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歇尔将军的调停工作中，还有另外一件事让我印象深刻。
具体原因我已经不记得了，当时，美国新闻处为马歇尔安排了一场记者招待会，具体时间为下午2点。
我经过考虑，认为没必要这样做，便取消了这次记者招待会。此外，我还有在下午2点午睡的嗜好，因此，我把自己放在他的位置考虑，就像一位教授帮助另一位教授一样，帮他的忙。
然而，在我吃午饭的时候，我接到他打来的电话，他显得非常生气。电话中，他表达清晰，简明而干脆，以至于如今想起来还让人不寒而栗，主要内容就是记者招待会必须召开。
而此时我只有一个小时来准备新闻稿，于是，我开始四处打电话，然而几个主要的中文记者，早已回家吃午饭了。
因为时间紧迫，我乘坐吉普车前往他们各自的住所。外面下着小雨，司机在寒冷的重庆街道上，找到了我所见过的最破旧不堪的一个住所，顺着摇晃着快要散架的楼梯向上走，不停地敲门，将那些满脸倒霉相的职员从饭后小憩中唤醒。
我叫喊着马歇尔的名字，并告诉他们准时赶到现场。到达现场后，将军的助手，一位机灵的年轻陆军上校对我说：“其实你不必出席招待会。”
于是，我表示赞同，并偷偷地溜回了家。显然，哈佛在这方面不像五角大楼那样训练有素。
战时新闻局在重庆已建立了七八座大楼，包括一个舞厅，如今大部分已经空出来了。我和威尔玛在这里的转角处有一间带壁炉的房间，它很舒适，然而，不时地出差让我们常常被迫分开。
10月，威尔玛乘坐大卡车前往乐山和成都，11月又飞往西安，而我则飞往昆明、广州，并再次到上海，1945年12月和1946年1月我又两次前往上海。
2月，威尔玛飞到昆明，接着乘吉普车经滇缅公路前往大理。而3月，我则去了相反方向的北京两次。4月，大使馆最终跟随国民政府从重庆迁回南京。
南京美国大使馆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由于从上海到南京乘火车只需要一晚上的时间，因此，威尔玛有更多见到大都市的作家和艺术家的机会。
所有这些东奔西跑的经历，加深了我对于中国混乱局势的认识。然而，从与中国知识分子以及其他美国人，特别是跟踪报道马歇尔将军长达一年的记者们的谈话中可知，中国共产党取得越来越强势的地位似乎很明显了。
谈判从一开始就对中国共产党的地位有了更加明确的界定，同时，也促进了美国人与共产党人的联系。
在重庆，一天晚上我们和乔冠华、龚澎夫妇共进晚餐，第二天，又宴请了来自国民政府外交部的顾维钧一家，而双方都认为对方是缺少诚意的。资源委员会的钱昌照赞同中国应该同时实行工业化和土地改革，前者为国民党正在试图推进的项目，后者则是共产党努力追求的目标。然而，不久后，他就去了欧洲。
1946年1月初，谈判似乎有可能要取得成果了，这时，共产党重庆代表团宴请美国新闻处。
为款待美国战时新闻局，晚宴分为两桌，周恩来坐在其中一桌，叶剑英将军坐在另一桌。大家都显得兴奋而充满活力，周恩来摇头晃脑地唱起了歌，我们也跟着哼唱起来，而叶剑英则用筷子敲着桌子和玻璃杯进行伴奏。
他们唱起了延安歌谣，互相敬了几次酒后，我们也唱起了同样鼓舞人心的美国内战时期的歌曲。而如今的音乐要么过于甜美柔情，要么太过伤感了。而周夫人（她使用自己的名字邓颖超），穿着长裤，十分朴素，却格外迷人。
（1980年邓颖超仍然在北京担任领导职务，叶剑英也依然健在，担任国家领导职务，而周恩来则于1976年逝世。）
在夜以继日的谈判会议中，共产党代表还积极地举办社交活动。他们在重庆最豪华的胜利酒店举，办了盛大的鸡尾酒会，认识的每个人和其他一些人都参加了这个宴会。
我和威尔玛、郭沫若和他的夫人以及这里的两个共产党好友也都兴奋地来到酒会现场，喝得很尽兴。
在我看来，共产党所表现出的热情以及宴会上看上去无拘无束的轻松环境证明，基于明智的对美政策，共产党在谈判过程中取得了某种和解，并使其有了继续发展的机会。
此外，他们富有热情还在于这是一群被挑选出来的拥有坚定信仰、勇于献身事业的优秀工作者。
在上海，我与来自檀香山的一位日裔美籍延安问题专家有吉幸治一同出行，他之前曾和军事观察团去过延安。
我们宴请了中国伟大的讽刺作家鲁迅的夫人和一位朋友，两位女士十分和蔼亲切、十分虔诚，对革命事业充满了信心，但并不明智，这让我想起了类似某种皈依基督教的信徒们。
有吉曾是檀香山的一位左派码头装卸工，通过他的介绍，我们将延安列入美国新闻处投放新闻信息的名单中。
1946年初，位于北京协和医院内的执行总部派出了若干军调小组，试图阻止国民党与共产党在中国华北地区交战。
在国民党、美国和共产党三方中，龚澎是唯一的女性成员，负责处理叶剑英的公共关系事务。
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菲尔·波特曾报道，龚澎俊俏而时髦，穿着蓝色旗袍，梳着美式的发型。
但龚澎表示：“这对于北平人并不意味着挑战。”与外国新闻机构的其他人一样，菲尔·波特也对其极力渲染。
随着最初的积极热情逐渐平复，我在上海龚澎家中见到她和乔冠华，他们的儿子名为巴黎（以第一个被解放的首都命名），由孩子的外祖母抚养照看。
之后，他们很快被转移到环境安全的香港工作，显然，周恩来正在为将来的发展储备人才。
（1971年，乔冠华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联合国大使，1975年至1976年间，在北京担任外交部长。）
由于杨潮事件，美国新闻处卷入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矛盾冲突中。杨潮是克里斯多夫·兰德在抗战结束时担任战时新闻局驻永安办事处主任时所雇用的一名知识分子。
在杨潮执行克里斯多夫分派的战时新闻局工作时，不幸被国民党战区指挥官逮捕，并被当成共产党嫌疑犯监禁在杭州。
由于杨潮是为美国人做事，兰德设法营救他出狱，但是，治外法权能够保护中方雇员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最终杨潮死在狱中，表面看起来似乎是病死，估计也是故意不给他治疗，但显然他受到了酷刑折磨。
之后，由于担心杨潮的遗孀惹出麻烦，关押杨潮的监狱想尽办法迫使她离开上海。兰德和我以及其他一些美国人尽力保护她的安全。
左翼分子也开始干预这件事，最后举行了一场大型的追悼会，会上郭沫若和其他人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
为了表示美国人对雇员的关心，我也参加了追悼会，虽然被要求发表讲话，但是我拒绝了。因为，在这种纯粹的中国事件当中，美国政府并没有参与其中，我也不愿意被共产党利用来对抗国民政府。
此外，情况颇为复杂的是，杨潮是我的朋友杨刚的哥哥，她当时仍在美国。
美国新闻处开展的文化项目需要与作家以及艺术家接触，我们发觉，在处理与这些所谓的自由主义者以及左翼分子的关系时陷入了令人困惑的境地。
在我们看来，政治忠诚的问题与艺术和文学无关，当然即使我们想弄清楚，也远远超出我们的能力范围。美国赞同联合政府的政策，要求我们远离中国政党之间的纠纷。我们尽量只涉及与个人有关的是非曲直，避免与政治相关方面的影响。
正如之后事态发展的那样，1946年，共产党的组织力量，在事后回想起来似乎令人惊讶。美国新闻处上海办事处总部极受人尊重的中文总编金仲华，1949年后成为上海市副市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自杀）。
宦乡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新创办的报纸《文汇报》编辑宦乡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驻伦敦代办（即大使，1981年担任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当时，为了扶植这家非官方性质的报刊，战时新闻局曾为其提供了一些很难搞到的新闻用纸。
1949年后，我的朋友杨刚在北京担任《人民日报》的副主编（一直到1957年自杀）。如此权高位重的位置大概也只有长期为党派服务的老党员能够胜任。
此外，战时新闻局负责管理中国职员的主任刘尊棋，是由麦克·费希尔招募来的新闻工作者。随着中国职员的规模骤然扩大，刘尊棋以其冷静的判断力为麦克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1945年后，刘尊棋来到美国寻求帮助，希望发展大众教育、获得现代印刷机并在战后中国建立其独立的出版业。然而他未能如愿。
早在20世纪30年代，刘尊棋就是一名共产党员，但是1957年后，他被关入东北劳改农场以及北京和湖南监狱，在这些地方待了21年的时间。（如今，他在北京负责《中国日报》英文版的编辑工作。）
我想，将一个人从世纪中叶以来的坎坷传奇的职业生涯记录下来，应该能写几大本书。“革命先革自己的命”，或许这句格言是能站住脚的。20世纪30年代成为左派的大学生是当时全球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他们都受过良好教育。
而从1957年至20世纪70年代，因政治斗争而出现的红卫兵和其他人则属于另一类型。
1946年3月初，我到了北京，此时的北京再次成为天然磁石，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精英。从檀香山返回的陈福田正在帮助陈岱孙等从昆明返回的知识分子重组清华大学。
而我们哈佛大学的校友芮沃寿和芮玛丽夫妇也已经从山东潍坊集中营，经过三年的劳教返回北京。
在学者们的邀请下，芮沃寿和芮玛丽居住在位于北城过去被伪政权所占据的一座四合院里，重新开始他们的研究工作。
房屋配置一应俱全，镶嵌着黄铜装饰的大木箱，打磨发亮的木质桌子，精美的窗雕，我记得，还有其他精美的装饰，此外，还有传统且训练有素的仆人。
芮玛丽正着手为胡佛图书馆收集有关中国革命的藏书。他们还向我介绍了一位来自苏联的年轻学生谢尔盖·齐赫文斯基，后来，他成为苏维埃权力机构中的一颗冉冉之星。
我还与曾为延安公共卫生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美国医生马海德一起共进午餐。
格雷厄姆·佩克在北京西城找到了一处住所，他在那里撰写战时中国回忆录——《时代的两种类型》。
黄华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两位共产党的联络员黄华和柯柏年前拜访了美国新闻处。（1981年，黄华成为外交部长，他的儿子在哈佛大学读书。）当时，我正在帮助新上任的美国新闻处驻北京办事处主任约翰·伯特·福斯特，他也曾是1940年哈佛暑期学校远东学院的一员，之后与一名学生结婚。
这简直就是一张朋友熟人混合交织的关系网！
在上海，如此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也越来越难以应对。1946年4月，我们在位于总领事馆对面的汉密尔顿大楼中美国新闻处的新区，举办了三次鸡尾酒会。
酒会面向上海各个团体，包括外国军人、官员、商人以及中国的官员、编辑、艺术家和各界名人，其中很多人长期以来对于现状愤愤不平。每周都会有一些中国的朋友前来告别，准备悄悄去北方。
有一天，颇有诗人气质的日本知识分子，曾为吉姆·斯图尔特将战时新闻局传单翻译成日文的鹿地亘来上海找我，他希望我帮助他返回日本。
此时，美国海军正在运载成百上千的日本人回国，而鹿地亘滞留在此，显然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于是，我给美国军方写信建议，那些在战争中帮助过我们的人，至少也要得到与我们作斗争的人同样好的待遇。
最终，我的介入成功地让鹿地亘回国，但给我留下了不良记录。我们已经害怕共产党，他们也对我们有些害怕。大家都在考虑安全因素。
在上海，我很期待美国新闻处能够为中国的读者翻译英文作品。为了顺利完成此项工作，我们需要邀请优秀的中国翻译家参与其中。
中文、日文、韩文或是越南文的英译是一项对原著二次创作的工作，反之亦然。如果我们想要获得真正的文学作品，就必须找到中国的菲茨杰拉德来翻译我们美国的奥马尔·哈亚姆的作品。
在此过程中，我得到了权威学者郑振铎的帮助，给予冯亦代鼓励和支持，而冯亦代的夫人郑安娜（郑笑容）在美国新闻处帮助做过文化联络工作。
我们还聘请了赵家璧、徐迟等人，但在我离开之前，还未取得任何成果。之后，我有幸参加了作家联盟的一次会议，该联盟为20世纪30年代左翼作家联盟遗留下来的部分。由于对中国文学造诣尚浅，我出席只是表达一种善意罢了。
美国新闻处驻北京办事处遇到了特殊的难题。4万名驻扎在京津一带、维持政治稳定的海军陆战队员自然而然成为共产党鼓动群众进行攻击的目标，他们被看作“美帝国主义”的代表。
由于马歇尔的调停即将失败，筹建中美文化协会的项目，因此遇到重重困难，内战和对文化工作者的镇压都即将来临。
1946年6月初，文化关系处在贯彻马歇尔将军对中国内战施行调停的政策中，威尔玛作出了积极的努力。
经马歇尔将军批准，她邀请了共产党设在张家口的华北联合大学的4名学者，前往美国进行为期一年的交流考察，国民党一方也有6名学者参与了这个项目。
为了挑选交流人员，威尔玛代表大使馆经由北京前往张家口，此时共产党的首府已从延安迁至张家口。当时，新闻处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在休病假，由我代替他解决麻烦问题，因此，我决定陪同威尔玛前往，但这主要是她主持。
威尔玛通过编谎话说服了一位美国空军上校驾驶飞机带我们飞往目的地。我们乘坐飞机越过长城，沿着如同美国亚利桑那州一样干旱、风沙漫天的蒙古边境一路向前。
45分钟后我们抵达张家口，一周后，又花了16小时乘坐火车和四轮马车返回北京。
我们以边区政府客人的身份入住“解放旅馆”。随后，威尔玛处理公事，我们则观看了文工团表演的秧歌，这是一种连续跨步的民间舞蹈，在解放区农民中颇为流行。
我们与很多团体进行了交谈。他们的主要问题是，一个民主的美国为何会制定出反对中国人民运动的政策呢？这个问题令人难以回答。
周扬旧照
我们与文学巨匠周扬（交流项目被选中的四人之一）共进午餐。坐在他身边的是女作家丁玲和一位年老的创造社领袖成仿吾。
诗人艾青直白地说道：“我们求助于沃尔特·惠特曼的美国，反感赫尔利的美国。”
我一直没法凭空编造出合适的理由去延安，因此，一周的张家口之行是我在中共地区仅有的一次露面。
华北联合大学只能达到中学的教学水平，学习资料主要通过油印。我们拜访了最高长官聂荣臻将军，随后，我与威尔玛一同在挤满热情洋溢的年轻人的剧院作了演讲。
我之前从没感觉到如此的不适应，我的汉语水平完全可以应付旅行、聚餐会谈以及现代历史方面的表述，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术语一窍不通。
我强烈地感觉到我和我的听众在世界观上存在着巨大差异。因此，我所能表达的仅仅是保持两国人民的友谊、维护和平诸如此类早已塞满他们脑子的陈词滥调。
我无法否认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的事实，更不能将其说成是通向新耶路撒冷的公正之路，倘若这是我1945年至1946年在华期间的顶点，那我情愿收拾行李打道回府。
在张家口，墙上随处可见“建立民主制，创建新生活”的标语。返回途中，我们坐着四轮马车通过10英里的无人区，远处传来国民党的炮声，我们和共产党的护卫只能等炮声停了再通行。
随后，到达南口长城城门，这里的标语写着“拥护蒋介石的领导”。最终，由于国民政府拒绝给共产党方面提名的4位学者颁发护照而使计划落空。几年后，麦卡锡时代到来，这段插曲也被我们渐渐遗忘。
离开上海前，一些左翼分子为我举行了欢送会，前来参加的知识分子大概有50人。欢送会上，郭沫若等人纷纷致词表示感谢，我以“四海之内皆兄弟”作为回复，并表达了对他们为自由而战的敬意。
欢送会没有丝毫地敷衍了事，我也很高兴在这样的场合惯例用的签名簿派上了用场，上面签满了杰出文化人的名字。
哎呀！我忘记了“忠诚”的不成文规则，我将这份珍贵的签名簿交给了一位办事处同事。
他是一位很有能力的公报发布员，布兰德利称其为“麦克道格尔”，我嘱咐他将签名簿和其他一些资料一同帮我寄回美国。
然而，签名簿再也没出现过，此时我意识到人走茶凉的意义。“麦克道格尔”可能早已把它卖掉，或是成为戴笠的囊中之物。
1946年7月7日，我离开了上海，直到26年后才再次访问中国。然而，为了完成文化关系司和美国新闻处的整合，威尔玛在南京大使馆继续待了9个月。
1945年至1946年间，我在中国的所谓“战后”9个月，实际上是一段内战爆发前的经历。
我亲历了国民政府使用美国武器向北方各大主要城市扩张，同时，也目睹了投机取巧的国民党政治家对华东光复之地的掠夺与转让。
贪污腐败和通货膨胀甚至侵蚀了支持国民党的上层社会。我本希望美国新闻处能够以某种方式阻止中国分裂，但无济于事。
1946年1月，曾被马歇尔奇迹般阻止的内战，到夏天重新席卷而来。我们的对华政策注定是要失败的，然而，美国公众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