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4、田坎纠纷
（内容简介：因贯彻小平同志的整顿，1975年湔县的农业生产，比1974年大有起色。但不协调的是有的公社出招，要把1973年地委郑光清书记讲话，下放给农民的田坎收归集体，说是割资本主义尾巴！县委书记不好出面反对，但农民们奋起争抗，那个公社书记只好由县委下文换掉。）
目录：
第三章4第（1）节：巡视乡下334………………339
第三章4第（2）节：收放之间340………………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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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4田坎纠纷第（1）节：巡视乡下
（内容提要：蔡、解两位领导，又同乘坐一车巡视湔县农村。他们一个是视察工作，一个是熟悉情况。）
忙完县贫下中农协会之后，湔县进入1975年双抢大忙阶段。每年5月中旬至6月底，田里的油菜籽、麦子要收起来。然后再把提前一个月即清明、谷雨之间，撒下的秧苗栽种到田里去。这个抢收抢种的过程就叫“双抢”，因为是五月开始又叫大战红五月。
现在领导巡视的地方，远比当年好。
县级机关的干部每年这个时候，都要去乡下劳动一、二天。部分干部还要驻到公社、大队、生产队去1~2个月，协助当地干部做好“双抢”工作。近些年湔县公社镇略有就业人数，灌口镇单独设立；三羊、蒲阳两个镇，全并所在公社。这时的湔县灌口镇除外，另有27个公社，平坝区20个，山地区7个。平坝区的每个公社，年年都要派双抢工作队。山地区种玉米农时不一样，一般不派工作队。由于经常是机关干部们，充当工作队参与指挥生产。那年头也有农民开玩笑，说种田的不如坐机关的，现在是机关干部比农民会种田！？
整个双抢期间蔡振川和解文耀，间隔两三天都坐上龚师傅的北京吉普，到各公社去转圈随时了解和掌握情况。他们工作的重点是平坝区，因为这里人口占全县百分之九十五。湔县每年1亿斤公粮征购，其中百分之九十五——9500万斤，都是平坝公社、大队、生产队交纳的。7个山地区公社每个全年，只上交国家仓库几十万到100百万，累计也只有几百万斤。如果算到人头山地区人平，给国家上交100多斤粮食，平坝地区人平要上交200至300斤，山地区可以省略不管。深层次的原因是1960年，湔县山地区特别是清山公社挨饿多。时下这里的人们干活也认真得很，干部、社员都一心一意扑在生产上。
蔡振川来湔县已经几年，他认为当湔县的领导也好当。首先就要看你能否在平坝区，把近1亿斤公粮征购收起来？然后是你的30万农民还能不能糊口、吃得饱肚子？这1亿斤公粮征购中，首先湔县城镇10万人要供应原粮4000万斤。其次市场供应南来北往的过客，还要1000万斤；储备粮1000万斤，上交国家4000万千斤。湔县粮食总产也就是2亿多斤，好的年产有2.7至2.8亿斤，不好的年产只有2.5至2.6亿斤。1亿斤公粮征购除起来后，好的年辰农村还有1.7至1.8亿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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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上湔江堰岁修、修桥、铺路、各种会议等要1千多万斤粮食。公社、大队的公益事业、支斗龙毛渠的维护要1千多万斤。农民手中还有大约1.5亿斤，人平不到500斤粮食。但这还是原粮，除去糠皮、麦麸只有300多斤。就这点粮食农民自己吃的同时，还要喂猪养鸡饲养家禽家畜。城里人粮食定量成人25斤，工人、店员、学生等30~48斤。因此那些年头，无论城里人还是农村人，肚子都只是在温饱阶段够吃而已。如果年辰不好总产下滑下，全县产粮只有2.5至2.6亿斤，国家粮食征购不少，农民的情况就糟糕一些。
这天蔡振川、解文耀两人，又同在龚师傅的北京吉普车上。车又过青城桥沿着公路下行，经中兴、民兴、到三羊公社。蔡振川叫龚师傅先到徐渡公社，然后回转来再去三羊公社。车上蔡告诉解文耀说，湔县县委书记的责任就是增产粮食。每年在平坝区多争取，2至3千万斤粮食——稳住2.7亿争取2.8亿斤。这个地方的农业生产就是这样，抓得好一点全县日子好过一些。抓得不好万一哪个环节出点什么问题，少了2至3千万斤日子就难过。去年1974年全县减产，今年1975年农民的日子就比较艰难。全县30万亩水田，平均亩产多100斤、或者少100斤，加起来就是3千万斤！今年争取每亩田多100斤，明年农民日子好过一点。
山地区日子好过一些，7个山区公社，只有3万人不到。报上来的种植面积是10万亩，山地其实远远不止。就按10万亩计算，平均亩产200斤玉米籽；总产就是2千万斤，人平就是6至7百斤了。山上交公粮征购少，按人平均就是100多斤。这些年颠倒过来山地区的人，肚皮反而装得饱饱的。
解文耀说他在五津县，当书记时候没有这么复杂。五津县小只有20万人。城关5万人、农村15万人，十个公社全部是平坝，比较整齐划一。从1962年体制下放到1966年特殊年代，平均每亩水稻600多斤，小麦300多斤，加起来就是1000斤。15万亩水田，就是1.5亿斤。上交国家公粮征购2000万斤，市场供应1000万斤，人平分粮500多斤日子比较好过。特殊时期年产量掉下来，只有1亿2至3千万斤，全县就紧张得不得了！
蔡振川说：“就是、就是，吃得补药吃不得泄药，只要少一点就不得了。国家的不能少，一减产就少农民这边的；本来就分的不多，少一点就不行！所以农村人争自留地、争田坎，多少可以填补一点。”
解文耀说：“照理说小平同志讲的，人平600斤标准并不高，咋个就是达不到？我在五津县10来年，真正不管事只有一年多；1966年下半年至1967年，造反派夺权我们靠边。1968年成立党的核心小组，就又是我们说了算，造反派那些人没有掌到权所以一直闹。”
“闹球他的，我只听就是了；我不表态，他们把我球法！”蔡振川恨恨地说，“湔县的造反派头头脑脑，基本上都不是党员。”
“五津县也差不多，党员造反的也有，但总的说来要少些。”解文耀说，“达不到人平600斤，我看有个体制问题；生产队应该划小一些，是不是越小越好？如果一个院子、一头牛一个生产队，象刚互助组那样才好嘞。我弟弟解文和在四川，外国语学院工作当副教授了，他那里多少有点国际消息。说是联合国去年提出，一个国家粮食过关的标准是，人平400公斤、800斤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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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公斤、800斤，想都不敢想！”蔡振川说，“但现在生产队体制不敢动！地委郑书记只是把田坎下放到户，就被钟正清和高志祥到省上告状了。高是跟着跑，钟正清才是出主意的；他们要我表态，我也只有同意他们去省上反映。你们五津还不到600斤，我们湔县是500斤也达不到。”
蔡振川接着又说：“湔县农村分三个圈，核心区平坝10几个公社稍好一些，人平有500斤。二环是沿山10来个公社问题最多，人平就是那么300至400斤，把全县的平均水平都扯下来了。三环是山地区7个公社产量肯定有隐蔽，报上来的一直不高也就500来往斤。那些年主要是三年困难时期，湔县山区挨饿把农民整怕了，报产量就尽给你少报。”
解文耀笑着说：“老实人整不得，山地区人老实，一整就精灵了。”
两人说话之间路过县的第二中学，蔡告诉解这是湔县两所高完中之一。过去是一座叫“马祖寺”的庙宇占地很广，现在都还有90多亩面积。城里的湔县中学，总共才40多亩面积！操场才20多亩。现在上面提出，重点中学操场就要40亩！我是办不到了，看老解办得到么？解文耀连忙说，我也办不到，只有等以后的湔县领导去办……。
徐渡场镇到了吉普车刹车，在公社院子门前停住；下车前解文耀告诉蔡振川，徐渡乡是古青城县址所在地。唐、五代古国、北宋、南宋两朝，一共存在了500多年，元灭宋因人口减少给废掉了。北宋初年王小波、李顺均贫富起义，发生地点虽然是清山里面，但归属地该青城县管。所以史书上又叫青城县，茶农均贫富起义，（993年—995年）共2年时间。距离现在快要1000年了。蔡不以然说均贫富1000年，到现在吃饭都还是有点问题！XXX就说过，中国几亿人吃饭是个大问题。
蔡解二人下车走进去。最先迎上来的是徐渡公社，守办公室的杜大姐。她说彭书记和多数公社干部、工作队的同志，都下大队、生产队督促检查去了。杜大姐和县上工作队的，一个叫杨素英的女同志两人看守公社。杨的爱人770部队的宁政委，原藉也是晋缓根据地的，和蔡振川同县是小老乡。这时杨素英笑着也迎上来，她50多岁很有精神。
杨藉贯江西12至13岁时，和母亲跟着长征红军跑出来，家里人都被杀光了。听她自己说：爷爷、姥姥，父亲、姑父、姑姑，还有哥哥等，全家六口都是闹革命牺牲的。她们母女俩如果不跑出来，也会被白匪军——白狗子给杀掉。二万五千里长征杨素英和母亲，最初跟着红军的医疗队走，参加过抢救伤员的行动。路过四川营经县的时候，母女俩实在走不动。经部队做工作，当地一家群众收留了她们。
抗日战争爆发，国共合作结成统一战线。杨素英告别母亲和继父，到重庆找到八路军办事处，重新参加革命去了延安。和宁政委结了婚以后，一直跟着解放军走南闯北，1955年宁政委授军衔少将。1971年调湔县驻军770部队任政委，杨也跟着调到县委机关党委上班。（小邹曾经听机关上的人说，某次蔡书记坐龚师傅的车外出。到蒲柏桥的时蔡下车步行回家，原来就等候在那里的杨素英上车去了770部队。）
在公社的办公兼接待用的房间内，杨素英告诉蔡振川和解文耀。今年的小麦产量比去年好一些，但他们工作上也有失误。主要是防治黄锈病的时候，先用的敌锈钠效果不明显，后来又用退茵特效果才好了的。如果先用退茵特6000多亩麦子，可以省上万元的药钱，和好几百个人工。早点把锈病治住，麦子还可以每亩多增产几十斤；一亩30斤全公社就是，20万斤小麦的增产。
看到杨素英一本正经的计算，蔡振川笑着说，“农水局技术员不是讲过要用退菌特吗？还发了简报呢！”
“供销社卖农药的，说敌锈钠专门治黄锈病。”杨素英说，“我们也弄不清楚被他们牵着走，先用了敌锈钠不行，黄锈病照样长又才用退茵特。”
“唉。”蔡振川叹了口气说，“这些人年年都在防虫治病，有的还是搞不清楚。”
解文耀说：“我从农技书上看的，上面说黄锈病要看天道，春天阴雨多锈病要少一些。气候晴朗的时候多，锈病就要厉害一些，又不是年年都有。小麦几年发一次锈病，有的可能记不到那么多。”
蔡想起有生产队，用拨大粪的办法治锈病。就问杨素英说：“有没有人用大粪治黄锈病的？”
“有。”杨素英说，“治得早的有些效果，治迟了到处都是锈病，还是只有打药。拨粪？那里有那么多人工？那里有那么多大粪去拨？还有拨过粪的麦子，老是不脱青要减产少收。”
蔡、解和杨素英谈话时，杜大姐只是在旁边听着、笑着，看得出她也不太懂这些。
蔡、解二人离开徐渡公社，龚师傅的北京吉普车上。蔡对解说：“搞些啥明堂？农村干部、干工作，还不如机关干部认真？种懒庄稼不动脑筋。”
解说：“也不怪他们，一个大队一、两千人，一个生产队一、两百号人。一天扯皮的事多得很，人精力有限咋个顾得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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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也触动了蔡振川的神经，他想起自己来湔县4至5年了。经常还不是和县上的造反派头头，所谓群众代表纠緾不清，有好多精力关注生产呢？现在地委派了解文耀，来湔县准备接自己的班，自己是不是年龄大了？不过蔡自我感觉良好，干工作精力仍然很充沛。如果不是那些人经常吵闹，湔县决不是目前这个样子。全县粮食生产完全可能，冲破3亿斤总产量，小平同志的理想——人均600斤早就实现了！（文庙山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