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名君按：小时候多次从梅江桥走过，所以近期大书特书分析梅江桥。本篇主要讲梅江桥当年的筹款过程。梅江桥刚刚经历了616洪峰，每年都会经历一次洪水，从1934年建成至今，她已经经历了90年风雨沧桑。看看九十年前南洋各地和梅州本地的客家人怎样为了家乡一座桥而齐心协力。
这是一个有趣而动人的过程。除了客家人爱国爱乡、助力桑梓的价值观，还有当时的人的组织管理能力，责任明确、分工合作，将法国传教士工程师、本地绅士、同盟会耆老、官员、文人、学成归来的年轻工程师、南洋和日本的华侨、财团、本地各阶层百姓，全部成功组织起来，达成所愿。
即便今天，这样的过程也是极其难见到的，更不用说他们建了一座审美和质量过得硬的嘉桥了。
有意思的是，客名君所知的，这些主参架桥、功德无量的客家先贤之子孙后代都发展很好、生活幸福，果然是积善之家有余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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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艰难的筹款
曾汉南筹募桥款，八千同胞输财支持
建桥会组织架构和负责人员明确后，就开始组织预算并策划其建桥落地经费来源。
预算由总设计师、建设工程主任龚善传神父作出，他测算建桥费用大约需要12万银元。
梅县县长彭精一回忆，按照当时预算，全桥共有十三个孔，十四桥趸，平均每一桥趸约需伍仟元。
在彭精一的动议下，建桥会显现出有效的组织力。其方案是：通过募捐，一人独捐献一趸，或二人合捐建筑一趸，题名其上，以留纪念。待桥趸筑成后，再行建筑桥身。“一节一节建筑下去，自易成功”。
邑绅卢耕甫先生极力赞成此举，当即劝在场富绅一人或数人合建一桥趸，以为提倡。
卢耕甫（1870-1941），同盟会耆老，当年嘉应州著名邑绅
廖元盛经纪商号认捐第一座桥墩费，陈富源认捐第二座，第三座为无名氏认捐，北岸第四堆熊德兴号建。
这里提一下廖元盛商号，为一百年商号“元盛经”，店主廖弼良，梅城的“元盛经”布店主要由其次子廖建宸经营。由于尺秤公平，明码实价，童叟无欺，诚实尚信而生意兴隆。1927年梅县“五•一二”武装暴动，“元盛经”由于捐赠了大批物款支持革命，与梅城八大商号一样遭到查封。1929年，红四军在朱德、陈毅等率领下，由蕉岭进入梅县时，向各有名商号筹军饷，“元盛经”捐献了5000个光洋和150张羊毡。
1931年梅县筹建梅江桥时，廖建宸是以父亲廖弼良名义第一个热心捐建桥墩一座。后来还捐资兴建梅（县）（石）正公路，兴建梅县西区市场等。组建消防队，开创电灯事业，联系海外侨胞资助体育事业，1939成立梅县强民体育会，廖建宸出任名誉会长。1940年举办“建宸杯”足球比赛。
之前客名君在《梅州足球史话》里面提到过周恩来东征梅县时捐款给东征军的梅县商会会长廖蔼贞，就是廖元盛商号老板廖弼良同祖父的堂兄弟。（参见图说客家 | 那年，周恩来率东征军在梅州打仗，两次东征带雨来）
廖蔼贞（1885-1949），从小崇文尚武，年岁稍长即继承祖业开元盛夏布店。1922年至1927年任梅县商会会长。1925年周恩来率东征军来梅，他以商会会长身份组织商会同人举行欢迎大会。廖蔼贞代表商界同仁现场捐献一万光洋给周恩来率领的东征军，表达梅县商会对革命的一片心意。会后周恩来还在廖家祠与总商会全体成员合影留念。
1925年4月26日梅县商会第九届欢迎大会合影
前排中间戴红领巾者为周恩来，他身后左侧深色衣服者为时任梅县商会会长廖蔼贞
（此合影照片现珍藏在北京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内）
东征军回师广州后，军阀陈炯明残部卷土重来，威逼梅县商会也要捐一万个光洋，廖蔼贞等决意不给，巧与周旋。国民党后来封了“元盛复”布店并通辑抓拿廖蔼贞。百年老店被封，这事在当时轰动梅城，廖蔼贞在地下工会的掩护下，连夜取道江西再到香港避难。
梅江桥总设计师龚善存神父和设计顾问赖嘉禄神父所在的天主教会也捐助了建造一个桥趸的资金。
这里提一下梅江区的设计顾问——传教士赖嘉禄神父，他1866年出生于法国里昂，原来是一位富家公子，毕业于神学院，对语言学和建筑工程学情有独钟。
赖嘉禄神父
赖神父1889年来华，在粤东嘉应、潮汕客属地区传教五十余年，先到梅县黄塘，再到蕉岭，然后平远，后汕头、陆丰、香港、五经富，最终埋骨揭西五经富，把余生都献给了客家人。
他编辑出版了《客法词典》、《客家方言会话》等书籍，还在粤东地区的桥梁设计上名垂千古。就是他把梅州当年教育发达的惊人情况写到了书的序言中，让世人对梅州当时的教育情况有所了解。
“饶烈伯、谢信泰等数人认捐四、五座桥趸之多”（参见彭精一回忆录）。陈济轩、陈翼南、侯秀兰、吴增寿、熊幼霖、廖弼良、匿名人士、天主堂、熊德大兴号和熊直吾、熊德兴号、刘品三、刘生记号、熊朋初、侯广夫人及子火生、黄银妹、赖永香、饶琳芳、潘植我等人通过捐资或劝捐的方式，各自承担至少一个桥墩的建设费用。
后来桥趸建成之后，每一座都刻上了捐建者的名字，即使是匿名人士，也用圆圈代替记上，以记录其功德（参见李锦让的文章《梅江桥的前世今生》），客家人是十分讲究感恩戴德的。
中途资金短缺时，黄荣樵还介绍熊德大兴号（当时梅县最大米行，老板熊集宏）、金生庄、黄昌源等商号纷纷借款接济。
尽管如此，建桥费用仍然不够，几次差点因为经费问题半途而废。为筹措建桥经费，曾汉南先生牵头在南洋募捐。
1934年梅江上赛龙舟场面，背景是建一半的梅江桥。
（图片来自《梅县大观》）
曾汉南坐船途经汕头，正好遇到当地梅县同乡会宴请南洋万金油大王胡文虎。席间胡文虎听闻，当时没有表态，次日表示愿意承捐后面的款项，条件是要在梅江桥头树立永安万金油商标，并要塑造开牙的虎、豹各一头。
客名君写过《梅州足球史话》，了解梅州籍亚洲球王李惠堂带队远征奥运的一些历史细节，这种渗透性强的商业化是胡氏捐赠的一个特点。
胡文虎的儿子胡好赞助了李惠堂所率中国足球队远征1948年奥运的部分经费，当时也要求用老虎飞机作为球队合影背景，插入自己星岛队的球员参赛，以及队名用星岛名称（最后这个要求最终也被国足拒绝）。
胡文虎家族擅长渗透性营销，其商业广告具有超强具象的视觉冲击性，但若这种龇牙巨兽作为广告立于梅城梅江边上，画面必然与梅城的传统形象相违和。
于是，梅江桥坐办曾汉南当场谢绝了胡文虎的捐款。
梅县的侨商们听闻此事，之后纷纷为梅江桥建设解囊输财。
其中有一位巾帼让人感动，她就是侯广夫人，梅县人叫她侯伯姆。彭精一回忆说：“得印度尼西亚华侨侯火生先生之母亲广德伯姆独捐一万元，又代募万余元”。
《梅县建筑梅江桥征信总录》记载了侯广伯姆的功德。民国11年梅县版《侯氏族谱》记载，侯广伯姆姓古，生于1866年，杭州人，嫁给梅江区三角镇梅塘村人侯广，之后随夫在南洋谋生，其长子侯火生从事水客生意，略有所成。
梅塘侯氏代有乐善好施的家风，康熙年间在梅塘村山塘侧捐建万福桥（俗称梅塘桥）。《梅县建筑梅江桥征信总录》称侯广伯姆：“生平知礼识义，勤俭持家，相夫教子，克尽其道，且好善性成，乡里沾其泽者颇不乏人”。
侯广伯姆和侯火生母子慷慨捐资上千银元参与捐建北岸第二、第三桥墩，又通过人脉在南洋为劝捐建设梅江桥奔走，筹款一万两千多银元，多次化解建桥资金危机。在梅江桥老碑亭和重建纪念碑亭里都有侯广伯姆的肖像,。
印尼雅加达的梅县华侨获悉梅江桥建桥资金需求后，当地燕络英剧社举行义演，募得大洋2100元全部捐来建桥。梅县华侨在南洋发行了三期彩票，获大洋21223元用于建桥。
“最后旅日桥领南口潘植我先生独捐一万元以成其事”，潘植我先生最终包圆了这座桥的余下费用，还从香港购买了所需要的所有钢材水泥等并将物资运送回梅县。
（关于南口乡贤潘植我，参见文章世界著名量子化学家潘毓刚童年时代的梅县南口乡是怎样的？穿越回去看看当时的风水和人物）。
潘植我（1885—1953）是梅县南口的爱国华侨、实业家、慈善家，人长得很帅，书法也靓。1907年（清光绪卅三年）应宗亲侨贤潘祥初之招，与丘茂荣等六人于四月同赴日本大坂东成郡吉田工厂学习纺织漂染工艺，数月后转入东京机织学校学习。
1912年冬，潘植我赴香港商得宗亲潘君勉、潘荫庭的支持，集资10万元，于1913年4月在神户开设“得人和”公司。其生意扩展到印尼雅加达、棉兰、孟加锡、在上海、香港等市，成为神户华侨中最大的一家商号。
曾汉南拒绝了财大气粗的胡文虎大佬，并继续为余下桥面经费奔走。正好潘植我返乡，曾汉南就去拜访，详述建桥遇到的困难，立即得到他的慷慨允诺，最终潘植我捐资1.5万元银元用于建桥。
潘植我笔迹，提到梅县人谢绝胡文虎捐款的事（图片来自李锦让《岁月如歌：梦回梅江桥的前世今生》）
梅江桥的建桥费用，是一边建一边募的。中间一度因为费用不足差点停顿。据统计，至大桥建成，共有当地百姓以及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南非等国家和地区的华侨慷慨捐赠，共计8100多人，累计捐资额达11.23万余银元。
这些名字都详细罗列在当时的《梅县建筑梅江桥征信总录》，从捐资最多一万五千银洋到捐资一元几角共8100多人的芳名都列上了。
建桥经过和主要捐资人的相片和芳名都被镌刻到了当时桥北端建立的功德碑亭。1956年扩建之时，在施工过程中拆除了碑亭，因没有及时重建以致碑石散失，碑文湮没。
上世纪80年代末，政府、乡贤及广大海外侨胞都希望重建碑亭，经过两年多的多方寻找，刘锦庆、黄秉良等热心人士终于在广州中山图书馆寻获《梅县建筑梅江桥征信总录》一书，使得当年建桥经过的全部资料和8100多名捐资者的姓名一一详备。1991年12月，市政府仿照原碑亭内容在梅江桥南西侧重建碑亭，重镶芳名，以垂后世。
1991年12月，市政府仿照原碑亭内容在梅江桥南西侧重建碑亭，以供后人景仰。
海内外同胞输财，两边行人桥面总算完工。但是中间桥面的材料因漏预算无着落，原设计桥面通行汽车，董事会与梅畲和梅宫两公司协商，希望投资续建，但两公司资金均不雄厚，最后只能铺上木板作为桥面暂用。解放后才由政府拨款改为钢筋水泥。（黄水泉、梁德新：老梅城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