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月，中共吉东省委与北满临时省委在苏联伯力召开了联席会议，确定了"逐步收缩、分散游击"的游击战争新方针，但由于杨靖宇的牺牲，此次会议的精神没有传达到南满地区。但第一路军从实际斗争需要出发，仍然自觉地执行了分散游击的新方针。
杨靖宇牺牲后，日伪统治者以为"满洲治安之癌"得到了根治，然而摆在敌人面前的事实是，抗联第一路军在副总司令魏拯民指挥下，继续与敌人进行着顽强的斗争。
1940年3月13日至15日，魏拯民在桦甸县头道溜河主持召开中共南满省委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形势、任务和军事工作、党的工作等问题，对抗联第一路军今后的活动作了重要部署。会议根据党的地方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地方工作薄弱的实际情况，决定从部队抽调部分干部到地方工作；派人赴苏，以便通过苏联的帮助，恢复与中共中央的联系；第一路军警卫旅、第二、第三方面军突过"京"图线，向汪清、宁安、东宁、穆棱、五常等地北进；第一方面军在原地坚持斗争，以掩护主力部队北上，并负责筹集给养。会议还决定改编警卫旅，因警卫旅旅长方振声在1940年1月中旬于桦甸活动时被敌人逮捕，由朴德范继任旅长职务，政治委员仍由韩仁和担任。头道溜河会议结束后，魏拯民不顾重病在身，抱病出征，亲临第一线指挥战斗。广大战士紧密团结在总指挥部周围，艰苦转战长白山区，与日本侵略者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
第一路军警卫旅，其主力自1940年年初与杨靖宇分开奔赴桦甸后，因敌人追阻未能按预期规定与总部会合。警卫旅政委韩仁和只好率队活动于桦甸、辉南、敦化等地。同年春季，韩仁和率部与第一路军副总司令魏拯民会师之后，活动在桦甸木箕河、大榆树河子、西北岔、草帽顶子、安图县杨木桥子和敦化大蒲柴河等地，采取伏击、突击、夜袭战术，给敌以意想不到的打击。
第一方面军主力部队在曹亚范、伊俊山率领下，于1940年春在临江、濠江县境频繁出击，狠狠地打击了敌人。据不完全统计，第一方面军在1940年3月份就有如下主要战斗：3月2日，袭击了临江县珍珠门、太阳岔一带的伪警防队和伪森林警察队；3月5日，在临江三岔子东南袭击了伪军第3团和伪森林警察队；3月6日，主力部队一百余人在濠江县湾沟痛击日军长岛工作队，毙伤敌人11名，缴获轻机枪1挺，步枪9支，匣枪2支，粮食200余公斤；3月中旬，主力部队不时地出现在濠江县湾沟和临江县大板石沟等地，与日伪军和伪森林警察队周旋游击。从3月22日到月底，第一方面军与其他抗日部队出没于临江、濠江、辉南、柳河、抚松各地，不断打击敌人，夺取敌人的牲畜、被服、粮食等物资。第一方面军在极端困难的日子里，天寒地冻，无衣无食，有时赤足行军在雪地里，空腹与顽敌搏斗。在敌人跟踪追击时，部队常常是几天几夜不吃不睡，许多战士躺倒就再也起不来了。在艰苦的斗争中，由于饥饿、严寒和敌人的不断"讨伐"，第一方面军大量减员。1940年春，部队为了解决给养，在与敌人的拼搏中损失很大。这时，整个部队已只剩数十名队员。4月8日，曹亚范在濠江县龙泉镇西瓮圈活动时，被叛徒杀害。此后，第一方面军解体、失散。
第二方面军在1940年春积极活动，其主力部队在金日成指挥下，避开日伪"讨伐队"的合围进击，寻找敌人薄弱环节，在抚松、安图、和龙一带灵活穿插、攻袭敌人。其中，大马鹿沟战斗和红旗河战斗是第二方面军在艰苦斗争时期所取得的两次较大胜利。
3月25日，第二方面军主力部队250人采取迂回战术，袭击了和龙县大马鹿沟木场伪森林警察队。这次战斗摧毁了敌人据点，缴获敌人轻机枪1挺，步枪30支，子弹十余箱，军衣百余套，还有大批面粉及其他许多军需品，有力地打击了敌人，武装了自己。翌日，第二方面军部队顺利地撤到大马鹿沟以北一带高地。
大马鹿沟战斗结束后，日军前田"讨伐队"、敌"特设部队"约二百人前来追寻第二方面军。第二方面军在追敌必经之路和龙县红旗河以北30公里处设下伏兵。3月25日傍晚，当敌军进入埋伏圈后，第二方面军以猛烈火力射击敌人。经一小时激战，消灭日伪军前田队长以下一百四十余人，缴获轻机枪5挺，步枪一百四十余支，手枪18支，子弹一万余发，电台1部。红旗河战斗中，第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吕伯岐负伤。以后，第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伊俊山调任第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
1940年春，因敌人实行残酷的"篦梳山林"战术，第三方面军设在敦化牛心顶子山的几处密营遭到破坏。密营里的女战士惨遭敌人杀害，被服厂成为一片废墟，18台缝纫机及储存的粮食、萝卜全部被敌人掠走。第三方面军失去了后方基地，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但第三方面军指挥部警卫队和第15团在陈翰章率领下坚持活动在敦化一带，攻袭了敦化县黄泥河车站，缴获部分粮食和布匹。但部队撤退到牛心顶子山时，遭到跟踪而来的日伪军二千余人的包围。敌人在飞机配合下，向抗联猛烈进攻。战斗中，三十多名抗联战士负伤、牺牲，陈翰章左腿受贯通伤。夜幕降临时，陈翰章忍痛指挥部队突围。经过激战，部队终于寻隙冲出敌围，迅速转移到敦化沙河沿一带。陈翰章养伤期间，第三方面军第15团在团长李云龙率领下由敦化前往延吉，以后到达汪清，与第5军第2师部队一起活动。陈翰章伤愈后，又与第5军第2师政治部主任陶净非所部会合，他们率领八十余人的队伍在敦化一带坚持斗争。
1940年4月以后，抗联第一路军警卫旅及第三方面军根据头道溜河会议精神，继续由南向北移动突围，分别向宁安、汪清、东宁、舒兰、五常方向进展。4月中旬，警卫旅一部四十余人袭击安图县杨木桥子，打死伪警察二十余人，缴获机枪1挺，步枪十余支；6月，在和龙、延吉交界处与伪军三十余人交战，打死、打伤伪军二十余名，缴获步枪二十余支。
6月下旬，魏拯民、韩仁和率领第一路军总部和警卫旅一部在宁安境内与第二方面军一部分队伍会合。会合后，他们以分散游击的形式在安图、延吉、敦化一带战斗，先后取得了袭击敦化哈尔巴岭车站和黄泥子伪警察队的胜利，部队给养得到了补充。但是，此时敌人在东南满地区的统治越来越残酷，对抗联部队实行军事"讨伐"和经济封锁兼施的政策，在农村强化"集团部落"，实行粮食配给制，以图断绝民众对抗联的一切物资援助。7月1日，魏拯民在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一份报告里，详细地说明了第一路军的困难情况，并决定将队伍划分成小部队，在敌人"讨伐"的间隙中穿插突围，跳出敌人"讨伐"中心的敦化地区逐渐北进。敌人实行经济封锁，造成抗联物质生活极度困难，一部分伤病、体弱人员相继死亡。因长期行军作战和粮食、药品奇缺，魏拯民所患心脏病加重，他已无法随军指挥，只好由警卫排护送回桦甸县夹皮沟牡丹岭密营休养。
第二方面军和警卫旅一部在金日成、韩仁和等指挥下，继续在敦化、宁-
安一带坚持斗争。1940年11月，金日成率第二方面军余部越界入苏。
向五常方向远征的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和第二路军第5军第2师各一部在陈翰章与陶净非领导下，于1940年4月间从敦化地区向北移动。6月2日，他们在舒兰县境水曲柳森林采伐事务所同伪警察交战，打死日伪人员8名，缴步枪8支和一些其他物资；6月初到达五常县境，并配合在那里的抗联第10军取得了一些战斗胜利，但和第一路军总部完全断绝了联系。为了和总部取得联系，并收容分散在敦化地区的抗联战士和伤病人员，他们决定分三路回师敦化。8月间，陈翰章所部在威虎河地区与敌人石上警察队多次遭遇，战斗十余次，未能前进；8月中旬，在额穆东南渡河时又遭敌伏击，只好返回五常。9月间，陈翰章指挥各小股部队在舒兰、五常境内袭击敌采伐所和伪警察署，多次取胜。10月间，陈翰章、陶净非率部队向东穿越张广才岭，转移到镜泊湖地区开展游击活动。入冬后，敌人对该部实行重兵"讨伐",经大庙岭、松乙沟两次战斗，部队伤亡甚重，陈翰章身边仅剩十来人。12月8日在镜泊湖南湖头附近小湾湾沟，陈翰章遭到敌人包围。战斗中，陈翰章边打边骂日本侵略者和汉奸走狗，战至最后，壮烈牺牲，年仅27岁。
陈翰章是抗联第2军的优秀指挥员，在抗日疆场上，他足智多谋，屡立战功，威震敌胆，被人们誉为"镜泊英雄"。他的牺牲，是抗联第一路军的又一个重大损失。
当陈翰章率部与敌人激战小湾沟时，陶净非正去北湖头筹办给养，途中与敌遭遇，部队又有很大伤亡，最后他仅带两名队员迂回东进，于1941年3月20日进入苏联境内。
警卫旅政治委员韩仁和于1941年春率领部队转移到宁安境内，在镜泊湖上湾沟突然与敌遭遇。在指挥作战中，韩仁和不幸中弹牺牲。这时，第一路军第二方面军和第三方面军第13、第14团以及总部警卫旅余部共二百余人，已先后撤退到苏联境内休整。
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余部指战员撤到苏境后，同东北抗联其他部队一起，开始了野营训练和小部队的出击生活，为抗日斗争的最后胜利做各种准备。一直到1945年8月，其配合苏军红军、八路军解放东北，获得了东北抗战14年的最后胜利。
抗联第一路军退往苏联后，全军只有魏拯民还留在密营中养病。
此刻，在桦甸县夹皮沟牡丹岭二道河子密营中休养的魏拯民心里十分苦闷。虽然离开了硝烟弥漫的战场，但魏拯民仍然挂念着战场上的战友，期待着胜利的捷报，更渴望重新回到战场上为祖国而战。但是由于缺乏起码的物资供给，他的疾病逐渐恶化，身体日渐虚弱，他只能痛苦地压抑内心的战斗欲望，奋笔疾书，多次向党中央写信，希望与党中央取得联系，同时向党中央汇报抗联第一路军这些年的战斗情况。
他在1940年4月给中央代表的信中写道："我们有如在大海中失去舵手的小舟，又如双目失明的孩提，东碰西撞，不知所从。当前伟大的革命浪潮汹涌澎湃之际，我们却似入于铜墙铁壁之中，四面不通声息……，自从与上级机关中断了联系以后，我们在工作上不断遭到不可想象的重大损失。我们终日所希望的，就是不要再度长期中断了联系。"魏拯民在信中汇报了第一路军发展的过程、组织情况、干部情况、队员思想情况及当时的艰难处境，讲了工作中的不足之处和今后的计划，并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尽管敌人向我们疯狂进攻，但我们仍然以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打击了敌人的一切毒计，我们是愈打愈坚强的。"
1940年7月1日，魏拯民再次给中共中央代表写报告，进一步指出了当时更加严重的处境，也汇报了当时的工作情况，它是前一次报告的继续和补充。魏拯民还写信给关内八路军，盼望取得联系、共同打击日本侵略者。但是由于当时敌人的层层封锁，这些信并没有送到，他的愿望并没很快得到实现。
警卫员担心魏拯民的身体，不得不把他的纸、笔藏起来，强迫他休息，但他总是深情地说："时间对我太宝贵了，工作怎么能停止呢？请把纸和笔给我吧！"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他在用生命的最后时光为党工作，他为抗日大业而鞠躬尽瘁。在生命的最后一息，魏拯民把一包文件交给了警卫员，嘱咐说："千万把这包文件交给党组织。"他还勉励身边的战士说："你们都很年轻，革命就靠你们哪。不要难过，革命是艰苦的，要打倒敌人，就要流血牺牲。可是我们的血不会白流，革命红旗一定会插遍全中国！"1941年3月8日，魏拯民病逝于长白山区这座抗联密营中，年仅32岁。魏拯民，原名关有维，1909年2月3日出生于山西省屯留县王村的一个农民家庭。"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投身反日斗争：1932年5月，受党派遣来到东北抗日斗争第一线，先后担任中共哈尔滨道外区委书记和市委书记；1934年冬来到东满，先后担任中共东满特委书记，东北人民革命军第2军政委，中共南满省委书记，东北抗日联军第2军政委和第一路军政委、副总司令等职务。魏拯民在领导东南满人民和抗日武装进行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中，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他是东北抗日联军中一位优秀的政治工作干部，一名卓越的军事指挥员和杰出的民族英雄、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的逝世是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又一重大损失。东北抗日联军第2军和第一路军的历史丰碑上，深深地铭刻着魏拯民的光辉名字。
从1940年到1941年，是东北抗日联军在东北坚持抗战的最严酷阶段，每一个抗联战士都在经受着生与死的考验。对于抗联第一路军来说，进入1941年4月以后，第一路军第一方面军几乎损失殆尽；第二、第三方面军余部虽然按照"逐步收缩、分散游击"的方针坚持战斗，但因敌我力量相差悬殊，部队的减员仍在不断增加，当时能坚持战斗的已不足五百人，特别是一些领导人的相继牺牲，更使部队受到严重挫伤。除了杨靖宇、陈翰章、曹亚范牺牲之外，还有第一路军警卫旅政委韩仁和于1941年3月15日在宁安县镜泊湖上湾沟与敌交战时壮烈牺牲，因而警卫旅也遭受了极为严重的损失。第三方面军第15团团长李龙云于1940年10月20日在汪清县天桥岭山中被特务包围，英勇牺牲。
在这些抗日的英雄们坚贞不屈，以鲜血和生命去殉抗日大业的时候，也有与之截然相反的少数人，经不住艰难困苦和生死的考验，成为可耻的逃兵或叛徒。例如，第一方面军第1师师长程斌、第二方面军参谋长林水山，先后投降了日军，并变成日本侵略者的忠实走狗，回过头来与抗日联军为敌。此外，原第一路军总务处处长全光也于1941年1月30日被捕后叛变。抗日队伍中的叛徒，给抗日事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他们为人民所唾弃。
抗联第二、第三方面军的余部，虽然力量比较弱小，但是他们是抗日队伍的精华。他们以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光辉业绩，谱写出无数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在木箕河战斗中负伤的第4师一名战士的手指被打断，他咬紧牙关，自己用剪子剪断了连接的皮，手指便脱掉了。第二军某部一名负责军需的干部，脚趾冻烂了，脚和腿浮肿了，危及生命，他用铁罐头皮做成手术锯将烂趾锯掉，从此他的伤口竟好转了。但不幸的是，他养伤的地方被敌人发现，当敌人疯狂地向他扑来时，他不愿当俘虏，毅然跳下万丈山崖，壮烈牺牲。第二军中的一名女战士刚刚生完了孩子，只是喝了几口冰雪融化的热水，便拖着极度虚弱的身体踏上抗日的征程……在那国破家亡的岁月里，抗联战士们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生与死的考验，其不朽业绩确实是感天地、泣鬼神的。
东北抗联第一路军英勇的抗日游击战争光荣历史，将千秋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