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军合与分的总部
1935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第一军团第二师，翻过海拔4000多米的白雪皑皑的夹金山后，在懋功(今小金)县的达维镇与红四方面军的第九军第二十五师胜利会师。
16日，党中央、中革军委的主要领导人同四方面军第九军、三十军的负责人在懋功县城的天主教堂召开了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大会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说：“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大会”,记载有误)。
中央红军经过8个月的艰苦奋战，冲破了蒋介石和各省军阀几十万大军的追击、堵截，终于使两支被分割的主力红军会合了。这不仅从战略上粉碎了反动派各个消灭红军的美梦，而且显示了红军的实力仍然强大。这一大好形势极大地鼓舞了红军指战员的战斗意志和胜利信心。
但是，由于对两军行动方向问题党中央与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发生了严重分歧，致使以后红军又从合到分，这是当时我们没有想到的
朱德与张国焘在两河口舌战
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后，总兵力共约10万余人(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兵力比例为2:8),为继续发展革命形势，开创新的局面，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但是，我军到了懋功以后，同时发现我们所处的地理环境并不乐观。红军所占据的大、小金川流域及其周围的川西北地区，尽管地域辽阔，却均属高山穷谷，人烟稀少，又多系少数民族居住，存在着历史遗留下来的复杂民族问题，并不利于红军的生存、发展和建立革命根据地。
因此，摆在党中央和中革军委面前的首要任务，便是正确制定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然而，从我们总部一局6月16日至20日收发的中央首长与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商谈电报看，党中央、中革军委与当时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在两军的行动方向方面存在严重分歧，前者主张北上甘肃、陕西，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后者则坚持西进青海、新疆或南下四川、西康。
为了解决这一战略方针问题，党中央、中革军委特电请张国焘到两河口来开会，共同商讨这一大政方针。
两河口，顾名思义，是两条河流相会合之处。 一条是北面大雪山——梦笔山流下来的梦笔河；另一条是东面大雪山虹桥山流下来的虹桥河，这两条河会合后称为抚河，是小金川的上游，河流湍急。两河口位于懋功以北70公里，是一个有200多户人家的市镇。
张国焘于6月25日下午从茂县(今茂汶)来到该镇时，先前来到这里的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率领中革军委机关和直属单位数百人冒着绵绵细雨到小街以南的来路上迎接。
张国焘看到中央领导同志热情欢迎时，才从马上下来。陪同张国焘来的有他的秘书长黄超，以及近百名骑兵警卫交通队。这是我首次见到张国焘。
当天晚上，朱德出于相隔8年(即南昌起义在广东失败后分手)未见的同志间友好感情和团结的愿望，主动去看望张国焘。当叙述旧情时，张国焘竟然施展恶劣的手法，说什么:“没想到一方面军变成这样疲弱不堪的样子，只剩下2万人了，而四方面军则由入川北时的1万人发展到现在的8万多人……”
透露出他对党中央领导的不满，想争取最有作战经验的朱德对他的支持，企图夺取党和红军的最高权力。朱德发觉张国焘谈话的腔调不对味时，立即对他做说服工作，以自己在三河坝战斗后只剩800余人，在井冈山时亦只几千人，尚且能开创革命根据地，扩大红军，粉碎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四次“围剿”,劝说张国焘要有信心，现在两军会合，红军有10万人，形势大好，只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迅速北上，定能开创新的局面。
朱德同时还阐述了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对两军行动方向的具体意见和理由，指出红四方面军提出的西进方案不仅困难很大，而且没有前途；相反，我军北进的陕甘地区，则地域宽阔，交通方便，物产丰富，又多为汉族人居住，红军便于机动作战，创建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朱德这天晚上的单兵“舌战”和耐心说服，使张国焘的权力欲有所收敛，并口头同意了党中央、中革军委的正确意见。
中央政治局于6月26日上午，在两河口总部一局驻地召开了讨论两军会合后行动方针的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国焘、博古、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林伯渠等共16人。
需要说明的是，政治局常委陈云没有参加会议、因他在6月7日红军攻占天全后，就被党中央派去上海，恢复党在白区的秘密工作。
在1933年临时中央迁入苏区后，白区党连续遭到严重损失，开展工作十分艰难；而党中央随红军长征过湘江后，又与上海党失去了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尽管红军正处于北上的艰险历程中，中央派一位常委去白区开展工作是十分有远见的。
后来，陈云深入国民党统治区，向地下党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卓有成效地开展了白区工作。同年9月又从上海奔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了中央红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后的情况，并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其原来担负的军委纵队政委职务由蔡树藩接任。
据中央档案馆的档案记载：会议首先由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和中革军委作关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接着张国焘介绍了红四方面军活动的情况，并表态同意中央的报告，同时提出一、四方面军集中20个团在松潘地区打胡宗南的建议。
之后，彭德怀、林彪、博古、毛泽东、王稼祥、邓发、朱德、刘伯承、聂荣臻、凯丰、刘少奇、张闻天等相继发言，“全体通过恩来的战略方针”。
毛泽东是第五个发言，在同意周恩来报告和张国焘的发言后，着重谈了两军会合后建立根据地、战争性质、高度机动、集中兵力、统一指挥等五个问题。在讲到集中兵力问题时，特别提到了“主攻方面，如攻松潘，国焘说要20个团是对的”,体现了党中央对四方面军同志的尊重和恳切的团结愿望。
会议结束时委托张闻天为政治局起草一个决定。6月28日，中央政治局正式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
决定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最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29日，中央政治局又召开了常委会议研究中革军委的组织问题。为了加强与红四方面军的团结，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委员。
同日，中革军委和总司令部又进一步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
此后，党中央、中革军委即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翻越了第二、三座雪山——梦笔山、长板山，于7月中旬到达黑水(芦花)一带。
张国焘在两军会合以前，就向红四方面军散布说：中央红军30万人西征，有意加以夸大。当他在两河口看到中央红军因长途行军，转战万里，损失不小，体质较弱，部队疲劳，总兵力才两万多人时，就认为是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有问题，才使中央红军遭受如此重大的损失。
而他领导的四方面军的兵力比一方面军要多三倍，兵强马壮，人多枪多，是他的路线正确。又自恃他是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12 名代表之一，是党内的元老，除毛泽东，别人都不在话下，无人能与他相较量。
于是，从两河口会议起，张国焘的矛头就对准毛泽东，拉拢朱德，游说张闻天，破坏党中央、中革军委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团结。这一招遭到了彻底的破产后，张国焘回到四方面军总部，在干部会议上就借口所谓两河口会议没有解决“统一指挥”与“组织问题”,公开发泄对党中央的不满情绪。
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为了增强两个方面军的团结关系，并肩北上，派出李富春、刘伯承、林伯渠、李维汉等组成的中央慰问团，到杂谷脑(今理县)四方面军总部进行慰问，受到了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热情款待。
但张国焘却向中央慰问团发难，向党中央要权，煽动他的支持者向中央发电报，建议由张国焘、陈昌浩等担任中革军委甚至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
7月16、18日，陈昌浩连电中革军委，提出“职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然无法顺利灭敌。职意仍请焘任军委主席，朱总(任)总前敌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中政局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决行”①,执意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篡夺军事指挥大权。
党中央虽然坚决拒绝了张国焘及其极少数追随者的无理要求，但同时又为了加强党的团结和两个方面军的集体领导，吸收张国焘到总部来工作，还是作了让步。周恩来向党中央建议不再兼任红军总政委职务。党中央于7月18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
20日，对红军的组织指挥系统与干部职务作了如下调整：
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张国焘、周恩来、王稼祥。
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主任博古。
红一方面军的第一、三、五、九军团依次改为：
一军：军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左权。
三军：军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参谋长肖劲光。
五军：军长董振堂，政委曾日三，参谋长曹里怀。
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参谋长郭天民。
红四方面军所属各军的番号不变。即：
四军：军长许世友，政委王建安，参谋长张宗逊(原三军团师长)。
九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参谋长陈伯钧(原五军团参谋长)。
三十军：军长程世才(代),政委李先念，参谋长李天佑(原三军团师长)。
三十一军：军长余天云，政委詹才芳，参谋长李聚奎(原一军团师长)。
三十三军：军长罗南辉，政委张广才，参谋长李荣(原军委干部团营长)。
组成前敌总指挥部
7月21 日，党中央与中革军委在黑水听取了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关于四方面军的军事、政治等方面情况的汇报以后，决定：
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提升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任前敌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叶剑英为参谋长。
为了加强前敌总指挥部的参谋工作，应红四方面军领导同志的要求，从总司令部抽调了一部分比较精干的参谋干部随叶剑英一道去前敌总指挥部工作。
我记得的有：毕占云任侦察科长，赖光勋任地图科长，吕继熙任作战科副科长，曹丹辉任电台队长，还有陈茂生、黄明煌等译电员，科员刘天生等10余人。
这次调动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
我记得是7月22日上午，周恩来副主席来到我们作战科，那天我不值班，他在一张桌子旁坐下来后，招呼我也坐下。接着，他就跟我谈起来。
周恩来说，四方面军的领导提出要求，需要参谋、机要人员，充实加强四方面军各司令部工作，中央已经任命叶剑英为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接着，周恩来又说，叶剑英和刘伯承对红军参谋工作很有经验，有很大建树。我们就是要拿出这样的干部来，配备四方面军。
周恩来充满关怀地注视着我，说：“组织上确定让你也去，担任作战科副科长。”
他接着问我：“剑英同志是你的老首长，跟他去高兴吗?有什么困难没有?”
当我表示服从组织分配后，他微笑着点了点头。
周恩来还告诉我，分配去四方面军的还有毕占云同志，担任前敌总指挥部侦察科长，另外还有陈茂生等几名机要人员。
最后，他一再嘱咐我，要我们到四方面军以后，注意互相学习，搞好团结，努力把工作做好。
讲到这里、周恩来意味深长地说：“团结起来力量大，团结就是胜利嘛!”
周恩来副主席抓工作一向深入细致，是我们都很熟悉和敬佩的。遵义会议以来，中革军委作出的每一项决策，都是由朱德和他具体组织实施的。他经常亲自抓我们几个参谋的工作，和我们一起值班， 一起行军。有时，总部的队伍已经出发了，为了及时把指挥各部队行动的电报发出去，他坚持等到电报发完，再和我们一道去追赶队伍。
在协助毛泽东指挥红军胜利长征的日子里，周恩来总是夜以继日，不知疲倦地工作。这次，对我这样一个普通干部的工作调动，又是这样无微不至地关心，怎不令人深深感动呢?
当然，周恩来这个时候亲自抓一批干部的调动问题，还有着不寻常的意义，因为这时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活动正在进行，周恩来做我们调动干部的思想工作，是为了增强两个方面军指战员的精诚团结。
7月下旬，叶剑英参谋长带领我们从黑水出发到毛儿盖前敌总指挥部任职。
前敌总指挥部的参谋工作是在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参谋处的基础上发展与健全起来的。
红四方面军的参谋工作从1927年9月湖北的黄安、麻城起义诞生工农革命军，到1931年11月7日成立红四方面军；从1932年10月鄂豫皖苏区转移到四川的通江、南江、巴中地区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到1935年3月渡过嘉陵江西征，于同年6月在川西地区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经历了摸索、发展的阶段。
各项参谋业务尤其是作战、侦察、交通等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与充实，初步适应了战争规模逐渐扩大的需要，完成了中革军委与总部首长赋予的各项工作任务。
叶剑英参谋长带领我们从黑水奔赴毛儿盖前敌总指挥部的途中，反复给我们介绍两军会师后的大好形势和四方面军英勇善战、服从命令等长处，叮嘱我们到那里以后一定要尊重领导，注意学习，搞好关系。
7 月底，我们一行到达毛儿盖总指挥部，受到先期到达的徐向前总指挥、陈昌浩政委以及指挥部同志们的欢迎。在徐、陈等首长介绍完情况后，叶参谋长随即带领我们开展了各项参谋业务工作。
当时，总指挥部的参谋工作在徐向前、陈昌浩的领导下，已有良好基础，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原有的组织机构尚不健全，分工不够明确，业务不够熟练。因而使徐向前总指挥与陈昌浩政委的日常事务工作过于繁忙，减少了他们思考重大问题的时间与精力。
例如，作战命令、敌情通报等，均由徐、陈首长亲自拟写。叶剑英参谋长认为，为了改变首长这种繁忙情况，健全总部参谋机关的组织机构，充实人员、改进方法，应是当务之急。
因此，在征得徐向前总指挥、陈昌浩政委、李特副参谋长的同意后，首先制定了总部参谋机关的体制编制与业务分工，确定以参谋处为基础的下列序列：(见下页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序列表)
叶剑英把上述机构组建起来以后，即召开干部会议，亲自讲解各局、科的任务与工作方法，因而在短短的十几天里，初步理顺了总部参谋机关的关系，明确了职责。
这样，两个方面军的参谋人员可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例如，四方面军用骑兵交通队侦察敌情、传递命令指示的做法就比一方面军好，而按实战需要与正规格式书写战斗文件、总结工作方面， 一方面军又比较有经验，大家通力合作，就使机关业务得到加强，工作效率明显提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