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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近日，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在IPP“东南亚的和平与未来”学术研讨会发表线上演讲，题为“东南亚与中国的周边外交”。
郑永年教授在演讲中表示，东南亚地区局势深受国际地缘政治环境的动态影响，中国—东盟关系的走向也受到美国等域外因素的牵引。
他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分析了当前国际环境，指出中国正面临全球民粹主义崛起、美国构建亚太“小多边”、对华负面叙事、贸易战等多层面的风险。在这样的背景下，“东盟将是中国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最有价值的外交领域。”
“中国要成为海洋国家，不能失去东盟；中国要推进经济发展和现代化，不能失去东盟；中国要保障地缘政治的安全，不能失去东盟。”
郑永年教授在演讲中分享对东南亚局势演变的看法今天我想从更广的范围来探讨一下中国-东盟关系的大环境和中国的周边外交，包括中日韩、东北亚、东南亚、俄罗斯、中东、南亚等等。毕竟，在今天的世界里，中国已经很难把某一区域的外交和另外一区域的外交分开。
我记得拿破仑说过：“中国是东方睡狮，一旦醒来将震惊世界”。中国“睡着”了以后，整个近代历史就是一部屈辱的历史——两次鸦片战争被打败，后来又被“曾经的学生”日本打败，经过从1840年到1949年一百多年的战争与革命，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了醒来之后的崛起。现在我们必须意识到，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地缘政治的重心之一了。下个问题就需要考虑：我们“睡着”了之后被人家欺负；我们醒来崛起了以后，人家对我们怎么围堵、遏制甚至扼杀？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东盟关系尤其重要。现在的中国-东盟关系受到大的国际环境的强烈影响。对此，我觉得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看。
第一，微观层面，各国内部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势力正在抬头。主权国家的内政和外交是不可分的，就像普鲁士军事战略家克劳塞维茨所说的“外交就是内政的延伸”“战争是政治的另外一种表现方式”。
与会嘉宾聆听郑永年教授主旨演讲
现在的世界，各国的内政是怎么样的？就像这一次欧盟议会选举所表现的那样，无论是美国、欧洲甚至拉丁美洲，无论是西方、东方还是北方、南方，不分发达与不发达，不分政治体制如何，全世界都面临着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崛起的局面。这种局面尽管是内政层面的，但是国际关系学者绝对不能忘记历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出现过的教训。
欧洲议会选举中，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赢得了历史性胜利。 图源：新华社
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是一体两面。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的力量一旦释放出来，会对国际政治格局造成长期影响。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涉及到国内经济社会的发展。政局的消解和稳定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一战、二战以前的民粹主义所导致的两次世界大战；再往前可以看到1848年革命以后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大家要留意，这里所说的民粹主义不仅仅是右派的主张，左派的主张也表现为民粹主义。各国左右派极端主义的冲突，很容易表现在国际政治上。第二，中观层面。在国家层面上，民粹主义势力已经开始角逐政权。从这次欧盟议会选举来看，极端主义和极右派的上台是大势所趋。如果特朗普再一次上台，那么美国组成一个“准法西斯主义政权”是大概率事件——特朗普之前演讲时就提到，要把他的政敌和“不喜欢的人”都“lock up”（抓起来）。这些说法都是民粹和法西斯主义情绪的释放。对中国而言，如果像蓬佩奥、博明那些极端仇视中国、仇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力量上台，美国很可能对华实行“法西斯主义”的外交政策。尤其是，特朗普当政会影响到欧洲政局，使欧洲出现更多“准法西斯主义”政权，就像二战前法西斯政权在欧洲多国上台一样。当然如果拜登能够继续当政，对极端派会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我们也要清楚看到，他的对华政策也不会有很大的改善。
在2024美国大选首场辩论中，拜登特朗普均在涉及中国的问题上相互攻击，特朗普指责中国用阿片类药物“扼杀”了美国，并抨击拜登毫无作为。基辛格先生讲过：“没有人喜欢战争，但是战争最后发生了”。大家都想用其他的方式解决国内的和国际的问题，但是解决不了，最后诉之于暴力。国际的战争和国内的暴力，逻辑是一样的：国内很多事情解决不了，就诉之于暴力；国际社会上，弱小国家反抗大国会诉之于暴力，大国如果解决不了小国问题或者解决不了与其它大国的问题，也会诉诸于暴力。第三，宏观层面，地缘政治的两极化已经形成一个大的趋势。两极化既表现在经济层面，也表现在政治层面和国际地缘政治层面。在政治层面，拜登所说中美竞争就是“美国民主VS中国意识形态”的竞争；经济层面，以世贸（WTO）为核心的国际贸易体制已经失灵了，取而代之的是美国领导下各种“团团伙伙”的贸易协定。我们一直说美国是“去全球化”，但实际上美国是在重新塑造以它为中心的国际贸易组织。最近这段时间，西方也在开展另外一种话语，即所谓“中国的正在通过‘一带一路’塑造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贸易体系”。全球贸易体系是不是像一些人所说的“一个世界，两个体系”呢？虽然这个问题尚无定论，但现在中国和美国、欧洲脱钩的速度正在加快，我们要小心。在地缘政治方面，美国花了很大精力重塑地缘政治，在中国周边建立了多个“团团伙伙”的排他性联盟，这“一个世界，两个体系”形成的的一种体现。
从“印太经济框架”到AUKUS，美国试图从供应链、人工智能、信息和军事技术上完成对中国的“去风险化”。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的力量互相强化，正在加剧世界秩序的重塑。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与东盟的关系有深刻意义。从最近的趋势来看，东盟国家对中国的认知较之美国而言有比较大的改善，实际上就是这三个层面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这三个层面的因素同样影响着中国和东盟的关系。尤其是这一次刚刚结束的香格里拉论坛对话，和往年相比有很多新的值得注意的地方：
据相关报道，在二十一届香格里拉对话上，菲律宾、澳大利亚、加拿大等美国盟友在南海、“航行自由”话题上渲染中国威胁论调。
第一，美国和欧洲都在将战略重点转移到印太地区。美国从奥巴马时期就开始将战略重心转移到东亚和亚太地区，这些年美国调整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经济框架，都是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意外的是，欧洲的地缘政治重心也转移到了印太和亚太地区。香格里拉对话本来是亚太安全的对话，现在已几乎变成了跨大西洋的安全关切。
从前段时间拜登接受媒体采访可以看出来，美国方面对俄乌战争的进程情况掌握得非常清楚，包括每天用了多少炮弹、牺牲多少士兵。为什么俄罗斯现在没有像西方所认为的“很快就会失败”？现在美国和欧洲一直在打认知战，就是把中国和俄罗斯“绑架”在一起。尽管这种“绑架”从俄乌冲突一开始就存在，但是现在，西方开始将打不垮俄罗斯的原因归因于中国。美国的高级官员一直在塑造“正是因为中国向俄罗斯出口军民两用的产品，俄乌战争才一直可以持续下去”的话语。尽管美国、欧洲自己也在和俄罗斯进行能源等方面的交易，但是中国被视为是俄罗斯打消耗战最重要的支持力量。
我们不能小看这种认知战。欧洲无论是媒体还是外交界、战略界，现在正在把所有抱怨和仇恨发泄到中国身上，认为中国现在是俄罗斯能打持久战的根源。这不仅影响了中国和西方的关系，更影响了中国和东盟的关系。
参会专家学者在问答环节就中国-东盟关系前景展开热烈讨论我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东盟是中国在今后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里最有价值的外交领域。我们看看东北亚。日本、韩国已经是完全“躺平”了，因为他们的安全体系就是美国安全体系的一部分。他们已经决定在外交上继续跟随美国。
我们和俄罗斯关系目前来看还是不错的。但是两个国家有各自的战略考量，我们一定要注意俄乌冲突的局势，关注俄罗斯各方面的决策动向。如果俄罗斯自己调整了，中国还没来得及调整，那么我们将陷入非常被动的局面。
我注意到，在西方纪念诺曼底登陆的那一天，普京也召开了几个小时的会议。从字里行间的表述来看，实际上普京是希望调整这场战争的。不管怎么样，俄罗斯还是西方的一部分——从沙俄时代开始，俄罗斯唯一的目标就是变成“西方国家”。事实上，俄罗斯和西方的关系和我们所认知的俄罗斯和西方的关系是不一样的，没有那么对立。当西方排斥俄罗斯时，俄罗斯反西方；当西方接受它的时候，俄罗斯高兴还来不及。从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到俄罗斯的叶利钦，再到早期的普京总统，都是非常亲西方的。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此前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愿意继续与乌克兰谈判，但重返谈判的前提是不能“脱离当前战场实际”。我们一定要注意，围绕这次俄乌战争，俄罗斯对西方态度的调整。尤其是美国把中国看成唯一的竞争者以后，美国会重新考量俄罗斯。对西方和美国来说，对俄外交的目标就是“让俄罗斯不再制造麻烦”。最后，很可能是在普京达到部分目标，西方也达到部分目标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妥协了。如果我们对此没有认识清楚，延续以往的政策，那么我们就会陷入非常被动的局面。
在中国和中亚的关系中，上海合作组织对很重要。但基于上合组织的中国-中亚互动更多集中在安全层面。经济考量尽管有，但体量不大。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中国西北边疆的外交政策很难实现以发展为主的大转型。另外要留意，土耳其的崛起会对我们的西北边疆造成很大的压力。
往南亚看，现在的印度野心勃勃。我们必须注意中印关系的发展。近代以来，所谓“印度”的这个现代民族国家并不是自己争取的，而是英国人给的。印度建国之初，甘地、尼赫鲁等领导的政党都是家族性的政党，现在莫迪的印度人民党能从一个区域性的政党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政党，我们绝不要小看他。在意识形态上，莫迪主张的印度民族主义是“印度教民族主义”和“反华民族主义”两者的结合。因为对内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有很大的风险，所以莫迪动不动就会诉诸“反华民族主义”来强化执政合法性。
莫迪仍在强化印度教民族主义议程，这在吸引大量选民的同时也埋下了宗教冲突的隐忧。同时，印度的情况也反映出，后发展中国家的政党转型往往以民族国家为主体。我觉得印度对中国压力，倒不是来源于印度在美国印太战略中的角色，而是印度内部制度性转型而导致的印度崛起。中印两个大国接壤，中国还是防御性的，很难在印度范围内有扩展性、发展型的外交空间。所以，东盟对中国来说非常重要。中国要成为海洋国家，不能失去东盟；中国要推进经济发展和现代化，不能失去东盟；中国要保障地缘政治的安全，不能失去东盟。
总体上来说，我们这些年对东盟的政策是比较成功的。之前蓬佩奥访问东南亚，动员东南亚国家跟着美国走。东盟还是做出了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集体决策。东盟一方面保持和美国的安全关系，一方面发展和中国的经贸关系。这点对中国是非常有利的。中国对东盟也采取了正确的外交政策。当美国强迫东盟选边站时，中国采取了“包容式的多边主义”和“开放型的多边主义”，为东盟国家保持中立提供了一个前提条件。
但从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来看，当美国、欧洲把战略重点从印度转移到东南亚以后，东盟这个平台会遭遇什么样的压力？我们要如何从东盟的角度看待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南海问题怎么解决，按照以前的方式继续，还是要换一种思维方式？中国和东盟的经贸关系，通过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的机制就足够了吗？
会议现场听众踊跃提问
我觉得，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都需要考量。我们最近也在做构建中国-东盟共同市场的研究，发现实际上在现在美国和欧洲贸易战的情况下，3.0版的中国—东盟自贸区机制还不足以释放中国-东盟双边经济的活力。
研究界该怎么做？我觉得，我们和东盟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现在“区域国别研究”变成了一级学科，但区域国别研究的重点要超越语言。光学语言很难研究东盟。我们更需要从社会科学的层面来研究东盟。
东盟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华人。中国海外华人绝大多数都在东盟国家，但是华人既可以成为我们对外联系的纽带，也可以成为我们外交犯错误的陷阱。华人和祖国的关系非常复杂，不是一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应从更复杂的角度予以考虑。我们不要觉得东南亚有华人，外交就可以像我们所设想的那样去推进。
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的茨厂街，当地华侨华人举办舞狮活动庆祝元宵节。图源：新华社希望我们的新一代研究者要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展开中国和东南亚的研究。就中国-东盟关系看中国-东盟关系，已无法分析出问题的本质。我们有必要从世界范围内的地缘政治、经贸体系的重塑、意识形态之争等各个方面来看待中国和东盟的关系，从而更接近东南亚的经济、政治现实。这也有助于我们出台更有效的外交政策。谢谢大家。文章内容根据郑永年教授演讲整理而成，内容有所删减。
文稿整理｜刘深
内容审定｜郭海
排版｜周浩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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