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本文摘自《文登文史资料》第十六辑(2001年12月)，周义信自述，张玉强整理，原标题《人生岁月沧桑路》
尽管年后发文首末都标记有来源及出版时间，还是有个别网友留言或者私信质疑原作者年龄问题，让人感到很无语又无可奈何。希望数学是语文老师教的伙计们能先复习一下语文课。
本来想找一下周义信老先生的生平介绍，可惜一无所获。
正文
开篇感言：双千元春，踏着祥和的阳光，笔者拜望了文登市离休老干部、七旬老人周义信。闲谈之余，发现周公案头一份《个人回忆录》，拈来阅之，兴趣顿生。周公少时，适中国抗战爆发，日本铁蹄踏上胶东沃土，半岛人民饱受蹂躏：时为周家独苗尚未弱冠的周公义信，愤起参加了八路军东海军分区文登县海防支队，加入了中国人民的抗日行列。1943年正月十一日，他等3人深入东海日伪大本营文登城，枪杀了为虎作伥的大汉奸、日伪便衣队长——毕七，为东海人民除了一大害：此举永载胶东抗战史册。全国解放后，周公作为中国政法干部培养对象，进入中央政法学校学习，毕业后任文登法院党组成员、审判庭长。
然风云逆转，忠善受挫：周公因反“右”会上不发言，“文革”之中不结派，随被打成“右”派、“黑帮”，饱受磨难。身为副县长的妻子亦因之受到牵连，下放劳动，屡遭批斗。党的十一届三巾全会后，周公及老伴平了反，迎来了人生的第二个春天。周公当上了文城税务分局副局长，老伴先后担任了文登二轻局局长、统战部部长兼县政协副主席等职，并创建了文登第一个“大庆式”企业。周公虽遭不幸，然志不改：二十余年里，他先后帮助贫困村办起了11个村办企业，使众多贫困乡亲过上了富裕生活，跨入了小康行列。离休后，周公应邀担任了文登市政协特邀文史员，先后撰写了近万字的《向日本鬼子要炮弹》、3万余字的《郑维屏其人》两篇史稿，双双被《文登文史资料》刊载。
纵观周公人生历程，饱经坎坷沧桑。他的回忆录不仅是一部个人人生史，亦是一部展现中华苦难岁月、峥嵘年代的沧桑史。细细读之，亦可领略中国传统文化的风情韵味。情趣所致，特作整理，以飨读者。
整理者
少小离家当八路
“周义信”这个名字是小时上学恩师管泽三给起的，一直到现在没有改变。1924年古历2月16日，我降临人世，出生于文登县侯家镇大时家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时为周家第三代唯一的一个男孩。九岁上学，11岁因家境窘困而辍学，在本村念书三个年头。我的祖父周云鹏是周家唯一的男丁，然因生活所迫，年轻时即在外地扛活，一直到年迈体弱时才回家。祖母于氏勤劳贤慧，祖父在外扛活，她则在家担负起耕种收割、照料老小的重担，历尽艰辛磨难。祖母生有三男三女，三位姑母因家境贫寒缺衣少食，早年即天折。幸存的大伯周玉堂、二伯周玉田也因生活所迫，从小即给地主扛活。为了摆脱困境，祖父同两个伯父商议，不能世世代代给地主当牛做马，这样永无出头之日，因此想叫年少的父亲周玉会跟人学个手艺，以期赚钱周济家计。当时协商两个意见，一个是学铁匠（也叫小炉匠），另一个是学木匠，这两个意见由我父亲自己选择。我父亲选择学木匠，三年出徒，手艺学成，先后在威海打了两年零工，尔后回家开了个小木匠铺。两个伯父也相继回家种地，用扛活积攒的钱买了八亩薄地，又租了五亩地，再加上原有的三亩地，这样就有了十多亩地了。这时全家18口人，有种地的，有做木工的，小日子过得一天天好起来。
然而好日子没过几天，日本鬼子的魔影便遮住了东海地区的天空。从1938年到1939年，侵华小鬼子的飞机经常不断地到各个城镇和沿海地区去轰炸扫射。1940年正月，日本鬼子又在文城安下了据点，全县各大集镇也都驻上了鬼子兵。离我村仅八华里的张家埠海口也安上了据点，并经常不断地到各处去扫荡，实行他们的“三光”政策，即烧光、杀光、抢光。凡属他们的统治区，还得按时给他们出工修碉堡、挖工事。日本鬼子每次出动，老百姓都跑到田野去躲藏，闹得家家户户不得安宁。国民党的那些游击队司令王兴仁等就驻在我们村北的柘羊山前，听说日本鬼子来了，即扔枪逃跑。
日本鬼子自从在埠口（即张家埠海口）安上了据点后，即向各村要粮要钱要民工，如若不到，就到各村去烧房子，抢粮食，抓人抓牲口抓车辆。为了加强统治，小鬼子在各村都设有伪村长、伪保长、伪甲长等伪组织，专替他们要粮要钱要人。所要的人、粮、钱、物，又得根据各个家庭大小、人口多少来均摊。家口大人多，自然就得多出。为此，周家老少无可奈何地商议着分家。尽管如此，还是减轻不了日本鬼子的苛捐差役。大概这就是当亡国奴的下场吧！广大群众愁得唉声叹气，一些人被逼得实在没有活路，只好离乡流浪。
常言道，天无绝人之路。正当乡亲们悲观绝望之际，东海城乡传来了朱、毛领导的共产党、八路军打鬼子救穷人的好消息。乡亲们惊喜振奋，欢欣鼓舞，终于看到了翻身求生的希望。随后时常可见我地下工作者到各村组织发动群众，号召团结起来赶走日本鬼子的宣传活动。毛主席说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话一点也不假。在地下党的宣传鼓动下，东海人民迅速掀起了抗日的风潮，“不当亡国奴，赶走日本鬼子”的吼声在东海乡野响彻震荡，凡是有志气有热血的中青年人都纷纷要求参军参战打鬼子，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然而，我是周家唯一的男孩，祖母视我如生命，若是外出不回家吃饭，祖母总是要问个究竞才放心，直到告诉她回家了她才能入睡。记得小时候跟祖母回娘家，住在舅老爷家，每天吃鱼真高兴。有一天，我自己跑到海边上，看到很多蟹子在海滩上跑就去抓，它们就纷纷跑进窝里。这时来了个渔民问我：“小孩，你愿不愿坐船？”我高兴地说：“愿！”于是跟他蹦蹦跳跳上了船。祖母发现我不在家就到处去找，听说有人看见一个小孩在海边上跑，祖母就以为我掉进了海里，她边哭边说：“俺家就这么一个小子（男孩），要是掉进海里淹死，我可不活了！”舅老爷全家听说祖母要去碰海，一齐跑到海边上，将祖母从老深的海水里架出来。回家后，舅姥娘哪也不敢去，死死看守着祖母，生怕她再去寻死，其他人则分头四处找我。当天黑船上的人把我送回舅老爷家时，祖母像疯了一样，一把把我搂进怀里哭道：“你若不回来，我就死在这里！”此后，寸步不让我离开。因此，这次要参加八路打鬼子，随时有丢命的危险，祖母是绝对不会同意的。为此我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心里像开锅的水一样翻腾了起来：去当八路吧，势必给祖母造成极大的伤害，且很可能再也不能为她老人家养老送终；不去吧，眼看着日本鬼子及其汉奸走狗耀武扬威，烧杀淫掠，又实在让人切齿痛恨，难以忍受。自古道，忠孝不能两全，男子汉大丈夫更应以民族大义为重。经反复权衡后，我终于下定去当八路的决心。于是与同学商定正月十四日出发，他们先走，在村外等我。这天我吃过早饭和平常一样，拿着农具，伪装上山干活。到了田野扔下农具偷偷溜到村西头不远处，远望四周空无一人，朝着村西北方向不足半华里的松林庙旧址，双膝跪地朝北磕了三个响头，念念有词地乞求老天爷，保佑我的祖母和父母身体安康，也保佑我去抗战太平无事，等打败了日本鬼子，我一定回家很好地孝敬两辈双亲。拜罢，恋恋不舍地酒泪告别生我养我的乡土亲人。之后头也不回地直奔前方，追上同学，一起于是日正式参加了八路军东海军分区文登县海防支队，驻五垒岛海口。从此，放下农具扛起枪，走上了革命道路。
五垒海口擒匪兵
我参加的文登县海防支队共有20人，驻五垒岛镇（现泽库镇），营房设在五垒岛海港东北角一栋小草房里。1941年农历2月2日，是我参加海防队的第十八天。这天晚上十点钟左右，海边上慌慌张张走来一个人，门岗立时警觉起来，随即喝问道：“是干什么的？！”来人慌忙答道：“是……是我，我是来报告情况的。”门岗对其仔细搜查后问道：“你要报告什么情况？”来人说：“我是海阳县人，我船上只我和伙计两个人在海上打鱼。今天下午，大约一点来钟，突然来了五个人，用枪指着我俩，大声喊叫，要我把船开到海边上。我俩不敢违抗，就把船开到海边上。他们争先恐后地往船上跳，并喝令我俩不许动，谁动就打死谁。我俩老老实实地站着，一点也不敢动。他们则把我俩全身上下搜了个遍，然后又翻船舱，他们大概是饿了，把我俩的干粮搜出来吃了个净光。之后有两个人继续用枪指着我俩，另一个则瞪着个狼眼喝令道：他妈的，快把船给老子开到石岛去！’我俩一听要去石岛就害了怕，于是哀求他们不要去石岛，那里有日本鬼子，我们不敢去，怕他们扣船扣人。他们根本不听，还蛮横地说：妈的不听话，老子就毙了你俩！’我俩见他们那么凶，就只好开船，见机行事。当船到达乳山沿海一带时，他们又逼着开到海边上。看样子是饿急了，想下船找吃的，但又不敢下，于是命令我俩继续向前开。但由于长时间划船，又没干粮吃，所以船越划越慢，他们则在背后不断打骂，并恐吓说：‘成心活够了就说话，我马上送你俩回老家！’这时我俩也真地害起怕来，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里，死个人和死个鸡有什么分别，只得忍气吞声向前开。船到浪暖口一带时他们又问我俩这里熟不熟，我说不熟，他们说不熟就继续向前开。走不大一会又问前面是什么地方，我告诉他们前面是五垒岛。又问熟不熟塾，我说从前去过。又问那里有没有八路军，我说不知道。他们满意了，随令我们把船开到五垒岛。这时我心里七上八下：要去石岛凶多吉少，他们若是被送到再把我俩打死，那家里老小可怎么办呀！就是不打死，日本鬼子亦要扣船抓人，我俩同样免不了遭殃的厄运。怎么办呢？有了，到五垒岛想法报告海防队，将他们一网打尽！主意打定，我俩迅速将船划到五垒岛海口。其中有一个急着下船，被另一个骂了一声：你想下去找死！他们于是谁也不敢动，只好叫我下船搞吃的，让另一个伙计押船（当人质）。我下船后就悄悄溜到这里来报告。”
门岗听明白了他的报告，就赶快领着来人向队部做了汇报。班长侯文山在队部值班，听了这个紧急消息，马上去找队长张本堂，共同讯问了报告人。这才知道，原来是盘踞在昆嵛山的“抗八联军”头子、国民党威海专员兼保安司令郑维屏所部，被我八路军东海军分区打垮后，他的散兵流窜到海阳城，企图抓船去石岛投靠日本鬼子。情况弄明白后，马上召集全队集合，由队长张本堂做了简短的战斗动员。他命令道：“这次战斗由侯文山同志指挥，只准成功，不准失败，要将残匪一网打尽，不准跑掉一个！”接着侯班长宣布了纪律，他要求每个同志都要服从命令，勇猛向前，杀敌立功。他的话音尚未落地，同志们便齐声喊道：“坚决服从命令，坚决完成任务！”班长随令出发，由来人领路，悄无声息地靠近海口，包围了小船。随着班长一声令下，一阵排枪响彻寂静的夜空，“缴枪不杀”的喊声也响成一片。突如其来的打击，使宛如惊弓之鸟的匪徒们惊慌失措，一个个吓得直喊：“不要打枪，不要打枪！我们投降，我们投降！”班长命令他们举起双手后，随率全体战士冲上船去，夺了他们的枪弹，缴获了他们抢劫老百姓的财物，并押着他们回到队部看管了起来。
我们消灭残匪的消息不径而走，五垒岛镇的乡亲们纷纷送来各种慰问品，文登县委县政府还来信表扬了我们。之后不久，我被调到县公安局，并于本年10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我人生新的战斗征程。
深入敌穴除汉奸
1942年冬，日本鬼子从青岛、烟台等地调集了2万余日伪军，并配有众多军舰飞机，在其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指挥下，对胶东半岛进行了一次拉网式大扫荡。他们抓了很多老百姓，白天为他们充当挡箭牌、探路石，夜晚则要为他们宿营的村庄燃放堆堆篝火，从南海沿到北海沿形成一条长达二百余里的大火龙，以“铁壁合围”式的毒辣战术日夜向东推进，并狂妄叫嚣：“要把胶东的共产党、八路军，统统赶到东海喂鱼虾！”这就是日本鬼子臭名昭著的“胶东大扫荡”。
时胶东公安局姜大局长奉胶东区党委命令，带领一部分人来文登指导这次反扫荡斗争。文登县委县政府和公安局三大部门在姜大局长的指挥下，于十一月三十日下午四点，从高村区慈口灌村向西进发，到安子泊村与日本鬼子夜宿地交火，并冲出火线，渡过母猪河，连夜到达集合地点——距泽头集三华里的爬山。而日本鬼子则继续向东推进，一直到荣成东海沿也没见到我八路军主力部队的踪影。这标志着胶东军民的这次反扫荡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然而，大扫荡的失败又使日本鬼子恼羞成怒，回过头来对胶东人民进行了疯狂的烧杀淫掠，一些汉奸走狗趁势兴风作浪，为虎作伥。文城伪政府趁我抗日根据地遭受冲击破坏之机，四处设立伪乡公所，大肆为日伪军筹集粮草物资。文城日伪军便衣队长毕七等大小汉奸则借日寇大扫荡的淫威，到处搜集情报，配合日本鬼子疯狂屠杀我东海军民，给我东海抗日根据地和地下党组织造成极大威胁。
为了打击敌伪的器张气焰，巩固发展我抗日根据地，胶东区党委毅然对各级党政军发出“组织强有力的班子，打击敌后坏中之坏”的紧急通知。根据这一指示精神，东海地委迅即作出决定：尽快除掉东海头号汉奸、日伪特务头子——毕七。并指示东海军分区特务队，文东、文西两个县大队和文东、文西两县公安局及靠近文城的区中队，务要组织得力武装力量，伺机铲除汉奸毕七。我文东县公安局当即选派周义信、乔廷德、初克己、徐家玉、原伯阳等五人组成敌后武工队，在局长周世珍的亲自指挥下，展开了铲除汉奸毕七的锄奸行动。
根据军分区“决不让汉奸毕七长一岁”的要求，我武工队于1942年冬月二十日便出发了，首先将敌伪外围组织、毕七的心腹爪牙——文城南门外五里头乡公所给除掉了。
冬月二十五日午夜时分，我们武工队分头将伪乡公所的正副乡长拖出家门，处死院内，只有汉奸吴桐逃脱。当夜，前去执行除奸任务的徐家玉等同志将吴桐拖到院里，问明姓名，一枪击毙，随即撤离。然而吴桐并没有死，只是头部中弹受伤，天还没亮便偷偷溜进文城，伤还没完全治好，便领着全家逃往东北去了。
文城南门外五里头乡公所除掉后，我们武工队便进一步靠近文城侦察敌情。这时毕七已经知道要抓他，就不敢轻易外出，只能随着日伪军外出扫荡活动。后接内线报告，得知毕七将随队外出的情况，随组织追截，但没能奏效。一转眼到了腊月，毕七更加惊恐警觉，不仅白天不敢单独外出，夜里也不敢在一个地方睡觉，这给我们武工队完成任务增加了很大难度，武工队每次开会讨论如何下手都没有结果。可是年关已经临近，因此周世珍局长命令武工队要加快步伐，“不惜一切代价坚决不让毕七长一岁！”
腊月二十日，内线报告：“日本鬼子要下乡扫荡，抢东西过年。”我们随埋伏在西渠格村西的一条小沟里，试图伺机活捉毕七。日暮鬼子返城时，毕七恰落在队伍后头，我们随跃出沟坎穷追不舍，一直赶到七里河，他的鞋子都跑掉了。然在大队日伪军回首援救下，还是让这小子逃脱了。从此，他再也不敢出城了，提心吊胆过了个年。
毕七长一岁，武工队员压力很大，自感惭愧。正月初三日，周世珍局长在对大家鼓励一番后强调：“毕七虽然长了一岁，但总不能让他过十五！”为了执行局长指示，武工队连夜开会研究除奸方案，终于达成共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于是决定化装进城，伺机歼敌。
1943年正月初七天还没亮，我们就来到南磨山村地下党支部书记徐吉升（对外是伪村长)老大爷家。在徐老大爷和其老伴韩大娘的帮助指点下，我化装成地主少爷，乔廷德化装成小伙计，初克己化装成农民，随徐大爷一起夹在赶集的人群中，混进了文登城。这次进城主要是熟悉情况，侦察敌情，因此没有携带武器。已是上午九点多钟了，文城大街小巷被我们找了个遍，就是没见到毕七的踪影。我们继续沿街游逛着，当逛到伪政府大门口时，一个伪军突然用枪指住了我们，胆大老练的初克己随从容走上前去应付，被伪军带进了衙门。我们不敢停留，照直走向前方，等待消息。一会儿初克己赶来说，伪军是叫他进去除脏土。至此，我们才松了一口气，证明敌人对我们的化装并没有看出破绽，我们于是放心大胆地向南壕街走去。说也凑巧，我们刚到南壕街草市，就发现毕七在街北边和另两个人蹲着说话。徐老大爷向我们使了个眼色，暗示毕七就在前面。这时我很快从道边小摊买了一包糖，边吃边随徐大爷走近毕七。来到毕七跟前，徐大爷拍着毕七的肩膀说：“表叔过年好。”毕七没有抬头，哼了声“好”。为了看清毕七的真实面貌，我顺手拿了些糖凑到毕七跟前，说了声：“请吃糖。”他抬起头来，瞥了我一眼，没好气地说：“不吃！”就在这一瞬间，我看清了毕七真实的容貌。毕七着实奸诈，立时对我这个陌生人产生了怀疑，转头问徐老大爷：“这是谁？”“这是我小侄！”徐大爷连忙介绍道。“哦，去吧！”毕七收回了怀疑的眼神，继续同人说话，我等则出城回到南磨山
当晚我们回到局里向局长详细汇报了白天的侦察情况，同时分析了毕七的活动规律，并谈了下步行动计划：正月十一日，即下个集日，继续化装进城虎口拔牙，生擒毕七。周局长同意了我们的计划，并问要多少人。我们认为人多易暴露行动，反而对完成任务不利，因此，坚持仍旧由我们五位武工队员来完成任务。为了确保完成任务，周局长给我们换上了局里最好的三把手枪，甚至连他自己用的“三八”匣子也交给了我们。另外，我们还向局里要了一颗手榴弹，准备万一不测，便与敌人同归于尽。周局长眼含热泪紧紧握住我们的手说：“祝你们成功，一定要安全回来！”
正月初十一清早，我们又来到徐大爷家，化装后，我和乔廷德、初克己每人提只篮子，里面藏着各自的手枪；原伯阳和徐家玉每人准备一个大草包，两支七九步枪分别装在两个草包里，准备在城外接应。
我等4人顺着上集进城的路，巧妙地混过敌人的岗哨，顺利地进了城。进城后我们兵分两路，初克己和徐大爷为一路，到城里各个街道巷陌查找，我和乔廷德则守候在南壕街草市，东西转游着寻找。
人算不如天算。我们四处找了老半天也没见到个苗踪，可是毕七他却自己慢慢腾腾地送上门来了。
大约十来点钟，毕七带着两个卫兵从新城（当时文登城分新城、老城，日本鬼子驻的文登乡师东城区为新城，汉奸、伪军驻的西城区为老城）方向摇摇摆摆地走了过来。可此时初克己和徐吉升大爷尚在外寻找未回，真是急煞个人。也怪毕七命该绝，当他走到草市时恰遇到个熟人说了几句话，可就么几句话的功夫，初克己和徐大爷赶了回来。徐大爷见此情景情知马上就要动手，于是赶快退到路口把风瞭望。我们三人互相使了个眼色，暗示要立即动手。说时迟，那时快，乔廷德和初克己一个箭步蹿到毕七面前，我则举枪冲向两个卫兵，大喊一声：“是中国人就不要动！”两个卫兵见势不妙撒腿就跑，一转弯就不见了，于是回过头来一起对付毕七。毕七闻讯急忙拔枪，可是已被乔廷德、初克己紧紧扭住。毕七身高力大，拼命反抗，看来我三人是不能把他带出城去了，只好就地处决。然而四人搅在一起，如若开枪恐伤及自己和集市上的群众，怎么办？乔廷德急中生智，猛喊一声：“老初蹲下！”随即一声枪响，子弹从毕七腮巴下端向上斜射了出去。毕七顿时脑浆崩流，迎声倒下。我们忍不住胸中怒火，又狠狠地向其尸身连发数弹，替被他残害了的兄弟姐妹报了仇，雪了恨，然后喊声“撤”，便一齐向城南跑去。
击毙毕七的枪声，惊动了新城、老城及城外据点的日伪汉奸，他们倾剿而出，鬼哭狼嚎般地向我们扑来。当我们突围至毕家林时，东北方向新城的日本鬼子，西北方向老城的伪军汉奸，正南方向三里庙据点的日伪军拼命向我们射击，压得我们抬不起头来。见敌人不断压缩包围圈，我们什么也顾不得了，利用三只手枪微弱的火力一边还击，一边向只剩下的东南狭小地带突围。眼看三里庙据点的日伪军就要追上我们了，这时一阵枪响压住了敌人的追击，我们趁势冲出了包围圈。原来是守候多时的原伯阳、徐家玉两位武工队员前来接迎。我们五人兵合一处，一边还击，一边向五里头南山撤去，终于摆脱了敌人疯狂地追击。我们五人来到徐吉升大爷家时，韩大娘兴高彩烈地接待了我们。不久，徐大爷也安全地回了家门。
除掉汉奸毕七，东海军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同时东海军分区、文东县委县政府，亦对我们进行了广泛的表扬和宣传，并把我们的事迹油印成册广为散发，建国后，长春电影制片厂《三进山城》摄制组还专程前来采访了这一精彩的锄奸片段；烟台、威海、文登的党史、市志、文史部门，亦广泛开展调查采访，争相载入史册；《威海日报》、《文登市报》亦予刊载，广为宣传。
头号汉奸毕七被除后，二号汉奸孙党、三号汉奸侯连章又相继在日本鬼子的鼻子底下受到制裁，日伪汉奸从此威风扫地，许多伪军汉奸在城里看见我地下工作者也不敢声张报告，从而使东海抗日形势迅速好转，抗日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日本鬼子终于1944年8月30日被彻底赶出了文登城。
“左”的年代当“右”派
日本鬼子被赶出东海后，文登人民得以休养生息，我也从抗战的烽火中解脱出来，积极参加地方的革命工作和党政学习。1946年，我参加了东海地委党训班，专门学习了党务；同年秋，我又参加了山东省第一次土地改革。然而，正当胶东人民告别战争，恢复生产，逐步进入安居乐业的和平环境时，可恶的蒋“独裁”及其国民党反动派又悍然发动了非罪恶的内战，企图武力摘取人民抗战的胜利果实，为了粉碎国民党军队向胶东发起的猖狂进攻，1947年胶东人民被迫再次扛起枪，掀起了反蒋保田运动。1947年4月，组织安排我支援前线，带领文登侯家区、松山区、黄山区（现划归荣成）共五百余人的小车队，前往救运我反内战中倒下的解放军伤病员，胜利地完成了任务。之后历任县公安局治安股长，县法院审判庭长等职务。全国解放后，新生的人民政权为开辟一个法制民主的新型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在全国上下开展了政法学习活动，大力培养政法干部。作为政法干部培养对象，1953年组织安排我去山东行政学院学习政法工作，1954年又安排我去中央政法学校系统地学习了政治、经济、哲学、中国革命史、国家与革命，以及刑法、民法、审判法、军法、国际法等各种专业法律。经过三年努力，1957年春，我以优秀的成绩毕业了，仍回文登法院任庭长，同时兼任审判委员会支部委员，并成为法院三个党组成员之·一院校的培养，组织的信任重用，使我深感欣慰，工作得心应手。正当我发奋工作，准备为家乡人民发挥点作用的时候，中国社会上接二连三地掀起了各种政治运动，从中央到地方，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成千上万的革命干部、开国元勋相继被打倒，并踏上一只脚。灾难深重的新中国一时朝纲紊乱，奸佞登场，眼睁睁地又步入了内乱的浩劫之中。在这忠奸不分的“左”的年代里，由于我对运动的不理解，不积极，会上不发言，于是不可避免地亦被打成了“右派”，继而成了“黑帮”，一气二十余年里失去了自由，成了批判专政的对象。
1957年4月底，全国开展了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各级党组织部门频频召开座谈会，热诚动员党员、干部、群众给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顿作风，并强调，不提意见就是不忠于党，多提意见才是好同志。于是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踊跃发言，给党提了不少建设性意见。随着运动的继续深入发展，社会上刮起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歪风。借着这四大歪风，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领导下的新生社会主义发起了恶毒攻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为了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诬蔑攻击，是年6月份，全国上下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了的反右派斗争，结果使不少好同志被错打成了“右派”，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当时凡扣上“右派分子”帽子的人，马上遣送到农村、农场劳动改造。文登法院院长姜国荣、审判员宋协杰，都是小组会上的积极发言者，自然首当其冲地成了“右派分子”，下放劳动改造。法院上下再也没有敢发言提意见的人了。可是按上级要求的比例，法院的“右派分子”人数还不够，一直到1958年5月才决定将我填上凑数。
为什么选择我当“右派”呢？原因有二。一是整风之初号召给党提意见，由于我在院校连续学习了4年，对近年家乡的情况不甚了解，作为事事讲依据的法律工作者来说，我一直没能发表什么见解。及至后来掀起的按比例打“右派”的反“右”运动，我则很不理解：评先进按比例，打“右派”怎么也要按比例？没有右派非要捏造个“右派”，这不是害人吗？基于这一疑惑和不忍，于是大小反“右”会上我一律缄口不言。我的消极态度自然遭到了个别人的猜忌，认为这是对抗运动，于是种下了当“右派”的祸根。原因之二是自己身上担任的三项职务，这三项职务惹得个别人眼红，后来接替我的正是当时唯一硬着头皮批判我的人。这个人后来亦被打倒，遭到游街批斗的不幸命运，同是沦落人亦怪可怜的。正是由于我看透了自己沦为“右派”的根本所在，所以我才没屈服枉加于我的宣判。当时县政法部的领导找我谈话，让我承认是“右派”，我说：“大会我没鸣放，小会我没座谈，没有任何反党言论，何以成为‘右派’？”他眉头一皱说：“你虽然嘴上没说，可你是骨子里反党。”我反问他：“你钻到我骨子里去，看见里面在反党吗？”我这一质问使他火冒三丈，随眼一瞪，桌一拍，厉声喝道：“你……你不老实！”从此，我就被定为“右派”，被发配到文登县泊岳家农场劳动改造。事情总有凑巧，我到农场劳动改造的当天，就遇上了曾被我判过刑的马某，也在这里劳动改造。见此情景，我心里真不是个滋味，我怎么也想不通，像我这样出生入死地干革命，怎么能和刑事犯罪分子同走一条改造的路呢？
回忆起当年参加革命，还是个年幼无知的孩子，当兵仅18天就参加了战斗。东海区头号汉奸毕七，全东海区8个单位的武工队同时奉命铲除他，那一家的武器装备都比我们的精良，那个武工队的平均年龄都比我们大，可是唯有我们才完成了任务，这在当时轰动了整个东海区。此后，文登公安局武工队从文登到荣成的反特斗争都有我周义信的足迹，我的所做所为那一点对不起觉，对不起人民，我怎能落到如此下场？问天天不应，问地地不灵。按反“右”标准来说，要有攻击党的言论和行动方可定为“右派”，可是我连言论和行动都没有，无可奈何地硬说我是骨子里反党，我实在难以心服。
可叹的是，在批斗我的大会上，法院那么多同志都不能参加，说是都和我关系密切，批斗时展不开情面，无奈从公安局借来三个人助威。批斗会上，主持人照着预先准备好的稿子唱了几句高调后便僵硬地念着几个疑问句：“周义信，你为什么说狼走天边吃肉狗走天边吃屎？你为什么说工业食品价格高农业食品价格低？你为什么说资本家的工商业得按赎买政策，而农民的土地无代价入社？”这几句话他知道有的是从我领着学习的文件里的话语断章取义而来的，有的是前些年伙计间闲聊中的笑谈，与运动毫无关联，只是强拼起来的“证据”，因此他也无法发挥，念完也就念完，只好机械地等着他人发言。可静悄悄地等了老半天也没人说话，至此不得不宣布散会。可没想到的是，这次会议竞使我从此遭到了20余年的磨难。
我们这些“右派”分子的劳动改造是没有期限的，到哪年哪月能摘掉“右派”帽子，那要看你的运气。我是1961年摘掉“右派”帽子的，被分配到文城税务所工作，心里真高兴。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仅仅是摘帽，名之曰“摘帽右派”，因此并没有从政治上彻底解放。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家人与反动分子必须划清界限，否则就是立场问题，就会影响你的“革命”前程。我从1958年被打成“右派”那天起就离开了家，主动与家人划清了界限。在改造期间，其它“右派”每逢过年过节都要回去与家人团聚，而我从不回家。我在文城税务所工作，离家不足百步远，在机关食宿也没有回家，直到1970年底我才回家，算来整整十二年。我下了这么大决心，应该说这个界限划得够清楚了，结果还是给家人带来了痛苦和灾难。家属是解放战争初期参加工作的老同志，时为文登县副县长，先后三次出席全国英模代表大会，屡屡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然而因我是“右派分子”被撤销了职务，先后下放到农村、工厂进行劳动改造并接受批斗。女儿在烟台化肥厂保卫科工作，也被迫下放到车间。儿子学校毕业后，五年多得不到分配，这一系列问题我想不通。我同家属早年参加革命，即使犯了错误也不应如此对待我和我的家人！究竟那年那月才能有出头之日！
然而出头之日没盼到，“文革”厄运接踵来，
1966年“四清”运动尚未结束，“文化大革命”的狂避便席卷而来。起初是上下开展扫“四旧”运动。什么是“四旧”，谁也说不清楚，反正你搞我也搞，不跟着搞就是落后，就是不紧跟“正确”路线。从当时情形看，所清理的主要是古字画。以我的观点看，所清理的古字画都是祖国的文化珍宝，然而红卫兵从各家各户搜集出来后，却眉头不皱地一律发火焚烧，就连老太婆头上挽的发髻也属“四旧”被剪掉。在扫“四旧”的同时，一些部门紧跟形势，又开始打起“黑帮”来。文城财贸口也开始了，前几天打了几个“黑帮”分子，都是由两个人押解上台，弯腰坐喷气式”，而对我还是很优待的，只是高喊口号。
那天批斗会上，我在主持人的厉声喝令下，被押上了批斗台。老老实实地站在他们指定的位置上接受批斗。批斗我的第一个罪状是，包庇下台村干部偷税漏税，给国家经济造成巨大损失。事实是1961年闹灾荒时，老地下工作者徐吉升大爷家里非常困难。他在新疆工作的儿子也很困难，无奈把结婚时亲友送的鞋子一双、被面一件邮给了老人家，嘱卖两个钱以渡灾荒。老人家感念儿子孝顺曾给我说过，究竟卖了没有也不得而知，这就成了我包庇他人偷税漏税的根据。批斗我的第二个罪状是“崇洋媚外，里通美国”。当时我使的是战争年代组织发给我的一支美造“派克”牌钢笔，他们硬说这是我“崇洋媚外，里通美国”的“铁证”。钢笔被他们拔去往桌上一拍，“喀嚓”一声，一断两截。如此批斗没完没了，让人精神上痛苦不堪，体力上疲乏难忍，真是生不如死。
1967年，已是“文化大革命”第二个年头了，文登县委县政府于是年2月2日皆被群众组织和红卫兵夺了权，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下属的各部门也被夺了权，上下各部门领导多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一律靠边站，都得听红卫兵的话。社会越来越乱，批斗会满街都是，老干部们惶惶不安，随时面临着被揪斗的厄运。时常可见某位领导脖颈上挂着个大牌子，上书“××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头戴写有批斗字眼且画红“×”的大帽子游街示威：游完街后再抑上批斗台，被两三个年轻人扭着胳膊按着头，弯腰坐喷气式，简直对人极尽侮辱摧残，有的人经受不住批斗，走了自杀绝路。
夺权夺红了眼的红卫兵组织一列两开，分成两派，一派是“二·-”夺权派，一派是“井岗山”造反派。他们各自成立司令部，相互针锋相对，文攻武卫，对社会则打、砸、抢，夺权，游行，搞批斗。这时大字报，大标语，各种各样的传单满天飞，驻文登的部队也开始支一派压一派，武斗也随之升了级。各个司令部大门上都写着“文攻武卫”四个大字，“井岗山”派的司令部抢占了文登中心医院，北大门两旁写着：“敢来犯者，自带棺材！”“二·一”派则抢占了农具厂。大街上随时可见成群结队的红卫兵，胳膊上带着大袖章，肩上扛着大棒子，头上戴着钢盔或柳条帽子。这些大棒子和柳条帽子都是到生资公司、各门市部抢的，一片动乱恐怖的景象。
有意思的是，在那个“无限忠于”，“永远紧跟”的年代里，我一个“黑五类”竟被说成是红透半边天的“二·一”夺权派的黑后台，真是令人哭笑不得。
事情是这样的。文城税务所里的“井岗山”派斗不过“二。一”派，于是别出心裁地把我抬了出来，硬说我是“二·一”派的黑后台，试图以此给“二·一”脸上抹黑，打击“二·一”的威势。为了搜索证据广造声势，他们冲进我的办公室，翻箱倒柜四处搜了个遍，并在阶台上、门窗上、墙壁上、桌子上、床头上，到处都写着：“周义信是‘二·一’的黑后台”，“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等口号。其实我谁的后台也不是，也不够格当人家的后台，只不过我反对镇压迫害老干部的观点与“井岗山”诬称“二·一”为“保皇派”、“黑老保”的骂名一致罢了。从思想感情上来说我也不可能参加任何一派。我虽然被打倒，但我的意志并没有消退，对那些今天整张三，明天整李四。
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高喊闹革命，到处打砸抢的帮派体系，我深恶痛绝。如果像我这样身受其苦的人也去参加什么帮派整他人，那岂不是对自己莫大的糟塌和讽刺？我认为他们无论那帮那派都只能是破坏生产破坏社会秩序的瞎胡闹，绝闹不出个真正的革命来。因此有人劝我参加“井岗山”，主动站到“正确”路线的一边来，以减轻自己身上的反革命罪责时，被我当场拒绝，我绝不向任何人乞求怜悯。历史总归历史，它会证明一切的。“物极必反”，“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早晚会使中国人民幡然猛醒，拔乱反正走上社会正途的。
我的信念没有落空，这一天终于盼到了。1976年，作恶多端的“四人帮”终被掀下中国政治的舞台，遭到了亿万人民的唾弃。人心大快扬眉吐气，举杯庆贺。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两个“凡是”的坚冰，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决定为我党历史上的一切冤假错案平反昭雪，我这个“右派分子”也在昭雪之列。喜讯传来，从不流泪的我不禁痛哭一场。我要谢天谢地，感谢那敢为真理为正义而斗争的党中央。是华冬月，文登县委“五五”办公室通知我到机关党委办公室办理了平反手续。与此同时，我的老伴也平了反，先后当上了县二轻局局长、统战部部长兼县政协副主席。熬过寒冬的人，最知春天的温暖。整整二十一个年头了，我们一家终于解脱了套在脖子上的精神枷锁，欢欢乐乐地过了个团团圆圆的春节。
《三进山城》两结缘
1965年，“四清”工作队进驻机关各单位搞“四清”运动.就在这一年小麦拉黄的时候，长春电影制片厂《三进山城》摄制组的同志来到了烟台，准备搜集原东海军民对敌斗争的素材并体验生活。当时他们所掌握的线索除赛时礼同志在其小说《三进山城》中描述的情形外，还有小说《林海雪原》中提到的某部武工队进烟台对敌激烈斗争的情形，他们到烟台首先通过地委宣传部查找那个当年进烟台开展对敌斗争武工队的材料，结果没查到。地委宣传部的同志随介绍说，福山县的对敌斗争很激烈，那里或许有这方面的材料，他们于是又到了福山，结果一无所获。之后他们又到牟平，也没找到合适的材料。两次无功而返，使地委宣传部的同志瞪大了眼睛，随搬出所有当年东海军民对敌斗争的卷宗材料，经查感到还是赛时礼同志笔下的山城文登的对敌斗争精彩激烈，于是摄制组的全体同志马不停蹄地直奔文登。在文登县委宜传部里，他们听说当年对敌斗争的人还在，随迫不及待地要求找当事人直接采访。在县委的安排下，摄制组派人来到文城税务所，要求我抽出时间把抗战期间对敌斗争的情况详细谈一谈。我当时思想很抵触，很不愿谈论过去的事，每逢提到当年对敌斗争的事，我就反感心酸。我对自己也说不明白，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昨天还是革命的，一觉醒来却稀里糊涂地成了反革命。心里时刻都在想这件事，可嘴里还不敢说，生怕落个不老实的罪名。自己虽然没怎么拉出来斗争，但看见别人今天拉出来示众，明天拉出来批斗，内心自然畏惧。无奈还是忍气吞声的好，尽量少惹事非。因此这次摄制组的同志找上门来，只好委曲求全地说几句应付话：“对不起，过去的事都忘了，一点也记不清了。”草草打发走来人，随骑着自行车跑到我的工作片架山村一带躲了三天。后被机关去人找了回来，并受到了县委领导的批评，当即决定由宣传部宋连钦、文化馆宋婉秋两同志陪同到文登县第一招待所去谈，接受人家的采访。到了招待所，摄制组的负责人热情地接待了我，并自我介绍说：“我姓张，我叫张风翔，是导演，咱们都很熟悉。”我心里寻思，这人真能胡扯，山南地北，从未见面，根本不认识，怎么能说熟悉呢？他接着说：“咱们经常在银幕上见面，所以就能熟悉。哦！原来是这样。艺术人说个艺术话，他也真够艺术的了。就在互相介绍中，制片厂的全体人员都起立，以示欢迎，我转着身子向周围的人点头表示回敬。张导演说，我们以茶待客，随双手奉上一杯热茶给我。之后向我介绍说：“我们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为了庆祝抗战胜利20周年，我们准备拍摄一部反映抗日战争的影片。这部影片是根据咱们文登赛时礼同志创作的小说——《三进山城》改编的，名字还叫‘三进山城’，这些同志都是我们摄制组的，一共30来人，有演员，有化装。我们这次来的主要目的是了解当年胶东军民抗日斗争的情况，搜集素材，体验生活。先前我们根据烟台地委宣传部的介绍到过福山、牟平两县，都没有遇到合适的素材，回地委翻阅卷宗后知道咱文登这方面的素材不少，于是我们就直接来了。前两天县委宣传部的同志向我们介绍了一些当年文登的对敌斗争情况，我们很感兴趣。今天请您来呀，主要想听听当年您们打毕七的详细经过，进一步核实一下，‘三进’是哪‘进’？”
张导说完后，他那祥和的目光继续看着我，恳切地等着我开口。多少年来我遇到的尽是一些冷面孔，今天我受到如此礼遇，心里真是无法承受。我转头向四周看了看，三十多个客人，有高有矮，有胖有瘦，有白有黑，有俊有丑，咱也不知道人家具体是干什么的，也不知道人家究竟想知道哪些，一时不知从何说起，随问张导演怎样说。张导温和地说：“还是用问答式较好。”我稍一思索即表示同意：“那也好，我知道多少说多少，有些事可能年久了，一时想不起来，慢慢回忆往事，也就是你们提个头，我可能知道个尾。”他说：“很好，很好！那我就提第一个问题，你先把打毕七的详细经过说一说吧！”我说“好”，接着便把铲除毕七的时代背景和前后过程详细地说了一遍。大家听得简直入了迷，一点声音都没有，一个个瞪着大眼盯着我，生怕漏听一个字似的。我一说完，他们就纷纷问了起来，问得那个详啊，我简直应付不了，有些细节不得不绞尽脑汁地去回忆。他们问的大体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当年东海军民对敌斗争打击的对象是什么样的人物，穿戴、形象及其罪恶事实；二是我八路军武工队是怎样化装的，是怎样混进城的。所提问题我一一作了回答，总算让对方感到满意。在讲述情况回答问题过程中，我着重强调的一点是，我们之所以能胜利完成任务，关键是群众基础好。南磨山地下党支部书记徐吉升大爷不顾生死，两次带我们进城，并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老伴韩大娘为我们准备干粮，并和徐大爷一起指导我们化装、演练，提出可能遇到的问题并研究应付的方法。徐大爷的外甥女婿盛忠岐名为文城伪便衣队副队长，实为我公安局内线，不时地为我们提供情报。我们化装需要的衣服全由内地解放区（抗战时期地方划分为三类地区，第一类是抗日民主政府控制的根据地为解放区，在一般情况下日寇不易进犯；第二类是游击区，也叫敌我争夺区；第三类是敌占区，就是靠近日伪据点的地区）的同志紧急筹措（因在敌占区筹措易暴露目标）。进城后，一些乡亲看见我们，没有一个向敌伪报告领赏的，这些都是我们胜利完成任务的根本所在。因此，没有人民的支持，要想完成这一震动整个胶东军区的艰巨任务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张导演对我的认识大加赞赏，连连称赞道：“说得好，说得好！毛主席说过，兵民是胜利之本’，没有人民的支持，我们就不可能有胜利，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人民！”后来上影的《三进山城》中，某位大娘一家支持子弟兵的动人情景，大概就是徐大爷、韩大娘的代表吧。
当时摄制组有个同志对我们二次进城特要了一颗手榴弹，准备万不得已与敌同归于尽的情节很感兴趣，一再问我为什么要用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在敌后斗争中，手榴弹还有没有其他妙用？我回答说：“我们作敌后工作的朝不保夕，敌人恨之入骨，一旦被抓，即要受到严酷的刑讯，最后的道路只有两条，不是叛变就是被折磨而死。带上颗手榴弹，一旦到了危难中，只要一人拉响它，大家和组织都可免遭厄运，还能杀伤几个敌人。另外，我们视死如归的武工队员在敌穴中活动时，时有暗揣颗手榴弹威逼汉奸就范的成例。”这一情节引起了摄制组的高度重视，在影片《三进山城》中，被艺术地加工为我侦察人员将汉奸刁德胜腰中绑上一圈手榴弹，拉弦在手，马车上逼其城里带路，奔袭日伪的精彩场面。
打毕七的情况问明白后，我又简要讲了东海特务队另两进山城打汉奸孙党、侯翻译（即侯连章，《三进山城》中王翻译的原型）的情况。
“三进”山城打汉奸的情况讲完后，张导又提出了一个问题，要我把叛徒张仁德的情况详细说一下。我对叛徒张仁德了解较少，只说了个大概。
张仁德是文登县高村镇山后孙家人，原在文西县任副大队长，因经济不清和乱搞妇女被撤职，调东海军分区反省处理。他借着回家的机会，投降了文城之敌。他为了取得敌人的信任作了很多坏事，领着敌人到乡村破坏党组织，杀害抗日家属，最后冒充我八路军便衣队到敌我争夺区去抢劫财物，被我军捕获，在文登县高村集开公审大会，执行了枪决。赛时礼同志写《三进山城》那部小说时，主要是以文东县为背景，将张仁德的名字改为张得阴，小说改拍电影后又更名为刁德胜。当年张仁德和毕七的汉奸形象，淋漓尽致地展现到了刁德胜的身上。
最后张导演又询间了我战争年代的履历情况。我告诉他，先后当过通信员、警卫员、政治侦察员、武工侦察员等。后来影片《三进山城》中出现了个通信员小马，当时文城盛传那就是我。是否是导演的蓄意安排，不得而知。
第一次与影片《三进山城》结缘，留给我的是尊重，是幸福。可是第二次结缘，留给我的则是创伤，是苦涩。
转过年又是小麦拉黄的时候，作为“黑帮”分子正在接受批斗的我突然接到通知，要我到文城供销社会议室开会。我进了会议室的门抬头一看，主席台上面的沿幕上写着：“批斗黑帮分子动员大会”。我于是老老实实地坐在税务所人群的最后面，等着听宣判我的结论。我成了文城财贸口的重点人物，总结的第一个就是我。发言人指着我说：“《三进山城》这部电影今晚在剧场放映，周义信你愿看也得去看，不愿看也得去看。看看你当年是怎样革命的，今天又是怎样反革命的！”我昏昏沉沉地开完了总结大会，会后由两个造反分子看管了起来。他们可以轮流去吃饭，可我只能干饿着。天黑了，两人一前一后押着我进了剧场。看着电影上一些熟悉的场面，我心里真不是个滋味。看完电影后，我也随着散场的人群往外走，到了剧场大门口，我停住了脚步。因为我是一个被看管的人，看完电影再往哪里去没有交待，我若走了，怕再挑毛病，所以，我在门口静候指令。可等了老半天，人都走光了，也见不到看管我的人的踪影。看来今天他们只是看着我看应该让我看的电影，以防我当场乱说乱动。想到这里，我只好拖着两条疲乏无力的肿腿走回机关，到了办公兼睡觉的宿舍，便空腹合衣而卧。思绪起伏，“长夜”难眠，一件件往事不断涌向心头，不由自主地流下了悲酸的眼泪。古语道：“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时下，我一肚子怨屈又向谁诉说？辗转反侧，我随口流出一句打油诗来：“泪流满面湿衣襟，铁石人儿也伤心。昂首哀叹问苍天，何罪之有何时休？！”
鞠躬尽瘁为人民
1967年，尽管“文化大革命”的狂潮横冲一切，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工农大众知道，不论怎样“闹革命”，背语录，搞辩论，都不能解决吃饭问题，要想活命，还得发展生产。因此，我们税务机关除征税外，还有个任务，就是帮助社队发展副业生产，培养税源。闹革命的人多了，工作的人少了。当时我心里想：你们去闹“革命”吧，我可要去发展生产！于是成天背着干粮到基层，把文登营公社的林家店、姜家庄、黄家庄、营南庄四个村组织起来，经文登营公社批准，成立一处联营砖瓦厂。为了筹集设备，我和村干部骑着自行车到荣成机械厂购买挤砖机。那时钢铁紧张，人家规定必须用铁去换。我们是大会开小会开，深入各户作动员，磨破了嘴皮子，总算在四个村收上了2500斤破铁，换回了一抬挤砖机。之后，我们又到威海羊亭公社买回了一台切砖机，到即墨县王村买回一台压瓦机，派人外出学习归来后，即行安装试产，获得成功。开工那天，热闹非凡，除联营四个村的干部群众外，还有窑厂周围很多村的干部群众，都来观看机器生产砖瓦。切出来的砖坯，压出来的瓦坯，又快又好看，大家都喜笑颜开，尤其是联营四个村的干部群众，更是赞不绝口。然而窑厂初建，人员缺乏，我一个人又当厂长，又当技术员，还要亲手操作，真是忙得不可开交。但当看到源源不断的优质砖瓦坯流出时，心里又分外的高兴，浑身又增添了使不完的劲，联营村庄的心血终究没有白废。此后窑厂越办越红火，终被文登营公社收为社有，并被命名为：“文登县忠东砖瓦厂”。
由于我在文登营办窑厂办出了名，所以一些公社争着调我去办窑厂，我终于1971年被米山公社调了去。公社将西下庄、大山前、姜格庄三处旧式瓦厂交给了我，要求改为新式机制瓦厂。接受任务后，我便马上深入三个瓦厂进行察看。看后感到，三个村的瓦厂设备都很陈旧笨重，于是领着三个村的干部到各处机械厂去购买设备，并指导安装。三处瓦厂很快便安上了新型机械设备，所出产品又好又快又多，效益显著提高，而且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上下都很满意。公社于是又把全社的窑厂都交给我管理，上级发的供应煤由我分配到各窑厂，全公社购买砖瓦都得经我批条子，我再次受到一社人的敬重。
1974年，我又调回文城税务所，驻村的工作点为文城公社峰西村。这个村当时连一个小付业都没有，村里仅有的几个木工、瓦工还都是各自单干。为此我同村干部商量，想帮着上个付业项目。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上个线车厂。因为这个项目投资少见效快，且架子山一带成山的松木可作充足的原料。当时支部决定由我和副书记王文耀负责跑设备，跑原料，筹建这个项目。槽糕的是王书记不会骑自行车，行走得我骑车带着他，可叫人吃够了苦头。经过三个多月的奔波筹备，各种设备原料基本齐全，随到莴家集请来师傅安装调试，顺顺利利生产出成品来。投产那天人山人海，拥挤不堪。工.人们心情振奋，三班倒着生产，产品一箱箱不断地推出车间。我带着样品来到烟台缝纫机械厂，厂方非常满意，当场决定全部包销。线车厂的投产，增加了峰西村的付业收入，同时也开阔了全村人的视野。此后一个个付业项目不断在该村落户，群众生活日益好转起来。
连年办企业上项目，我越办越有瘾。1976年，我又和文登营公社林家店村商量，决定帮着该村上个布轮厂。原料只用服装厂、绣花厂、刺绣厂的下脚料，可谓一本万利。俗话说，瓜儿好吃藤难栽。究竟布轮怎样制作，怎样贴会成型，当时我们一无所知。从使用单位文登工具厂得知，他们所使用的布轮是青岛一家布轮厂生产的。得到消息后，我们立即启程到青岛，费了很多周折才找到了这个厂家。万万没料到的是，人家对技术、工序、工艺绝对保密，谢绝参观。我们连续几天上门软磨硬缠，人家才勉强让我们进去一遛看看，还没等看个明白就被轰了出来，以后说什么也不让进门了。怎么办呢？还得想办法进去看！主意打定，我就天天在门外风凉处乘凉。一次，我瞅着看大门的不在意就溜了进去，从厂房门窗孔向里窥视，终于彻底看了个明白，随后溜出了厂门，回住地凭记忆绘成草图，归后和师傅一起研究改进，终于掌握了布轮切边技术。投产后，产品不仅畅销本地，而且还销往外地。
粉碎“四人帮”后，我心情振奋，扬眉吐气，热血奔涌，建功立业的愿望更加强烈。我要用对人民的贡献，庆祝江青一伙害人精的覆灭，酬报历史的无私。
1978年，我奉调高村公社，帮助中央委员张富贵所在的东方红大队筹建一个塑料制品厂，为文登化肥厂生产的碳酸氢铵提供塑料袋。由于咱不懂这一行，就亲自到河南省愧阴县塑料厂去考察。考察归来后又去济南塑料模具厂购买三台挤塑机和吹塑机，每台5000元，但必须付给三吨优质钢板为代价。经张富贵同意后签定了合同。然而钢板迟迟不能落实，厂家则一个劲地催逼，并扣发了设备。张富贵托省贫协主任去说情也不行，我往返了三趟也没办法，并听了一大堆难听刺耳的话语。愁得没办法就到济南街上游荡，不巧遇到了抗日战争时期的老战友，他帮我在省二轻厅解决了三吨钢板，这一危机总算解决了。设备运回家很快便开工生产了，县委及县革委有关部门都来高村祝贺剪彩。看到生产出来的优质塑料袋，张富贵高兴地说：“三捆（每捆一百条）就能换回一辆大金鹿（当时紧俏商品，即“大金鹿”牌自行车），就像挖金窝子一样！”县委书记栾聚茂激动地说：“老周，你可帮了文登的大忙！走，我请客！”
我在济南给张富贵的东方红大队购买设备时，结识了济南黄河汽车总厂的设备科长，他是文城镇小河村人。这个厂很大，他的设备在全省来说也是第一流的。“老乡对老乡，两眼泪汪汪。”我跟他很快就混熟了，经常到他家和他厂去玩。我发现他们厂房院里废铁废机器堆集成山，还有很多半新拉旧的电机。从他的言语中得知，这些废弃物资都有待处理。为此我就靠近察看，发现这些电机不用修就能使用。我想如将这些旧电机买回家，以此为基础成立一个电机修配厂，将这些电机修好能卖很多钱。因为这时电机非常短缺，有钱都买不到。我就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文城工办主任赛时清，他非常同意，并立即派人把这些废弃物资买回了家，并成立了一个电机修配厂。这批电机不仅使文城挣了一大笔钱，而且还以此办了个电机修配厂。
其问还帮助文城七里汤村办起了个标准件厂，帮助高村东方红村办起了个再生革厂。离休后，于1991年又帮助文登营营南庄村办起了造纸厂，等等就不一多说了，总计算来，自己前后帮助村镇兴办企业11处，解决了众多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回头看来，自己虽然历经坎坷，丧失了建功立业的宝贵时光，但能在逆境中为人民办点实事，还是甚感欣慰的，总算没有虚度此生。
1984年，文登市政协文史委成立，历任文史委主任都与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聘我为特邀文史员。根据文史委同志的要求，我十几年来笔耕不辍，东奔西跑搞调查，积极撰写文史资料。我撰写一万余字的《向日本鬼子要炮弹》稿，整理后被1993年出版的《文登文史资料》第八辑刊用。历时五年，行程七千余里，踏遍烟台、威海地区，先后四易其稿，共计三万余言的《郑维屏其人》一稿，经侯献春同志整理后刊于1995年出版的《文登文史资料》第十辑上，原威海市政协文史委主任董进一看过这篇史稿后大加赞赏，称之为“填补了烟台、威海史库的空白”。文登市政协的领导对我这个文史员感到满意，先后两次授予我“文登市政协先进文史工作者”称号。
尽我所能，倾我所知，发光发热，奉献后人，足令我终生无撼。
后记
经过斟词酌句，修改审定，《人生岁月沧桑路》一稿终于落定。这篇稿件之所以令人殚思极虑，是因为其中涉及到“文革”的有关内容。尽管“文革”已被否定，但它毕竟是一个十分敏感的历史问题，因此在整理中心存顾忌是在所难免的。
开展征集建国后的史料，是1989年全国政协北戴河文史会议以来的历次文史会议的一再要求，“文革”作为建国后的一场历史浩劫自当征载史册，以警后人。根据全国政协文史会议精神，也为了发挥文史资料的社会借鉴作用，笔者在整理这篇回忆录时保留了有关“反右”、“文革”的章节，并在遵循中共党史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全国政协文史会议有关要求的基础上，予以实事求是的整理。在整理过程中，我们严格遵循“易粗不易细”，对事不对人的原则，力求不涉及任何人，如有不慎还望谅解。
希望这篇稿件能给人们以启示。
整理者
2000年2月
资料来源：
《文登文史资料》第十六辑(2001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