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本文摘自《荣成文史资料》第一辑(1987年11月)，王枝茂口述，高树斌整理，原标题《东海特务队战迹片断》
正文
一九四〇年春天，上级党决定成立东海特务队，指定由我负责组建，并任队长。
特务队的主要任务是：在敌占区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焕散敌人斗志，相机打击敌人，缴获枪支弹药，支援军队建设。
队伍刚成立时只有七个人，没有一枪一弹，但是大家怀着满腔抗日救国热忱，在艰难险恶的条件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完成了上级赋予的一个个任务，取得了一次次胜利。
贴标语
队伍成立后的头一次任务是到敌占区贴标语，搞政治攻心战。可不能小看贴标语，那可是在“太岁头上动土”，稍一疏忽大意，就有掉头的危险。
我们这次贴的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宣传材料。一天夜间，我们偷偷摸摸到石岛各个伪军驻地，把标语一一贴上了。敌人发现后，惊呼八路军进了街，个个吓得一夜没敢合眼。
石岛有个铁杆汉奸叫做唐焕章的，丧尽了天良，做尽了坏事。为打击他的嚣张气焰，我们决心把标语贴到他的巢穴里。我和王枝桥二人，以买大烟为名，骗过了门岗，混进了唐家。唐依仗当汉奸的权势，公开卖大烟，以牟取暴利。当我俩进到第二道门口时，便边叫门边贴标语，及至门开了，标语也贴上了。我们买了大烟，很快离开了唐家。当他们发现标语时，我们已安全转移了。
起枪支
当我们得悉峨石山村大财主周永久有枪时，便从那里下了手。一天夜间，我和王枝桥越墙进入周家。周吓得话也不会说了。“我是八路军特务队王队长。你把枪立刻交出来，若不然就叫你上西天！”他老婆一听交枪可以饶命时，立刻把一支勃朗宁手枪和八粒子弹，从柜子里拿出来,交给了我。
石岛有个为敌军官做饭的车正路，经过我们多次争取，表示决心反正参加特务队。一天，他趁敌军官和几个士兵在顽麻将的机会，偷偷地把一支上好的手枪藏在高筒水靴里带出来，交给了我们。特务队的名声在石岛渐渐传开了，敌人一听这个名字就心惊胆寒。
一次，我化了装到石岛侦察，当走到渔霸王升武门口时，发现王的神色不对，我断定这内中一定有鬼，便一个箭步蹿进屋内，果然有问题，原来是伪军赵队长和他的文书正在那里抽大烟。我突然出现在他俩面前，把他俩吓懵了。“我是八路军特务队，快把武器交出来！”两个家伙顺从地把手枪交给了我。接着我对他们训斥道：“今后不准在街上乱抓人，不准抢老百姓的东西，我走后两点钟才能报告日本人。”他俩连连点头地说：“是，是。”
营救人
一天，突然接到文登县委通知，要我们设法营救地下党员张学彩的父亲，原来他被杂牌部队王国忠抓到了黄山集。我们先后搞到的四支枪都已上缴了，没有武器怎么办？我们六个人自制了两个土手榴弹，天黑后带上它摸到了黄山集。敌哨兵听到脚步声忙问：“口令？”我胡诌一句，他一听口令不对，即乓乓向我们打了两枪。我迅即向哨兵扑去，把他结果了。枪声惊动了屋里的敌人，纷纷打枪。我们把两颗手榴弹扔了过去，顿时敌军乱作一团。这时王国忠正在大财主宋伯恒家喝酒。上司不在场，没人指挥，敌军纷纷逃窜。我一个鹞子翻身过了院墙，双脚落到了猪窝盖上。想不到藏在猪窝里的两个敌人连声喊叫“饶命”。我说：“我们是八路军特务队，我们优待俘虏，你们的人都哪里去了？”两个家伙指了指东房小屋，我们迅速包围了小屋，里面八个敌人乖乖地投降了。就这样，我们没费一粒子弹，没流一滴血，既营救了自己的人，又缀获了十几支枪。
巧取胜
一九四O年秋天，距斥山敌据点八华里的大泊子村驻扎了一帮已投敌的老锅子队，共计三十来号人。我们特务队想把这股敌人吃掉。可是论人数他们比我们的多，论武器他们比我们的好。怎样吃掉？我们汲取在黄山打王国忠的经验，决定用巧办法取胜。
一天晚上，我们特务队开到了大泊子村，王枝增、王枝桥分头悄悄地把两个岗摸了，得了一长一短两支枪。接着我们便把事先准备好的鞭炮放在铁筒里点着。鞭炮在铁筒里响，很象打机枪。王枝增、王枝桥二人爬到墙上高喊：“我们是八路军特务队，我们把你们包围了，我们优待俘虏，缴枪不杀，你们快投降吧，不要再给日本人卖命了！”其他人也跟着呐喊助阵。敌人摸不清底细，只好向我们投降了。
在敌我人数悬殊的情况下，我们采用这种巧取的办法，以少胜多，打败了敌人，取得了胜利，共俘虏敌人三十一名，缴获长短枪三十三支。
斗计谋
一天，石岛伪军突然奔袭我的家，把我的父亲捉了去。他们把我的父亲吊在梁头，严刑拷打。伪军头子亲自审问，讯问我的下落，妄想逼我父亲压我洗手不干。我父亲既经受住了敌人的拷打，又顶回了敌人的威胁，表现了中国人应有的高尚气节。敌人恼羞成怒，除对我父亲施严刑，还逼我父亲服苦役，并扬言：特务队的王队长若不来，他父亲几天就要被处决。
我听说敌人要处决我父亲，恨敌入骨，心急如焚。怎样营救父亲？来个硬碰硬，把特务队开进石岛强夺行不行？不行。那样做就正中了敌人的毒计。其结果只能是把部队葬送掉，父亲的命也就更保不住了。最后还是王枝桥想了一个办法：将计就计，写信给敌伪军官，要他们立即把我父亲放回来；若不然我们就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把他们的老子也统统抓起来，统统杀掉。敌人知道特务队是说一不二的，说得出办得到，于是他们为了他们老子的安全，第二天就把我父亲释放了。
反奸细
一九四O年秋，“抗八联军”两个特务，一个叫连熙发，一个叫崔其先，带着枪投降了我们特务队。后来我们才察觉他俩是假投降，企图从内部瓦解我们的队伍。我们队伍中有个意志薄弱者叫毕进升的果然被他俩拉了过去。
一天，他们三人趁我和王枝桥回家探望父母双亲的机会，在黄山集西面于家村，搞了突然袭击，把王枝增、王枝峰捉住了，扬言等到晚上把他俩装进麻袋里，扔到于家村南海湾里。
他们三人把王枝增和王枝峰关押起来，安排人看守着，便找地方喝庆功酒去了。他们走后，王枝增和王枝峰对着看守人员说：“咱出生入死打敌人，为的什么，不就为的抗日救国吗：在这国难当头的时候，你能丧尽天良,帮敌人害我们吗！”经过说服教育，看守人员醒悟了，给王枝增、王枝峰两人松了绑，放了出来。接着他俩又联络了几个队员，包围了三个坏蛋喝酒的地方，把他们三人提住了。
敌人企图打进我们队伍内部进行破坏，结果反被我们抓获，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既折了兵，又丢了枪。
智擒匪
一九四二年秋天，石岛敌人张贴告示：谁捉到王枝茂，奖赏他一万元钱。想不到我这个人的身价 竟值一万块！就在这件事后不久，驻石岛青石崖的伪军两个士兵弃暗投明，向我们投诚。伪军李队长带领三十多名伪军跟踪追来，妄想用假投降的办法把我捉到。
我们一共六个人在石岛西桃树园村外山上接着了两个投降的伪军。可伪军李队长他们也赶来了。我立即打了两枪，他们马上喊道：“你们不要打了，我们是来投降的。”我问谁是当官的，那个身背匣子枪的李队长站了过来，后面还跟了个警卫的。他看到山上很多人在瞧热闹，便问道：“山上那些人是于什么的？”我回答是“八路”。我看敌人的枪保险全部打开，知道他们是假投降；他看我们人多势众，也没敢动手。这当儿，我一面着王枝桥派人联系县大队，一面命令敌人跟我们往前走。天傍黑到了夏家泊村住下了。我让王枝桥去给他们训话，他说：“你们过去帮日本人打中国人，做尽了坏事；但是改邪归正了，八路军还是欢迎的。”那个警卫站起来说：“我是二愣子，你不要口出狂言！”王枝桥接着说：“二愣子怕什么，我是三楞子，比你多一楞子。你要老老实实。”那个李队长一听话茬不对，马上满脸陪笑地说：“误会，误会。”
天亮了，县大队还没来人。我们又领着敌人由夏家泊村来到台上村。我和王枝增、王枝桥想了办法：以举行酒宴慰劳他们的名义，把他们拆散开，分别把他们的枪缴下来。酒宴前，我和王枝增、王枝桥先把李队长和他的警卫请来，给他个措手不及，下了他俩的枪，然后分头把其他伪军的枪也一一缴下了。
后来我们到军分区去送枪时，于得水司令员风趣地说：“王队长，你真行。值一万元的人不多呀！”
搞子弹
一九四二年秋天，军分区让我千方百计搞些子弹供应前线。一天晚上，我单枪匹马进了石岛，越墙蹿到敌伪严区长家里。区长不在家，我对他老婆说：“我是八路军特务队王队长。今天来是请区长帮忙弄些子弹，如果肯帮忙，我们会记一笔帐；不的话，那就只好叫他脑袋搬家了。”说完我就扬长而去了。
那个严区长回家听他老婆一说，心惊肉跳，坐立不安。第二天，他吩咐车脚河村伪村长张文廷（我们的人）送来口信：于当天晚上在车脚河一个姓毕的老百姓家里交接。晚上，我和张文廷在毕姓家里跟他会面了。他见我右手握着二十响匣子枪，便问“你是……”；“特务队王队长。”他把他带来的两个兵分派在院子里站岗，便跟我一同进了屋。他把外衣一脱，身上绑着的三条子弹袋全部解下来，放进我的麻袋。我说：“这些是不够的，明天还要再送些来。”他说：“王队长，实在不好搞，不是我不给。”停了一会儿他又说：“今晚你们在区公所放几颗手榴弹，我打几枪。借这个因由，再到日本人那里领些来。明天晚上再送来。”
第二天他果然又送了些出来。两次共送出子弹两千发。
一九四五年八月石岛敌人投降了，特务队的历史使命也完成了。在特务队工作的同志一个个升上了正规军，后来大都随军南下了。我由于长期风餐露宿，患了几种病。经领导批准，还乡休养。就这样，我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朝夕相处、休戚与共将近六年的同志，离开了亲手培植不断发展壮大的队伍。
资料来源：
《荣成文史资料》第一辑(198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