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他是民国第一报人，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唯一的一座无字之碑。
1957年夏，储安平作为 《光明日报》的总编辑，结束了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生涯，甚至生死不明。
所谓 “生死不明” 即成历史悬案。
而对于储安平的下落和生命结局历来众说纷纭，至今尚无定论。
连他的家属在回忆他时也只能表达出无尽的困惑和不解。
尽管国家后来派出专案组寻找线索，储安平的失踪之谜依旧未能解开。
少年苦难志不屈
储安平，这个名字在今天的年轻一代中或许已不多人知晓。
但对于稍有年岁的前辈而言，每当提起抗战时期湖南的蓝田师范学院（即今湖南师范大学的前身）、抗日胜利后的上海《观察》杂志，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北京《光明日报》，储安平的身影便难以不浮现于心头。
储安平的童年可谓悲惨，生母早逝，父亲放荡不羁，家庭几乎破碎。
他出生仅6天便失去母亲的怀抱，父亲醉心于各种享乐，对家庭毫无责任感。
幸而，他有一位慈祥的祖母和一位慷慨的伯父。
祖母在储安平14岁那年与父亲相继离世，留下他一人面对波涛汹涌的人生大海。
此时，伯父伸出援手资助他继续接受教育，还提供了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
储安平在故乡完成了小学与初中学业，后被伯父送往南京的正谊中学深造，并最终转学至上海的光华大学附属中学。
在这些学习岁月里，他精打细算，还利用课余时间投稿赚取稿费，为自己的大学教育积攒经费。
尽管他自谦其作品思想芜杂、情感浮泛，未能触及更深的哲理，但他的笔下仍旧流淌着不屈不挠的精神。
在高中阶段，他通过写作赚取了200多元的稿费，这笔钱不仅支持了他的学业，更为他日后的大学梦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储安平在1928年踏入上海光华大学的校园，这所学府曾是著名的圣约翰大学，拥有深厚的教育传统和浓郁的学术氛围。
当时，光华大学鼎盛时期，校内聚集了众多名师，如胡适、徐志摩、卢前等，他们多为自由主义倾向的“新月派”文人与学者。
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中，储安平接受了深刻的自由主义思想熏陶。
关于储安平在光华大学的专业，历来说法不一。
有说是新闻系，有说是政治系，但据他的同班同学所言，储安平所学乃是英文系。
在这四年的大学生涯中，储安平学业勤奋，同时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31年春，他在一时兴起之下，完成了其首部小说《春》，翌年又创作了《世纪与义务》。
在光华大学的四年里，他共撰写了十二三篇小说，其中八篇后由好友赵家璧在上海良友图书公司选编出版为小说集《说谎者》。
储安平的文学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感情拉着储安平接近文学，理智又叫他离开文学。
在文学与政治之间，他始终保持着一种复杂的情感。
1931年10月，储安平还整理并编纂了《中日问题各家论见》，收录了多位知名学者和政治家的文章，如陈独秀、汪精卫、左舜生等，自己亦为该书作序并撰写扉页题词。
1932年从光华大学毕业后，储安平因病休养了一年。
这期间，他与比自己低两级的女同学端木新民结婚，两人才貌匹配，成为一对佳偶。
婚后不久，储安平得到《中央日报》的邀请，负责编纂文艺副刊，薪资优厚。
他用这份收入租下了一所高级住宅，与妻子共筑甜蜜的家庭，生活看似步入了一段美满的时光。
尽管储安平生活已步入安稳，但他的志向并未因此而止步，渴望进一步深造。
他立志前往英国留学，为此不惜降低生活标准，节衣缩食，每一分钱都精打细算，以积攒足够的留学资金。
在这个过程中，储安平还曾短暂地赴北平，进入燕京大学研究部深造。
留学的机会终于在1936年到来。
那年，第11届奥运会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当局因经费紧张而难以派出记者进行现场报道。
储安平提出自愿无偿搭乘中国运动员前往欧洲的专列，以此作为前往欧洲的跳板，同时完成奥运报道的任务。
此时，他已经自行积蓄了一部分资金，加上伯父储南强在江苏教育厅成功申请的2000元官费，使得他的留学梦想得以成真。
作为《中央日报》的特派记者，储安平成功抵达柏林，完成了对奥运会的报道任务。
奥运闭幕后，他未作停留，直接前往英国伦敦，考入了伦敦大学经济学院。
随着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行动点燃了中国全面的抗日战争。
在这个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国共合作共赴国难，四万万同胞汇聚成一股浩浩荡荡的抗日洪流。
此时，储安平年仅28岁，在英国伦敦大学深造。
正当其学业进入关键时期，祖国的危机让他面临艰难的抉择：是继续留在英国完成学业，还是回国参与抗战？
最终，储安平抱持着强烈的民族责任感，选择了后者，于1938年义无反顾地提前结束学业回国。
抗战初期，南京沦陷，大陆的教育系统尤其是高等教育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
面对日益严峻的战局，为了挽救和保存教育资源，许多高等院校被迫迁往相对安全的西南山区。
著名的清华、北大和南开三校在昆明联合组成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与此同时，国立师范教育的重心则转移到了湖南的蓝田，其相对隐蔽的地理位置成为办学的理想之选。
在战时的严峻环境下，蓝田师范学院迅速崛起，被誉为“小南京”，并且成为了培养战时急需人才的重要基地。
储安平归国后不久，他的旧识廖世承——曾任上海光华大学教育系主任——热情邀请他前来蓝田师院任教。
1940年8月，储安平接受了邀请，从重庆长途跋涉到蓝田，担任公民训育系教授。
他在蓝田师院的任教生涯持续至1944年，期间以其博学多才和激昂的教学风格，深受学生们的爱戴。
储安平讲课时常常激情澎湃，手舞足蹈，不仅课堂内外挤满了听讲的学生，连走廊上也座无虚席，频频爆发热烈的掌声。
民国第一报人
储安平的生涯中，1946至1948年间可谓是他献身理想、光芒四射的黄金时段，这一时期他创办并主持了《观察》周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1946年，随着抗战胜利的喜讯，储安平从重庆胜利复员回到上海，原本在复旦大学担任政治系和新闻系教授，教授《各国政府与政治》、《比较宪法》和《新闻评论练习》等多门课程。
然而，他的真正热情很快被另一项事业所吸引——办刊。
当时，正值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社会处在战后恢复的关键阶段，各类进步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1946年9月1日，储安平创刊的《观察》在这一浪潮中独树一帜，以其鲜明的个性和高质量的内容迅速在读者中建立了声誉。
该刊采用16开本，每期包含约6万字，无论是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都力求与众不同，展现新意。
《观察》的办刊宗旨清晰而强烈：“民主、自由、进步、理性”，这八个字赫然印在每期杂志的封面上，成为其精神的象征。
《观察》的名字本身就寓意深刻，表达了一种深入观察并揭示事物本质的编辑理念。
储安平希望通过这样的出版物，不仅仅停留在表面的“观”，而是深入到“察”的层面，即深度解析和研究问题的本质。
在他的带领下，《观察》成为了一个思想前卫、批判性强、具有深度的平台。
储安平的编辑才华将《观察》杂志塑造成为了中国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政论舞台，发行量高达10万余份，轰动一时，成为中国最畅销的期刊之一。
《观察》的读者群体极为广泛，包括大中学校的教师、学生、公务员、文艺工作者、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以及军队中的将领和士兵。
《观察》作为一家纯民营的同人刊物，立场超党派，模仿《泰晤士报》在野论政的特色，敢于对国是大事发表尖锐的见解。
储安平为《观察》撰写的时评风格激烈犀利，其言辞之锐利，直言不讳地批评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失政，甚至有辛辣的评论称国民党“70天是一场小烂污，20年是一场大烂污”，对美国苏联的政策也毫不留情。
这种敢言的精神和锋利的批评自然触动了当权者的敏感神经。
1948年12月24日，国民政府以“攻击政府、讥评国事、为匪宣传、扰乱人心”为由，对《观察》下达永久停刊令。
《观察》仅维持了不到三年时间，从1946年9月1日创刊至1948年12月终止。
对储安平而言，《观察》不仅是一个政论平台，更是他理想主义精神的体现。
1949年以后，再无人能够在如此复杂的政治与社会背景下写出如此具有深度与犀利的时评。
不是后来者不具备相应的见识，而是缺乏那种环境。
离奇失踪，未解之谜
新中国的成立是一段全新的历史篇章，而对储安平来说，则是其深具转折性的时刻。
作为一位曾积极推动国民党反动政权倒台的关键人物，储安平在新中国的早期被极为尊崇。
他被安置在接待高级民主人士的北京饭店，周总理亲自到他房里，而且和他谈得很高兴。
1949年9月21日，他作为中华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备会的候补代表，参与了新政协的重要会议。
在这一年，中国的政治天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储安平似乎也预感到了自己在新体制下可能扮演的角色。
1957年4月1日，储安平被任命为《光明日报》的总编辑。
他上任之初，带着办《观察》时的那股热忱和锐气，立志要在新的岗位上大展拳脚，制订了许多宏伟的计划，走访了无数的人物，希望能够彻底改革和提升报纸的质量与影响力。
而现实往往与理想有着巨大的落差，储安平在总编辑的位置上只坐了70天，便因各种外部压力和内部困难，不得不黯然下台。
1966年9月上旬，是储安平生命故事中一个令人扼腕的插曲。
一日，他独自一人踽踽离开家门，自此之后，便再无人见到他的踪影。
无论是家人还是朋友，都对他的下落一无所知。
专案组曾耗费两年时间寻找，但至1968年，他的下落仍是一个无解的谜。
直到1982年6月的某一天，当储安平的儿子储望华即将离开北京前往澳大利亚留学时，一个急匆匆的人带来了中央统战部的通知，正式宣布储安平“死亡”。
这一消息在16年的漫长等待后才得以确认，给储家带来了极大的心灵震撼。
关于储安平的去向，流言纷纭。
有传闻称他在天津塘沽一带投海自尽，也有目击者声称在宜兴与长兴交界的茗岭——一个竹海葱郁的隐秘之地见过他的身影。
然而这些传言，无一被证实。
对于储安平的家人来说，这些没有确凿证据的消息，虽然带来一线希望，但更多的是反复的失望。
几十年过去，储安平这个名字也渐渐从人们的记忆中淡出，他的失踪成了一个未解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