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本文摘自《文登文史资料》第十七辑(2002年12月)，作者王梅胜，原标题《传奇将军萧振瀛》
萧振瀛（1890-1947）
萧振瀛（1890-1947），吉林扶余人。字仙阁。早年混迹东北军政界，后投西北军石友三。1926年任国民军西路军总司令部军法处处长，为宋哲元幕僚。同年6月升任西安市长。1930年后任二十九军总参议。1933年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1935年11月任天津市市长，1936年8月离职出国。抗日战争期间转向商业活动，开设大同银行。1947年病死于北平。
之前感觉对冯玉祥印象还不错，读完此文，发现老冯人品真不咋地。
正文
萧振瀛字仙阁，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5月2日生于伯都纳四马架屯（今吉林省扶余市四马架乡政府驻地）。
四马架乡于2005年更名为三骏满族蒙古族锡伯族乡
曾入吉林法政专门学校深造，后历任吉林省督军署孙部军法官、参谋、营长、团长，吉林省田赋管理局局长，国会众议院议员，包临道尹兼五原县长，西安市长，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中将参议，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冀察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察哈尔省主席，天津市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一战区上将总参议和大同银行董事长等职。1947年病逝于北平。
萧振瀛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他从政、从军，屯垦、办学、搞实业、理金融，均有佳绩；他社交甚广，朋友较多，却从未参加任何党派；他性格豪放，心直口快，敢做敢为不顾身家性命，扶危济困不图半点回报，但在他死后却出现褒贬不一、毁誉参半的评价，有人说他抗日、爱国，有人说他是汉奸、政客，萧到底是怎样一个人，请读者自己评判。
一、萧家发达靠农业 读书仕进赖振瀛
萧振瀛原籍山东省文登县大张村（1956年6月划归荣成县）。
清道光年间，其曾祖父萧满携家离籍，逃荒关东。辗转来到伯都纳境内松花江南岸的四马架屯定居。这里原是皇室禁地，荒原成片，此时已开禁，从关内来此谋生的居民渐多萧满自幼因患天花眼睛失明，但智力过人，来到东北后，立志创家立业初到时，他以算命为生，后兼营旅店，置有少量土地，冬闲时便组织家人从事马车运输，家业渐兴。
萧满生有八男一女，劳力充足，有了积蓄，便广置田心随着岁月的推移、田地的增多及收入的增加，萧家很快地就发达起来，原来的马架子、小草房变成了庄园式的大套院，车马农具一应俱全，生产规模年年扩大，经过两三代人的努力，萧家终于成为们都纳北部拥有数千公顷土地的富室望族。
萧满晚年时，由长子正中代父理家。正中生有三子，次子国挺娶妻谭氏，1890年5月2日，国挺喜得一子，是萧满的第一个重孙，国挺依祖父排下来的辈字，儿子该范“振“字（从长子正中开始，辈份依次为“中、国、振、朝、纲……)、遂取名振瀛，后来塾师依“瀛”字之义，为其取字仙阁。振瀛出生时，正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期，东北大地到处是俄国人、日本人经济侵略、文化侵略的斑迹，中华民族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萧家的振兴一得清末开禁的天时；二得伯都纳水源允足、土地肥沃的地利；三靠萧家经营得法、生财有道，巧妙地周旋于各势力之间，以利自身发展的人和之术。萧家不但务农，还经营工商实业，在新城（伯都纳署驻地，后为新城府城，即今扶余市区）及一些大集镇和江北肇州等地均开有商号、烧锅等。在东北地方殖民经济、官僚买办经济渐长，农村小生产经济日渐调蔽的夹缝中，萧家奇迹般地发达着。到20世纪初，已繁衍成为百余人的大家族，振瀛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又是长房长孙，自然成为合族上下的宠物。加之萧家虽系望族，但萧满以下三代人除其四子即振瀛叔祖喜中任过纳河一任经承(书吏)外、均务农经商，未出过儒士官宦。因此，长辈们把希望都寄托在这一代人身上。为让振瀛读书仕进，家里为他选择了长春岭较有名望的塾师郭守一先生。
郭先生世居长春岭镇，开家馆授业，不便延请，便将振瀛送至郭先生家馆读私塾。时年7岁振瀛虽系富室子弟，受家庭溺爱，但他天性聪颖，上进心强，不比一般纨绔子弟，故深得郭先生偏爱。入塾不久，便以其领悟能力和表达能力跃居同窗之首，颇受业师赏识，多得长者赞叹。刘哲在回忆萧振瀛的文章中说，他“读书不斤斤咕哗，而神晤理解，为皓首钻研者所不逮”，在封建文化、道德的熏陶下，在子曰诗云的唯声中，振瀛无忧无虑地度过了自己美好的童年。
但是，振瀛是一个喜欢遐想、好务新潮的孩子：当戊戌变法后，各种新的资产阶级思潮不断地涌向塞北农村的时候，他虽年幼，也开始接受这些新的东西了，他越来越感到“子日诗云”之类的说教之陈腐、也感到科举及第老路的渺茫。他不愿意再在死气沉沉的塾学中读那些古人的说教，于是说服家人，于1902年考入卜奎（今齐齐哈尔)中学堂去读书。新学堂尽管仍开读经课，毕竟添设了算说、格物、体育等新课程，这很能满足他的求知欲望。不长时间，他便以自己的聪明好学及良好成绩名噪校园。1906年，萧依父母之命，回乡与邻村孟家女子完婚。1908年，他完成学业回到了家乡。在卜奎读书6年，使他的眼界大开，知识结构也发生了明显飞跃。他既崇奉传统道德文化，又尊崇新的科学文化，为其后来从事军事、政治以及金融实业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回乡的当年，发妻孟氏病故，孟氏无出。由于他心情不好，深感家乡的空气沉闷，他还发现6年后家乡依然如故，萧氏大家族仍合族同居，从事着垦荒和农耕及小工商业活动。他不甘心在家经营农事。他要为自己学到的东西派上更大的用场，要突破年复一年周而复始的农耕小圈子，在他的请求下，家里答应了他。1909年，振瀛来到府城，开始经商生涯。他先是在某布店实习，后又到萧家自家开的排木局（兼营沿江放排原木和木器加工）。
次年，从其族叔国本在府城创办酒厂。是年，振瀛奉母命回乡与邻村苗文秀女士结婚，婚后又回到府城干他的事业去了。
府城这一新的天地，经商这一新的事业，给振瀛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条件，他充分运用自己的智慧和特长，全力从事工商业活动，虽然有失败和挫折，但更多的是成功。由于他有文化，人又聪明，且伶牙俐齿、能说善讲、长于交际，很快就被聘为府城中最大企业之一的德昌润烧锅掌柜（经理），后又加入商会，并出任董事。
中华民国成立后，人们的生活没有什么更大的变化，广大农工劳动者和小市民们仍然重复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老习惯，默默地在最低标准的生命线上挣扎着。但作为一个读了十几年书的小知识分子的商界领袖，他已敏感地嗅到了新的气息，随着人们辫子的剪掉，三民主义等新思潮逐渐渗透到边塞小城。振瀛感觉到，中国已“改朝换代”了，自己也应当出去闯荡一番，去干一番更大的事业。他向往着叱咤风云的军旅生涯，热望着高官显爵的威严。所以，他越来越不满足于眼前新城府这一闭塞的小天地了。为了让自己将来能顺利地步入政界，他决定重新走上中断4年的求学之路，弃商从学。
1912年，他考入吉林省法政专门学校，开始涉足一个全新的学习领域。这里是省城，一切政治气候都在这里有所反映。他一心攻读规定的课目，同时还注意留心国家大事。在这里读书4年，他目睹国是日非，跃跃欲试急于到社会上去搏击一番。
二、从军从政不断升迁 敢做敢为声誉益隆
1916年，萧振瀛毅然投笔从戎来到张作霖的奉系部队，就职于吉林省督军署，在孙烈经部下当了一名军法官。任职不久，妻子苗氏病故，他回乡料理了后事之后，很快又回到省城。从此，他终于跳出家庭的小圈子，跳出了小工商业的窠臼，开始了他一生最重要阶段的军政生涯。
1917年，萧振瀛调任吉林省督军署参谋。后相继在孙部出任营长、团长。
1920年，萧被调离军界，改任吉林省田赋管理局局长。萧年幼生长在农村，对农事耳濡目染，深知发展农业的重要，故就任后，在全省力倡屯田开荒发展农业。年内，他苦心经营，督办得力，垦荒成绩卓著，全省当年粮食产量大增。为此，他受到了奉天巡阅使署的嘉奖。
萧在省城从事军政活动中，积极利用各种条件，广交社会各界人士，同莫德惠、刘哲、万福麟等过从甚密：加以他为人慷慨爽直，讲交情，论义气，“义之所在，锐身任之，艰难强御，皆所不恤”（刘哲《萧仙阁先生行状》），又加萧广交际，善辞令，故在省城军、政、商各界，多得褒议，声誉日上。1922年，萧被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此后，他便活跃于省城和京城之间，开始参与一些国家的重要政事活动。
是年，萧返乡与刘文瑛女士结婚，婚后返京。
当时，冯玉祥将军任陆军检阅使，率所属一个师和三个混成旅驻防京畿。萧在京期间，多与西北军将领来往。在同乡刘金镛家，萧得识冯部第八混成旅旅长李鸣钟。二人初会，便感情融洽，长谈竟夜，大有相见恨晚之慨。此后，二人过从甚密，结为挚友。在与李鸣钟等人的交往中，萧又结识了不少国民党人士，思想也大大开放，对北洋军的腐朽统治愈感不满。特别是萧与冯部西北军接触中，他亲睹西北军军风淳朴，纪律严明，深感奉系军阀统治的腐败，出于一颗赤子之心，逐渐地产生整顿乡政之念。1923年，他回到省城，组织起一个“民众促进会”。该会以“整顿民治”为宗旨，故时常有批评省政之举，因而触动当权者，省长王树翰下令解散该会，萧本人也被扣押起来。后经东北军元老莫德惠、刘哲等力保，萧方获释返回北京。
1924年秋，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冯玉祥获得了京畿和察、绥、甘等地盘。萧出于对西北军的仰慕，决定应李鸣钟之邀，离京赴绥远：当时，李鸣钟曾问萧说：“西北军生活清苦，你能受得了吗？”萧答说：“中国太苦了，只有我们吃苦，才能救国救民。”来到西北后，初任都统府咨议兼临河县长，后升任包（头)临（河）道尹兼五原县长、由于萧任职期间，在黄河后套一带兴修水利，移民垦殖，粮油丰盛，使冯军南口败退后，得以免受饥谨之苦为此、李鸣钟将其誉为“萧何”而荐于冯玉祥，得到冯的赏识。萧生长东北熟悉俄事，曾代表冯去苏联接洽军援，亦圆满地完成任务，遂为冯和李鸣钟、宋哲元等所器重。
1926年9月，冯玉祥由苏联回国，17日举行五原誓师，自任国民联军总司令，并昭告全国参与北伐。萧率五原民团参加五原誓师，被冯任命为宋哲元西路军总司令部军法处长，此期间，萧得识于右任，并结为好友。
冯军进出陕豫，萧随宋哲元部调任北路军军法处长，年底，冯军攻拔西安，宋哲元被任命为第四路军总司令兼陕西省主席，萧亦被任命为第四路军军法处长兼西安市长。冯指示箫参照东北大城市规模，将西安建设为现代化城市。萧到任之时，正值关中大早，民不聊生，西安市内亦常见饿殍。萧在着手规划西安市区建设的同时，开展了大规模的赈济工作，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灾情和民困。
1927年夏，冯玉祥追随蒋介石、汪精卫进行反共清党，仅西安一地即逮捕3000余人，冯主张严办。萧对此则不以为然，曾大骂说：“我们天天高喊救国救民，今天这样滥杀无辜，救的什么民！这和旧军阀有什么两样！”萧因兼任军法处长，负责该案的审理。经查，这些人均系知识青年，爱国心强。萧以为，青年人爱国无罪，即便一时行为过激，也应得到当局的理解。但如何处理，颇感棘手，上命难违，又不忍滥杀无辜。一连几日，他寝食不安，难以决断。最后天，他既未到政府上班，也未回家，在军法处闭门一日，入夜，他又整夜在室内绕行踱步。天将亮时，他咬牙下定决心：放人!便立即喊来卫队长苏占元，命令他去开监。苏问放哪些人，萧说“16岁以下都放”苏领命而去，未及出门，被萧喊住：“18岁以下都放。“苏刚离去，他又追出门去，告诉他：“20岁以下的，全部无罪释放！“就这样，萧在未上报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决断，陆续释放数千名进步青年和爱国军士。被释放的青年中，知名的有于振瀛、李子健、陈健民等当年被萧释放，解放后曾任吉林省司法厅长的李△每当提起往事，总是感慨万千地说，是萧先生保护了一大批爱国青年。
萧的这一行为，在西北军、政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一些进步人士、爱国将领赞叹他的胆识；但也惹来了群小攻讦，韩复榘、石友三等人说他是“共产党”，并到冯玉祥处挑拨是非，冯站在当时的立场上，对萧此举极为震怒，以萧违反军令和疑其赴苏谈判时与苏共有“勾结”行为，严令宋哲元将萧处决，但宋对萧的行为颇为赞赏，不但未执行，反而出面保萧，西北军中的一些将领出于对萧的旧谊或对萧的敬重，也纷纷出面作保，张自忠、冯治安、门致中、马鸿宾等都去冯处解说。甚至连萧的卫队长苏占元也表示，为救萧一命，“我愿一死，百步之外，效博浪沙一椎”温辑五等劝他说，你确不愧为周仓，但今日非去麦城，切勿孟浪，苏方止。后又有元老派闻承烈、张树声等出面说项，此案方了，经此一案，萧的名望在西北军中更大了，宋哲元、冯治安、张自忠及何基沣等，自此都与萧结为生死弟兄：加之萧本人有胆有识、慷慨直爽、能言善辩、巧于谋划，不久就成为西北军将领中的“萧大哥”，群相信赖，然此案过后，萧便不为冯所信任。1929年，萧被调离西安市，改任第二集团军总参议。萧改造西安的设想也都化为泡影，不得不怅然离职。此后，萧、冯二人反目，且成见日深，及至结怨，终生未释。
三、建立新军巧斡旋 赴宁面蒋为收编
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三方共约300万大军，混战半年，死伤官兵30余万。后由张学良出兵调停，冯阎溃败，冯部西北军30万众解体。张学良受蒋委托主持华北军政后，负责具体处理冯阎部善后。时冯军残部仅有孙良诚收容张自忠部约5000人，还有冯治安军赵登禹师千余人。原第四路军总司令宋哲元见大势已去，有意归隐。萧振瀛虽到西北较晚，但对西北军还是很有感情的，他不甘心也不忍心众弟兄一个个被别部收容吃掉。他认为现西北军虽谓残部，但仍有军有将，何愁再起！于是他首先赶至宋哲元寓居的太原山西大饭店，劝宋不可灰心，应借机拥立“中央”（指蒋的国民政府，下同），重建部队。他对宋说：“吾等救国之志未达，何谈解甲归田？今应思昨日之非，是明日之计”，并告宋，如果重振军旅，原西北军宿将冯治安、张自忠、赵登禹、李文田、何基沣等可应邀前来。宋遂打消了隐退的念头。当时，萧即驱车去运城。跨过曲沃，张自忠在等候消息。对萧的想法，张表示同意，但对拥立宋哲元作为新军首领有异议，萧解释说我们大家都是患难弟兄，你等既愿意听我的安排，我决意拥宋，这也都是弟兄们的情义。张表示服从。二人同到运城，至张维藩寓所，召集冯治安、赵登禹、李文田、何基沣开会，研究下步行动。大家议定，将残部集中，明确拥护“中央”的态度，重组一个军，并依萧的意见拥立未到会的宋哲元为新军军长。议妥后，大家都到萧的下榻处，畅谈通宵。
一切就绪后，萧返回太原向宋哲元报告结果，并准备亲去南京面蒋。然此时众人皆败军之将，手头拮据，为筹措赴宁请委的费用，以宋、萧二人的名义，从聚义银号贷款两万元。萧一人来到南京后，先谒见于右任院长，说明一切，并由于院长安排谒蒋事宜候约近月，始蒙召见。接见时，蒋询及有关军旅情况及萧个人的一些情况，如赴苏谈判事、释放被捕青年以及与冯结怨等，萧都据实作了回答。同时，又向蒋阐明晋中八将重组部队、拥立“中央”以救国救民之志。蒋对萧说：“于院长特别向我推荐过你，说你是西北军中革命同志，希望今后共同为国效力”，并嘱萧往见何应钦洽商部队收编事宜。但见何后，因原有27路军编制已取消，遂告萧需等以后安排。萧考虑部队急等收编，现无粮无饷，人心浮动，不在京筹措出切实办法，回去也不好收拾局面，于是他决定暂不北归，在南京住下等待机遇.
在中央饭店住下后，时有韩复渠、吉鸿昌、梁冠英等也正住在那里。一次闲谈，韩有意揶揄萧说：“过去你骂我和石友三是魏延，怎么你和宋哲元今天也来当魏延（蒋冯阎大战时，韩石倒戈反冯，萧等曾斥之）？“萧镇定自若，反唇相讥说：“此时不比彼时，我等决不是反复无常的魏延，我们乃是黄忠！”吉鸿昌素与萧友善，也助萧责韩，韩悻然而去。萧在宁一住即达两月之久，所带费用即将用完，上边还没有消息。无奈，请旧交凌勉之为之，通融蒋秘书高凌百，谓有关北方大局之事，急待晋见。当晚，高通知可于次晨见将。萧思虑谒蒋之事，彻夜未眠。早5时，即起身驱车至蒋官邸，见谭延闾正率文武诸人门前立候，等蒋出来训话。不一时，蒋戎装下楼，见萧亦在侧，便问道：“萧代表有事？”萧立即答说：“现在是5点25分，可否3分钟谈话？”蒋邀萧返室内说：“不忙，请坐下。“萧于是从奉军将要接收太原兵工厂一事谈起，见引起了蒋的兴趣，便进而阐明自己的见解，他说：“民国以来，中国内战循环不息，阎锡山之所以能为患北方，并非其才能有何过人之处，重要的是太原地势于其有助。太原北有雁门之险，东有太行、娘子关之固，是为军事枢纽要地。它东控冀鲁，北接察绥，如果占有太原，则陕、甘、宁、青尽易于掌握。“接着他又从太原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谈起：“当年辽金以未得上党而不能保有天下，元占上党，始能入主中夏；赵宋极全国之力，三下河东，俱未能取胜，终因计降杨业，占领上党，北汉始得瓦解。所以说，得太原者得天下。‘中央’不去及早占领，让他人先得太原之地利，必将对“中央’构成威胁。”蒋急问：“那么萧代表以为应如何？”萧马上把话引入正题：“以宋哲元为首的原西北军将领已聚首山西，正在引颈以等‘中央’收编，如总司令不失时机收编这支队伍，一可扩大‘中央’实力，二可牢牢把探山西地盘：“一番话把蒋说动了心，问他具体办法，萧又献策说：“暂时山西省主席可不撤换，温寿泉现正居上海，可遣他回晋策动”蒋表示同意，又见萧言谈举止，落落大方，且心有谋略，大为赞赏，遂传话室外，训话改日进行，继续与肃详谈，与夫人邀萧共进早餐后，又纵谈半日。至午方散，萧从晋中来南京，费时三月，终以其才智和气概，为西北军残部的顺利收编打开了僵局。同时，他两次面蒋，纵论古今，详谈时事，赢得了蒋氏夫妇的器重，此后蒋直视萧为“国士“加以信任。
萧拜别蒋介石，依嘱往见孔祥熙部长，在孔处取活动经费2万元，将又派人给萧送来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议的任命状，并嘱其依晤谈意见抓紧安排。萧立即通知温寿泉返晋策动，宋哲元等公开通电拥蒋，东北军亦未得进入太原，蒋为此再次召见萧，允准所请。可将宋哲元等部编为一军，就地在运城整训，并嘱萧北归去见张学良商请编派事宜。
萧北归至津谒张，并请刘哲、张振鹭、王树翰等人从中相助，鲍玉麟、万福麟等也出面代请，而此时，恰好孙良诚请编代表也在津等候派编。张初有意将此一军编制给孙部，后见萧多次往请，又是东北同乡，加以有蒋的意见和元老、宿将的情份，遂将此军编制答应给萧，令宋哲元速集旧部，组成东北边防军第3军，而只给孙良诚一个军事参议官的职衔。
四、筹军费再次面蒋 巧布兵驻足晋中
张学良依从了萧振瀛的建议，令宋哲元为军长，秦德纯副之。萧任总参议兼驻海陆空军副司令行营代表，张维满任参谋长，冯治安、张自忠为师长。
宋哲元等原皆系西北军所属，当初冯玉祥下野时曾说过，西北军余部可由商震统带，至此时，商震见宋等联合，竟自成军，即找李炘相告，欲出面干预，萧闻此说，便传出话去，告之我们各部原属西北军不假，但当初溃败时，他商震为何不出面收拾残局？而今我各部已纠合“起义”（指投向“中央”）、再与西北军无涉，他商震也敢来指挥我们吗！商乃作罢。有了番号，配齐了将领，但军旅尚须扩充。萧遂返南京面蒋，汇报情况之后提出，新军除每月由张学良拨付粮饷外，尚需特别经费30万元，方可逐渐扩充兵力以成为有战斗力的劲旅。蒋当即手谕，每月拨给特别经费30万元，箫一次支付两月60万元北归，西北军残部在萧的周旋下，终于重组军旅。部队发饷后，又陆续收集其它各部，渐以成军。不久，刘汝明又率部来归，任副军长。
第3军刚刚组成，就发生了驻顺德的石友三部袭击张学良事件，石还邀宋出兵相助。宋与萧召众人商议。萧素知石反复无常，好生事端，并将蒋在宁时嘱其：“望嘱制之”之语告众，新军遂拒绝石友三并遣使告蒋。石部直赴天津，与于学忠部发生战斗，石军溃败，石本人逃亡。
1931年，第3军番号改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29军，下辖第37、38两师。不久增编一师，刘汝明改任暂编第2师师长，其他人职务未变。
29军各部虽皆属原西北军，但均系各残部拢聚而成，管理不好，易成分裂局面。萧遂与宋商议，虽各将均安其职，但仍需组成一个领导核心，遇事共议，谋定而后动。二人商定，由宋、萧及张自忠、冯治安、刘汝明、张维藩、秦德纯、赵登禹8人为全军核心；李文田、何基沣等助冯张刘赵带兵；萧本人除总参军内事务、联络“中央”及各方外，兼管军法。此后，29军内部团结，群策群力，逐渐壮大起来。
眼见宋哲元等已东山再起，占据山西地盘，阎锡山深感不安。不久，阎即向张学良提出，要29军调离山西，蒋介石也来电，欲调29军去江西“剿匪”。萧在天津接到蒋的电报后，思虑再三，深感29军不能离晋，并考虑出一个立足华北的计划。于是在天津给蒋回电说：“29军另有动议，请等候当面呈报。”之后，便返转太原。行至阳泉车站，正遇东来的宋哲元等，于是同返石家庄。宋等均不愿离晋，萧亦对大家说，太原战略地位重要，山西现在又是我军根据地，我们决不能轻易离开。同时将自己的一套想法与大家共议，众同意。几人分头行动，宋哲元亲自去见张学良，对调本军“剿匪”表示服从，但对阎回晋后的活动表示不安；门致中、张维藩分别去见万福麟等，陈说29军一动，阎必扩张，对奉军必定构成威胁，由万等去劝说张学良。之后，萧自己又去见张学良，详陈利害。张为大家说动，知调走29军确实于已不利，于是找萧询问对策，萧这才提出，可借调动之机，使29军据守要害，控制太原，张同意。萧回后，与众将商议，决定做出调离假象，让阎无所准备，并邀请阎的代表黄庐初跟随行动。阎为使29军早日离晋，也做出姿态，指定由紫荆关出晋路线后，令沿途各县慰劳29军官兵，萧亦借行前训话之机，表示29军感谢阎司令厚意。
当晚，黄回去向阎报告。次日，29军依计划行动，当夜，部署完毕，赵登禹部进驻榆茨，将炮位调冲太原；张自忠师进驻阳泉，严阵以待；冯、刘两部进抵和顺，与阳泉成犄角之势相呼应；萧留赵旅，共驻榆茨。待阎锡山弄清真相后，大为吃惊，一面急电张学良抗议质询，一面派人至榆茨面质。阎的代表见萧说：“这里是山西地界，阎司令长官不准别军任意驻扎。”萧笑答说，山西也是中国土地，中国军队在中国土地驻扎有何不可！而张学良对阎电则置之不理。阎见29军确无离开之意，且已部署要冲，亦未敢妄动。萧将29军驻扎地图呈报张学良，张深服萧之深算，并感激地说，非如此安排，我就上了阎的大当了！
为使29军立足华北合法化，萧在布置停当后便急赴行辕面蒋，并提出，阎败后一直未死心，无日不在图谋东山再起，且目前在晋已有所行动。29军既为“中央”的军队，应留驻华北，以牵制阎部，不但可解决西北军残部改编问题，也可在华北起稳定局面的作用。他要求蒋对此安排给予支持。蒋经考虑后，又见29军驻足华北已成事实，遂同意暂不调29军“剿匪”。此次行动，为29军进一步扩大，奠定了基础。
萧目睹民国以来，各军头领争战不息，谁有实力，谁就可以立足，使他从一开始就认准了抓军队的重要。所以他出面组建29军以来，一直未放松扩大军队实力，包括争编制、增人枪，也包括加强内部团结和军纪建设。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他不可能看到人民的力量，但通过他锲而不舍地抓军队，也确实使已是一盘散沙的西北军残部重新振作起来，并成长为一支劲旅。他的这种精神而产生的凝聚力对于以后29军能在劣境中基本稳定，起着很大的作用。对于只有抓军队才能立足，才能御侮的想法，在他与其妹夫柳润生的多次交谈中，也曾有充分表露。在此种思想指导下，萧在组建29军和使该军立足华北不辞辛苦，上下奔波，多方斡旋，运筹谋划，终于获得成功。故全军上下，一致认为军旅建设方面，萧功最大，何基沣（原西北军将领，后任29军旅长、师长，第33集团军77军军长。抗战初期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淮海战役前夕与张克侠率部起义。后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副部长等职）曾说过，萧振瀛是“29军的缔造者”。
五、谋划传达军代表 重创日寇喜峰口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执行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短短数月，东北即遭沦陷，蒋介石下野，张学良被贬。不久，蒋汪合作。蒋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张学良任北平绥靖主任。萧作为东北籍的爱国将领，对家乡沦陷，也是痛心疾首，无日不在思虑为光复家乡出力。此间，萧曾动员其妹夫柳树堂（时名柳青庭，扶余大清人.外号柳黑子，举义后人称柳八爷，加入察啥尔抗目同盟军后任骑兵师长，后随部编入29军、抗战前在张北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去延，改名柳润生，1947年牺牲），在故乡组织义勇军抗击日寇，萧并嘱告家里给子资助，在29军，萧积极协助宋哲元训练部队.准备对日作战：
对日军侵占东北，29军上下群情激愤 众将合议，决定通电国民政府，请缨抗日：电文拟出后，交萧阅示，廉即提笔加写“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以表示全军决心
1932年初，张学良为扶植29军，并加强前线防卫力量，决定让出察哈尔省地盘，29军一部得以进驻察省：是年秋，宋哲元出任察哈尔省主席
1933年初，日军进攻热河，萧代表29军参加了蒋亲自主持的军事会议，会后，萧即谒见张学良，对张说：“我们家仇国恨，今当其冲，胜则成功，死则成仁，此报国效死之时，29军请为先锋！”张召集所部众将，联合通电全国，奋起抗日，决心与H军拼死一战国民政府任命张为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2月，张以代委员长名义，任命华北重要将领为各路军团长：宋哲儿被任命华北集团军第三军团军团长，指挥本部29军和庞炳勋的第40军，布防于冀东一带。张又令万福麟军团驰援热河迎敌，调29军赴喜峰口待命。
29军奉命开出后，又接到移驻冷口令。众将会商，宋哲元提出，如果调赴冷口，敌人若自开平大道攻热河，则我军后路有失；萧亦提出，冷口仅有小道可通，路远天寒，后援和供给皆属困难，喜峰口乃可战之地.不应移防，不得已时，可遣骑兵一支赴冷口：众恐违令受责，萧当即表示以个人署名发电，报请上峰允准驻原地迎敌.蒋复电同意，并召萧汇报部署。
3月，日军义进，果然白开平大道而来3H，热河守将汤下麟为保存自己实力，不等援军到达，亦未与日军交战，便放弃承德向南溃逃：万福麟军一战而败、万率部退入喜峰口，张作相部也战败退入青北口1.热河全省陷落：日军又部署兵力，开始进犯长城各口：为失热河事，张学良于7日电国民政府，提出引咎辞职，10H发表了辞职通电
3月8日1.29军收到接防喜峰门令，遂急分兵喜峰口、罗文峪等要塞9日.日军服部、铃木两个旅团之一部击败喜峰口万福麟守军，抢先占领口外高地29军37师先头部队赶到，入夜与日军展开高地争夺战：混战中，夺回高地，暂时稳定了口上局势。10日，赵登禹等3个旅赶到，正值29军高地守军抵不住日军强大攻势向下溃退，赵遂率官兵仰攻，但高地又被日军占领，战斗呈胶着状态，双方伤亡很大
萧赴宁满将，恰值将已去九江部署“剿共”，萧追至儿江，将已于6日转去汉口，萧至汉门蒋已北去，萧即星夜乘快车北上，抵石家庄方得约见：陈立夫等据传闻，指责宋哲元离军他往，萧代为解释说：“传闻之言，幸勿置信，29军全军誓死抗战 如事至不可为，宋哲元等将领均将一死报国！”深夜，蒋召萧听取汇报，之后，手谕邵元冲、傅汝霖携款同萧即刻转回前线劳军、并先萧调孙连仲、梁冠英二部即刻赴援，要求29军坚守一星期待援箫等3人返回北平即收到宋急电，3人连夜专往，车过遵化，见29军某部急行军赴援罗文峪：邵等欲以劳军专车转运上兵，带队将领孙谢说，步兵灵便，可大批同时到达，早日集中对日作战，萧等对将1：爱国热情深为赞赏：邵、傅去见宋哲元，萧独自驱车驶往前线，冯、张等将领见萧，泣告战事惨烈，已硬拼数日.牺牲甚众，整连上去，生还者不过二三人，又告以宋军长曾命令，纵全军牺牲，务必夺回高地，见此等消耗战取胜无望，萧遂与前线通话，出赵等政府劳军和已派援兵等消息，以鼓舞士气，同时约赵回指挥部，再议战法。10日夜，赵归，冯、张、赵等与萧共议，赵提出，如此强攻.我军伤亡过重，虽有后援部队.恐怕为时已晚：所以，建议改明攻为偷袭，请向导迂回敌后，出其不意，定能取胜。大家均觉此法甚好，接着商议具体办法。赵登禹时已腿部负伤，但仍坚请率一部夜袭。大家劝阻，赵用战刀拄地，咬牙站起，剧痛使他全身一阵战栗，厉声说：“我发誓率军杀敌，谁也不要挽留我！”于是将袭敌之军分作三路，由赵登禹、童泽先、王有章各领一路，赵、童先行，王随后行动。部署停当，萧驱车返回大本营向宋和劳军代表汇报，后又急驰石家庄报蒋，蒋亦对此举表示赞同。
29军先到的两路人马，一路出潘家口，一路取道铁门关，攀山越谷，过长城古蝶，直赴敌军宿营地。11日天将曙时，两部同时到达，大刀队直扑敌营。将士们浴血奋战，手榴弹处处开花，大刀片寒光闪闪，日军毫无准备，来不及抵抗，狼狈逃窜。待王部赶至，已追堵不及。此役迅速结束，然后三路人马由原路返回：13日，29军攻陷喜峰口附近日军炮兵阵地，14日克复口外高地老婆山。此次喜峰口战役，计歼敌5000余人。犯喜峰口日军未能得逞，余部于17日转犯罗文峪，又遭到29军刘汝明师迎击，复被歼3000余人。19日，蒋在保定召见宋哲元等，嘉奖29军战绩，后又遣孔祥熙代表蒋到喜峰口慰劳29军将士。日军两战皆负，残部移势古北口，而古北口又有黄杰、关麟征部坚守。日军一再进袭，终未得逞。29军重创日寇，名声大震，受到国内外爱国人士的赞扬。当时，曾有革命作曲家麦新为此作军歌《大刀进行曲》，全国传唱。
喜峰口一役，萧虽未亲临战场，但参与谋划，上传下达，对此役之初胜，有着重要的功劳。于凤至女士在为萧的回忆录作序时也曾写道：“仙阁是汉卿故人，他一生尽忠报国，爱护人民。”“汉卿深知仙阁的爱国赤诚，同怀救国之志，故交仙阁组织29军。”“他创建了29军，拥立宋哲元军长。他受任为29军军代表，并终其生。始终实际上主持着29军团体的事务，代表着29军向各方联系、交涉。29军长城浴血杀敌，维持华北局面，阳延日寇侵略，使国家做抗日战争的准备工作，以及抗日战争时期，29军惨烈牺牲保卫国土，桩桩都有着仙阁的血汗功勋。”
六、舒愤陈词代众言
迎战落空变谈判
喜峰口战役后，29军增编第132、143两个乙种师，刘汝明、赵登禹任师长，原新编第2师（即刘汝明师）番号取消。
张学良引咎辞职后，何应钦代张主持华北军务。时汪精卫任
行政院长，又以行政院名义派黄乳到华北主持政务
喜峰口战役日军受挫后，继续分路向长城其它各口用兵，经过近一个月的攻守争夺战，形成僵持状态。由于中国方面“不抵抗主义”的指导，加以北平军分会无通盘计划，分守各口的中国部队各不相管，其实也无力去管，终于被日军集中精锐，于4月11日突破冷口，过栾东地区直指平津。而29军据守各要塞及遵化、蓟县一线，始终未被强敌突破。向冷口进犯的日军很快开至北平近郊，并提出部队要进城游览的无理要求，中国军民无不义愤填膺。而汪精卫借口“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竟电令黄郭，准许敌军入城“游览”。尔后，汪又电令宋部29军撤出现有防线，谓29军撤守通州，日军即可撤出长城以北，双方战事可停。宋抗命未撤，黄郭又邀萧同赴前线。萧虽坚决反对29军南撤，但出于无奈，只得同行。黄一到前线，便代表汪严令宋撤军，并对宋、萧说：“江西‘剿匪’军事正紧，对日作战不无缓急，现上边已与日方约定停战，我方应遵守。”宋不得已，与萧及众将议后，下令部队南撤。众将士挥泪放弃现有防线。但日军却不但不北撤，反而步步跟击，追至通州，挑战益甚。黄郭不得已，出面与日方交涉，日方以中方应放弃北平作为北撤交换的条件，双方僵持不下。
萧此时正在军中，见此情形，急驰北平见何应钦，提议说：“今黄乳给敌人以欺诈得逞之机，使我军撤至不可战之地，请约集诸将共商抗敌大计。”何应钦同意，嘱速去召集，萧于是急驰前线各处，约集高桂滋、庞炳勋、宋哲元等至北平。何应钦在居仁堂召开紧急秘密军事会议。出席会议的除宋、庞、高等人外，还有黄乳、黄少竑、于学忠、徐庭瑶、戢翼翘、王以哲、鲍文越、门致中、荣臻、商震等。会上，黄郭提出三条退守意见，提请大家讨论，何主持会议，连问四次，无人答言。何遂指名要萧表示态度。萧本意原不想先说，因到会的大都是直接带兵的军事长官，有作战经验，又熟悉战况。今见大家均不发言，又有何指名，遂借机将一腔愤懑之气倾泻而出。对于“不抵抗”政策，萧一向是深恶痛绝，但由于对蒋介石制定这政策内幕不了解，亦或对蒋本人的崇敬，有意避之：故发言泄愤矛头直指汪、黄，斥之政策误国。其发言慷慨激昂，针对黄郭的退守策略，他说：“此次抗日战争（指长城抗战）诸将用命，战士效死，除后来冷口一战受挫折外，我军未尝战败：然所以至此，都是汪先生的“一面交涉一面抵抗’政策所致！此提法矛盾不经，分散士气不说，只是纵敌深入一项，即已不可收拾。‘交涉’只是纵敌，‘抵抗’只为空谈！致使我一线可战之军，撤至二线不可战又不得不战之地；北平城头筑垒御敌，反许城内敌骑驰骋；坚守御敌者视为违命，退守不战者反为遵令！凡此诸端，使我奋战不屈效死报国的将士成了一退再退不能再战之师，多么令人惋惜和痛心！如今敌人已跟至通州，又无理索要我北平，我们这些带兵的将军，于心何甘！汪院长一味媚敌求和，以保自己官位，固属可怜，而其如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不更深为可恨么！今天黄参谋长提出三个办法，大概很符合汪院长的决策本意，但愚以为似此犹豫苟全之策，实难抵御已深入华北腹地的虎狼之师。按此战法莫说华北，日军即或要去边境云南，又有何难！诸位，我们都是中国人，都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将领，就此甘心做亡国奴吗？知道谁也不会这样想。那么事到如今，应该怎么办？我以为，只能变被动为主动，变退守的策略为进击的策略。具体如何进击，在下有一建议，提请会议讨论。”萧见大家都不作声，静等他的想法，就接着提出，从即日起，徐庭瑶守北平，于学忠守天津，严阵以待；宋哲元及其余将领各率本部杀人敌后，奋力死拼，处处截杀，何愁南犯日军不退。谈到这里，萧又表示：“如此以攻为守，敌人若不北退，我就在此居仁堂自戕以对国家。”萧发言至此，一直沉默的众将领热烈鼓掌，表示称赞。宋哲元激动得站起来大声说：“今天，我们以30万同仇将士，却不敌5万凶残敌寇，实在是我们中国军人的奇耻大辱！即日起，我即率部杀入敌后”。全场起立，鼓掌赞同。
居仁堂会议虽然作出了决议，但国民政府的既定政策是“攘外必先安内”，不能过早地与日军全面开战，而何应钦亦一向亲日主和，所以他也只将诸将会议的决议当作一张牌去打，用以换取日方坐下和谈，使深入敌后的战法并未认真实行：所以在日军多方打探中方会议秘密而无所得时，反而由何本人将消息亲自透露给日方。在一次日、英代表访何时，何告之如日军不退，中国军队将杀入敌后等语。日方对此也有所顾虑，同时亦想藉此搞出一个独立的“华北国”，于是同意言和，提出谈判，因而萧的建议也未得实施。
5月4日，行政院设立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任黄郭为委员长，负责与日方停战谈判事宜（时萧未参加该委员会，后于8月特派为委员）。黄亲自与日酋秘议，成熟后，委熊斌作为谈判代表，在塘沽与日方代表岗村宁茨于5月31日签署协定，即丧权辱国的《塘洁协定》。根据《协定》，中国军队撤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秀河、宝坻、林亭、宁河、芦台所连线以西以南地区，并划上述连线以北以东地区至长城沿线为非武装区：这在实际上就是承认了日军可以随意出入绥东、察北、冀东地区。8月初，日军开始撤至关外。冀乐22县被划为特区，黄郭委任亲信殷汝耕为专员。
萧素知殷某为人，自幼就读日语，并具有明显亲日倾向与言行，故曾具函呈蒋，告“黄郭此种安排必将贻害国家”。后殷逆果然投敌，割据冀东，成为国家一患。
七、扩军收编救盟友
积蓄力量歼日寇
1933年8月，冯玉祥组织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日蒋夹击、苏联又拒绝提供援助的形势下天折。冯玉祥通电下野，被迫离察返山东泰山。28日，宋哲元回察主政，29军返驻察哈尔省。同盟军当初收编的由关外撤下来的原抗日义勇军各部，此时也因同盟军解体而散驻察省。何应钦污蔑这些义勇军是“胡匪”，令宋哲元予以剿灭。萧极力反对，力主收编。
萧与东北义勇军一向有感情，与马占山、李杜、冯占海等均系好友；义勇军在同盟军抗敌时，萧即与之多有往来。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未解体时，其中的原义勇军部队李海青部（16军）曾发生过枪杀、关押抗日将领事件，16军参谋长古松年是与李海青同时起事的抗日将领，李海青因受复兴社分子李一虎的挑唆，误信古将谋李的谗言，杀了古松年，与古关系较近的一些师团长也被李关押起来。萧振瀛当时正事左右省局势，中共地下党找到当时与萧同在北平军分会工作的参议、中共地下党员于毅夫，并由于毅夫出面找到萧，请其出面营救。萧慨然允诺，当即给有关人写信，派李时雨持信前往抗日同盟军，营救出被李错误关押的有进步思想的军官王云章、韩春煊、孟述先、许烈等人。此次萧见同盟军天折，义勇军无靠，何应钦又极力要“剿灭”这支经千辛万苦从东北辗转来察的抗日部队，老大不以为然。出于同乡的感情、旧情关系，特别是出于抗日的同仇心理，决定收编这支队伍，既可保存抗日力量，同时也可以壮大自己一手经营起来的29军的实力。经劝说宋哲元同意后，萧亲自到义勇军中去做官、兵的工作。在张北义勇军驻地，萧给这些东北子弟兵讲话长达4个小时，最后拉起士兵的手臂，高高举起。当他和大家一起高喊：“打倒日本鬼子！”“打回老家去！”等口号时，全场流泪，唏嘘有声。在他的鼓动下，义勇军将士们愿意被收编。当时在义勇军中任师长的柳青庭，已在张北秘密加入中共。同盟军解体后，中共前委会议上本已决定由柳的骑兵师保护方振武、吉鸿昌西去创立革命根据地，但由于萧对东北义勇军收编鼓动的成功，使柳师大部官兵坚决不愿离察西去，柳也只得放弃原计划，对本部中共党员，进步官兵作了妥善安排后，率本部接受了改编，也从此失去了同党组织的联系。至此，原东北义勇军中的“辽吉黑民众救国军”李海青部、柳青庭部，以及唐聚五、刘振东、富春等部都被编入29军。收编会议上，宋以萧与义勇军之渊源关系，欲令萧兼任新收编的骑兵师师长，萧以自己负责政务，不时前往中央及对外联络，恐影响练兵为由辞，荐郑大章任师长，李海青、柳青庭、王致超等分任旅长、团长统帅该部，宋同意。
萧是东北人，自从家乡沦陷，他无一日不在思虑光复家乡。在计划收编义勇军的同时，他就于8月底同李杜、傅汝琳、吴焕章联名具呈蒋介石，提议派遣义勇军深入敌后，到东北去扰乱日军后方，待时机成熟，正式开战时，以收内外夹击之效，同时提请组设“东北民众救国委员会”等。当时蒋介石正忙于“剿共”，未采纳萧李等人的建议，由南昌行营复示萧等：“事关抗日举动，应由‘中央’统筹兼顾。”这样，这部分义勇军遂在29军安顿下来。
29军此次收编了东北义勇军以后，兵力更加雄厚，成为有4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的甲种军。由于萧一直在该军中任总参议，与宋以及冯、张、赵、刘等均系生死弟兄，有着“群相信赖”的特殊地位，又兼驻“中央”代表，深得蒋信任，故军内重大事务均参与谋划，并积极着手扩军事务。在萧的谋划下，29军从组军到华北立足，至扩大力量逐步发展至10万劲旅，为抗日积蓄了力量。所以萧虽未任军、师长职，却被人称“宋萧并驾”，于凤至女士也说萧“始终实际上主持着29军团体的事务。”
八、义斥汪黄卖国 坚请华北抗战
1934年，萧代察哈尔省主席。是年4月，为纪念长城抗战一周年，29军会同有关方面编印了《华北（长城)抗日实纪》，萧和张自忠、冯治安等都写了序言
1935年，日军对华北发动了新的侵略，向国民政府提出了华北政权“特殊化”的无理要求。年初，作为华北主政人物的黄郭越来越感到华北局面难以应付，回南京述职后，便滞留莫干山“养病”。2月，29军副军长秦德纯派37师参谋长张樾亭与日第7师团的旅团长谷寿夫举行了大滩会谈，正式承认日伪可以自由进出察东。但一些义勇军仍坚持对日游击作战，孙勇勤部曾兵攻热河。日方即以此为借口，谓孙部行动系受于学忠指使，于5月29日向俞家骥、何应钦提出罢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职务的要求。与此同时，调动大批军队入关，以武力相要挟。而此时刚刚北归的黄郭亦欲借机安插自己的势力，遂亲自出面，动员于学忠辞职。萧与于系东北军时旧相识，过从素密，一日忽不见于，知其已去天津商量辞职一事。于是立即给于打电话，问其为何辞职，于答日本方面对当局施加压力。萧对于说：“日本人要你辞职你就辞职吗？官不做，人不可以不做。高级官吏随敌人意旨任意更调，成何体统！此辈汉奸只知有日本，今日纵至决裂，也不能辞职！”并鼓励于顶住压力，告之“29军誓为后盾”。于学忠终未辞职。何应钦听说萧支持于不辞职，召萧询问，萧义正辞严地回答说：“国有国统，人有人格，今日汉奸勾结日寇藉以争私自地盘，难道众等竟视而不见吗？堂堂抗日将领，焉能依敌人旨意说辞职就辞职！”但是，于学忠虽未辞职，可是在亲日派主政的环境中，于的河北省主席职务终于未得保住，不久即被调赴陕甘“剿共”。萧为此事极为愤慨，亲见何应钦。表示“院部今应日寇之意调走于主席，继之必将要求调宋主席离察，不久还会要求调你离开北平，哪里还有主权可言！此后如真有
调宋之举，我们一定拒命不受！”何应钦无言。
侵华日军见华北当局如此屈膝俯就，更是节节进逼。不久，敌驻军司令官梅津、参谋长酒井隆又向华北当局提出“华北不准有国民党部活动”“宪兵三团与特务人员要离开华北”“中央军必须从华北撤离”等诸项无理要求。萧见到这些条件，认为中央军撤出华北坚决不可，并请求要何应钦顶住。“纵至决裂，亦在所不惜”。萧还亲自从天津致电蒋介石，阐明自己的意见，但未收到复电。何应钦在日方压力下正穷于应付，汪精卫又来电要求何答应日方的苛刻条件。至6月9日，继调动于学忠之后，何应钦又先后调、撤5人职务，从华北撤走东北军第51军、中央军第2师、第25师。
日方得寸进尺，不久又制造了“察哈尔事件”。6月初，日方派4名间谍进入29军赵登禹师防地从事情报活动，被赵部扣押。日本即以此为借口，于6月11日进驻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松井，向华北当局提出抗议，并要求华北当局惩办“肇事”官兵，撤销宋哲元职务和调走29军。何、黄召萧询问，萧回答说：“日本人由多伦入察哈尔境，因无护照而被扣押，这正是我们申明主权的正当行为。”黄说如此作法要影响“邦交”，萧反驳说：“现今政府对日外交态度，本人实在不以为然，不敢苟同。”黄不得不亮出底牌：“中央早已拟调29军‘剿匪’，调宋哲元离察，这都是‘中央’决策，希望你们都能遵守。”萧愤然答道：“这些，我自然要向宋军长汇报，也要面见委员长请示；但我作为29军的军代表，可以直言告诉阁下，也请阁下即转报汪院长，29军全体将士定将本着喜峰口杀敌之志，拒绝一切卖国乱命，救国到底！”说完，余怒未息，拂袖而去。回后，萧立即往张家口打电话，约请宋召集各师、旅将领开会，自己随即出门登车直去张家口。在29军高级将领会议上，萧报告了何、黄的意见和自己的态度，之后请宋表态。宋表示自己决不会做第二个于学忠，具体如何应付，他请大家商量办法。张自忠早已按捺不住，先站起吼道：“外敌、内奸都是一丘之貉，对这些东西，只有起兵讨伐！”其他人也各陈已见，有同意即刻起兵，不再受这份窝囊气的，也有表示要慎重考虑着眼大局的。萧见一时意见不易统一，便说道：“汪、黄对日委曲，决不会填饱日寇的欲壑，他们媚敌求荣，今天又要拿我们作牺牲品了。当此之时，要挽救危亡，只有我们挺身而出。出兵与否再商量，但大家一定要加紧备战，以防不测。我立即动身去成都面见蒋委员长，再行定夺。此期间，望大家勿懈勿躁，暂请绍文（秦德纯）兄先出面与黄郭及日本方面敷衍一时，但切记不可与之签立协定。”会后，军队紧急投入备战，萧即刻赴蓉。
萧动身后，由秦德纯出面，通过陈贤生、黄郭与日方联系。6月27日达成“秦土协定”，规定惩办132师负责人、29军撤离察北6县、停止山东再向内蒙移民等条款。土肥原根据日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的指示，仍要求撤掉宋察省主席职务，遗缺由民政厅长秦德纯代理。何应钦在日方无穷的苛刻要求下，愈感华北事务难以应付，遂将北平军分会事务交办公厅主任鲍文越代理，自己躲回南京。
萧赶至成都急见蒋陈报一切，蒋听后说：“华北如此，形同丧失”。萧立刻接答说：“当初日方提出中央军撤出华北等条件时，我就认为不可，也曾给委座来电请令裁夺，然未收到复电，故亦未再作报告。”蒋随手从办公桌屉内拣出当时针对此事给汪的电报稿说：“仙阁请看，我的这个电报，与你不应撤军的意见有何不同么？但我此电发出，汪先生不依我意，竟自下令撤军，现已成事实了”。萧见蒋仍有意在华北安置一定的力量，遂借机进言说：“我们29军屡次执行命令，均能出色完成任务，喜峰口一战，更可证明将士的忠勇，今中央军已撤离华北，29军不能再撤了，请求留下这支部队捍卫华北，并仍请明轩将军主政察省”。蒋介石当即允诺，并答应立即发电给汪精卫。萧方出辕门，蒋即接到华北来电，谓土肥原要求撤换宋哲元，否则事态将扩大。蒋召萧回以电报示之，嘱萧从速飞回华北，平息事端
返回途中，因天气滞留重庆三日，在当地报纸上，见到宋已被行政院下令免去察省主席职务。欲返蓉面蒋陈，又虑宋等华北急待消息，遂北行。至武汉，往见时任豫鄂皖三省“剿匪”副司令的张学良，谈及此事，张表示可出面请汪撤回罢免令。告别张后，萧即在武汉发电给29军驻南京办事处处长戈定远，嘱其持此电报面见汪、黄，告诉他们“免宋主席职及调29军离华北，我们决不接受！”
回到北平后，萧连夜去天津见宋哲元，告知此行情况。宋虽刚被行政院免去省主席职务，但29军未受挫折，而且见萧带回口谕，也很高兴，便又向萧通报“秦土协定”诸事。萧说，事已至此，只好任之，我当将详情报告委员长，并发电南京以表明我们的态度。萧当即急将秦与日酋接触情况详细写明，遣副官王崇贤立即动身，携信件赴蓉呈蒋。之后，萧又以个人名义通电全国，指斥汪、黄卖国。电文中称其此举“使世界侧目，国人寒心，今后中国官吏将只知有日本矣！”汪、黄对萧电未予置理，却电召萧赴宁“议事”，萧又拒命未赴。同时，萧又派出执法队搜捕汉奸殷汝耕，殷逃离北平。
由于“中央”军和东北军从华北撤出，平津遂成为真空地带，汉奸活动日渐猖獗。萧鉴于此种情况，又有蒋“29军可暂不南调”的口谕，遂向代理军分会工作的鲍文越提议，冀察守备空虚，目前只有29军和驻守平汉线的中央军53军，应调29军填防平津。同时安排29军做好赴平津准备。鲍派人去武汉请示张学良后，即下令29军接防北平，不久又进驻天津。国民政府鉴于29军控制平津已成事实，遂于8月28日下令任宋为平津卫成司令，旋兼代北平市长。29军得以填防北平。
九、献计撑危局 设法捍主权
29军填防平津后，日酋土肥原协同华北驻军参谋长酒井隆召集齐燮元、王志敏、王揖唐、高凌尉等策划成立“华北国”，并雇佣汉奸流氓游行示威，叫嚣“华北独立”。1935年11月，日方指使汉奸殷汝耕割据冀东22县，成立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之后，土肥原、酒井隆等又到天津英租界找宋哲元，对宋施加压力，令其效法殷逆宣布自治。在此华北危如累卵之际，宋在北平召集29军众将领商议对策。大家都感到29军要在华北立足，在“中央”决策尚不明确情况下，还不能马上同日本人闹翻，但又不能搞丧权辱国的“独立”，很难处理。萧在西北军时即有“智多星”之称，大家让他出主意。萧挺身而出，说：“与其叫汉奸出来卖国，不如29军出头控制冀察，表面与日‘亲善’，实际敷衍，口号是‘不说硬话，不做软事’。这样可以占据冀察地盘，借平津财力扩充实力，一旦事起，可不惜一战。”大家都觉得这个主意好，于是议定由萧和秦德纯，找已从南京返回北平的何应钦及熊式辉、陈仪拟定出半独立性质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方案
12月6日，由陈仪和萧携带该方案赴天津与土肥原及日本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参谋长酒井隆交换意见。然后，由何应钦出面报请国民党“中央”批准，于是这一特殊政权“冀察政务委员会”于12月18日正式成立。至此，国民党的势力完全撤出华北，由西北军联合部分东北军和前北洋军阀中的亲日派控制冀察。宋哲元29军将领获得实权：宋哲元任委员长兼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冯治安任河北省主席，秦德纯任北平市市长，张自忠任察哈尔省主席，后任天津市市长，刘汝明任察哈尔省主席，萧振瀛除任政委会委员兼经济委员会主任外，还担任过察哈尔省主席、天津市市长.
事毕当晚，何应钦、熊式辉、陈仪与萧振瀛在居仁堂晚餐，4人长谈至深夜。次日熊等南归。
宋哲元等成立冀察政委会，遭到北平爱国学生强烈的反对，爆发了“一二·九”救亡运动，抗日怒潮席卷全国。东北旅平各界纷纷组织救亡团体，萧曾予以支持，并下令冀察绥靖公署军法处，释放被反动学生指控为共产党的东北青年徐迈伦（即萧靖）、姜绍禹等人。还由其胞弟振泽（北平东北大学学生，参加北平“一二·九”运动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中共东北特委领导下参加抗日救国斗争。抗战爆发后，曾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因患病返回大后方，后病故于重庆）介绍东北大学同学陈健行与萧相识，后由萧介绍陈健行（壮猷）等进入29军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对华北局势，蒋介石也有隐忧，故听了何应钦、熊式辉由华北回来的情况回报后，曾专门发电给萧，谓之“兄公忠体国，挽救华北，亦知旧之荣也”。又特遣魏道明持手谕见萧。萧读了这恩威并重，长达千余字的信函，感奋不已。他请魏回报蒋：宋哲元及29军全体将士均为爱国之士，宋此次实系汪精卫所逼；来日方艰，我萧振瀛一定以生命来维护29军，永保对祖国的忠贞。此后，萧经常引用蒋在函中“与日寇终将一战”的话鼓励将士：对于“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宋哲元也心里无底，曾对萧说：“汪黄出卖华北，我们这么办是挽救华北，不知者及有成见者必然以为我等别有用心。”萧从容劝他说，让事实来回答吧。于凤至女士在1982年回顾当时这段历史时，对萧做了这样的评述：“仙阁同宋哲元将军同时分别受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委员；河北省、察哈尔省主席；冀察政务委员会政治和经济的主任委员等职，共同主政冀察。他坚决在‘中央’领导下，坚持原则和日寇周旋，维护国家的权益！”
萧在“政委会”和天津市任职期间，为自己和政委会制定了两条原则，一为抵制日本之经济侵略，一为振兴民族经济，以壮救国之本。萧的此种意愿虽未免有些天真，但却也由此使他在自己职权范围内为中国、为民族、为天津市民做了一些实事、好事。他下令减、免天津市河捐、人力车捐等74项捐税，同时制订计划，准备兴修水利；也曾亲自安排卫队连夜拆除海河岸边大片下等娼院妓棚，并为在这里受害的中国女子安排治病的“济良”。
在对日关系方面，萧本着蒋介石的指示，提出“以口号对口号，以苦撑抢时间”的原则，并勉励大家说：“多撑一时，即为国之贡献，
我们能够心甘情愿跳此火坑，是该深感为国牺牲而引为光荣的。”
在同日方周旋的多次接触中，萧坚持维护主权的原则，坚决拒绝了日本修筑沧石铁路和成立天津电气公司的要求。在一次陪同宋哲元与土肥原会晤时，土以“经济合作”相逼迫，宋示意由萧来应对。萧当即严肃表明态度：“此非经济合作，实乃经济侵略，当然不可！”土肥原恼羞之下拔枪相向，萧亦抽枪相对，厉声说：“谈问题还用舞枪弄剑吗？要决斗，请到室外，不死不休！”土肥原慑于萧一身正气，收枪陪话。事后，土肥原曾对别人说：“萧振瀛胆大好斗。”
为拉拢宋哲元脱离国民政府，搞“华北独立”，坂垣亲自从辽宁专车抵津，宋、萧、秦等到车站迎接。宋在私坻宴请坂垣。宴毕，坂单独留下与宋谈话，要宋反蒋独立。次日宋找萧商议对策，萧答应容自己会见坂垣后再说。萧在天津官坻宴请坂垣，针对坂垣此行来意和宋透露的消息，萧义正辞严，侃侃而谈：“中国乃仁义文明之邦，历史悠久，四亿人民谁不爱国！中国疆域辽阔，腹地宽广，进可攻，退可守，巍巍大国，岂容轻侮！”并指责日本“贵国侈谈亲善，高喊合作，乃今日掠一城，明日削一地，妄图覆我中华，难道这不是自取灭亡之道么？”但他在同坂垣的晤谈中，又谈到了他的反苏战略。他认为中日抗争，有“苏联雄曙在旁，必收渔人之利”，并预料“不出3年，欧洲战事必将爆发，苏联势必参战”。还提议中国和日本应该以静观变，等到苏德战争各自疲惫之时，日本出兵西伯利亚、海参崴、兴安岭，中国直捣贝加尔湖，双方会师于乌拉尔山，便可一扫苏联在东方的势力。他还夸夸其谈自己的南亚作战方略，让日本南占缅甸、印度，“使其不受白人奴役”，给坂垣勾画了一幅中日对抗世界的蓝图。此番谈话其真实用意，只是与日周旋的一种策略罢了。当坂垣问至蒋介石在中国地位如何以探萧的口气时，当即回答：“蒋委员长是今日中国之不争领袖，全国人民之核心！”这对于当时日本欲在华北搞反蒋独立、策划“华北国”阴谋，不啻一个极大扫兴。坂垣见语言不能屈之，只好假惺惺表示，萧先生
气壮山河，佩服！
此次会谈之后，萧等几人会商，宋哲元说，从现在形势看来，日本方面要搞华北反蒋独立的政策是确立无疑了。秦德纯接道：“如此说仙阁兄处境已不无危险。”萧平静地回答说：“诸位所言极是，但于我自己，求仁得仁足矣！”
此后，萧多次提醒宋哲元：“大敌当前，日寇必欲亡我；我等曾矢志救国救民，那么路就只有一条，即拥蒋抗日。搞分裂，只能会使中国自我削弱，最终被日本分而食之，坐收渔利。”宋哲元深服其议，但强敌在前，蒋介石又向来排斥异已，故终是心存犹疑。
十、被迫离冀众将留
洒泪而别道珍重
由于萧振瀛旗帜鲜明地反对华北独立，坚持拥蒋抗日的路线，对日态度强硬，而其人在华北的中国军队中和“政委会”中又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成为日本方面执行华北侵略政策的障碍，终于为日本侵略当局所不容。日伪沆瀣一气，使用各种手段逼萧离开华北，日本方面一面由头面人物出面，向宋哲元威胁利诱，谎称日本将全力支持宋反蒋独立，武力统一中国，一面指使汉奸潘毓桂、齐燮元等包围宋，游说劝宋搞“独立”，同时谗言萧乃是“为蒋效命以图自重”，挑拨宋、萧之间的关系。日驻军司令官多田骏多次与宋秘密谈商，说如果宋独立，日本可帮助宋部编练30万人的机械化部队，派日本教官、顾问助训，器械、款项由日本负责；同时又提出，萧是蒋派在29军内的代理人，必须离开华北等等。宋找萧商议，萧劝说，日本人说是“帮助”你，实际上是要你做石敬塘、吴三桂！果真如此实行，你的部队内有700多人的日本教练、顾问，外有日本大军包围，29军无疑即是日本的附庸和炮灰，这不但要受到全中国人民的唾骂，就是多年追随你的29军将士也不会听之任之的。接着又明确表示，如果我萧振瀛在华北确有碍局面的维持，必要时我可以离开。宋未置可否。
为进一步对宋施加影响，日方让齐燮元加入宋哲元的“政委会”，宋已答应。但又考虑到萧必然反对，就让秦德纯先见萧去探探口气。萧果然极力反对，并当日赴宋私坻，询问齐入冀之事。宋答说，齐昔日为大帅，久官军旅，邀他来，可以助声势：萧对宋说：“齐是亲日的叛国军阀，你如此决定，何异于开门揖盗！如果让齐来，我必当离开”。宋表示此事可以再议而搁置下来。
在日本军方和汉奸、亲日派的包围下，宋哲元态度渐变，已有意于反蒋独立，并对萧渐有冷淡，以为萧极力拥将，有轻视自己之意，萧又往见宋，说：“现在多田骏、松宝孝良等诡称帮助你，其实正是妄图利用你达到占领华北进而灭亡中国的目的，你如果听日本人的话，反蒋独立，使国家分裂，最后必然是身死国灭，诚如是，我们有何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说到这里，痛哭失声，宋哲元及当时在场的秦德纯、张自忠等也都泣不成声，宋哲元只得暂时作罢。
未久，多田骏特召宋哲元到天津，告其萧必须离开天津。宋回平召开29军干部会议，萧向大家说：“依今日的形势，我不离开，华北局面已难以维持，我立即呈报‘中央’，辞去在华北之本兼各职去南京。”在研究萧的去留问题时，涉及对日问题，秦德纯提及曾在北平市政府秘密开支中每月支付给日本特务机关津贴一事。张自忠闻说大怒，拍案怒斥秦德纯，被大家劝止。但亲日分子为尽快赶走萧，竟造谣说张与萧在会上言语不合，张动手打了萧，说29军的干部已分裂云云。以后又传出谣言，说张与日本勾结，秦坚持反对等等，这些谣言还见诸报端，以讹传讹，一时闹得纷纷扬扬，莫衷一是。
而萧振瀛辞职的真实原因是他跟日本人办交涉，开的空头支票太多，不能兑现，事实上萧也不想兑现。日本人见他屡屡“失信”，便向他大施压力，要他履行“诺言”。萧被弄得无法应付，宋哲元觉得叫萧离开，可以缓冲一下。日本人“讨债”时，可以说是萧某人答应的，宋某不能代为负责以为“挡箭牌”。为了尽快把萧从大津挤走，多田骏除向宋哲元施加压力外，还唆使汉奸便衣队将天津东站附近一段铁路炸毁，借故驱萧。
正当萧在候旨离职之时，两广方面派来代表与宋联系，萧秘嘱宋左右不安排接见。同时传信给蒋，说当此之时切不可对两广用兵，否则将牵动华北，逼反宋哲元。两广问题得到解决后，萧方松了一口气。对于萧的辞职，蒋介石等也深感势在必行，但终觉感情上过不去，然鉴于华北局势，别无他法，也只能同意。为此，于佑任亲自具函慰告。他在致萧的信中写道：“兄为国牺牲之亟，弟深感敬，而国事为先。故兄行前，要使29军之人事有所定策，则其义不失。望兄便中将此意转如各同志为幸。”依于院长嘱，萧正式离职前向宋建议，安排张自忠接替自己任天津市长，调刘汝明任察哈尔省主席，冯治安任河北省主席。这样安排可靠人选，冯主冀居中，张主津占前，刘主察护后，可保无虞。宋依其建议做了安排。几位将领也欣然服从，冯治安还亲笔致函给萧，谓“弟奉言即行，敢生敢死”。
萧辞职准呈后，暂移居北平西郊香山寓所。冯治安等探知日方已有暗杀萧的计划，为保护萧的安全，调一营人至香山加强防护。对于萧骤然离开29军、离开华北，29军将领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等均愤愤不平，张自忠亲至香山陪住5日。张曾向萧表示:“宋哲元不够意思，你看我两月之后一定让他小子离开华北，做不到我就不姓张！”萧劝张自忠说：“国事为先，义气为重，我个人生死均非所计，为华北暂安，为我们弟兄情义，我愿做出牺牲”。之后不久，冯治安、赵登禹、李文田、何基沣等也聚到西山，均要举兵留萧，萧为之感泣，诚恳劝大家不可轻动，张自忠见留萧无望，大哭而去，众皆泣下。
不数日，宋哲元在群奸包围下坚持发展齐燮元为“冀察政委会”委员，齐等抵北平时，冯治安等正在萧处相聚，听到报告，冯起立叫道：“这等汉奸要来华北参政，不如杀了他以绝后患！”赵登禹、刘汝明也拍案而起，冲出寓所准备调兵。萧急呼秦德纯、张维藩将3人劝回。萧严肃地对冯、张等说，你们这样做固然可以杀死齐燮元等汉奸卖国贼，但明轩（宋哲元字）恐将无以自容；而日寇必将藉此起衅，会坏大事的！众愤愤而止。此后，又有29军吉林籍军官、原义勇军将领柳树堂、王致超、韩树茂等来萧寓劝留，并表示愿带领军中东北3个子弟兵首义锄奸，讨逆留萧。萧语重心长地劝他们说：“我等皆以身许国之人，愚兄此次离开华北，非唯日寇和群奸相逼所致，也是为了不使日本藉我留冀之口，而再寻衅之故。你们还要在这里忍辱待时。我走之后，你们要一切服从仰之（冯治安字）将军指挥，准备迎接抗日战斗的一天。”
萧在西山小住一段后，得到南京正式要他离职南下的通知。行前，他又到八德堂见宋哲元辞行，并再次强调对冯、张、刘等安排和部队交由冯治安负责的建议。又对宋说，我走后，“张自忠在前，子亮（刘汝明字）在后，仰之在冀居中，准备应变，望兄善自珍重。”二人洒泪作别。
对于萧为使29军立足华北和“苦撑”维持华北局面（不致变为东北第二）所付出的心血，军政界同仁有口皆碑。后刘汝明将军在给萧的挽词中也写道：“为国曾效命，肝胆足以昭日月；冀察赖谟猷，忠义亦当传千秋。”
一周以后（1936年10月29日），萧乘专机飞离华北。
十一、出国考察任专使 代蒋督军到前线
萧到南京，何应钦等到机场迎接。不久，蒋从洛阳给何应钦发来专电，要其找萧研究挽救华北的切实办法。何向萧提出，请萧回华北取代宋哲元，以彻底改变局势。萧认为不妥，并表明自己也决不会那样做。但他向何保证，自己虽然离开了华北，29军的爱国初衷决不会改变，一旦中央有决策之时，29军一定全军听命，报效国家。何答应等蒋西巡回来后再议。
1936年12月12日，发生“西安事变”，时萧正在上海。萧被孔祥熙电话召至孔宅，值宋美龄在座。孔等告之事变之事，并对蒋的安危表示忧虑。萧劝慰他们说，自己对张学良很了解，蒋绝不会有生命危险，蒋非当年的杨宇霆可比，“现在蒋为全国抗日领袖”，中国安危系其一身，以张之为人，决不会贸然加害。之后萧又同孔祥熙、宋美龄回到南京。时何应钦已受命为讨逆军总司令，主张重兵讨伐张、杨，孔、宋等与之意见相左。萧遂向孔进言说，今大难当前，内部不能再如此分岐下去，何主张用兵，亦不失为应急措施，而通过人情疏通办法和平解决也至为重要。萧主张二法可并用以应付突然事件，孔祥熙认可。萧随后又邀何应钦至孔宅，共同交换了意见。数日后，萧与张季鸾一同到孔处，萧提议是否与苏联方面洽谈救蒋之事，孔、张都认为可以一试。当即委萧往苏大使馆拜访鲍格罗夫大使。萧立即前往，向大使谈明来意，萧说，日本是苏、中共同的敌人，今天中国能与苏联等共同抗击日本的只能是蒋介石；而今蒋遇难，中国安危难测，如中国陷于危亡，苏联也难保自安。他向大使提出请其速报斯大林元帅，令第三国际出面影响中共去做张、杨的工作。鲍即允诺立即呈报。后蒋获释虽未经苏联途径，但自此次会见后，萧与鲍成了朋友，经常往来，每逢苏节日，鲍总邀萧到使馆相聚。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到南京。次日蒋召集各委员谈话后，即特召萧上楼，询问华北情形。萧见蒋疲惫，便答说一时不致发生变故，请蒋先休息，以后再作详细报告。几天后，蒋派贺耀祖接萧至其住处，听萧汇报华北情况及萧行前与诸将领议定的应变部署。之后，萧又汇报了其离开华北前对殷汝耕等汉奸部队下层的策反工作进展情况：蒋听完汇报，萧又乘机向蒋提出建议：“‘西安事变’后，日本势将提前其侵略步骤，最后一战将临，华北似可不做变动，以尽拖延之效”。不久，蒋召见萧，告之华北可依萧意见暂不做变动。
1937年春，萧被委为实业考察专使，由东北大学代校长刘凤竹作为秘书陪同赴欧美考察。先是随孔祥熙特使到英国，参加英皇加冕礼。然后到德国和其它西欧国家，之后到苏联作了10天的参观访问，取道波兰赴捷克斯洛伐克。萧在波时，即由报上见到中国国内于7月7日发生“卢沟桥事变”，29军何基沣旅吉星文团奋起抗战。刚到捷克，萧即收到蒋介石召其立即回国的专电。萧与刘急取道英国，但因直达中国机票未果，又乘美机转飞美国，由美经菲律宾抵沪，随即赴南京谒蒋。萧此次欧美之行，计历97天。
萧回国后，蒋即委萧任第一战区上将总参议并代兼任本战区司令长官的蒋介石到前线督军。萧受任后，大本营拨给火车专列1列、汽艇2艘、汽车3辆。多年随萧左右的卫队长苏占元、秘书李德润等随行。专列至泊头镇，萧与宋、冯、何等旧友相见，李文田等又汇报了率38师与殷汝耕部伪军作战，殷部下起义，生擒殷逆等情况。萧即在前线以本战区司令长官部名义，将29军扩编为第一集团军，仍由宋哲元任司令，下辖77军，冯治安任军长；68军,刘汝明任军长；59军，张自忠任军长（初由李文田代）；骑兵第3军，郑大章任军长；李文田、何基沣、李金田、王致超等分任各师长。同时，又将高树勋部、原政敌石友三部抚归第一集团军。此外，原东北军万福麟部之刘多荃、吴克仁部，原西北军庞炳勋、张荫梧部，也被萧先后抚归第一战区节制。
抗战爆发时，蒋曾委冯玉祥为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后因韩复榘等拒绝接受冯指挥，又改委冯为第3战区司令长官，9月，又令其改为第6战区。因第一战区大部分将领曾为冯玉祥部属，故冯改委第6战区司令长官到沧州就职后，即派出代表分赴前线防地与原西北军各将领联系，要求分拨部队至其处，并要求交付私人密电码代为以后的联系。当时，萧正在第一战区代蒋督军，而私下又与一战区诸将交好，故各将领均向其汇报并商议此事。萧自离西安后，与冯一向不睦，此时便名正言顺地以“一切应遵守国家法纪”为藉口，在众将领中做了工作，使众将皆未听冯。宋哲元避走泰山，冯治安、李文田等也都借口前线事急，即未调兵，亦未相见。冯此行动被蒋侦知，派戴笠到华北了解情况。戴笠找萧，萧答说自己自西安与冯先生反目，再未言和，恐有成见，请戴去向各将领了解。戴笠访宋、冯等人后，回报蒋，蒋对冯更存戒心。
冯玉祥此次重掌兵权的愿望未能实现，对萧积怨更深，认为是萧玩弄手段，堵了自己抗日报国之门，使自己失去了再掌兵权的机会，遂派人3次刺杀萧，均未成功。最后一次是冯派便衣队去泊头车站袭击萧的专列，因冯治安先得到消息，透露给萧，所以萧专列未到泊头便临时改乘汽车去冯治安防地。刚离开不久，车到泊头，便发生袭车事件，专列上的参谋霍占一及一士兵受伤。宋哲元对此事亦深感不安，一面是老上司，一面是患难弟兄，但仍觉得冯先生此举过分，遂向蒋介石作了汇报，将冯、萧反目成仇之事公开。蒋藉此因由，撤掉冯玉祥第6战区司令长官职务，此后再未授冯以兵权。
自1937年7月底平津陷落后，张自忠即逃出北平。后辗转至济南，被软禁待解。当时舆论界纷纷指责张失地辱国，甚至有人骂他通敌。但萧深知张之为人，决非贪生怕死、卖国求荣之辈，也不是反复无常的利禄小人。他听到张已在济南被软禁的消息后，决定亲见张自忠了解详情。萧专车赶往济南相见，张跪地痛哭，对萧说，自己当初误信汉奸潘毓桂之言，认为宋哲元已接受了日方所有条件。就冒然赶往北平，一气之下赶走秦德纯，自己代宋主政华北，以为可以扭转危局。不料事态发展急转直下，不数日便失了平津，以至于此。萧亦责备他说：“明轩何曾全部接受日方条件？这是汉奸欺你耿直，加以前事你曾对宋产生过介蒂，便从中挑拨离间。你中了敌人诡计，致使内部分裂，这个错误确实在你”。张悔愧交加，一再表示，对不起大哥，对不起团体，“我此心可对天日，现虽有百口亦难辩解明白，只求大哥代转委员长，容自忠效死疆场，有以自白！”二人相抱而哭。张又当面以佩刀刺臂出血，写血书以表心迹，请萧代呈。别张后，萧即赴南京面蒋，呈上张亲笔血书，并代为解释衷曲。蒋当时只答应“允予考虑”。萧不放心，又找到魏道明夫妇，请他们从中助力。后蒋终于开释张自忠，令其回第一集团军实任77军军长。后又委张为第33集团军总司令。
1938年春，蒋改任程潜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萧留任。此时，宋哲元虽已升任第一集团军司令，但因“七·七”事变后在华北失地丢兵，重要将领佟麟阁、赵登禹在南苑激战中殉国；张自忠代镇北平，又失陷天津，亦受到国内舆论指责。这都使他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终日郁郁寡欢。后来得了肝病和高血压。在其率军退至黄河时因其部分军队拖延过河，蒋又派钱大钧持手令严责，使宋一时压力过大，接手令时竟一时站立不起。萧当时在旁，心有不忍，遂向钱说，一切由他负责，请钱先回报蒋，同时发急电致蒋代为剖解。此事之后，又发生蒋处决韩复築一事，宋更感自危，病势转重。萧又请何应钦、程潜出面，向蒋替宋陈说，蒋方决定宋为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并准宋病假，去衡山疗养。
1938年冬，武汉陷落，程潜调离第一战区，萧随同国民政府迁往重庆。张自忠回到前线后，先后率部参加了台儿庄等重大战役，屡立战功。此期间，亦经常与萧有书信、电报往来。1940年5月1日在给萧的信中说：“当面之敌有积极之企图，我部业已预备妥当，来则痛击之。弟们本久决之心，在不死之前，未战则尽力整理，战争开始就以必死之决心与倭寇周旋，以报国家民族及领袖之大恩大德”。半月之后，即同月16日，张即在一次追袭战斗中壮烈牺牲。33集团军副总司令李文田曾致电给萧，告其“张总司令此次亲率74师之两团及总部特务营冒险渡河”。“于铣日在南瓜店附近遇敌步骑三四千人，我军于激战中伤亡殆尽”，“张总司令身受重伤竟慷慨殉国”。继张接任总司令的冯治安也3次电萧，并责人将张自忠遗书等送萧。张殉国后，重庆一家报纸曾刊登张临战前致萧的信，说该役关系整个战局，故其决定亲自带队进攻，以死报国，并告萧如果自己为国捐躯，托其照料家人和其它后事。
十二、陪都创业日中天 北京病逝志未酬
1940年夏，萧辞去军政职务，寓居于重庆市郊山洞西山新村原林森旧宅，致力于社会经济、文化和公益活动。萧一生义气为重，他的辞职是因为宋哲元病故之故。当时华北大报北平《世界日报》在悼念宋逝世的文章中说：“萧因宋故去，即不复出。此种清风气节当代稀”。萧为人坦诚，性格爽朗，广交游，故不久即在重庆团聚不少人在自己周围。萧也经常与何应钦、宋子文、孔祥熙以及杜月笙、潘文华等政界名流往来。
是年，77军军长何基沣将军因于1938年曾去延安“考察”，被蒋调回重庆审查，软禁在萧寓附近的山顶公寓。故何与萧亦能时常见面。萧早在西北军时，即与何交谊甚笃，但从不过问何党派之事。出于旧日情谊和对何坚决抗日行为的赞赏，他便决计寻机出面保何。一次，何应钦欲宴请萧夫妇，萧夫人依萧之意，向何提出，今有一事相求，万望周全，你答应了，就去吃你的饭。何当即允诺。宴席中，萧夫人乘别人不注意，将一写有“以我们全家人头担保何芭荪（何基沣字)”的纸条放入何应钦的衣袋里，纸条上具明萧家老少六口人姓名。后何果然向蒋做了工作，并由何应钦向李宗仁通报一次，使何基沣被解除监护。何基沣返回前线后，即电萧致谢：“李处长显堂兄转仙阁大哥明鉴：弟东日返抵邓县防次，刻正着手整顿部属，希释锦注。在谕时诸承照排烦扰殊多，幸蒙庇护使弟再获归来机会，私衷至感。今后惟祈训教时颁，伸资遵循为盼。电特布达。弟何基沣叩微。”
萧何二人原本交好，经此事之后，二人又拜了把子，义结金兰。对此次相救，何终生不忘。1951年萧夫人从台湾返归大陆定居，政治保证人就是何基沣（时任水利部副部长)和严(阎)宝航；1960年，何又向北京海淀区委介绍了萧的情况，并将萧及父母的灵枢迁葬福田公墓。1973年何给萧四子朝本的信中，也曾提及二人这段往事；何幼子结婚时，何曾携小夫妇去福田公墓萧伯伯墓前致祭;1976年天津一带发生地震时，何夫人曾亲自赴津探望萧夫人。萧辞职后，收入不比从前，然开支仍很浩繁，一如往昔。为了开辟财源。萧于1941年组织了打捞公司，捞拆沉船以积累资本。此一时期，他也常以个人名义与前线部队一些老友保持联系；有时也参与一些与原29军、原东北军、西北军及川军中有关人事、军政事务的谋划；参加慰问西南、西北各抗日部队的后援活动。
不久，萧又联合原29军部分将领和在渝东北同乡办起大明公司。1942年初，刘航琛、潘文华、杜月笙等集资创办大同银行，以萧理财有术，给萧以股份，并聘萧为董事长。此后，萧方渐得以解决开支庞大的生活、公益之所需。其后，萧又相继创办大明酒精厂、大文书局等实业。
同年（1942年），为迎接抗战胜利，萧又与东北同乡爱国进步人士阎宝航、高崇民等人创办胜利建国会。当时有人认为这是组建政党，谣言纷起，惊动朝野上下。蒋为此召询，萧答说，组织此会既非政党，亦非派系，只是为胜利，为建国。为了这个目的，已有千万人死难，组会目的仅此而已。蒋亦作罢。
萧刚直坦率，见义勇为，愿意扶危济困。当初阎宝航初来重庆，有人说他是共产党，谁也不敢用，生计也成了问题。萧对实业界同仁说，我不管什么党不党，谁抗日，谁爱国，谁就应当受到尊重。你们怕共产党，我不怕，你们不用，我用。遂安排阎在大明公司工作。抗战进入极艰苦阶段后，萧又自费创办“东北松花江中学”，招收东北流亡至西南的青年500余人，免收食宿和学杂费在校读书；还创办了“东北儿童教育院”，收养东北籍流浪儿童500余人。对于流落四川的东北同乡，萧则代他们联系学校，并供给食宿费用和学杂费。其中有张某，90年代初为高级工程师，居天津，每提及往事，无不感慨系之。
由于经营有道，管理有方，萧振瀛所办实业蒸蒸日上。1945年6月，萧在重庆寓所晨起练功，不慎跌伤头部。经治愈后，仍全身心致力于实业方面的事务。8月，日本投降，举国欢腾。萧在寓所收到中国胜利的消息，喜不自胜，齐集家人，老泪纵横地说：“可一下盼到了今天，8年抗战，中国付出若大代价，而我们东北，却是整整14年！苍天有眼啊！那些冤死倭寇铁蹄下的乡亲，我那些忠勇捐躯的弟兄们，可以含笑九泉了！”说罢含泪大笑，复又痛哭失声。平静下来以后，萧与董事、股东们商定，将大同银行等部分实业迁回平、津。11月，萧举家迁回北平。日本投降了，萧抗日的初衷如愿已偿，对从政更加不感兴趣，只醉心于实业，往返奔波于平、津之间，大同银行赖其努力而得以维持。由于萧长期患高血压,终于1947年5月突发脑溢血病，昏迷数日后，未能言及身后诸事，便弃世而去，终年57岁。萧逝世消息传出，上至国民政府军政界要人，下至平津实业界同仁，以及萧在东北、西北、华北、西南故旧，无不为痛失良朋而慨叹。李宗仁、于右任、孔祥熙、程潜、傅作义以及原东北军元老莫德惠、刘哲，重要将领马占山、李杜，原29军将领冯治安、刘汝明、秦德纯、张维藩、李文田、何基沣等都亲撰挽诗、挽联或遥致挽电以示悼念。“送丧之时，见宾仪所至，沿途店庙路祭，人人行礼。以在野之身，实为罕见，民心思忠良也。”
萧之一生，读书而后，以经济始，以实业终，中间从政、从军，参与国家大事，参赞军务，从事外交，及至搞屯垦、经商、办实业、搞慈善事业等，均有显绩，可谓一全才。故傅作义将军在挽联上联中写道“政治居先，经济其次，游刃恢恢，绰有余地”。萧在渝创办的松花江中学师生在挽电中也曾对其一生作出衷恳评价：“十载治军，廿年报国，余力理金融，计平生利济博施，广厦庇欢天下士；三千子弟，八百孤寒，扶膺垂涕泪，痛斯老奇勋伟烈，望表魂招丁令威。”
萧振瀛为人耿直，性格豪放，能说善讲，心直口快。1944年程潜将军就说过：“仙阁一生骂西北、骂华北、骂‘中央’，骂遍全国，刚直太过，树敌太多，如果不是为人忠义，仁厚慷慨，真是早已几度死生了”。他以其才其德，深得国民政府蒋介石以下一些要人的敬服，连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也对其避让三分。在重庆时，戴笠扩建官邸强占官、民住宅，而延至萧寓左边时，闻说为萧宅，自动中止。萧待人诚恳，故于右任在挽词中说他“报国以忠，交友以诚，哀此君子，世惜老成”。在东北军、西北军中，乃至津、渝各界，萧朋友甚多，不论高官、平民、上司、下属，均推诚相待。萧的卫队长苏占元原是内蒙古草原上的绿林豪杰。萧在西北时即慕名往投，他和萧的秘书李德润、副官王崇贤、司机张仁智、厨师果秉文都是二十几年一直追随左右。
萧喜交游，但从未参加任何党派。其个人生活简朴，不好女色，不娶妾，不近烟酒，甚至连茶也不喝；无毒癖，不赌钱；但喜枪马，闲时好弄笛箫以自慰。其人才思敏捷，分析力强，善于演讲，词锋锐利。有遗作《华北危局纪实》一篇，已由其子萧朝智（现为美籍华人）先生提供国内，于凤至、郭维城分别为之作序，1989年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
资料来源：
《文登文史资料》第十七辑(2002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