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维汉简介

李维汉是我党开国元勋，统战巨擘。一场大雪使得黄土漫天的陕北高原干净了许多，黄昏时，一弯新 月当空，俯视着陕北大地“山舞银蛇，原驰蜡象”的壮丽景象。而不远处的一间 小屋内，则传出了阵阵欢声笑语：今天我等结为兄弟，日后必当福祸相依，患难 相扶……”

这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结拜，它对于大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 立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1935 年，日本侵略者制造了“华北事变”，同年 8 月，中共中央发表《为抗 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停止内战，共同抗日。10 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 一些中央机关和党校等陆续迁移到定边和花马池一带，宣传抗日救国思想。这 一带与内蒙古的伊克昭盟（简称伊盟，鄂尔多斯市的旧称）邻近，要在这里安全 地开展工作，就必须同时进行伊克昭盟的工作。

中国共产党先后派董必武、李 维汉、毛泽民、贾拓夫等同志到定边成立三边（即安边、定边、靖边）特委，开展 三边、伊盟和宁夏的工作，同时，设立蒙民招待所，开展民族统战工作。中国人重理讲情，少数民族更是以友情为重。蒙古人结盟、磕头拜把子是 联络友情的固有习惯，而且，蒙古族同胞的结拜，不仅是个人的行为，每个人还 代表着自己的部落、群体，带有集体结为同盟的性质。因而，在团结蒙古族同胞 共同革命的工作中，也采取了拜把结盟这种常见的订交形式。结盟时，红军方 面的代表有李维汉、高岗、毛泽民、董必武、贾拓夫、宋任穷等，蒙古族同胞方面 有伊盟蒙古族头面人物申计米图、杨清扎布等。

结盟仪式是按蒙古族风俗隆重举行的。首先每个人报出自己的生辰，然后 按生辰年月排列，年长者为兄，年幼者为弟。仪式开始后，由年纪最小的（称小弟）用铜脸盆端来一盆清水，送到大哥面前，大哥从长袍里掏出一块银元，轻轻 地投入盆中，然后在铜盆中洗手。接着，每个人依次洗手，但不再投入银元。洗 完手，由小弟端着铜盆到大门口，把银元捞上来，揣进怀里（银元归小弟所有）， 再把洗手的水泼到院墙上。大家都洗完手，表示身心洁净，永结同心。

结拜完毕之后，摆上酒宴。大家端起酒杯，互称“安达”，一起纵情喝起了同 心酒。几个人交臂把盏，一饮而尽，以示友谊的真挚和永恒。宴席上，李维汉说：“蒙古民族是伟大的民族，蒙汉人民从来就是一家，既然是盟兄盟弟了，今后有 困难，我们一定帮助。”蒙古族代表也表示坚持拥护中国共产党，为抗日大业出 力。蒙古族兄弟性格豪放不羁，酒量也大得惊人，每人至少喝了一斤多白酒。他 们边喝边唱，手舞足蹈，越唱兴致越高，这次宴会一直持续到深夜，才酒阑人散。

红军与蒙古族的这次结盟，是我党在定边统战工作中的重要成果，在当时 也传为佳话。

那个时期，这样的结盟还有很多。比如，1936 年，石砭庙的文泽大喇嘛毛 罗章（札）木素邀请波霍少、新庙等四个庙的大喇嘛到定边探讨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问题，高岗、毛泽民、宋任穷、宋时轮、张德生等人与他们结拜为兄弟；同 年，乌审旗保安队营长那顺德勒格尔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也在 定边与毛泽民、张爱萍、宋任穷、宋时轮结为兄弟；乌审旗西协理奇国贤也于 1936 年 3 月到靖边县思家洼、羊虎台观光，受到高岗、张爱萍、曹动之、田万生 等隆重欢迎，并与之结为“安达”兄弟；陕北主要领导人高岗先后与毛罗章（札） 木素和蒙古族革命领袖、边区政府委员那素先生结为好友……

在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利用蒙古人磕头拜把子的习惯，与其进行上层联 络，宣传解释党的政策，为团结蒙汉各阶层、争取民族武装和革命力量、扩大革 命阵营，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李维汉，又名罗迈，湖南长沙县人。他是毛泽东、蔡和森的早年密友，还是周恩来的旅欧同学。八七会议后，他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中共主要领导人，瑞金时期曾参与对毛泽东、邓小平等人的批判。解放后长达17年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后因“错误”言论受到批判。文革期间遭“迫害”，文革后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中顾委副主任等职。他与三个夫人育有李铁映、李铁林等两子三女，其中，大名鼎鼎的李铁映是原中共中央负责人博古（即秦邦宪）的女婿。李维汉因“4次担任毛泽东领导、娶邓小平前妻、经历3次左倾错误、受到2次错误批判、晚年严厉批评毛泽东”等原因受到特别关注，进而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知错就改、光明磊落的典范。

　　早年经历

　　1896年6月2日，李维汉生于长沙县高桥镇学仕桥村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与杨开慧是同县老乡。他是陇西李氏第40代子弟；其曾祖父原是福建渡东人，后因家族乔迁等原因，各派支分散各地；其曾祖父便乔迁至长沙，原本祖父去世前，家中有100多亩田，属大户人家。后因做生意亏本，卖掉大部分田产，生活越发贫寒。1910年，李维汉考入清泰乡作民学校，和任弼时等人是校友，后因家贫未能完成学业。1912年，考入长沙湘军工厂艺徒学校当铸工，半工半读，1年多后再次辍学。1914年春，与曹文玉结婚，这是李维汉的第一段婚姻。1916年8月，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第二部，同毛泽东、蔡和森等相识。1917年7月毕业，后留校任初级部主任。1918年4月，同毛泽东、蔡和森、罗章龙、何叔衡、萧子升、萧三等14人在长沙创办新民学会，后与李富春等人被安排在保定育德中学，为留法学习文化知识。

　留法3年

　　1919年10月，与李富春、张昆弟、张继（国民党右翼分子）等162人赴法国勤工俭学，先是到施乃德钢铁厂做铸工，因劳动强度过大，不到半年就坚持不住，便到巴黎西郊张昆弟处休养一段时间。在蔡和森的影响下接受并信仰马克思主义，期间也阅读了大量宣扬无政府主义的书刊。1921年，与周恩来、赵世炎等酝酿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6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李维汉负责组织工作。

　主政湖南

　　1922年，受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委托，回国申请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底，由毛泽东、蔡和森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4月—1927年4月，他接替调往中央工作的毛泽东，担任中共湘区委员会（后改称中共湖南省委员会）书记。在任职的4年中，他领导湖南人民开展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革命斗争，使湖南成为中国大革命运动中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中共中央曾两次在报告中表扬李维汉领导的湘区区委斗争策略“稳当周到”。

在我党的历史长河中，一位卓越的统战理论家和杰出的领导者傲然屹立，他被誉为“开国元勋，统战先驱”——他就是李维汉。

李维汉这个名字或许在后人中并不为人熟知，但在我党的统战史上，他的名字却是无法绕过的存在。在我党早期的关键历史时期，李维汉的影子也无处不在。

李维汉于1896年诞生在湖南长沙高桥镇的一个清贫知识分子家庭。那个时期，中国社会兵荒马乱，人民苦不堪言，帝国主义的欺凌更让民众愈发艰难。少年时，李维汉的民族自尊心受到严重打击，但与此同时，他埋下了“文明新气象”的崇高理想。

20岁时，李维汉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命运的幸运之手将他引向了一个全新的生命轨迹。在校期间，李维汉结识了毛主席、蔡和森等志同道合的好友，共同创建了新民学会，为后来的革命事业打下坚实基础。

“五四运动”爆发后，李维汉选择赴法留学，开拓视野，寻找新的救国之道。在法国，他幸运地结交了赵世炎、周恩来等杰出人物，并积极投身组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工作。

1922年，李维汉回国，并在毛主席的介绍下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将全部精力献给了伟大的革命事业，在此期间，他四次成为毛主席的领导者。

李维汉的党内领导历程令人瞩目。第一次是在中共四大，第二次是在中共五大，第三次是在陈独秀被停职后，以及大革命失败后的八七会议上。

“八七会议”是我党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立了“武装起义，土地革命”的总方针。李维汉主持了这次会议，展现出了卓越的领导风采。

随后，毛主席被派往上海工作，而李维汉则在党中央工作了四年。1931年，他赴莫斯科学习，回国后，博古已成为中央的主要领导人。

在中央苏区时，李维汉曾因对局势不够了解而犯下一些错误，但相对于博古等人而言，他的错误微乎其微。及时认识到错误后，李维汉快速改正，展现了他的坚韧与谦逊。

解放战争时期，李维汉再次肩负重任。1948年10月，中共中央成立了统一战线工作部，任命李维汉为首任部长。在中央直接领导下，他参与筹备了新政协会议，展现出卓越的组织能力。

新中国成立后，李维汉投身于统战工作，将余生的精力都献给了革命事业。陈云曾评价他说：“李维汉是一位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老同志，值得大家怀念。”

在革命事业的同时，李维汉的家庭也是值得一提的。1933年，他在中央苏区认识了一位女同志，她就是金维映。

金维映是浙江舟山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她依然坚持从事秘密工人运动，被工人亲切地称为“阿金大姐”。

1931年，金维映前往中央苏区，与同龄的邓小平一同从上海赴苏区。两人很快结为夫妻，但因邓小平被错误批判，为了保护金维映，他们提出了离婚。

随后，金维映嫁给了李维汉，成为他的妻子。1934年，金维映参加了长征，期间为李维汉诞下了儿子，即后来的李铁映。

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金维映因病被送往苏联治疗，不幸在战斗中牺牲。

李维汉的一生充满传奇，他在党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作为开国元勋和统战先驱，他的贡献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巩固奠定了坚实基础。他的崇高理想、坚韧不拔的精神、对党忠诚无私的奉献，都是我们党员学习的楷模。让我们缅怀这位伟大的革命家，传承他的精神，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李维汉：红色巨星的辉煌传奇

李维汉这位在我党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的开国元勋和统战先驱，其传奇一生令人为之倾倒。回首李维汉的生平，他从湖南的清贫知识分子走向法国的求学者，再到成为中央苏区的主要领导之一，每一个阶段都闪烁着坚定的信仰与卓越的领导力。

李维汉的青涩岁月充满了艰辛奋斗的足迹。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他结识了毛主席等志同道合的战友，一同创建新民学会，为后来的革命打下了坚实基础。李维汉的求学之路成为他接触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契机，奠定了他坚定信仰的基础。

在法国留学期间，李维汉积极投身组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工作，为祖国的解放事业奠定了重要基础。他与赵世炎、周恩来等杰出人物结为知音，共同追寻新的救国之路。回国后，他在毛主席的介绍下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踏上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不归路。

李维汉的领导历程也是我党光辉历史的缩影。他四次成为毛主席的领导，包括中共四大、中共五大，以及八七会议等历史关键时刻。八七会议是我党历史上一次重要的转折，批判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立了“武装起义，土地革命”的总方针。在这个历史节点上，李维汉展现出了卓越的领导风采，为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长征时，李维汉历任军委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等职务。遵义会议的时刻，李维汉虽没有资格参加，但他当即表示了对会议结果的拥护。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李维汉在中共陕甘省委担任重要职务，致力于党的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工作，为全国抗战培养了大批人才。

解放战争时期，李维汉再次肩负起重任，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首任部长。他参与筹备了新政协会议，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石。在新政协会议前，工作繁忙，但李维汉从不喊苦喊累，展现出一位共产主义战士的无私奉献和坚持。

李维汉的家庭生活也是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与金维映的爱情传奇，凝聚着两位革命者的坚贞与牺牲。金维映是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为工人权益付出巨大努力，其勇敢而坚韧的品质让人铭记。与邓小平离婚后，她嫁给了李维汉，成为了他的妻子。在长征途中，金维映因病牺牲，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李维汉的一生，既是党的光辉历史的写照，也是中国革命事业的杰出代表。他的奋斗精神、无私奉献，为我们这一代党员树立了崇高的楷模。让我们深刻缅怀这位伟大的革命家，传承他的理想信念，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拼搏！

倡导召开“神仙会”解决思想问题

上世纪50年代后期，由于反右斗争逐渐扩大化，党外人士思想压力很大。李维汉与全国工商联主委陈叔通、民建中央主委黄炎培等商量，建议采取“神仙会”的方式来解决思想方面问题，缓和紧张气氛，得到民建和工商联采纳。

1960年元旦前后，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联合召开全国代表大会，2000名工商界人士参加。李维汉建议并帮助他们改变那种程序化的开会方法，不搞什么检查过关，采取和风细雨的“神仙会”方法，创造宽松氛围让大家都讲话，讲老实话、讲心里话，敞开思想，以理服人，实行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的“三自方针”，坚持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的“三不主义”。

不料会议开始后，当时云南省工商联秘书长聂叙伦等几位代表的发言，遭到了一些与会者的抨击。李维汉知道后，立即把聂叙伦他们约到人民大会堂谈话，对聂叙伦等在小组会上的发言作了充分肯定，给他们撑腰。谈话后李维汉又邀聂叙伦等共进午餐，听他们汇报在小组会上反映的情况，说：“我工作很忙，要我来听人讲假话，我是不高兴的。何必浪费时间呢？今天你们是讲了真话的，是不是够，我不能说，但这是好的。你们对党讲真话，够朋友！”李维汉还说，“这次座谈会，应该做到大家都讲真心话，应该允许别人有不同的意见。我们思想上还应该有个准备，就是自己反映出来的情况，不一定全面，将来如果有出入，怎么办？改就是了。”李维汉的一席话，使聂叙伦等既拓宽了视野，又消除了心理压力，使民建和工商联的代表大会开得生动活泼，人人心情舒畅，取得了自我教育、共同提高的效果。

后来，李维汉又将“神仙会”的方法推广到其他民主党派，推广到各地工商界、知识界，不仅缓和了党和非党的关系，而且使党外人士在当时十分艰难的条件下，能够紧密地团结在党的旗帜下，为克服暂时困难贡献力量。

民族区域自治

建国后，大陆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不实行联邦制，就是党中央采纳李维汉同志的建议后作出的英明决策。1949年，人民政协筹备期间，毛泽东同志曾就这个问题征求李维汉同志的意见。李维汉同志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认为大陆同苏联国情不同，不能实行联邦制，建议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和制度。其理由在于：一是俄国十月革命前，俄罗斯民族是典型的压迫民族，而大陆各民族包括汉族人民在内都同样遭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剥削，都是受欺凌的被压迫民族。二是俄国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50％，而大陆少数民族当时人口只占5％左右。三是俄国少数民族聚居集中，联系密切，大陆少数民族大都同汉族或其他少数民族杂居或交错聚居。四是俄国经过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许多民族实际上已经分离为不同国家，不得不采取联邦制把各个国家联合起来；而大陆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平等联合进行革命，到平等联合建立统一的人民共和国。五是大陆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1947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后，已经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取得了宝贵的经验。毛泽东同志很快同意这一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建议，这就是大陆长期以来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国以后，李维汉同志主持起草了《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后来，民族区域自治又明确地载入历次宪法，成为大陆的一项基本国策和基本制度。几十年来的事实越来越清楚地证明，民族区域自治是人民民主专政制度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大陆各民族平等联合，团结在祖国大家庭内，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的最恰当的国家制度。李维汉同志在大陆民族区域自治方面作出的卓越贡献，是永远值得我们缅怀的。

与阿沛·阿旺晋美从谈判对手到朋友

阿沛·阿旺晋美与李维汉的友情是从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谈判时开始的，两人都是首席谈判代表。在刚开始谈判时，阿沛·阿旺晋美的心里压力很大，李维汉对他说：“谈判就是民主协商，就是充分发挥民主，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经过反复讨论，达成基本一致的协议，而不是把一方的意见强加于另一方。”他还对阿沛·阿旺晋美说：“爱国的道路一定要坚持，不仅自己爱国，还要团结和带领更多的人一起走爱国道路，才有力量。”听了李维汉的话后，阿沛·阿旺晋美感觉思想亮堂了许多，精神上轻松了许多。

通过长时间的谈判和接触，两人了解更加深入了，建立了深厚的友情。谈判结束后，阿沛·阿旺晋美在离京前，对李维汉说起有几个孩子现在印度学习，今后想让他们到北京民族学院上学，但孩子们在北京举目无亲，如果可以的话请帮忙代为管教，李维汉二话没说就答应下来了。

后来阿沛·阿旺晋美的孩子在北京上学时，李维汉和夫人吴景之几乎每个星期都要把他们接到家里去，了解学习情况，做点好吃的饭菜，就像亲生父母一样关心照顾他们。两家此后来往非常密切，关系一直都很亲，过年过节经常走动。直到李维汉去世多年后，阿沛·阿旺晋美夫妇尽管年事已高，但每年过春节都还要去给李维汉夫人吴景之拜年。

公私合营

1953年，大陆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基本上完成了各项民主改革的任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逐步实现工业化，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有步骤地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成为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任务。这年春季，李维汉同志率领调查组，到武汉、南京、上海等地，对国家资本主义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考察和研究。调查结束后，李维汉同志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报送了关于《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明确建议：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特别是它的高级形式——公私合营，对大陆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及和平赎买，逐步完成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

毛泽东同志看了这个报告后非常高兴，亲自打电话给李维汉同志，决定将报告提交政治局会议讨论。在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两次扩大会议中，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都发表了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这个调查报告。周恩来同志说，他当时也在寻找对私人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和途径，李维汉同志的报告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是在6月15日政治局会议的第一次讨论中，毛泽东同志宣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样，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和平改造，作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在党和国家的指导方针上被明确地肯定下来，成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李维汉同志在制订这个方针过程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李维汉与中央党校

　　李维汉又名罗迈，是我们党和国家在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方面的著名理论家和卓越领导人。作为中国共产党建党时期的老党员，李维汉曾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多年，并两度出任中央党校校长，对党的干部教育工作和党校事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1933年3月13日，中共中央在江西瑞金苏区创办党校，定名为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成立之初，任弼时、张闻天先后担任第一任、第二任校长。1933年4月，刚从苏联学习回国的李维汉到达江西苏区，开始担任中央组织部干事，后任中央组织部部长，1933年下半年任中央组织局主任。在瑞金时期，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由中央组织部负责管理，李维汉由此开始从组织层面参与对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领导。1934年1月，党的六届五中全会结束后，张闻天卸任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校长，李维汉兼任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第三任校长，开始直接领导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

　　当时，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教学基本属于训练班性质，主要分为：苏区工作人员训练班、党团苏维埃和工会训练班、高级训练班。这些班次的课程并不一样，主要包括：党的建设、苏维埃建设、工人运动、中共党史、政治常识、历史、地理、自然科学常识，等等。其中，政治常识由成仿吾、冯雪峰主讲，他们是1934年为参加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到达苏区的，担任专职教员。其他一些课程都由兼职教员讲授，比如党的建设由李维汉讲授，苏维埃建设由董必武讲授，工人运动由刘少奇、陈云讲授，等等。

　　1934年10月，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开始被迫战略转移。当时，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既有自己的干部和学员，还有从地方调来为创立新苏区而临时放在学校学习的干部。这部分人员的去留问题如何处理？李维汉采取了两项原则：一是个人能力能否胜任新苏区的需要；二是身体情况能否适应长期行军的艰苦生活。据此，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干部和部分学员被编入由李维汉担任司令员兼政委的中央军委第二纵队，即“红章纵队”，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央机构作了相应变动，李维汉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1935年11月，中央到达陕北瓦窑堡，立即恢复党校办学，定名为中共中央党校。该时期，中央党校由中央组织部负责管理，李维汉从组织层面参与对中央党校的领导和建设事宜。

　　1935年12月，中央党校开始招生。因应当时土地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转变之新形势，中央党校办了两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训练班。第一期主要是训练陕北干部，帮助他们熟悉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及其配套的相关政策，包括富农政策、工商业政策等，以此将这些政策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第二期主要是传达和学习瓦窑堡会议的决议——《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以及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这一期设有三个学员班和一个教员班，三个学员班的班主任分别是：成仿吾、习仲勋、冯雪峰；教员班主要有：白栋材、李景膺、吴文遴，等等。

　　1936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主力红军东征。随着军事形势的变化，6月底，中央党校随中共中央移驻保安，分散在任家坪一带。在保安，之前的教员班改称高级班，班主任是成仿吾，班长是白栋材；另设立八个普通班，普通班的班主任和教员大都由高级班的学员兼任。除此之外，中央党校还新增了白区（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班和白军（国民党军）工作班，专门训练赴白区和白军从事统战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干部。在课程方面，李维汉继续讲授党的建设，董必武讲授苏维埃建设，周恩来、邓颖超也到白区工作班和白军工作班授课。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2月，中央党校也奉命迁到延安，校址设于延安东郊桥儿沟天主教堂。由此，中央党校开启了在延安的十年光辉历程。

　　1937年5月，董必武调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四大队政治委员，李维汉接任中央党校校长，至次年4月调任陕北公学党委书记、副校长，李维汉在中央党校校长岗位上工作了一年时间。在这一年间，李维汉再次直接领导中央党校，在学员管理、课程设置、教学制度建设、教员管理等方面均取得较大成绩。

　　在学员管理方面，不再按照学员的原工作性质进行编班，也不再划分高级班和初级班，而是根据学员的来源和文化程度编班，由此设置了十五个班次。其中，一、二、三班主要是红四方面军干部；四班是陕北干部；五、六班主要是老干部、高级干部，也有少数新干部；七班是少数民族班，少数民族干部先学习汉语，再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因此这个班次学制最长；八班是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四大队转来的党员；九、十、十一班主要是白区学运干部和一些失去党组织关系的干部；十二、十三班是从国民党监狱中释放出来的干部；十四班是包括工人、农民在内的一些干部。

　　在课程设置方面，理论学习增加，课程体系较瑞金时期和初到陕北时期更加完善，主要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主要讲授联共（布）党史〕、党的建设、中国革命问题和游击战争，等等。通过学习，学员们受到了初步的马列主义启蒙教育，为以后继续深造打下了基础。此外，课程体系的完善还体现在一些研究室的设置上。比如，上述这些课程被划分到相应的研究室，从而促进了课程的专业化发展；比如，党中央在中央党校新设了“党与群众工作研究室”，主任柯庆施，工作人员有：王任重、王鹤寿、姜旭、李华生等。

　　在教学制度建设方面，建立一系列新的教学制度，其中最重要的是学业鉴定制度。由此，中央党校在教学方面就有了两种鉴定制度：一是组织鉴定或政治鉴定制度，即衡量学员的党性修养；二是学业鉴定制度，即对学员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情况进行考核或评定，衡量学员在校期间学习效果的好坏，这项工作做得很仔细，对学员的学习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在教员管理方面，教员较过去增加了不少。毛泽东、张闻天、博古、刘少奇等一些中央领导都到中央党校讲过课，成仿吾、王学文、白栋材、吴文遴、罗炳辉、姜旭等中央党校部分干部都兼有授课任务，胡乔木、艾思奇、吴亮平、杨松、何干之、王思华、李景春、刘芝明等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当时也都在中央党校任过教。

　　在李维汉参与领导或直接领导中央党校的时间里，中央党校学员和教员规模不断扩大、课程体系和制度建设不断完善，为全国各条战线培养了大量优秀干部，为党和人民革命事业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