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密电事件”的一些说明
以上所述“密电事件”的发生经过均为我亲身经历的历史事实。由于“密电事件”事关重大，且作为一个历史问题至今尚存在一些争议。下面，我想再具体谈谈有关这一事件的几个问题，以澄清历史事实，使读者全面了解这一问题的真相。
(一)“密电事件”的披露情况
“密电事件”发生于1935年9月9日，但因为其内容重要，后果凶险，而且主要当事人是当时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掌握红四方面军军政大权的张国焘。
这就使党中央在披露这一事件时不得不采取极为慎重的步骤。
1935年9月12日，党中央迅速脱离险境率军委纵队和红三军单独北上至俄界与红一军会合后，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进行了小范围的讨论和批判，在未直接谈及密电内容的情况下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但就是这一决定，党中央也因考虑到党和红军内部的团结，以及为教育和争取张国焘本人，并未当即在全党公布。
此后，张国焘执意妄为，不听劝告，先是违背党中央北上方针，擅自带领我左、右路军主力南下，南下失利后北上途中及三军会师后又多次干扰党中央战略计划的实施，迫使党中央不得不在1937年1月迁往延安以后再次开会讨论张国焘的问题、在全党全军范围内公布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行。
最早披露“密电事件”的是毛泽东。
1937年3月21 日，党中央在延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当面批判张国焘搞阴谋危害党中央时，指出：张国焘一到毛儿盖就反了，他就在这里大开其督军会议，用枪杆子来审查党中央路线……叶剑英同志便将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是会打起来的。
后来，毛泽东、周恩来和一些知情的高级干部，又有针对性地谈过或在文章、回忆录中叙述过张国焘的“密电事件”。
我知道的有：
林彪抢班夺权的阴谋被揭露之后，1971年8月28日毛泽东在长沙同丁盛、刘兴元、韦国清等谈话时，说： ……以后就出了张国焘搞分裂。这一次叶剑英同志立了一大功。张国焘发个电报给陈昌浩、徐向前，里面说要坚决南下，否则就彻底解决。当时叶剑英同志当参谋长，他把这个电报先给了我，没有给陈昌浩、徐向前，我们才走了的，否则我们就要当俘虏了。叶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刻是有功劳的，所以，你们应当尊敬他。汪东兴亦参加了这次谈话。
林彪叛逃摔死之后，1972年6月12日，周恩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就密电问题，说：剑英同志先将密电报告了毛主席，因而(中央)脱险，立了大功。这件事情，是毛主席经常讲的，在座的不少同志听到过。
不是毛主席总是拿这个古人的事来比喻吗?宋朝不是有位吕端嘛，古人有两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主席拿这个例子多次说这个事。
当时军队就行动了，后来陈昌浩看到电报，知道了这件事，要追。据这一次徐向前同志在小组会上说，他制止了。他反对这件事，不让追。他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我们相信徐向前同志的话，因为总有顾全大局的同志嘛。
所以那一次是一个很险恶的环境。就是说，没有剑英同志这个功，要不是徐向前出来制止，那个局势就很坏了。在关键时刻才显出是同志嘛!古语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嘛!
毛泽东、周恩来的上述谈话，均有记录在案。
彭德怀写道：“叶剑英秘密报告：张国焘来电南进……,我和叶剑英商量，如何偷出地图和二局在明晨拂晓前来到三军团司令部，叶示意想办法。 ……天明还未见到，我以为出了问题。正怀疑之际，叶率二局(局长曾希圣)连地图都拿来了。陈昌浩布置的监视，全被叶摆脱了，幸甚。”
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5月14日，聂荣臻赋诗祝贺叶剑英80华诞，其中有“川西传讯忠心耿，古华除害一身胆。行若吕端识大事，功成绛侯有愧颜”句，再次赞扬叶剑英在长征至川西途中发觉张国焘以“彻底解决”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密令之后，立即向毛主席和党中央报警，在革命紧要关头，为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立下不朽功勋的壮举。
1981年邓颖超在接受爱泼斯坦、刘珙、曾淑芝采访时，在谈到过草地以后，说：“他(张国焘)给四方面军陈昌浩发电报，要他武力解决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人，就是要把这些人抓起来。结果这份电报被参谋长叶剑英得到了，马上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英明果断，带领一方面军连夜赶路七八十里，摆脱了四方面军。”
1984年6月15 日，李先念在接受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采访时说：记得电文中有一句关键的话，就是指示陈昌浩“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此后，许多经历过那段斗争的老同志都分别在回忆录中对“密电事件”从不同角度作了披露。李维汉在他的《回忆与研究》中谈到：“……他(张国焘)还违背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密电要右路军立即南下。
右路军是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右路军有四方面军的两个军三十军、四军，三十军是四方面军的主力。
洛甫告诉我，张国焘有电报说，如果毛泽东、洛甫、博古、周恩来等不同意南下，就把他们软禁起来。洛甫告诉我上述情况后，叫我负责把中央机关、政府机关、总政治部等单位在次日凌晨带到巴西，会同党中央一路北上，并要我仍回中央机关担任组织部长。洛甫叮咛我上述决定要绝对保守秘密。”
上述谈话、著文等，均系当时跟随右路军行动的中央领导同志和红军高级干部，他们对“密电事件”的披露，足以说明“密电事件”的发生是一件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历史事实。披露张国焘密电问题的论著和谈话还有许多，在此不一一列举。
(二)密电基本内容的揭示经过
毛泽东、周恩来、邓颖超等在披露密电事件的同时，都大致谈到过张国焘所发“密电”的中心内容是要右路军全部南下，如果中央坚持北上，不同意南下，就用武力解决。但是，上面几位中央领导均未谈到该密电的全文情况。同时，由于各种原因，我们至今仍然找不到密电原件。
张国焘参加了1937年3月21 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当毛泽东当面披露“密电事件”时他既未作任何申辩，也未深入交代有关密电的情况。
陈昌浩去世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生前未见他谈过有关密电的任何问题。
其他当年看过密电内容的人员，在阿坝红军总司令部由张国焘指定的发报译电员至今未知下落。在潘州村总指挥部的收报译电者除我健在外，陈茂生于1937年4月26日在西路军失败时英勇牺牲于甘肃安西红柳园子的对敌战斗中。
叶剑英则有功不居功，他虽然同少数领导同志及其子女和我在事后谈过“密电事件”,但他从未就这一事件发表过文章，也没有作过讲话。
但事实毕竟是事实，尽管自1935年9月9日“密电事件”发生后，我按照叶剑英参谋长指示， 一直未公开谈过“密电事件”,但我那时年轻，对这一事关党和红军命运的大事印象极为深刻，以致在事过多年之后仍能记得张国焘所发密电的大体内容。
从1977年开始， 一些报刊杂志公开发表涉及“密电事件”的文章后，当时的战士出版社(现解放军出版社)《星火燎原》编辑部，感到原编的10册《星火燎原》缺少在长征途中党中央同张国焘搞分裂党、分裂红军斗争的回忆录，于是派来三位同志找我调查，说明来意。
我如实向他们谈了所知道的密电基本内容。他们要我写篇回忆稿子。我应《星火燎原》编辑部的要求，于1978年冬写成《严峻的时刻》 一文，送给他们。那时，《解放军报》亦需要这类回忆录，经 征 得 我 的 同 意 ， 将 《 严 峻 的 时 刻 》 刊 登 在 1979年 5月 1日 的《解放军报》上。《星火燎原》亦将这篇回忆录编入第三集内。
我在《严峻的时刻》 一文中回忆密电的内容如下：
×日电悉。余经长期考虑，目前北进时机不成熟，在川康边境建立根据地最为适宜，俟革命来潮时再向东北方向发展，望劝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放弃毛儿盖方案，同右路军回头南下。如果他们不听劝告，应立即监视其行动，若执迷不悟，坚持北进，则以武力解决之，执行情况，望及时电告。
这是回忆的内容，并不完全等于密电原件。但我确信原件的基本内容大体如此。
其中有几点在脑子里记得还特别清楚：
一是，坚决反对北上。
二是，要右路军回头南下。
三是，如中央坚持北上，不同意南下，应监视其行动，是“武力解决”还是“彻底解决”记不准确，但有用武力危害中央的意思。
我在写这篇回忆文章之前，曾专门查阅过当时报刊发表的有关文章。当时的说法是“武力解决”,故我亦用之。
后来，我才看到1971年8月28日毛泽东在长沙同高级干部谈话的记录是“彻底解决”。所以，1984年7月出版我写的《青春的步履》那本书时，在第八章的“严峻的时刻”小标题内，写成“则应开展党内斗争，彻底解决之”。两处均未加引号，说明不是密电原文，而是原意。
叶剑英和他当年的特务员(警卫员)范希贤，在看过《解放军报》刊登的《严峻的时刻》 一文回忆的密电内容后，证实：意思是这样。有关叶帅向吕黎平要地图和电报的事属实。(范证件附后)
此外，我还想就当时作为作战参谋的我是如何能了解密电内容的情况，作一些补充说明：
自从红一方面军有了无线电台以来，凡编制有电台的司令部的作战参谋，不仅可以看与作战有关的电报，而且还可以起草这方面的电文，呈首长签署后送译电科(股)译发。
这一制度亦在红四方面军采用， 一直沿袭至今仍然如此。
这里，不妨引证李质忠(一方面军的)、丁园(四方面军的)两位老机要工作者的一些回忆材料来说明这个问题。
李质忠同志在回忆红军总司令部机要科与作战科的关系时，说：在红军时代，红军长征中间，机要科与作战科相互来往是密切的。机要科的人可以到作战室，作战科的人可以到机要科，如司令部作战科黄鹄显、孔石泉、吕黎平、罗舜初、黄(王)辉、曾昭泰、谢汉初等作战参谋，经常到机要科查对密码电报的错字，校对密码电报；核查电报发出时间，这也是我们机要科长毛庭芳同志口头交待过的，实际上已形成当时的一种制度。
丁园同志是1935年调到总部机要科任译电员工作的。他在回忆红军总部作战科和机要科的业务关系时，也指出：
当时机要科的办公室，无关人员是不许进的，对机要科译电员的条件，要求也很严格，不许随便同其他人员接触。
作战科和机要科的业务关系是密切的，有关作战电报，无论是首长亲自起草或作战科起草的经首长批准后，作战科参谋登记签发时间送机要科，值班机要员接到发报稿，在登记簿上签字后，再译成密码送电台拍发。
机要科的收报，先登记来电时间号码，译出后，要首长亲阅的电报直接送首长阅。有关作战行动方面的电报、都送作战科，由作战参谋呈送首长。因工作需要经首长批准，作战参谋可以到机要科查阅校对电报。译电员也可以到作战科送出或收取电报。
至于为什么找不出密电原件，这就要从当时写密电与看过该电文的人说起。
笔者知道看过密电的有8人：
张国焘(密电写稿者)、译电员(张国焘指定的)、陈茂生、吕继熙(译电者)、叶剑英(吕、陈送
给他的)、毛泽东(叶送给他的)、陈昌浩、徐向前(收电者)。
除张国焘有发电原稿、陈昌浩有收电原件外，其余的均系密电的过目者。
他们之中，毛泽东、叶剑英、吕继熙均已确认张国焘发过密电。
张国焘虽然“承认成立临时中央的错误……并愿承担我所应当负担的反中央的全部责任。” 在书中他没有、也不会提及密电问题。
但在1937年3月30日张国焘参加批判他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当面批判他背着中央电令右路军南下，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危害党中央主要领导同志时，张国焘听了没有作任何申辩。这说明确有其事，他才在正式会议上默认。否则，富有党内斗争经验的张国焘能不反驳否认吗?
张国焘指定的那个译电员，至今未知其名。
陈茂生1937年4月26日.英勇牺牲于甘肃省安西县的红柳园子的战斗中。
陈昌浩去世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生前没有听到他交待密电问题。
张国焘、陈昌浩南下会面之后，难道不会交谈密电问题?尤其在1936年6月6日被迫宣布取消伪中央，7月初同红二方面军北上之前，张国焘、陈昌浩能将阴谋危害党中央和一方面军的密电发稿和收电原件，留在机要部门保存而授人以柄吗?
这就是找不出密电原件的原因。
最后，我想趁此机会解答一下其他一些同志对“密电事件”的疑问。
有的同志说，在报刊揭露张国焘密电企图危害中央的问题有的同志很有意见，谁也没有确凿的根据，发表文章拿出来争论没有好处，很不利于党和军队的团结。
张国焘发密电是一个历史事实，是承认不承认的问题，不是对“历史上的问题不要再纠缠”的问题。
1986年10月29日，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叶剑英追悼会的悼词中说：“长征中他坚决维护全党和全军的团结。当张国焘拒绝执行党中央的北上方针，并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时，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的叶剑英同志识破了张国焘的阴谋，立即报告毛泽东同志。党中央采取了正确措施，保证了红军胜利北上。毛泽东后来屡次称赞这是叶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刻为党为革命建立的一个大功。”
讲到党和军队的团结，众所周知，是要以党的章程、纲领、路线和建军宗旨为前提条件的，不是无原则的团结，在党的政治路线和原则问题上，不能是非不分，不应和稀泥，这就是我个人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