快的转变。就目前的材料来看，三晋在战国早期的地域性族属区别不算明显，有些出土器物甚至就是春秋晚期晋国工官生产的，具有明显的趋同性。目前简报和报告以及学界的争论，主要围绕晋东南长治分水岭墓群族属展开，有韩墓和赵墓二说。
（一）姬姓韩氏：考古材料既少且未完全刊布
《汉书·地理志》载：
韩地，角、亢、氐之分野也。韩分晋得南阳郡及颍川之父城、定陵、襄城、颍阳、颍阴、长社、阳翟、陕，东接汝南，西接弘农得新安、宜阳，皆韩分也。〔53〕
韩国为姬姓韩氏，是三晋中最为弱小者，其原都在汾河谷地的“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后南迁“宜阳”（今河南宜阳西），再迁“阳翟”（今河南禹州），最后趁魏国与齐、赵两国交战而灭郑国，并最后迁都“郑”，即位于河南郑州以南新郑市的韩郑故城遗址。“颍川、南阳，本夏禹之国。夏人上忠，其敝鄙朴。韩自武子后七世称侯，六世称王，五世而为秦所灭。秦既灭韩，徙天下不轨之民于南阳，故其俗夸奢，上气力，好商贾渔猎，藏匿难制御也。宛，西通武关，东受江、淮，一都之会也。”〔54〕
目前就金银错器物出土情况来看，前三座都城及其附近未有发现。只有在新郑西南的胡庄韩墓〔55〕和烈江坡韩墓〔56〕，有出土金、银错青铜带钩。其中胡庄墓地2号墓被认定为战国晚期晚段的韩王陵〔57〕，出土有银错青铜节约、金银错柄形器、金银错青铜漆案包角等，但考古报告未全部公布。就目前出土情况来看，出土器物不多，尚难以证明韩国金银错具有其自身典型特点，且新郑胡庄为战国晚期，与分水岭战国早期相比存在早晚的时间差。
（二）嬴姓赵氏：调料之豆的工艺材料的选择
《汉书·地理志》载：
赵地，昴、毕之分野。赵分晋，得赵国。北有信都、真定、常山、中山，又得涿郡之高阳、鄚、州乡；东有广平、巨鹿、清河、河间，又得渤海郡之东平舒、中邑、文安、束州、成平、章武，河以北也；南至浮水、繁阳、内黄、斥丘；西有太原、定襄、云中、五原、上党。上党，本韩之别郡也，远韩近赵，后卒降赵，皆赵分也。自赵夙后九世称侯，四世敬侯徙都邯郸，至曾孙武灵王称王，五世为秦所灭。〔58〕
赵国嬴姓赵氏，与秦国同祖。早期都城在北方的晋阳（今山西太原），后迁都中牟（今河南鹤壁），又迁都邯郸（今河北邯郸）。“邯郸北通燕、涿，南有郑、卫，漳、河之间一都会也。其土广俗杂，大率精急，高气势，轻为奸。”〔59〕战国晚期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后开始强大，东灭中山，西并娄烦、林胡。
就目前金银错出土墓葬分布情况来看，主要有晋阳和邯郸两地。河北南部地区出土者以赵国晚期都城邯郸为中心，目前发表的资料较少，主要出土金、银错青铜带钩和银错青铜镦〔60〕。邯郸百家村战国中期早段3号墓出土的金错中琵琶形尾钮式青铜带钩〔61〕（M3：70），纹饰为典型的晋国侯马风格，当是战国早期误埋入中期墓。在邯郸以北的邢台临城县中羊泉西村西战国中晚期赵墓群〔62〕，也皆出金银错青铜带钩，而未见随葬金银错容器。
山西中部的晋阳，可谓是赵国的龙兴之地，早在春秋晚期为晋国执政卿的赵简子（？—前475）赵鞅，便着重经营晋阳，而其归葬地很有可能便是位于太原西南金胜村的251号墓。赵卿墓的相对年代下限准确，而具有重要的意义。其墓葬时代，虽然报告定为春秋晚期，但给出的绝对时代已进入战国，因此，墓葬当在战国早期早段，器物的生产年代当在春秋晚期。出土的金银错器物并不丰富，只出土有金错短琵琶形尾钮式卷云纹铜带钩〔63〕（M251：385－1、385－2）（图8-1）2件、金错虎形拉伸式青铜饰〔64〕（M251：728－1、725－2、831－1、831－4、852、856）8件、金错虎形后坐式青铜饰〔65〕（M251：728－2、488－1、488－2、754）4件、金错虎形带銎蜷缩式青铜饰〔66〕（M251：443）1件，这里不包含传为盗掘而出的今藏上海博物馆的金银错兽形青铜盉。
图8-1 金错短琵琶形尾钮式卷云纹铜带钩（M251：385－1、2） 山西太原金胜村赵卿墓出土 山西博物院藏
笔者认为以下三点值得注意：其一，赵卿墓葬等级很高，车马坑阵容豪华气派，但并未出现金错工艺装饰的车马器，也未出现在武器铭文之上；其二，金错工艺只在服御用的带钩和小型的虎形饰上运用，出土青铜器中金错器所占的比例很小，显得十分珍贵稀有；其三，赵卿墓所出器物的造型与纹饰和战国早期长治分水岭墓地所出诸器存在许多相似之处，只是工艺运用选择的不同，且都只见金错而未见银错。
青铜礼器除了列鼎外，还有青铜豆。豆本为盛装不同种类腌渍酱菜和带汁肉酱的盛放之具，不过也有可能转用为承装谷物，如山西太原金胜村赵卿墓出土的4件嵌错粗虺纹青铜豆〔67〕（M251：576、574、575、577）（图8-2），其以暗红色矿物质作为嵌错材料，而非常见的金错，盖豆内残存有碳化的黍。还有2件细虺纹青铜豆〔68〕（M251：570、619、628、635）为铸纹，共计出土14件豆，或许与27件鼎配合使用替代了之前的簋或簠、盨的功能。此外，陶豆也作为三晋两周地区战国早中期时代随葬陶礼器而存在。〔69〕
图8-2 嵌错粗虺纹青铜豆（M251：576、574、575、577） 山西太原金胜村赵卿墓出土 山西博物院藏
从目前笔者收集的材料来看，共有4件金错青铜豆。前两件为收藏于山西博物院的青铜器，器形相同都为豆，但嵌错的材质不同，导致了两种不同的风格，赵卿墓无金错，而分水岭有金错，豆盖左上角之变体夔纹用金丝捶打成薄片，交接处有明显的细线扭转结构。另两件为1956年山西长治分水岭126号墓出土的金错变体夔纹带盖青铜豆〔70〕（M126：277）（图8-3）和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的一件金错变体夔纹青铜豆〔71〕（F1939.41a－b）（图8-4）的形制与纹饰几乎完全一致。弗利尔豆传为卢芹斋处购买，造型纹饰与分水岭豆相同。此外，上海博物馆藏有金错卷龙纹青铜豆〔72〕，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也藏有一件金错青铜豆（M.978：1，2－1928）。此两件豆纹饰不同，近口沿处有一周龙纹，暂不纳入讨论。
图8-3 金错变体夔纹带盖青铜豆（M126：277） 山西长治分水岭126号墓出土 山西博物院藏
图8-4 金错变体夔纹青铜豆（F1939.41a－b）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
笔者认为，前三件青铜豆中，赵卿墓青铜豆与山西长治分水岭金错青铜豆、弗利尔美术馆金错青铜豆，是相同器形的不同装饰手法，抑或是兼而用之并施一器。因此，战国时代青铜器表面的装饰工艺具有选择组配的可能性。嵌错凹槽纹样内的填充物加工形式可以自由改变，可以是金银或是嵌石或漆。选择、替换与综合运用不同工艺的权力，掌握在百工之手，也决定于赞助人之口。众多构建铜器表面装饰的元素，是有一种选择组配的关系在里面的。这种利用现成的多个部件，进行排列组合，以生产出大量看似不同却局部相同的实用器物，是应对各种不同且不断扩大的差异化需求，以及可以更好地提高生产效能的一种变通的方法。此外还可以满足不同的使用者对不同款式选择的可能，不至于生产的器物千篇一律。〔73〕
相同的器形与纹饰，采用不同的材料和工艺手法进行装饰。战国中期以来，青铜器的表面装饰技法已经十分丰富，并运用多种工艺手段综合装饰，甚至出现多种材质并用一器的现象，如战国红铜错彩石镶嵌几何纹豆，便使用了红铜、彩石两种不同的材质进行器表装饰。而1951年河南辉县固围村5号墓出土，今藏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鎏金嵌玉镶琉璃银带钩〔74〕（M5：9）（图8-5），作为魏国王陵的出土衣饰，则兼用了金、玉、银、铜、琉璃五种材质，在一小小的衣带之钩上倾注如此多的人力，综合多种材质与工艺技法，若出现在西周中后期和春秋早中期则是无法想象的。
图8-5 鎏金嵌玉镶琉璃银带钩（M5：9） 河南辉县固围村5号墓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作为对晚商铜礼器的一种“隔代回响”，其远远早于“唐宋八大家”在文学上所推崇的“古文运动”，也早于钱选与赵孟頫在绘画领域所推崇的“古意”。如同跳过南宋，而直接推崇承继唐、五代的绘画传统一样，战国时期的百工越过了西周而承继了商代的风格。而这种“隔代的继承”，应是当时百工通过留存下来的青铜宗庙祭器，或是按照新兴的统治阶级的要求而模拟制造的，另外途径或许还有很多。可以说这种间接性的习得，是对商代晚期器表材质装饰丰富和纹饰满密风格的继承。
既然百工们创立了如此丰富多彩的装饰手法，那么应如何选择，选择哪一种技术或者多种技术并用，成为摆在眼前的问题。这取决于赞助人的等级及实力。早期的金银错器物，是预先在青铜器上铸造好需要嵌入的凹槽，至于往里面嵌入什么材料，则是可供选择的。可以是红铜，也可以是金，抑或是嵌入大漆。这为工艺的视觉效果和选择的丰富性提供了可能。
六、迁处屯留：晋国既没后公族后裔的遗产
目前晋国族属的金银错墓葬，主要分布集中在晋都新田及曲沃附近。如侯马乔村墓群，历晋、魏、秦，以及新绛柳泉晋墓和闻喜邱家庄鸣条岗晋墓。此外还有晋东南长治的长子县牛家坡晋墓，河北南部邢台葛家庄战国早期晋墓等。
山西长治分水岭墓群的族属问题存在争论，还存在考古简报与考古报告相抵牾的情况，值得进一步探讨。因山西长治分水岭墓地是伴随着城市的建设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发掘的一批墓葬，在编写考古简报和材料信息的保存过程中有不规范与疏漏之处，以致出土文物混在一起，并分散收藏于诸家博物馆之中，给研究者和半个世纪后考古报告的编写者带来了不小的麻烦。此外简报并未全部公布文物编号信息，以及缺失长方形铜板金错云纹铜钮的图像，较为可惜。笔者以分水岭墓群与山西太原赵卿墓的墓葬规格和金银错器物等级角度进行讨论，并对比山西运城晋都新田上马墓地出土的器物群，再结合传世文献与历史地理，认为山西长治分水岭墓地为晋国既没后的晋族之墓，所葬者当为晋族之后。
山西长治城位于山西省东南的长治市，地处太行山西麓的晋东南，潞安盆地内，自古以来为中原通往山西黄土高原的重要交通要道，为战国“上党”，韩、赵、魏三国势力的交错地区。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三家分晋”至秦昭襄王四十五年（前262），地属韩、赵、晋三族势力，后皆并入韩国的上党郡，并曾经设置为“别都”。前262年秦伐韩上党，并通过拿下上党而阻断韩国河南属地与河东属地的沟通联系。而失去上党，韩国的河东则成为飞地，难以保全。韩上党守冯亭（？—前260）以“远韩而近赵”，韩不能守上党为由降赵，引出了历史上著名的“长平之战”与“窃符救赵”等一系列著名战役及典故。
长治城北城墙外的台地称为“分水岭”，高出地面10米左右，东西约2公里、南北约0.75公里，面积30余万平方米，原为春秋战国间的分水岭墓群〔75〕，现为长治市潞州区城北的八一广场和太行公园（图9-1）。新中国成立前古墓层叠，因临近城墙、人口稠密不利盗墓，因此大部分墓葬并未盗掘，基本为竖穴土坑木椁墓，少数为土坑墓。墓室设计运用了积石防盗的方式，但因墓内木质椁室和支架腐朽导致墓内坍塌，使得很多文物被积石砸碎变形或发生位移。墓葬大、中、小皆有分布，左右相并列的多为大型墓，金错青铜器多出其中，而许多中小型墓葬出土有金错带钩和以盛肉、饭、酒的鼎、豆、壶等陶礼器，但可惜未能及时整理，惜付阙如。
图9-1 山西长治分水岭墓群与出土金银错墓葬分布图 笔者制图
山西长治分水岭墓群经过数次发掘，又可划分为四个阶段。其中较大规模的有两次，分别为1955年和1959年。第一阶段为1953年至1955年的发掘，是为了配合当时基本建设而发掘此墓区。从1954年冬至1955年春夏之交，对分水岭台地西段进行两次发掘，共发掘12座墓葬，编号M6－M16。〔76〕其中M13、M16、M17出有五铢钱，应属西汉中期以后的汉墓，其余皆为战国墓，但也有早晚的区别。墓葬分布密集，全为仰身直肢葬，出土有大量金错器物。其中M12出土有金错青铜两件，M14出土有金错长铤青铜镞12件。〔77〕第二阶段为1959年10月至1961年年底，〔78〕其中M35为战国中期墓。第三阶段为1963年3月至1965年年底，其中于1965年5月发掘清理的M126，出土有较多的金错器物。〔79〕第四阶段为1966年4月至1973年底，主要发现了春秋中期的墓葬M269和M270，并未出土金错器物。
山西长治分水岭战国墓1955年所进行的第二次发掘，墓葬中金银错器物都出土于大型墓葬中，在中型小型墓中并未发现，可见其使用和拥有者的地位是较高的。〔80〕结合两次发掘从出土金银错青铜器的墓葬分布可知，M26（无）与M14（1955），M25与M12（1955），M35与M36（无）都是大型并列的墓葬。报告的作者边成修等敏锐地发觉，其可能是夫妇关系的东西并置的墓〔81〕，这种并列关系在1974年至1978年发掘的中山王厝墓（M1）与哀后墓（M2）及金银错青铜兆域图铜版的出土后得以印证。其中M26、M36未见兵器与金银错器物，推测可能为女性墓主（红色表示）（图9-2）。M25虽无出土兵器，但出土有金银错带钩1件，而作为服御用器似乎男女皆可佩戴。而在M35、M14（1955）都出土有专供弋射用的金错青铜镞，M53所出金错鉣泡马具和金错青铜剑，M12（1955）出土有2件酒具金错青铜，从埋藏酒器、兵器和马具及狩猎用箭镞的考虑，很有可能埋葬的是男性墓主（蓝色表示）（图9-2）。从金银错的有无可以推知，男性墓葬要比女性墓葬埋藏更多的金银错器物，这是由与性别相关使用器物的功能而加以区分的，并非是男性等级与地位高于女性，三晋与中山国还有秦和晋，早期都有大量与戎狄通婚的记载，女性地位较高。从中山王厝和哀后墓并置东西的封土和墓葬的大小体量得知，当时并未形成西汉帝后陵中以东为尊、男西女东、男右女左的那种尊卑关系。
图9-2 西长治分水岭东周墓地墓葬分布总平面图（蓝色男性，红色女性，黄色为M126） 笔者制图
目前学界对山西长治分水岭东周墓地的族属存在争议。发掘简报认为是韩墓，而发掘报告则认为是赵墓，将分水岭东周墓分为五期，第一期为春秋中期墓葬（M269、M270），第二期为战国早期（M12、M14、M25、M26、M53、M84、M126），第三期为战国中期（M35），并认为，战国以前为晋文化地方类型，战国以降为典型的赵文化，后来尽管有韩人活动，但就其文化面貌来说，并不会有变化〔82〕。而历年发表的考古简报和2004年12月编订的《中国考古学·两周卷》“第八章 东周时期中原地区的墓葬”，皆认为长治分水岭墓地为韩国贵族墓地。〔83〕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李夏廷和李建生也认为分水岭墓地是连续使用无间断的三晋韩氏墓地。
虽然赵国和韩国分别将分水岭这片土地纳入其统治的势力范围，那么生死于斯的家族和其所葬的墓群族属到底是韩墓还是赵墓呢？笔者认为还有第三种可能，即晋墓。从传世的历史文献来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魏、赵、韩三家大夫，被周天子封为诸侯之后，晋国虽分，然并未立即灭亡，而是又存续了54年（前403—前349）之久。周烈王七年（前369），韩、赵乘着魏武侯薨，魏罃与魏缓争位之时，将只有绛都和曲沃二邑的晋桓公迁于赵之屯留（今山西长治市西北的屯留区）。周显王八年（前361）魏惠王伐赵，取皮牢，并以榆次、阳邑、繁阳换取赵国的泫氏与中牟，并于同年从安邑东迁大梁，因此长治所在的山西东南的上党盆地内为赵、魏、韩三家势力的交汇之所，因而有韩、赵的族属之争。至周显王十年（前359），韩、赵又迁晋桓公于韩之端氏（今山西晋城市沁水县东北），晋迁端氏（前359—前349）前后共十年。次年韩伐赵，取涅、长子（今长治市西南的长子县）。直到周显王二十年（前349），韩、赵夺晋端氏，韩（姬）玘弑晋静公，晋国彻底灭亡。而《史记》“卷三十九 晋世家第九”：“静公二年（前376），魏武侯、韩哀侯、赵敬侯灭晋后而三分其地。静公迁为家人，晋绝不祀。”〔84〕又，《史记》“卷四十三 赵世家第十三”记述：“（赵）肃侯元年（前349）夺晋君端氏，徙处（晋君）屯留。”〔85〕可见虽晋国被灭，废为庶人，家族被迁，但财富和地位依然存续，后又被安置回了之前居留十年（前369—前359）之久的屯留。至周显王二十一年（前348）韩国设置上党郡，而晋人居屯留之地就在之后韩所设立的上党郡范围之内。其时间有两段，分别为从绛都迁至屯留的十年（前369—前359）和从端氏徙处屯留的前349年及以后。历史资料虽然缺载上党盆地中，战国早期的韩、赵两国的势力家族，但却记述有晋人的两次被迁与安置。至汉兴，此地依然为晋公族的生活之地。《汉书·地理志》载：“太原、上党又多晋公族子孙，以诈力相倾，矜夸功名，报仇过直，嫁取送死奢靡。汉兴，号为难治，常择严猛之将，或任杀伐为威。父兄被诛，子弟怨愤，至告讦刺史二千石，或报杀其亲属。”〔86〕上党的晋公族子孙号为难治，当有相当的数量与势力，才能与中央指派的官吏相抗衡。
从分水岭出土的金银错器物来看，器形与纹饰皆与晋国工官系统一致，很有可能是随晋国灭亡后，晋氏族的被迫迁徙而带至并埋葬于此地，具有较早的春秋晚期风格倾向。除了本文上述的弋射用带钩和金错豆之外，还出土有舟。
舟又称。关于舟的分类与功用恐并非如朱凤瀚所说是量器〔87〕，而是饮酒器。齐临淄故城所出的青铜舟，中有透空的隔断，当为滤酒之用。〔88〕分水岭墓群出土有三件，为12号墓出土的金错椭圆形卷叶纹青铜舟〔89〕（M12：15）（图10-1）、金错椭圆形青铜舟〔90〕（M12：？）。126号墓出土的金错变体夔龙纹青铜舟〔91〕（M126：240）（图10-2）。此外，海外收藏中大英博物馆藏有一件金错夔龙纹青铜舟（1936, 1118.41）（图10-3），纹饰为典型侯马的模印龙纹。在海外藏品中，日本美秀博物馆藏有两件一对绿松石镶嵌金错卷叶纹鸟形足青铜舟〔91〕（图10-4），购自英国伦敦埃斯肯纳齐行，其椭圆形圈足下有四鸟足承托舟身。从这些舟的纹饰来看，具有逐步简化的过程，从春秋晋国铸造的夔龙纹，逐渐变成较为抽象的变体夔龙纹，再到最后如卷叶纹，是图案的逐渐简化与平面化的过程。可以说与山西太原赵卿墓出土的那四件嵌错粗虺纹青铜豆〔92〕（M251：M576、M574、M575、M577）（图8-2）有一个共同的源流，即晋系青铜器的传统。且皆用高等级的金错工艺，而赵墓者皆为铸纹，并未填嵌。报告撰写者也发现了此纹饰常见于春秋末战国初“错金银铜豆”，并认为这四件带盖的青铜豆是专门用于殉葬的，未完成“错金”工艺，仅在粗条花纹中填以黑褐色的涂料。〔93〕报告撰写者的观察是敏锐的，但笔者并不同意其是作为殉葬而专门制造的明器，当是实用器，此外这类造型与纹饰的青铜豆目前皆为金错，未见银错者。至于其内填嵌的黑褐色涂料为何物，推测可能是大漆。就材质来看，金与漆的价值显然不同，凝结在器物表面的工艺与人工成本也不同，显然分水岭墓地的这批粗虺纹青铜豆或舟，要比赵卿墓规格等级高很多，而形成反差的是分水岭墓地等级却远远低于赵卿墓，无论是随葬青铜礼器的数量，还是车马坑的规模都是无法比拟的，这种矛盾与冲突，当与春秋战国之际新旧贵族的沉浮有关，许多青铜器也由诸侯之器变为大夫之器，这尤其在赵、魏、韩三晋故地尤其明显。
图10-1 金错椭圆形卷叶纹青铜舟（M12：15） 山西长治分水岭12号墓出土 山西博物院藏
图10-2 金错变体夔纹青铜舟（M126：240） 山西长治分水岭126号墓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图10-3 金错龙纹青铜舟（1936,1118.41） 英国大英博物馆藏
图10-4 彩石镶嵌金错卷叶纹鸟形足青铜舟 日本美秀博物馆藏
因此笔者认为，分水岭墓群中埋藏的高等级金银错器物，并非出自本地所产，而是从晋都所携而来。分水岭墓地时段大致为战国早期至中期早段，也与晋国覆灭前两度迁徙屯留及其后晋族继续在屯留生活的时代相一致。此外，地域也十分相近，如今的屯留县并非当时的屯留城，还要更加靠南一些（图1），即与长治更近一些，那么长治城外的分水岭墓群十分可能是晋族后人的墓葬。长治城北分水岭墓地西南的长子牛家坡墓群，为春秋晚期晋墓，出土有金错短琵琶形尾钮式兽纹青铜残带钩〔94〕（M7：44、45）两件，山西太原赵卿墓也出土有金错短琵琶形尾钮式卷云纹铜带钩〔95〕（M251：385－1、385－2）两件。而长治后为韩所控制之地，只出土金错带钩，未见金错青铜礼器，或当为治理此地的邑大夫。
笔者发现，分水岭墓群出土皆为金错器，并无一银错器者，这反映出在战国早期，可能并不流行以银作为青铜或铁的器表装饰材料，至少在许多战国早期墓中皆无银错者。此外，车马器随葬的现象在M126墓也有出现，这与1955年所发现的同地两座（M12、M14）战国早期墓近似，无论墓葬形式结构，还是随葬器物器形与纹饰都较为接近，从而推测当为战国早期。从出土的大量车马器及兵器可推测墓主应该也是男性。散布于椁室内的青铜车马器，从形制来看，继承了许多春秋晚期的风格，如圆形镂空的当卢（M126：513、357）〔96〕，但未见金银错车马器的出现，也未见带有金错铭文的兵器出现，这与赵卿墓的情况是一致的。或许在当时的晋国都城新田工官作坊中，生产较多的是金银错的容器及服御器，其中金错青铜舟（）、金错带盖青铜豆、金错青铜带钩出土较多，多表现器物之上的纹样，其纹样来源于春秋晚期盛行的青铜纹样的简化，将原本富于凹凸感、带有浅浮雕效果的模印纹样进行简化与平面化，如从龙纹逐渐演化而来的变体夔纹。二方连续式纹样盛行对角勾连纹，其条带状的分布装饰与春秋中期以来兴起的捺印纹饰的方法有着密切的关联。这些器物的出现，都指向了来自于晋国的青铜工坊，或与晋国公室迁徙屯留有关。一棺一椁的墓葬等级规格不高和过高等级的随葬品等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随葬器物多带有春秋晚期晋系工官风格传统。从历史地图疆域的推延来看，此地虽然是韩、赵二国的势力范围，但离魏国也不算太远，因此是三国交界的前线，三晋交通之要地，史籍未载世代居于此地的韩、赵、魏三国的豪门大族，而推断此地极有可能是被二度迁徙安置于此的晋国后裔墓群。分水岭墓群葬具大部分为一棺一椁，葬式相近皆头北足南，器物也多有相似的同质性，兴盛的时段相对集中于战国早期，至中期早段开始沉寂。这些都指向了分水岭墓群可能是晋墓而非韩墓与赵墓。
小结
魏继承了晋位于新田的青铜铸造工坊和工官技术的同时，进行进一步的拓展与创新，将盘丝填嵌、金银片嵌等新技术推向金银错的第一个高峰，并率先变法图强，成为战国早期首霸。魏都安邑、大梁的工官造作形制完备，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魏风式”金银错。魏位于河内地区的高等级墓群在春秋战国之交，其族属当不排除是范氏与智氏的可能；对赵、韩、中山有其深远影响，开创了魏风式金银错青铜器风格，与楚风并行，至秦汉时代依然存续。姬姓中山受魏影响深远，从王厝墓出土的金银错兆域与中山方壶青铜铭文的近似上新体铭文，再到魏与中山金银错点线面装饰表现手法，皆有一致性。两国特有随葬的暗纹黑陶，是魏与中山模拟金银错的陶明器。至少在金银错器物的出土情况来看，魏与中山存在趋同性，很有可能中山墓葬中的这些器物都是魏国所生产的。
战国时代韩、赵两国出土金银错青铜器的高等级墓葬相对较少，且年代或偏早或偏晚，有些信息尚未完全刊布，器物精美程度也不及魏国。三家分晋而晋君、晋族依然存续，且被安置三度迁都往来于长子、屯留两地。山西东南长治分水岭墓地埋葬集中，时间跨度集中于战国早期，无论大墓还是中小墓，大部分为一棺一椁，反映出政治地位不高，出土皆为金错器，并无一银错者，但出土的器物却较山西太原金胜村赵卿墓不相上下，甚至还略高，从调料之豆的填嵌工艺材质的选择上便可看出。较低的墓葬规格与超规格的随葬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笔者认同考古报告的分期，然族属存异。进而认为，长治分水岭战国早期墓群，既非韩墓亦非赵墓，而为迁徙于此的晋人后裔之墓群，地属赵、韩，而墓为晋氏。
注释：
〔1〕〔2〕〔4〕〔20〕〔53〕〔54〕〔58〕〔85〕［东汉］班固撰，[唐] 颜师古注，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汉书》“卷二十八下 地理志第八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46—1647页，第1650—1651页，第1648页，第1655页，第1651页，第1654页，第1655页，第1656页。
〔3〕[南宋] 王应麟著，王京州、江合友点校《诗地理考》“卷第六 魏 南枕河曲，北涉汾水”，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62页。
〔5〕张希舜主编《山西文物馆藏珍品·青铜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9页。
〔6〕杨富斗《山西万荣庙前村东周墓地调查发掘简讯》，《考古》1963年第5期。
〔7〕畅文斋《山西永济县薛家崖发现的一批铜器》，《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8期。
〔8〕张懋镕、张小兵《陕西洛南冀塬一号战国墓》，《文物》2001年第9期。
〔9〕河南省博物馆《河南三门峡市上村岭出土的几件战国铜器》，《文物》1976年第3期。
〔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田野考古报告集考古学专刊丁种第四十二号·陕县东周秦汉墓（黄河水库考古报告之五）》，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11〕〔12〕〔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田野考古报告集第一号·辉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图一三九）第118—119页，第145页。
〔14〕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修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4页。
〔15〕〔16〕何建章注《战国策注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332页，第909页。
〔17〕裘锡圭《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92—93页。
〔18〕郭宝钧著《考古学专刊乙种第十一号·山彪镇与琉璃阁》，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19〕王震《辉县琉璃阁墓地的年代及性质新论》，《考古》2019年第11期。
〔21〕[宋] 吕本中撰，韩酉山辑校《吕本中全集·春秋集解》“卷二十七 定公·四年”，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839页。
〔22〕《史记》“卷四十三 赵世家第十三”，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797页。
〔23〕童书业著，童教英辑校《春秋史料集》“世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67页。
〔24〕[北魏] 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十一 滱水”，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86页。
〔25〕〔31〕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著《战国中山国灵寿城——1975—1993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5年版，第118页、第120页、第370—383页，第5页。
〔26〕今存两件战国中期魏惠王二十七年（前343）大梁司寇鼎，一藏上海博物馆，一藏旅顺博物馆。前者大，为潘祖荫旧藏；后者小，原为李璋煜、王锡棨、吴大澂的旧藏。
〔27〕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 第二册），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319页、第1658页。
〔28〕容庚编著《金文编》，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11页。
〔29〕薛惠引《中山国王世系》，《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第2期。
〔30〕《史记》“卷四十四 魏世家第十四”，第1838页。
〔32〕刻于大块的河卵石上，长90厘米、宽50厘米、厚40厘米，上有铭文两行19字，字体为战国晚期的三晋字体，其词曰：“监罟囿臣公乘得，守丘其旧将曼，敢谒后俶贤者。”笔者推测可能为中山亡国后的中山旧臣宿将为守护故国山陵而立。
〔33〕平原省，省会新乡，新中国成立早期设立，管辖包括黄河以北的河南北部地区和山东西南部，今新乡博物馆又称平原博物院，以收藏青铜器著称。
〔34〕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省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1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厝墓——战国中山国国王之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第104—110页。
〔35〕〔3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田野考古报告集第一号·辉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图九十，3；图版四九，11）第76页、第77页，（图版陆陆，3；图一一〇，3）第93页。
〔37〕〔3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田野考古报告集第一号·辉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图版五一，3；图九五，1）第79页，（M1：168：图版五二，2；图九七，2；M1：176：图版五二，1）；吕章申主编《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7—第148页。
〔3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田野考古报告集第一号·辉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图版五〇）第78页；金维诺总主编，孙华本卷主编《中国美术全集·青铜器》（第三卷），黄山书社2010年版，第692页；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美术全集 23》“雕塑编1 原始社会至战国”，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图一六〇）第50页；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李学勤本卷主编《中国美术全集 40》“工艺美术编5·青铜器（下）”，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年版，（图一二二）第44页；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青铜器全集 8》“东周2”，文物出版社1995年版，（图一九一）第54页。
〔40〕金维诺总主编，孙华本卷主编《中国美术全集·青铜器》（第三册），黄山书社2010年版，第709页；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美术全集 23》“雕塑编1 原始社会至战国”，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图一六三）第51页；王素芳、石永士编著《燕赵文化系列·中山国探秘》，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84页；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青铜器全集 9》“东周3”，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图一七三）第60页；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厝墓——战国中山国国王之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图一一三、一八一，5、6；彩版三四，1；图版一九八）第261页、第264—265页；文物出版社编《中国考古文物之美（6）·战国鲜虞陵墓奇珍——河北平山中山国王墓》，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第46页；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李学勤本卷主编《中国美术全集 40》“工艺美术编5”，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年版，（图一〇七）第39页。
〔41〕[清] 郝懿行著，吴庆峰、张金霞、丛培卿、王其和点校《尔雅义疏》“下之六 释兽弟十八·寓属”，齐鲁书社2010年版，第3751页。
〔42〕[东汉] 郑玄注，王锷点校《礼记注》“卷第七 礼运第九”，中华书局2021年版，第304页。
〔43〕金维诺总主编，孙华本卷主编《中国美术全集·青铜器》（第三册），黄山书社2010年版，第708页；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美术全集 23》“雕塑编1 原始社会至战国”，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图一六五）第52页；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青铜器全集 9》“东周3”，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图一七二）第60页；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厝墓——战国中山国国王之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图一一二，A. B. C、一八一，1、2；彩板三二、三三；图版一九七，1、2）第261页；文物出版社编《中国考古文物之美（6）·战国鲜虞陵墓奇珍——河北平山中山国王墓》，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第43页；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李学勤本卷主编《中国美术全集 40》“工艺美术编5·青铜器（下）”，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年版，（图一〇五、一〇六）第38页。
〔44〕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美术全集 23》“雕塑编1 原始社会至战国”，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图一六四）第51页；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青铜器全集 9》“东周3”，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图一七四）第61页；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厝墓——战国中山国国王之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图一一四A、B，一八一，3、4；彩版三四，2；图版一九九）第264页、第266—267页。
〔45〕王素芳、石永士编著《燕赵文化系列·中山国探秘》，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84页；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青铜器全集 9》“东周3”，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图一七三）第60页；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厝墓——战国中山国国王之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图一一三、一八一，5、6；彩版三四，1；图版一九八）第261页、第264—265页；文物出版社编《中国考古文物之美（6）·战国鲜虞陵墓奇珍——河北平山中山国王墓》，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第46页；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李学勤本卷主编《中国美术全集 40》“工艺美术编5·青铜器（下）”，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年版，（图一〇七）第39页。
〔46〕国家文物局、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编《奇迹天工——中国古代发明创造文物展》，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第160页；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美术全集 23》“雕塑编1 原始社会至战国”，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图一六九）第53页；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青铜器全集 9》“东周3”，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图一六五—一六七）第58页；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厝墓——战国中山国国王之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图四九，A. B. C；彩版一四；图版九一、九二）第137—141页；文物出版社编《中国考古文物之美（6）·《战国鲜虞陵墓奇珍——河北平山中山国王墓》，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第51—56页；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李学勤本卷主编《中国美术全集 40》“工艺美术编5·青铜器（下）”，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年版，（图九九）第35页。
〔47〕河北博物院编《战国雄风——古中山国》，文物出版社2014年版，第196—197页；金维诺总主编，孙华本卷主编《中国美术全集·青铜器》（第三卷），黄山书社2010年版，第708页；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美术全集 23》“雕塑编1 原始社会至战国”，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2版，（图一六六）第52页；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青铜器全集 9》“东周3”，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图一七〇）第59页；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厝墓——战国中山国国王之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图五〇；彩版一五，1；图版九三）第138—139页、第142页；文物出版社编“中国考古文物之美（6）·战国鲜虞陵墓奇珍——河北平山中山国王墓》，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第47页；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李学勤本卷主编《中国美术全集 40》“工艺美术编5·青铜器（下）”，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年版，（图一〇八）第39页。
〔48〕国家文物局、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编《奇迹天工——中国古代发明创造文物展》，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第159页；王素芳、石永士编著《燕赵文化系列·中山国探秘》，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9页；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厝墓——战国中山国国王之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DK：35：图一七一，3、4；彩版一六，1；图版九四，1。DK：36：图一七一，5、6；图版九四，2）第139—141页；文物出版社编《中国考古文物之美（6）·战国鲜虞陵墓奇珍——河北平山中山国王墓》，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
〔49〕金维诺总主编，孙华本卷主编《中国美术全集·青铜器》（第三册），黄山书社2010年版，第708页；国家文物局、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编《奇迹天工——中国古代发明创造文物展》，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第159页；王素芳、石永士编著《燕赵文化系列·中山国探秘》，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9页；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厝墓——战国中山国国王之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XK：58：图五一、一七二，1、2；彩版一六，2；图版九五，1。XK：59：图一七二，3、4；图版九五，2）第143页；文物出版编《中国考古文物之美（6）·战国鲜虞陵墓奇珍——河北平山中山国王墓》，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第50页。
〔50〕〔5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田野考古报告集第一号·辉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图版七一，2；图一二〇）第102页，（图版七七，3；图一三〇）第107—108页。
〔52〕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厝墓——战国中山国国王之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图六一，3；图版一一五，2）第159—161页。
〔55〕河南省文物局编《河南省南水北调工程考古发掘出土文物集萃》（一），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第178—179页。
〔56〕刘炜、段国强主编《国宝·青铜器》，山东美术出版社2012年版，第262页；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李学勤本卷主编《中国美术全集 40》“工艺美术编 5 青铜器（下）”，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年版，（图一二五）第45页；河南省博物馆编《河南省博物馆》（7卷），株式会社讲谈社、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52页、第180页。
〔57〕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新郑胡庄韩王陵考古发现概述》，《华夏考古》2009年第3期。
〔59〕邯郸市文物研究所编《邯郸文物精华》，文物出版社2005年版，第202—208页。
〔60〕河北省文化局文化工作队《河北邯郸百家村战国墓》，《考古》1962年第12期。
〔61〕临城县文化局《河北临城县中羊泉东周墓》，《考古》1990年第8期。
〔62〕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陶正刚、侯毅、渠川福编著《太原晋国赵卿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图六八，11；图版八九，6）第130页、第131页；文物出版社编《中国考古文物之美（4）·春秋晋国青铜宝藏——山西太原赵卿墓》，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第48页；张希舜主编《山西文物馆藏珍品·青铜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1页。
〔63〕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陶正刚、侯毅、渠川福编著《太原晋国赵卿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图六九，1；图版九〇，2）第131、132页；文物出版社编《中国考古文物之美（4）·春秋晋国青铜宝藏——山西太原赵卿墓》，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第139页。
〔64〕〔65〕〔66〕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陶正刚、侯毅、渠川福编著《太原晋国赵卿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M251：728－2：图六九，2；图版九〇，3。M251：488－1：图六九，3；图版九〇，5。M251：754：图版九〇，4）第131页，第132页，（图一八；图版三〇）第38页、第40页，（图一七；图版二九）第34页、第36页、第38—39页。
〔67〕刘兴林编著《战国秦汉考古》，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2页。
〔68〕金维诺总主编，孙华本卷主编《中国美术全集·青铜器》（第三册），黄山书社2010年版，第622页；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博物院、长治市博物馆，韩炳华、李勇编著《长治分水岭东周墓地》，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图一〇四 C，3；彩版一五，1、2；图版一三三，3）第301页；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青铜器全集 8》“东周2”，文物出版社1995年版，（图一三五）第37页；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李学勤本卷主编《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5》“青铜器（下）”，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年版，（图五九）第21页； 边成修《山西长治分水岭126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4期。
〔69〕陈梦家编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陈梦家著作集·美国所藏中国青铜器集录》（上卷，订补本），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652页。
〔70〕陈佩芬著《夏商周青铜器研究》（全套6册，东周编上、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313页；上海博物馆编《中国の博物馆 第8巻·上海博物馆》，株式会社讲谈社、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第187頁。
〔71〕这种生产制造可供选择的多套的设计理念，在20世纪初的德国，以工业化批量生产的组合得以实现，这就是“德意志制造联盟”（Deutscher Werkbund），彼得·贝伦斯（Peter Behrens，1868—1940）设计的电热水壶（其被称为“德国现代设计之父”），通过对电水壶外形的不同部件的组配，设计出多款壶身，再与不同的材质把手进行组合搭配，其设计制造的原理是一致的。
〔7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田野考古报告集第一号·辉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图版七四，1、2；图一二三）第104页。
〔73〕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博物院、长治市博物馆，韩炳华、李勇编著《长治分水岭东周墓地》，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边成修《山西长治分水岭126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4期；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长治分水岭战国墓第二次发掘》，《考古》1964年第3期；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山西长治市分水岭古墓的清理》，《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
〔74〕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山西长治市分水岭古墓的清理》，《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
〔75〕原简报称118件为M14所出的所有长铤青铜镞的总数目，其分为7式，但报告并未标明第1式金错圆头长身长铤青铜镞和2式金错小平头短身长铤青铜镞的数量。报告整理后为12件。
〔76〕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长治分水岭战国墓第二次发掘》，《考古》1964年第3期。
〔77〕边成修《山西长治分水岭126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4期。
〔78〕〔79〕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长治分水岭战国墓第二次发掘》，《考古》1964年第3期。
〔80〕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博物院、长治市博物馆，韩炳华、李勇编著《长治分水岭东周墓地》，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第376页、第378页。
〔8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两周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5页。
〔82〕李夏廷、李建生《也谈长治分水岭东周墓地》，《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3期。
〔83〕《史记》“卷三十九 晋世家第九”，第2021页。
〔84〕《史记》“卷四十三 赵世家第十三”，第2159页。
〔86〕朱凤瀚著《中国青铜器综论》（全三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84页。
〔87〕王春法主编《海岱朝宗——山东古代文物菁华》，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责任公司2019年版。
〔88〕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博物院、长治市博物馆，韩炳华、李勇编著《长治分水岭东周墓地》，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图九四 B，4；彩版，3；图版一〇二，5）；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山西长治市分水岭古墓的清理》，《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
〔89〕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博物院、长治市博物馆，韩炳华、李勇编著《长治分水岭东周墓地》，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彩版四，4；图版一〇二，6）第238页、第239页；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山西长治市分水岭古墓的清理》，《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
〔90〕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博物院、长治市博物馆，韩炳华、李勇编著《长治分水岭东周墓地》，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图一〇四 C，5）第301—302页；张希舜主编《山西文物馆藏珍品·青铜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6页；边成修《山西长治分水岭126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4期。
〔91〕李学勤、艾兰编著《欧洲所藏中国青铜器遗珠》，文物出版社1995年版，（图137）第356页。
〔92〕〔93〕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陶正刚、侯毅、渠川福编著《太原晋国赵卿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图一八；图版三〇）第38页、第40页，第39—40页。
〔94〕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长子县东周墓》，《考古学报》1984年第4期。
〔95〕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陶正刚、侯毅、渠川福编著《太原晋国赵卿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图六八，11；图版八九，6）第130页、第131页；文物出版社编《中国考古文物之美（4）”·春秋晋国青铜宝藏——山西太原赵卿墓》，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第48页；张希舜主编《山西文物馆藏珍品·青铜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1页。
〔96〕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博物院、长治市博物馆，韩炳华、李勇编著《长治分水岭东周墓地》，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图一〇四 F）第306页。
金烨欣 厦门理工学院讲师、博士
（本文原载《美术观察》202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