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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猫眼受加州著名收藏家约翰·桑德斯先生所托，将他所著比利时金币目录转交给“Tyrant Collection”的创建者丹·奥多德先生。桑德斯先生是低地国家铸币的知名专家和顶级藏家，他希望能用自己的这本著作“感化”奥多德先生，让奥多德先生将低地国家钱币（尤其是比利时钱币）也纳入到“Tyrant Collection”的收藏范畴里。
然而事与愿违，奥多德先生在简单翻阅这本目录后就将其丢到了一边。我出于好奇询问他，为何“Tyrant Collection”中没有比利时钱币？奥多德先生说道：
“我总觉得比利时是人为创造出来的虚假国家，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文明，我无法被比利时钱币吸引。”
这么说难免以偏概全，但若单从比利时币章传统的角度来看，这个国家似乎确实给人这样的观感。
历史上，比利时乃至整个尼德兰地区（低地国家）可能是文艺复兴后期（或者说“北方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出产币章及代用币佳作最多的地区，却同时也是钱币文化最“虚假”的地方。
历史上纪念英国与西班牙重大历史事件的精美章牌中，有相当一部分产自尼德兰。或者反过来看，尼德兰出产的币章常以其他国家的历史为题材。
1571年勒班陀战役胜利纪念章 一般认为，此纪念章是1571年乌特勒支市（今属荷兰）为祝贺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赢得勒班陀战役而制作的。西班牙Tauler & Fau拍卖公司2020年6月拍卖拍品。
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币章文化氛围。就像涌入香港的资本并不全都忠实地服务于本地居民的福利一样，尼德兰的币章艺术有时中立地服务于全西欧，而非只作为本国文化的载体。这种剥离了本国意志的币章传统为尼德兰币章艺术日后走向国际化，甚至毫无顾忌地衍生出以他国题材批量生产币章类“产品”的产业链奠定了基础。
带有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与英国女王玛丽一世头像的浇铸章牌 约1555-1558年，雅克·容和林克（1530-1606）仿照雅各布·达·特雷佐（1515-1589）风格于布鲁塞尔制作。瑞士Nomos拍卖公司2016年10月拍卖拍品。
我们如今所见欧亚钱币中凡产自布鲁塞尔的（不包括比利时本国铸币），总是或多或少带着点“邪气”。这大概可以算是尼德兰币章传统的遗风所致。这种奇特的币章文化为当代研究钱币的爱好者们制造出了相当多的麻烦、风险和未解之谜，也相应地为钱币收藏增添了许多趣味和挑战。
西班牙僭位者“卡洛斯七世”的5比塞塔银币 “1874年”，产自布鲁塞尔。此类钱币我们将在下文讨论。英国Sovereign Rarities2024年2月拍卖拍品。
猫眼将通过本文为大家简单介绍并一起讨论那些产自（或据称产自）布鲁塞尔的奇特样币、试样、章牌背后的悬案。
1. 布鲁塞尔 ≠ 布鲁塞尔：
尼德兰币章的传统
16世纪的南尼德兰是西欧的经贸中心，布鲁日和安特卫普更是欧洲贸易中最富饶的国际港口。经济的发展伴随着艺术的繁荣，这其中自然也包括币章艺术的繁荣。
《画家与买主》1565年，老彼得·勃鲁盖尔。画中左侧人物可能是画家的自画像。老彼得·勃鲁盖尔是安特卫普16世纪最具代表性的画家之一。
关于尼德兰这显得过分繁荣的币章传统，杰拉德·范卢恩在其1723年出版的《币章上的低地国家史，或自查理五世皇帝将政府移交给其子菲利普国王以来，直至签署<乌特勒支和约>期间，尼德兰 12 省所发生诸事的简史》一书中有只言片语的解释。（范卢恩这部著作的名字就是这么长）
杰拉德·范卢恩的《币章上的低地国家史》此版由约翰·桑德斯先生（本文开篇提到过）编辑的英译本于2021年出版，在原著基础上增加了大量实物图片。猫眼目前使用的也是这个版本。
简而言之，范卢恩认为尼德兰代币和章牌的传统起源于上古的计数算筹，经罗马和中世纪逐渐演变成做工精美的工艺品，在文艺复兴时期发展为尼德兰诸省议会席位凭证或纪念品（书中说“人们在上面雕刻上这个国家的历史”，听起来已非常接近纪念章了），最后又成为了荷兰各级议会每年发放的例行新年礼品。
1579年多德雷赫特的历史题材计数代用币（Rekenpenning） 代币描绘了战斗与1568年6月5日艾格蒙特伯爵和霍恩伯爵被斩首的场景。美国CNG拍卖公司2014年1月Triton专场拍卖拍品。
范卢恩的解释未必完全可靠，但他所表达出的观点却值得重视，即在一名18世纪的币章学家眼中，代币及章牌有其不同于钱币的独特源流传承和政治、社会作用。
从实证的角度来看，这个观点是很可信的。17-18世纪德意志邦国的大型贵金属章牌总是与近似尺寸的钱币等重，以此使纪念章不完全脱离钱币的范畴，足见章与币之间的近亲关系。尼德兰情况则完全不同，各类代币和章牌尺寸五花八门且有时自成体系，既不囿于钱币的尺寸也不标注面值。
1648年德国明斯特《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纪念章型币 此章重量约合当时流通币的1.25泰勒。美国SBP拍卖公司2023年1月纽约拍卖拍品。
这就解释了为何尼德兰代币和纪念章素来极美而钱币却总是很粗糙——当纪念和表彰的功能完全被章牌承担之后，钱币就会因为仅服务于贸易而不必过分精美。
1736年乌特勒支大学100周年纪念章 美国SBP拍卖公司2023年8月拍卖拍品
1736年乌特勒支铸造的1盾银币 与上图纪念章相比，同年的钱币显得非常粗糙。美国海瑞得欧洲分公司2024年5月拍卖拍品
此外，无论范卢恩关于章牌发展的结论是否可信，我们至少可以确定在他生活和所熟悉的16-18世纪，艺术章牌是尼德兰诸多政治和社会活动中的必需品。
遗憾的是，范卢恩并未对当时尼德兰币章本身的产业结构（雕刻师、模具制作、原材料运输、作坊、造币厂、商人、供应链、定价、产量之间的关系）给出足够的介绍。不过这也不是个例，币章的产业结构尽管能为解释一些代币、纪念章、样币和特殊铸币的相关问题提供思路，但直到今日仍是多数钱币研究者经常忽视的问题。
无论如何，尼德兰币章产业的繁荣并非只是官办造币厂的功劳，私人作坊、艺术家及其他从业者的努力也是不可或缺的。在19世纪的比利时，单是布鲁塞尔一座城市就有多达25座私营币章作坊，其中不乏具备为海外国家代工生产钱币的条件的小型私人造币厂。
这些私人作坊资料许多已经遗失，后世的记载又多是不尽不详，这就使得那些可能产自这些私人作坊（或造币流程中的某一个环节曾由这些作坊参与）的稀少钱币的身世显得颇为扑朔迷离。换言之，许多被认为是产自“布鲁塞尔”的钱币未必就一定由官方的“布鲁塞尔造币厂”铸造。
“1863年英国维多利亚女王1先令样币” 此“样币”并非官方样币，正面肖像出自布鲁塞尔雕刻师查理·维纳（1832-1888/7）之手。英国St James’s拍卖公司2024年2月拍卖拍品。
通过如今比利时与荷兰官方造币厂的境况，我们可以更加深切地理解尼德兰地区自古以来铸币行业“散漫”的传统。
布鲁塞尔造币厂（比利时王室造币厂，Koninklijke Munt van België）自2017年起就不再自行铸币，比利时硬币由位于乌特勒支的荷兰造币厂（Koninklijke Nederlandse Munt）代工，而荷兰造币厂则更是在2016年就已经出售给比利时的海伦集团（Heylen Group）。
换言之，比利时和荷兰两国已经没有铸造硬币的国有造币厂了，负责为两国铸造硬币的其实是一家公司。这让人不禁联想到历史上尼德兰私人作坊里的商人、艺术家和匠人们，他们曾支撑起本国铸币产业的半壁江山。
“布鲁塞尔”不等于“布鲁塞尔造币厂”。历史上，这座城市中的私人作坊曾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出于各种目的）以本国和其他国家题材生产过许多“样币”、“试样”、代币和章牌。如今，这些产自“布鲁塞尔”的非官方币章常被误读或默认为产自“布鲁塞尔造币厂”的官方铸币，最终受害的往往是不具备甄别能力的业余藏家。
而纵观整个19世纪的欧洲，布鲁塞尔又只是具有类似情况的造币产业供应链上游的诸多城市之一。因此，了解尼德兰的铸币传统和产业结构对当代藏家而言非常重要。只有熟悉相关历史并举一反三，我们才能让自己时刻保有警觉和批判性思维。
2. 不宜过度解读——“1860年”柬埔寨铸币
在那些据称产自布鲁塞尔的钱币中，“1860年”柬埔寨各面值铸币是一组特别的存在。
这组钱币千奇百怪的工艺、混乱的模具设计、扑朔迷离的产地、无从考证的铸造年份等等特征为我们展示了19世纪钱币产业结构的复杂，也为我们研究当时布鲁塞尔钱币行业中代工业务的运行方式提供了素材。
所以，我们不妨从多角度认真地看一看这个案例。
“1860年”柬埔寨钱币依材质、面值、性质的不同有诸多品种，让·勒康特（Jean Lecompte）在他的《法属印度支那的硬币和代币》一书中有详细列举，猫眼就不再细说。且在此为不熟悉这个系列的泉友简单附图几张以作说明：
“1860年”柬埔寨精制银币套币面值从左至右分别为4、2、1法郎和50、25分。MDC拍卖公司2024年5月拍卖拍品。
“1860年”柬埔寨10分精制铜币 美国SBP拍卖公司2024年4月拍卖拍品
“1860年”柬埔寨10分“样币”（ESSAI） 美国SBP拍卖公司2023年10月拍卖拍品
“1860年”柬埔寨5分精制铜币美国SBP拍卖公司2023年9月拍卖拍品
“1860年”柬埔寨5分“样币” 美国SBP拍卖公司2022年5月拍卖拍品
关于这组钱币，历史上真正可考、可信的资料并不多，因此其性质历来是争论的焦点。让·勒康特书中将这些钱币的真实铸造时间定为1875年之后，这基本上是共识；但他将钱币的原始产地描述为布鲁塞尔的私人作坊（a private workshop in Brussels），这就值得斟酌了。
詹姆斯·O·斯威尼在其出版于1981年的《伯明翰造币厂铸币史》中提供了1879-89年间伯明翰造币厂收到的三笔柬埔寨“1860年”5分与10分铜币订单的产量详情，但书中描述此铸币订单时显得颇为暧昧。当提及币坯和模具由订单委托方提供时，书中用了“furnish“（作动词时是供应、装备的意思）这个词。
“Furnish”这个词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但这个既书面又含糊的动词在没有更多前后文的情况下，似又隐隐透露出一个信息，即喜敦厂中可能没人确切地知道或记录过这些模具究竟是哪来的。
关于模具的问题，钱币本身倒是为我们提供了线索。在钱币正面国王头像下方，我们可以看到布鲁塞尔币章艺术家亨利·查理·维尔登的名字（C. WURDEN），因此只是从这一点出发的话，我们可以认为这些钱币的模具确实来自布鲁塞尔，或者至少最初在布鲁塞尔设计完成。
但模具产自布鲁塞尔的维尔登工作室并不意味着钱币也都产自这里，更加无法解释铜币模具为何最终被送到了英国。
业界将此系列钱币最初的铸造年份追踪至1875年并将产地认定为“布鲁塞尔”，更多是从实证角度的推断。实例是下面这枚章：
1875年布鲁塞尔门尼格兄弟机械公司广告章此章正面有维尔登雕刻的诺罗敦头像，背面天使斩杀恶魔的图案同样是维尔登的作品。美国SBP拍卖公司2019年8月拍卖拍品。
这类造币作坊广告章在同时代的欧洲非常常见，其目的一般是推销造币机械或给代铸币服务打广告。虽然这枚广告章将柬埔寨国王与天使斩杀恶魔这种题材凑到一起有些不伦不类，但却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用的信息。
首先，这枚广告章出自布鲁塞尔的门尼格兄弟机械公司（Mennig Frères Mécaniciens）。
此公司既然能在广告章的正面用上柬埔寨国王肖像，则意味着他们与维尔登存在合作关系，柬埔寨这组钱币的早期样币有可能也是由这家公司生产的。
门尼格兄弟机械公司旧址 此公司的作坊始建于1874年，位于布鲁塞尔西南的安德莱赫特，主建筑临近沙勒罗瓦—布鲁塞尔运河。图片来自网络。
1875年尼格兄弟机械公司主楼设计图 图片来自布鲁塞尔建筑遗产清单官网
但我们并不能据此判断最终量产型钱币也出自这里（如果这个系列各面值最初真的存在量产普制币的话），因为这家公司通过这枚不伦不类的广告章传达的更多的是销售机械的意愿，而非想要争取代铸币订单。另外，他们还为其他国家生产过所谓“试样”（Trial），最终似乎并未获得流通币订单。所以，此公司也许仅为“1860年”柬埔寨钱币制作了样币或试样，从未计划参与量产或最终未能获得流通币订单。
1885年门尼格兄弟机械公司为墨西哥圣路易斯波多西造币厂试打的币坯 此产品应是为了展示造币机械而生产的试验品。美国SA拍卖公司2019年5月拍卖拍品。
其次，这枚广告章正面的年份（1875年）及背面由维尔登雕刻的天使斩杀恶魔的设计为这个系列实际铸造的年代提供了参考。
这个图案显然不是维尔登专门为柬埔寨相关题材设计的，而是由门尼格兄弟机械公司选来展示工艺或作为类似商标的标识来使用的。事实上，维尔登的这个天使斩杀恶魔的设计还出现在另外几款纪念章上。
猫眼找到了此设计于1874年和1875年应用于其他纪念章上的案例如下——
1874年布鲁塞尔人道主义大会纪念章此纪念章由维尔登设计、雕刻而成，正面中央位置使用了与1875年门尼格兄弟机械公司广告章上相同的天使斩杀恶魔的图案。图片来自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官网。
1875年奥兰治-拿骚王朝纪念章此章亦由维尔登设计、雕刻而成，背面有同样的天使斩杀恶魔图案。图片来自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官网。
猫眼暂时没有查到以上两款纪念章究竟是由维尔登的工作室自行制作，还是交由布鲁塞尔其他作坊代工，所以并不能据此得出更多结论。
所以，这个设计出现在1875年带有诺罗敦头像的门尼格兄弟机械公司广告章上，可能是因为该公司代工了上面这两枚纪念章，因此持有其模具；也可能是与维尔登工作室合作制作“1860年”柬埔寨钱币之后，从维尔登处获得了该模具；还有可能是在维尔登完成正面模具而尚未完成背面模具的时候，门尼格兄弟机械公司出于某种招商目的先行将带有诺罗敦肖像的正面和维尔登此前的设计组合成一枚广告章。
无论如何，胡乱猜想是没有意义的。猫眼列出以上猜想的目的是为了告诉大家，以1875年门尼格兄弟机械公司广告章研究“1860年”柬埔寨钱币所必然带来的诸多不确定性。
不过，这枚广告章给我们提供的最有价值的信息却不是以上这些，而是正面诺罗敦肖像下方的“A. BRICHAUT DIREXIT”（奥古斯特·布里肖监制）几个字。
奥古斯特·布里肖是19世纪布鲁塞尔钱币行业极具影响力的人物，他在任职于布鲁塞尔王室造币厂的同时还与许多私人作坊、外国造币厂合作开展各类纪念章、臆造币发行项目。
奥古斯特·布里肖的参与让该系列钱币中许多所谓“样币”和“试样”的性质存在争议。布里肖本人因多次利用人脉设计、制造稀奇古怪的所谓“样币”或纪念章（实际就是商业性质的臆造品）牟利而闻名，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他不会利用此次便利制造一些“1860年”柬埔寨钱币的所谓“样币”用于出售获利。
1887年保加利亚10斯托廷基“样币”此币由奥古斯特·布里肖制作，性质为章型币，实际上是布里肖生产的一个“保加利亚历史”系列中的一枚，有点类似当代富兰克林造币厂生产的那些“历史名人系列纪念章”类产品。美国SBP拍卖公司2011年8月拍卖拍品。
关于19世纪欧洲（尤其是英国和比利时）币商以猎奇藏家为目标群体臆造各种稀奇古怪的“样币”的产业，猫眼以后会找机会单独写一篇文章来讨论。
布里肖不是这枚广告章的雕刻师，但他的名字却出现在这枚广告章上，说明此章很可能不是门尼格兄弟机械公司出于推广自身目的而制作的产品，而是由布里肖牵头、维尔登和门尼格兄弟机械公司共同参与的一笔订单中的一部分。
但即便了解了这些，我们仍然无法驱散笼罩在“1860年”柬埔寨钱币上的迷雾。这个系列中究竟哪些钱币属于布里肖等三方参与的同一个订单或项目？所有使用维尔登设计的模具铸造的钱币是否都由这三方共同参与制作？以及，此系列铜币的量产订单为何连带模具最终一起交给了喜敦？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仍然无从得知。
除了以上已知情况和疑问以外，目前所见“1860年”柬埔寨各面值钱币做工存在较大差别这个情况也是一个很难解释的问题。
猫眼所见的各面值银币中，有的是由带有边齿套的近代机械铸造的（光边或齿边），有的则是以冲压后切割的方式生产的（带有切割痕迹的光边）。
对于造币工艺有了解的泉友自然明白，这两种工艺中前者只能由欧洲造币厂或购买了欧洲造币厂全套设备的亚洲造币厂才能完成；后一种则可以由装备不甚齐全的任何欧洲私人作坊或亚洲造币厂，甚至是制作纽扣或其他小型金属元件的工厂完成。
冲压后未完全切割的越南“保大通宝”钱版 约1933年，让·勒康特旧藏。猫眼所见部分“1860”年银币应也是以类似的方式生产的，钱币边缘为带有切割痕迹的光边。MDC拍卖公司2024年5月拍卖拍品。
从上文提到的1874年维尔登设计的花型纪念章和1875年门尼格兄弟机械公司广告章可以看出，布鲁塞尔私人作坊的装备是很精良的，喜敦的造币水平自也不需多言。因此，鉴于目前所见“1860年”柬埔寨钱币展现出的不同工艺，不能排除在布鲁塞尔私人作坊及英国喜敦造币厂外还存在其他代工工厂的可能性。
近年来，“1860年”柬埔寨钱币中的一些所谓“样币”和稀少面值（例如那枚著名的带有汉字“一元”的皮阿斯特银币）被认为是臆造品或纯粹出于商业目的章型币。这种论调基本上来看还是比较具有说服力的，尽管这些钱币的实际市场表现似乎并未受到太大影响。
“1860年”柬埔寨1皮阿斯特（一元）银币 此币在风格和工艺上与其他“1860年”柬埔寨钱币有着肉眼可见的区别。美国SBP拍卖公司2024年4月拍卖拍品。
以上面这枚“1860年柬埔寨一元”为例，我们至今未能确切考证出钱币正面国王肖像下方的“FACONNET”究竟是谁。许多人认为这是一位名为玛丽-安妮·尤金妮·法孔奈（Marie-Anne Eugénie Faconnet）的不太知名的法国女性艺术家的签名。
猫眼在网上查到的此种观点最早版本见于钱币学藏书协会（Numismatic Bibliomania Society）的网络博客E-Sylum上发表于2021年的一篇文章。文中，作者介绍了这枚“1860年柬埔寨一元”银币，并指出其早年出处和对其设计者的误解。最后，他以非常不确定的口吻将“FACONNET”这个签名归于玛丽-安妮·尤金妮·法孔奈，因为这是他在伦纳德·费雷尔那套著名的币章艺术家索引中能找到的唯一对得上的名字。
且不论此币是否出自那位法孔奈之手，我们至少可以确定一点，那就是“FACONNET”这个签名不属于当时任何一个欧洲主流国家官方造币厂的全职雕刻师。从这一点来看，这枚“1860年柬埔寨一元”很可能不是什么官方定制的样币，而更可能是某种以销售为目的制作出来的臆造品或展示品。
最后，让我们权且忽略以上那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将视野转回这枚钱币上最显眼也是最容易被人忽视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为什么所有钱币上的年份都是1860年？
亚洲钱币上出现这种情况是颇为常见的，英文将其称为“Frozen Date”（字面意思为“冻结的年份”），专指那些钱币上的年份不因实际铸造年份而改变的情况。1835年的印度卢比就是类似情况，那些在1835年之后铸造的卢比上的年份仍然是“1835”。
183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1卢比银币 此系列中那些1835年之后铸造的卢比并没有随着时间更改年份。美国SBP拍卖公司2024年4月拍卖拍品。
亚洲钱币出现这类情况有时是因为造币厂没有条件修改钱币模具，因此始终以相同的模具铸造钱币；有时则是有意使用在位君主即位或登基的年份作为固定年份。
那么“1860年”柬埔寨系列属于哪种情况呢？
应该说，两种都不是。
首先，从留存下来的“1860年”诺罗敦样币和流通币所使用的各式各样的模具来看，无论这些钱币是否是官方铸币，至少不存在因缺少经费调整模具而只能使用同一版模具的情况。
其次，从目前来看，没有任何详细可靠的文献能够证明这些钱币始终使用“1860”这同一个年份是出于官方意愿。
关于以上两点中的后者，钱币界有许多人总是倾向于无条件默认。人们会自行脑补，1860年是诺罗敦即位的年份，虽然这个系列的钱币可能全都铸造于1875年之后，但使用这个年份也没什么奇怪的。这种观点本身可能也没错，但如果了解布里肖和维尔登二人素来的行事风格，你可能会有一些别样的想法。
“1860”这个年份其实是一个相当微妙的年份。诺罗敦虽然理论上是从1860年安东国王去世后就可以算是即位了，但传国神器始终被暹罗扣留，这使得他国王的权威在法理层面上存在争议，他本人则直到1863年才在曼谷加冕。其次，柬埔寨是在1863年才成为法国保护国的。
诺罗敦的加冕 图片来自网络
换言之，“1860”这个诺罗敦表面上即位的年份实际上在他法理上成为柬埔寨国王和加冕礼之前，也在法国管辖之前。以此为钱币的年份，布里肖和维尔登可以为所欲为，放开手脚地去做臆造币和商业性“样币”销售牟利而不必担心来自法国或柬埔寨的问责。
利用“擦边”年份的情况在疑似由布里肖和维尔登合作完成的法国“臆造币”上也能看到，我们下文会继续讨论。
至于喜敦厂三笔订单生产的铜币都使用“1860”这个年份，则似乎是因为委托方只提供了这个年份的模具。至于委托方这么做又是出于何人授意，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在进入下一节继续讨论布鲁塞尔冒名生产的其他国家“样币”或臆造币之前，我们最后将“1860年”柬埔寨系列钱币总结一下。
关于这套钱币（如果它们能算是“一套”的话），各国钱币爱好者多年来已考证出一些疑似与之相关的档案、书信、记录等，但这其中绝大多数都不能作为解释任何问题的有效证据，这是因为：
1.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目前市面所见的“1860年”柬埔寨铸币各面值钱币属于同一套铸币，或者说除了设计相似，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维尔登设计的“1860年”柬埔寨各面值钱币与存世的由其他雕刻师、艺术家制作的同样带有诺罗敦肖像和“1860年”字样的钱币（如前文提到的那枚“1860年柬埔寨一元”）存在明确的关系；
2. 即便有档案、书信或记录证明诺罗敦或法国当局曾有计划或曾委托某人铸造柬埔寨钱币，我们仍不能确定这些档案中所指的铸币计划真的付诸了实践，也无法证明这些档案中所指铸币就是如今市面上的这些“1860年”柬埔寨钱币中的具体哪一种；
3. 由于维尔登工作室档案的缺失，我们尚无法证明目前存世的这些“1860年”柬埔寨铸币究竟是何人委托设计、用于何种目的的，更难以追踪这些模具后来是真的依照某个订单被送往了某个或某几个造币厂进行批量生产，还是最终被币商买走专门制作售卖给藏家的钱币；
4. 喜敦厂所记录的“1860年”柬埔寨铜币生产记录是此系列钱币中目前最可靠的量产订单，但该厂记录中缺乏更进一步说明订单和模具来源的档案。
至于众所周知的另外一个问题，即所谓“1860年”柬埔寨钱币模具最终被送给柬埔寨王室，由于没有任何人提供过送去柬埔寨的模具清单，我们权且不去理会它。
“1860年”柬埔寨金质1法郎 钱币由腐蚀和损坏的模具制作而成。此类钱币通常被认为出自金边造币厂，是柬埔寨王室得到旧模具后的产品。美国SBP拍卖公司2023年4月拍卖拍品。
如今，市面上那些因模具腐蚀损坏而显得格外粗糙的钱币通常被认为是模具送抵柬埔寨后的产品。此事是否完全可信，或者说是否可能有相当一部分腐蚀的旧模具流入了私人或币商手中，而存世的那些由腐蚀模具生产的钱币实际上有一大部分出自私人作坊之手，就留给专门收藏柬埔寨钱币的人去头疼好了。
“1860年”柬埔寨这组钱币中除铜币外其他面值常被视为“臆造品”或“章型币”，这大体上来看是不冤枉的。它们中那些稀缺品种之所以价格高昂，倒也并非是因为它们曾在人类铸币史上留下多么重要的篇章，而更可能是缺乏信息的猎奇藏家与押注新兴市场但对钱币研究本身缺乏热情的投资人合力创造的市场现象。
有趣的是，喜敦厂在1879、1882和1889三年为柬埔寨代工的5分和10分铜币中，除了1889年5分之外，其余产量都远超法国同年同面值铜币的铸造量。我们大概不能由此就判断柬埔寨是1879-1889年间亚洲第一大新兴经济体，但这其中确实透着些怪异。
猫眼说，“1860年”柬埔寨钱币不宜过度解读，相信大家读到这里也已经明白了其中原因。以如今的情形来看，这些钱币的背景可能永远无法证实，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就都该被证伪。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那么就做足功课，选定其中几款出处可靠的品种，遵循约定俗成的认知去接受当下的既定市场即可。
猫眼将其作为本文的主要部分详加讨论，主要是为大家展示19世纪布鲁塞尔的艺术家、作坊和商人们有多会玩，以及他们这些商业运作给如今的钱币行业带来了多少困惑。
3. 法国：19世纪欧洲“臆造币”的主要受害者
“1860年”柬埔寨系列钱币是19世纪欧洲生产的各类臆造币（或者说装扮成“样币”的臆造币）中为数不多出处尚且可考的品种。这大概是因为柬埔寨这个国家本身远离欧陆，布里肖等人不需过多担心因伪造或未经授权发售这些钱币而被问责。
相比之下，布鲁塞尔的造币作坊当年最得意、最赚钱的产品应该还是那些以欧洲国家特殊历史、政治背景为题材的币章。也许是为了避免承担法律责任，布里肖和维尔登等布鲁塞尔从业者在制作欧洲题材臆造币时要谨慎很多，他们自己的名字几乎不会出现在这些产品上，发售渠道也相对隐秘，以至于当时多数人都不知道这些“大逆不道”的“样币”究竟出自何处。
目前来看，此类“臆造币”（或如一些人期望的那样权且称为“样币”）最初的产品可能是那组纪年为“1816”的拿破仑二世各面值钱币。
“1816年”拿破仑二世5法郎“样币” Jean Elsen拍卖公司2024年3月拍卖拍品
“1816年”拿破仑二世2法郎“样币” MDC拍卖公司2018年11月拍卖拍品
“1816年”拿破仑二世1法郎“样币” MDC拍卖公司2018年11月拍卖拍品
“1816年”拿破仑二世1/2法郎“样币”MDC拍卖公司2018年11月拍卖拍品
按照雪柏·庞德（Shepard Pond）在其《钱币学中的法国僭位者》一文中所说，这类“1816年”拿破仑二世钱币的描述见于1861年比利时王室钱币学会主席发表的文章。这些钱币出现之初就饱受质疑，几乎没有人相信它们是带有官方性质的样币。
人们质疑的主要原因可以总结为两点：
其一，这些钱币做工太过粗糙，不太可能是法国官方样币；
其二，波拿巴党人所认可的历史线是拿破仑一世1815年退位后，拿破仑二世就立即自动合法“即位”，如果要做一套纪念性质的钱币用于表明政治立场，那么选取的年份应该是1815年而非1816年。
如今，大多数人都相信这些“1816年”拿破仑二世钱币出自布里肖与维尔登之手，这主要来自亨利·鲍奎尔和加斯顿·卡瓦利尔所著的专门研究尚博伯爵亨利（即所谓“亨利五世”）相关币章的《尚博伯爵钱币史》一书。
书中还指出，当时在布鲁塞尔工作的法国雕刻师阿德里安·伊波利特·韦拉特（Adrien Hippolyte Veyrat）也许参与了此项目，至于是否还有其他布鲁塞尔作坊参与制作则不得而知。
研究尚博伯爵亨利的书中之所以会提到这组“1816年”拿破仑三世的钱币，主要是因为那些以“亨利五世”名义铸造的各种钱币、样币或臆造币很可能也都出自同一来源。
一枚带有“1830年8月2日”日期的“亨利五世”5法郎尺寸章型铜币MDC拍卖公司2023年3月拍卖拍品
这些“1816年”拿破仑二世的钱币如果真实铸造年份是1860年代的话，则当时正处于拿破仑三世治下的法国当局似乎也确实可以对其流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同时代出现的那些以“亨利五世”名义铸造的钱币则完全属于另外一种情况了。
1830年的法国七月革命之后，查理十世和王太子昂古莱姆公爵路易-安托万（即“路易十九”）先后放弃法国王位流亡英国。路易-菲利普一世成为法国国王，此即法国奥尔良王朝，而流亡一脉则被称为正统派。查理十世父子死后，王孙尚博伯爵和波尔多公爵亨利就成了正统派保王党拥立的法国国王，称“亨利五世”。
尚博伯爵和波尔多公爵亨利约1828年，亚历山大-让-杜布瓦-德拉霍内（1791-1834）
“亨利五世”在拿破仑三世倒台后获得了正统派和奥尔良派同时的支持，是法国近代各类僭位者中最有希望登上王位之人，但他却因为拒绝接受传承自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三色旗而放弃王位。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可以被视为一段时间内的无冕之王，但以他的名义铸造钱币显然比在第二帝国时代以拿破仑二世名义铸造钱币更有风险。或者换一个角度来说，如果没有保王党的支持和赞助，可能不会有人单纯为了利益而制作这么多“亨利五世”的钱币。
“1832年”法国“亨利五世”5法郎银币 德国昆克拍卖公司2021年7月拍卖拍品
“1832年”法国“亨利五世”2法郎银币 Burgan Numismatique公司2021年11月拍卖拍品
“1832年”法国“亨利五世”1法郎银币 MDC拍卖公司2022年6月拍卖拍品
因此，“亨利五世”的这些钱币又有所谓“争位币”的说法。据称，铸造这些钱币的资金由一个名为“朗贝尔”（Lambert）的保王党成员提供，但产地有比较大的争议。《尚博伯爵钱币史》书中认为钱币来自英国，另有其他文献佐证，但伦纳德·费雷尔则认为这些钱币也是出自布里肖和某个布鲁塞尔作坊之手。
1843年“亨利五世”访问英国纪念章 一枚5法郎尺寸的银章，此章背面有法语铭文“铸造于伦敦”（FRAPPÉ À LONDRES，存疑），正面肖像又与市面所见“1832年”其他“亨利五世”钱币类似，有人推断整个系列皆产自英国。MDC拍卖公司2022年10月拍卖拍品。
鉴于“亨利五世”颇为敏感的身份，制作“亨利五世”钱币的人似乎刻意避免在钱币上留下足够的有用信息让我们探究这些钱币的出处。因此，市面所见的这些“亨利五世”钱币历来争议不断。这其中，下面这组纪年为“1832”的5、10分银币显得特别奇怪。
“1832年”法国“亨利五世”5分银币 MDC拍卖公司2018年11月拍卖拍品
“1832年”法国“亨利五世”10分银币 MDC拍卖公司2017年12月拍卖拍品
理论上来说，1832年时“亨利五世”只有12岁，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像钱币上描绘的那样长着络腮胡子。这一古怪的设计让人不由怀疑钱币的设计者对亨利一无所知。我们也无法确定这些古怪的“1832年”银辅币和其他那些带有“亨利五世”肖像的钱币是否出自同一作坊。
如果19世纪法国的这些“臆造币”只有以上几类带有明确政治意图的品种的话，这笔帐也许还不会被算到布鲁塞尔那些无法无天的作坊头上。但随着1870年代越来越多的法国“样币”出现在市场上，人们不由得开始怀疑这些钱币本身就是出于商业目的生产出来卖给猎奇藏家的。随着钱币学家们对这些“样币”展开溯源，越来越多的目光最终都投向了布鲁塞尔。
米歇尔·塔亚尔与米歇尔·阿尔诺所著的《1870-2001年法国样币与加厚币》目录中为我们列举了许多这类第三共和国时期（主要是1870年代）出现的看着就不太正经的“样币”。这些“样币”还包括“亨利五世”1871年的那组中年头像5法郎。
“1871年”法国“亨利五世”5法郎银质“样币” 美国SBP拍卖公司2020年1月拍卖拍品
这款钱币的实际铸造年份也许不是1871年而是1874年，因为依照雪柏·庞德援引的一份1874年法国钱币学家保罗·波尔多（Paul Bordeaux）的记述，这些“1871年”的“亨利五世”5法郎是在那些带有法国政治家莱昂·甘必大（Léon Gambetta）头像的同样来路不明的“样币”在1873年出现在市场上之后才被发现的，且当时还较为稀少。
带有甘必大头像的5法郎银质“样币” MDC拍卖公司2023年10月拍卖拍品
我们大概可以理解为，“亨利五世”的“1871年”5法郎是在1873年到1874年间开始发售的。在许多人看来，这种“1871年亨利五世”的5法郎和那些纪年为“1830”至“1832”年带有“亨利五世”少年肖像的钱币都出自布里肖和某个布鲁塞尔作坊之手。这种想法很可能是正确的，只是没有直接证据可以证明。
无论如何，这款“1871年”的“亨利五世”做得更加煞有介事，但依旧谨慎。在钱币正面肖像下方有一个“卡佩尔·F.”（CAPEL F.）的签名，这究竟是确有其人还是出品人混淆视听的手段不得而知。
在钱币背面，年份右侧写着“ESSAI”，指明此钱币的性质为某种样币或试样，而非用于流通。年份左侧的鸢尾花徽被认为象征法国，但如果非要说的话，也可以理解为消失了超过一个世纪的尼德兰布鲁日造币厂厂标。总之，它不是当时巴黎造币厂任何人使用的标记就是了。
另外，“1871”这个年份的选择同样谨慎。如前文所言，“亨利五世”最接近法国王位的时间点是1871年，他被授予了王位，但因为反对继续使用“三色旗”而没有登基。1871年正是处于政权动荡交替、“亨利五世”被认可却没有登基的年份，以此年份制作“亨利五世”的“样币”，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承担法律责任。
事实证明，制作这款钱币的人（很可能是布里肖）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尚博伯爵钱币史》中提到法国官方确实有针对这款钱币的通告，要求一旦出现就立即没收。但显然，并无人去追查这些钱币的出处，因为法国当局也知道这些“样币”不过是卖给猎奇者的收藏品而已。
同时代出现在市面上的僭位者铸币还包括“1874年”拿破仑四世的那套钱币。这枚钱币实际上比“亨利五世”那款钱币更加敏感一些，因此流通也更隐秘。
“1874年拿破仑四世”5法郎“样币” Jean Elsen拍卖公司2024年3月拍卖拍品
“1874年拿破仑四世”2法郎“样币” Jean Elsen拍卖公司2024年3月拍卖拍品
“1874年拿破仑四世”1法郎“样币” Jean Elsen拍卖公司2024年3月拍卖拍品
钱币正面头像下方的签名为不明所以的“C. DE F.”，让人联想到“1871年亨利五世”5法郎的那个“卡佩尔·F.”的签名。从钱币的工艺、设计思路和这个欲盖弥彰的签名来看，我们很难相信这两款钱币没有任何关联。因此，我们如今倾向于认为它们都是布里肖的杰作。
如猫眼前面所言，雪柏·庞德援引钱币学家保罗·波尔多的记述中提到了带有法国政治家莱昂·甘必大头像的钱币（前文有图片，钱币正面甘必大头像如下）。此币虽然没有年份，但可能是在1873年出现在了市面上。
按照《1870-2001年法国样币与加厚币》书中的说法，这款钱币可能出自维尔登之手。至于维尔登究竟是自产自销还是委托其他工坊代工，抑或是其他人聘用维尔登设计钱币用于销售，我们如今实难考证。
《1870-2001年法国样币与加厚币》书中列举的可能出自维尔登之手的同时代“样币”还有另外两款，分别是纪年为“1872年”的阿道夫·梯也尔5法郎和纪年为“1874年”的帕特里斯·麦克马洪5法郎。
“1872年”阿道夫·梯也尔5法郎“样币” Jean Vinchon公司
“1874年”帕特里斯·麦克马洪5法郎“样币” Jean Vinchon公司2023年12月拍卖拍品
这其中，麦克马洪5法郎尤其气人。这枚钱币头像下方的签名为“拿破仑·F.”（NAPOLEON F.），一副“我用的就是假名，你能拿我怎么样”的态度。
考虑到上文讨论过的“1860年”柬埔寨钱币中维尔登与布里肖的合作，我们大概也可以想象，这一节我们讨论的这些法国匿名“样币”或臆造币很可能有一部分也出自两人的合谋。而通过两人在这些法国钱币上使出的手段，我们似乎可以反向推断，他们敢在柬埔寨那组币章上留下真名，要么是觉得柬埔寨天高皇帝远而完全无所顾忌，要么就是真的收到了官方的订单。
无论如何，单纯的推断是没有意义的。这些钱币界的未解之谜，我们就留给那些真心热爱这些品种的泉友去考证好了。
4. 西班牙：布鲁塞尔臆造币生意的另类受害者
与法国类似，19世纪的西班牙也深受布鲁塞尔臆造币之害。关于这些布鲁塞尔生产的西班牙臆造币，帕特里克·欧康纳（Patrick O'Connor）在他的《西班牙女王伊莎贝尔二世铸币》一书中引用了托马斯·达西（Tomas Dasí）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论述予以解释。猫眼觉得他有一段话是对此类钱币最好的说明，故抄录如下：
“19世纪下半叶，臆造币与样币在欧洲和美国藏家中很受欢迎，那些能接触到造币设备的人因此开展了活跃的贸易。这种行为有时得到造币厂的批准，有时则多少有些见不得人。”
通过这段话，我们大概已经可以看出布鲁塞尔19世纪“伪造”的西班牙“样币”与上文提到的法国各种臆造币的区别，而这个区别的关键在于“有时得到造币厂的批准”这句话。
欧康纳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一些疑似臆造品的西班牙钱币使用了造币厂正规样币的模具。这类钱币中最昂贵且著名的当属那两枚伊莎贝尔二世20里亚尔样币模具与巴黎造币厂拿破仑三世肖像模具的“错配试样”：
1855年西班牙20里亚尔——伊莎贝尔二世肖像与拿破仑三世肖像模具错配 Hess-Divo拍卖公司2003年10月拍卖拍品
1855年西班牙20里亚尔——拿破仑三世肖像与西班牙盾徽模具错配 Hess-Divo拍卖公司2003年10月拍卖拍品
这两款“错配试样”使用的拿破仑三世的两种肖像模具皆来自巴黎造币厂的1853年5法郎官方样币，且皆由路易-查理·布韦（Louis-Charles Bouvet）创作；伊莎贝尔二世20里亚尔的正反面模具则由爱德华多·费尔南德斯·佩斯卡多尔（Eduardo Fernández Pescador）设计完成，是伊莎贝尔二世时代比较著名的样币模具。
1853年拿破仑三世5法郎样币 MDC拍卖公司2023年10月拍卖拍品
佩斯卡多尔的1855年20里亚尔样币 美国SA拍卖公司2022年5月拍卖拍品
按照欧康纳所说，佩斯卡多尔的模具可能是在他前往巴黎造币厂学习时带去的。无论如何，这些模具理论上都应该保存在巴黎造币厂。因此，许多人将以上两款“错配试样”视为巴黎造币厂试验模具时的产物。
然而就如更多人质疑的那样，这种试验对巴黎造币厂而言没有任何意义。
巴黎造币厂有拿破仑三世和佩斯卡多尔设计的伊莎贝尔二世20里亚尔全套正反面模具，为什么不试验正确的模具组合，而要用这种“错配”的方式试验呢？
实际上，关于佩斯卡多尔设计的伊莎贝尔二世20里亚尔模具最终落入私人手中的说法多年来一直存在，这主要是因为下面这枚“1855年西属菲律宾5比塞塔样币”：
“1855年”西属菲律宾5比塞塔“样币” 钱币正面使用了佩斯卡多尔20里亚尔正面设计。美国SBP拍卖公司2019年1月纽约拍卖拍品
这枚“1855年菲律宾5比塞塔样币”基本可以确定是一枚私人臆造币，因为比塞塔要到1869年才成为西班牙的主要货币单位，而菲律宾在整个19世纪则始终使用比索作为货币单位，1855年会出现“西属菲律宾5比塞塔样币”的可能性基本为零。
这枚钱币是私人臆造币，说明佩斯卡多尔的模具落入了私人手中。托马斯·达西和伦纳德·费雷尔对此“样币”的溯源最终都指向了布鲁塞尔的某私人工作室，而当时私下经营臆造币业务且拥有足够的能量和人脉调用或购买巴黎造币厂官方模具的人只有布里肖。
于是，这枚“1855年西属菲律宾样币”连带着上面提到的两款带有拿破仑三世肖像的“试样”也被算在了布里肖的头上。
另外，由于“1855年西属菲律宾5比塞塔样币”背面的设计与“1859年西属菲律宾2分铜样”在背面设计上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且后者不具备任何西班牙官方样币的特征，我们基本上也可以认定这款“1859年西属菲律宾2分铜样”同样出自某布鲁塞尔作坊（布里肖）之手。
“1859年”西属菲律宾2分“铜样” 美国SBP拍卖公司2020年10月拍卖拍品
伊莎贝尔二世于1868年退位后，西班牙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动荡，此前流亡的“卡洛斯派”拥立马德里公爵卡洛斯为“卡洛斯七世”。争位之战于1872年爆发，史称“第三次卡洛斯战争”。“卡洛斯七世”曾短暂控制过支持他的西班牙北部巴斯克地区和加泰罗尼亚地区，但由于战事不利，他本人被迫在法国和西班牙边界反复横跳，最终于1876年兵败。
西班牙僭位者“卡洛斯七世” 约1880年，法国摄影家纳达尔（1820-1910）。图片来自网络。
如今流传于世的1874-76年那些带有“卡洛斯七世”头像的钱币大概可以算是他留下的一笔重要的“政治遗产”。猫眼且选取几种列举如下：
“1874年”西班牙“卡洛斯七世”5比塞塔“样币” 美国SBP拍卖公司2022年8月拍卖拍品
1875年西班牙“卡洛斯七世”5分和10分铜币 Soler & Llach拍卖公司2024年5月拍卖拍品
钱币界的共识是，“卡洛斯七世”铸币中除了那些带有“O. T.”厂标的铜币产自巴斯克地区小城奥尼亚蒂外，其余都来自布鲁塞尔。但也有人认为，那些带有“O. T.”厂标的铜币可能也来自布鲁塞尔，或者说至少模具来自布鲁塞尔。
1875年“卡洛斯七世”5分铜币的正面 厂标“O. T.”位于头像下方。Tauler & Fau拍卖公司2024年5月拍卖拍品
如果说前面提到的伊莎贝尔二世相关“试样”和“样币”属于欧康纳书中所说的疑似“得到造币厂批准”的产品的话，这些“卡洛斯七世”的铜币和“样币”就属于那种“有些见不得人”的品种了。猫眼目前没有发现关于这些“卡洛斯七世”铸币（尤其是那些样币）特别详实可信的研究或档案，而鉴于它们出自布鲁塞尔这一事实，猫眼怀疑详尽的相关信息可能永远无法找到。
这些钱币在币文和设计方面并不符合西班牙钱币传统。它们也许真的是“卡洛斯七世”或其支持者为证明王朝的合法性而订购的，但考虑到“卡洛斯七世”本人当时正忙于在法西边境反复横跳，猫眼始终无法排除它们是布鲁塞尔的某工坊冒名制作用来销售牟利的这种可能性。
5. 常在河边走，哪能不背锅：
伊朗回历1281年和1297年样币
已知最早的带有德黑兰造币厂名的伊朗近代欧式机制币是回历1281年（1864年）的那组金、银、铜样币及试样。瑞士Sincona拍卖公司去年Kian Collection专场中有较为完整的一套回历1281年样币，猫眼选取几个面值贴图如下：
2土曼金币样币
1土曼金币样币
2000第纳尔银币样币
2000第纳尔银币铜样
50第纳尔铜币样币
据鲁迪·马蒂（Rudi Matthee）在其《伊朗卡扎尔机械化铸币的引进》中所说，这组样币是“奥地利人”弗朗茨·佩尚·冯·普雷根贝格（Franz Pechan von Prägenberg，后文通称“佩尚”）用早先受邀前往伊朗设立造币厂的法国人雕刻的模具制作出来的。
弗朗茨·佩尚·冯·普雷根贝格 佩尚出生于奥地利统治下的波西米亚，因此实际上算是捷克人，他曾先后任职于米兰和维也纳造币厂。图片来自网络。
然而就如许多人怀疑的那样，无论是那精湛的工艺还是那繁杂的版别都让人很难相信这组“样币”出自条件恶劣的德黑兰造币厂。要知道，佩尚和他的团队为了使造币厂正常运转，不得不从里海岸边把当年购自法国的机械挖出来，然后一点一点拼装起来。
在1974年出版的《伊朗现代铸币，1876-1974》一书中，作者将这组1281年伊朗“样币”的模具追溯到了布鲁塞尔造币厂的头上，理由是布鲁塞尔造币厂在这一时期曾为伊朗提供外包服务。如前文所言，鉴于布鲁塞尔这座城市本身在“样币”界的糟糕名声和诸多见不得人的行径，猫眼觉得此书将这组“样币”的出处放到布鲁塞尔造币厂头上颇为无赖，大有一种要让此事“死无对证”的想法。
好在，去年瑞士Sincona公司拍卖出现了一枚纪年为“回历1282年”的德黑兰造币厂开业纪念章。这枚章的工艺与那组1281年样币同样精湛，且最重要的是其正面下方有查理·特罗唐的签名（C. Trotin）。依照伦纳德·费雷尔的记录，特罗唐在巴黎经营自己的工作室，曾在约1860年代受聘为伊朗制作“20、10和5法郎金币，2和1法郎银币以及50和25生丁铜币”的模具。
回历1282年德黑兰造币厂开业纪念章 纪念章正面下方带有“C. Trotin”签名。
按照1973年出版的《伊朗沙阿的钱币、章牌及印章，1500-1941》中所述纳赛尔丁沙时代伊朗金、银、铜币制与法国接轨的关系来看，费雷尔所记述的面值实际上对应的大约就是2、1、1/2土曼金币，2000和1000第纳尔银币，50和25第纳尔铜币。这与现存1281年伊朗“样币”中已知的所有面值吻合。
至此我们可以确定，这组回历1281年伊朗样币的模具最初是由特罗唐在其巴黎的工作室为伊朗德黑兰造币厂所作，布鲁塞尔造币厂也不用背这个锅了。至于究竟何人委托特罗唐的私人工作室制作模具，我们暂时不得而知。
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系列纪念章——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 伊士运河开通系列纪念章是查理·特罗唐一套比较知名的作品，该系列背面设计相同，正面则带有欧洲各国君主头像，雕刻精美。Katz公司2023年11月拍卖拍品。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这组伊朗样币的性质就一定没有问题。藏家们面对这种情况通常更担心的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些私人作坊的模具最后是否流入了币商手中，又是否存在为了销售目的继续生产样币的情况。
如果这组回历1281年伊朗样币的模具后来被布鲁塞尔的商人或作坊（维尔登或布里肖之流）买去，那么目前市面上所见的这组样币的性质就要存疑了。相应地，却能解释为何《伊朗现代铸币，1876-1974》一书中认为此套样币的模具出自布鲁塞尔。
从目前所见的伊朗回历1281年样币来看，确实存在模具状态不同的情况。因此，我们有充足理由怀疑市面所见的这些样币并不是同一批次生产的。那么，在不能完全追踪这组模具的流向及样币的产地的前提下，我们对待这套样币的态度也只能如前文对待“1860年”柬埔寨那些钱币一样了。
与这套历来被视为“来路不明”的1281年样币不同，伊朗在纳赛尔丁沙时代确实存在一款被普遍称为“布鲁塞尔样币”的品种，那就是著名的“布鲁塞尔版”回历1297年（1880年）5000第纳尔样币。
“布鲁塞尔版”回历1297年5000第纳尔样币 猫眼藏品
如前文所言，“奥地利人”佩尚并未如世人所想的那样设计出德黑兰最早的近代机制币，但始自回历1296年（1879年）的德黑兰近代大型机制银币确实是由他制作的。伊朗传统铸币极少使用大型银币（克朗型银币），佩尚的5000第纳尔大型流通银币也许可以算是伊朗近代铸币史上一项具有里程碑式的创新。
回历1296年5000第纳尔猫眼藏品
针对这项工作，佩尚是相当谨慎的。他先后于回历1293年和1294年（1876-77年）设计了两款著名的带有试验性质的大型章型币。猫眼无法确定这种大型银币正面（狮子面）的模具是否为佩尚本人制作，但至少可以理解为由他参与设计完成，因此本文权且称其为佩尚的作品。
回历1293年卡扎尔王朝100周年5000第纳尔章型纪念币 美国SBP拍卖公司2023年8月拍卖拍品
获得认可后，佩尚这才使用相似的正面（狮子面）设计制作了1296年（1879年）德黑兰最早的近代大型机制5000第纳尔银币。
然而，佩尚参与的币制改革遭到了传统顽固势力的强烈反对，他本人于1879年当年就离开了德黑兰。此时的德黑兰造币厂内可能尚留有他准备好的回历1297年（1880年）5000第纳尔银币模具，这使得这款极具特色的大型银币得以继续铸造了一段时间。
也许受限于德黑兰造币厂的技术水平，也许是佩尚本人经验不足，最初的5000第纳尔银币模具不久就因为损耗过度而不能继续用于铸币，且似乎佩尚最初的祖模也无法继续制作工作模。
因此，德黑兰造币厂在1297年又弄到了一个新的5000第纳尔正面（狮子面）模具。猫眼这里用了“弄到”这个词是因为目前还无法确定这个模具究竟来自哪里。
许多人认为此币来自布鲁塞尔（如前文提到的《伊朗现代铸币，1876-1974》），因为其正面（狮子面）看起来远比早先的5000第纳尔精美。更有人推测此币是纳赛尔丁沙1878年欧洲之行后的收获，属于随模具一同交付的样品币。欧美如今的主流拍卖也多接受这种观点。因此，这种由新模具少量试铸的1297年5000第纳尔银币就成了如今人们所说的“布鲁塞尔样币”。
纳赛尔丁·沙·卡扎尔 1881年，法国摄影家纳达尔（1820-1910）。图片来自网络。
然而，依照比利时国立档案馆目录中布鲁塞尔王室造币厂相关档案下的条目来看，布鲁塞尔王室造币厂最初与伊朗合作的时间是1883年。因此，“布鲁塞尔样币”的模具至少不是布鲁塞尔王室造币厂提供的。如果模具真的来自布鲁塞尔，也只可能是某个私人工作室。
但即便如此依然说不通，因为目前所见所有“布鲁塞尔样币”只是正面（狮子面）使用了新模具，背面（字面）使用的则是已经开裂的模具。如果德黑兰造币厂真的从布鲁塞尔订购了模具的话，没有道理只订做狮子面的模具而不配套订购字面模具。
“布鲁塞尔版”5000第纳尔样币的背面 从图中可以看出钱币模具已经老旧开裂，一些模具裂痕与普通版5000第纳尔钱币上的模具裂痕吻合。NGSA拍卖公司2022年11月拍卖拍品。
另外，猫眼通过对比市面所见的使用新模具制作的样币和试样（此版无流通币），有了一些有趣的发现，事实列举如下：
1.“布鲁塞尔样币”的做工不符合欧洲任何造币厂的工艺水平（甚至达不到私人作坊的水平），且字面模具使用的均为已开裂的德黑兰造币厂原有的5000第纳尔模具，因此此币应是产自德黑兰的样币；
2. 此币正面（狮子面）模具并非德黑兰造币厂新订做的钱币模具，而是某种库存的纪念章/章型币模具，此模具可能统一订购自欧洲，也可能是佩尚此前自行制作或私下从欧洲订购；
3. 此币祖模最初试打时翻印的工作模经过三次冲压才完成，用于制作目前仅见的一枚纪年为“AH12XX”（XX为留白）的5000第纳尔样币，但由于模具浮雕过高（祖模可能本为纪念章设计）导致狮子面部模糊；
回历12XX年5000第纳尔试打样币美国海瑞得拍卖公司2018年1月纽约拍卖拍品
4. 上面所说工作模还被用于生产回历1297年军事学院铜制奖章，同样因为浮雕过高而效果不佳；
回历1297年军事学院铜制奖章 狮子面所用模具与上图12XX年试打样币相同。瑞士Sincona拍卖公司2023年10月拍卖拍品。
5. 此币祖模后又再次翻印了浮雕适度降低的工作模（也可能翻印了多个工作模），以此工作模生产的样币即所谓“1297年布鲁塞尔样币”，但浮雕依然过高，只生产了少量样币；
6. 上面所说工作模后又被用于生产同时代勋章，目前已知的有早期无纪年“英勇勋章”（Medal for Valour）以及回历1298年之后几个年份的同类勋章；
早期无纪年“英勇勋章” 瑞士Sincona拍卖公司2023年10月拍卖拍品。
7. 目前已知有一枚“1297年布鲁塞尔样币”是在一枚年份无法辨识（可能为1298或1300年）的“英勇勋章”上覆打而成，猫眼推测可能是因为正面（狮子面）高浮雕所需压力较高且冲压次数较多，恐损坏已经开裂的5000第纳尔字面模具，故退而求其次在成品“英勇勋章”上改换字面模具加工成5000第纳尔样币，用于留档或作为呈样。
总结一下，“1297年布鲁塞尔样币”实际上应是德黑兰造币厂生产的样币。此币之所以精美，是因为正面使用了可能原本为纪念章或奖章设计的高浮雕模具，但也正因为模具对压力要求过高，故两次试制均以失败告终，仅有少量样币、试样存世。
至于这款模具是否真的来自布鲁塞尔，暂时还没有足够的资料予以佐证。本着科学严谨的态度，猫眼只能说目前不能完全排除模具来自布鲁塞尔某个私人工作室的可能性。
到此，这篇文章终于是可以结束了。
这篇文章，猫眼写了很久。原本打算写三篇文章，但又想到“这种无聊的内容还是拼一拼吧”，就将三篇文章合并，最后成了这一篇略有些不太通顺的文章。
这种文章本身写起来其实最简单。网上论文三五篇，桌上书籍两三本，花个把小时就能拼凑出来。
之所以写得慢，纯粹只是因为猫眼始终不满意。为了让文章不那么无聊，猫眼把结构改来改去，删掉了许多引文、摘抄，又加上了一些猫眼的个人研究和经验的分享，总算让这篇文章中那种“民间学术爱好者”的草根伪学术的味道淡了一点……
猫眼最近写的和即将要写的都是这类查漏补缺的东西，只为了把这个公众号一直以来缺少的基础性内容补足。如果你觉得猫眼的内容也有点无聊的话，还请多担待吧。猫眼把手头准备的东西写完就会回到以前的风格。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猫眼会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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