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本文摘自《乳山文史资料》第二辑(1991年12月)，鲁克东口述，姜振华整理，原标题《回忆我的老首长于得水》
正文
于得水同志，原名于作海，1906年5月22日出生于山东省文登县铺集乡洛格庄村一个贫苦农民家里。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先后参与领导了震惊山东的“一—·四”暴动和著名的天福山起义。建国前历任昆嵛山红军游击队长、胶东特委委员、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一大队长、东海军分区司令员兼烟台威海警备区司令；建国后转地方工作。1967年2月26日，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迫害含冤早逝，终年62岁。于得水同志，对党对人民赤胆忠心，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呕心沥血，无私奉献，在对敌斗争中，他上刀山、入火海，屡建奇功。他所领导的红军游击队，在革命处于极为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爬冰卧雪，栉风沐雨，坚持战斗在昆嵛山区一带，谱写出一曲曲革命英雄主义凯歌。他的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至今在他战斗过的胶东地区一代一代传诵着。
我曾于1938年秋至1942年春，担任于得水同志的通讯员和警卫员。1942年 4月负重伤后，组织上安排我回乡休养至今。从那时到“文革”初期，于得水同志一直在关怀着我。1960年7月，我应邀去南京老首长家住了20多天，当时，他正利用在家养病的空闲撰写回忆录。在那难忘的20多天里，除了老首长领我外出游览南京名胜古迹的时间外，我几乎天天都陪着老首长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有幸对老首长在战争年代的传奇经历有了较详尽的了解。现择要回忆于下，以表达对老首长的深切怀念。
高家突围
1936年初冬的一天早晨，于得水和地下党员郑同玉、宋福顺爬山越岭来到湾头村（现南黄镇）地下联络点高树彬家里，开会研究攻打垒子盐务局的行动计划。这天恰逢冯家集，高树彬的儿子高成义赶集时说话不慎，被敌人的便衣探子发觉逮捕。残暴的敌人将高成义的四肢钉在墙壁上，严刑拷打，高成义终因受刑不过，供出了于得水在他家开会的消息。敌人欣喜若狂，迅速包围了高树彬的家。这突如其来的情况，一时把在家开会的党员们弄愣了。敌人一边打空枪，一边喊话：“于作海快缴枪投降吧！这次你插翅也逃不了啦。”“再不出来,我们就放火啦！”见此情景，于得水临危不惧，命令高树彬把摆在炕上的几份文件烧掉，又“嗖”地从腰间拔出匣子枪，对郑、宋两人吩咐道：“做好突围准备，宁死不当俘虏！”等高树彬烧完文件，于得水牙一咬，心一横，喊了一声：“冲！”蹭蹭几步窜到院子大门外，三个人朝着门两旁和院墙上的敌人就开了火。这时，敌人倒的倒，逃的逃，叫的叫，乱了阵脚。趁敌人混乱之机，三人直朝大街冲去。突然，一颗子弹打中了于得水的左手，鲜血直流，但右手还在握枪还击敌人，枪膛里的子弹打光了，他就用两腿紧紧夹枪，石手迅速压上子弹。三个人互相掩护，边打边跑，冲出大街后，又一气跑出十来里，上了归仁南山。
此时，天已黑下来了，敌人也不敢继续追赶了，于得水因流血过多，昏了过去。宋富顺从水沟边拔来一捧荠荠菜，揉碎后糊在于得水左手的伤口上，又解下自己的腿带扎好。趁黑由郑、宋二人背着于得水转移到斜山村宋大爷家里。宋大爷多少懂点医道，他端过灯来，仔细察看了于得水的伤情：左手骨被打碎，血水外渗，整个左臂都肿了起来。宋大爷用剪子把于得水的衣袖剪开，洒了一包药面，又用榆树皮包了包，血才止住了。于得水嘱咐宋大爷说：“要提高警惕，防止敌人的报复。明天敌人可能会到这一带搜索，天亮时，你装成拾粪的，顺路检查一下，把路上的血迹抹掉，我今晚就离开这里。”深夜，在大孤山乡上奋村地下党员丁玉田、丁希坤弟兄俩的接应下，转移到了上夼村养伤。
于得水三人虽然突围出来了，但是不幸的是，敌人没有抓到他们三人，返回身烧掉了高树彬的房子，并把高树彬等六人逮捕入狱，高树彬的儿子被拉到牟平西门外枪杀了。高树彬的老伴被敌人打伤，带着儿媳四处流浪，讨饭为生。
上夼养伤
于得水来到了上夼村，被安排在地下党员丁乐佩家的顶棚上藏起来养伤。丁乐佩夫妇冒着生命危险，精心地照料着于得水。嘴上省，肚里掷，把好吃的全省下来给于得水补养身子。丁玉田、丁希坤弟兄俩分别以木匠、瓦匠身份四处抓中药给于得水治伤。于得水在丁乐佩家里住了一些日子，怕时间长了引起敌人的注意，又于一天夜间秘密地转移到丁玉田的三弟丁希明家里养伤。
一天，正在丁希明家里养伤的于得水，突然听到外面传来了杂乱的脚步声，知道事情不妙，迅速抓起手枪，以防不测。这时，丁希明的老伴急忙将于得水藏在炕洞里。于得水刚刚进了炕洞，敌人就闯进了家门，敌人用刺刀顶在丁希明老伴的心口窝上，逼她交出于得水。
丁希明的老伴不慌不忙地对敌人说：“老总,我一个老婆子就是长一百个脑袋，也不敢藏于得水，不信你们搜搜看。”两名敌人用刺刀顶住丁希明老伴的心口窝，其余的翻箱倒柜四处搜查，也没找到于得水。可是敌人小队长仍不死心，东望望，西瞧瞧，目光突然盯在用草堵着的炕洞上，便吩咐小兵拿锻刨炕。丁希明的老伴见此情景，心里咯噔一下，但这位富有地下斗争经验的老妈妈，临危不惧，急中生智，忙满脸堆笑地对小队长说：“老总，你们累了吧，我给你们烧水喝。”边说着边刷锅，添了两瓢水，就点着了火，并不断地往锅灶里加草。这下把要创炕的敌人弄傻了眼，他们认为，既然锅灶里能烧火，炕洞里就不会藏人。敌人看着丁希明的老伴把火烧得越来越旺，便恶狠狠地骂了两句：“狗娘养的，有鬼了。”不耐烦地走了。愚蠢的敌人万万没有想到，此时于得水就藏在炕洞里，而且安然无恙。原来，丁希明家的炕外面（靠猪圈那面）留了个小洞，平时堵上，紧急时就能推开。当锅灶里烧火时，于得水把洞口打开把鼻子、嘴靠在洞口上。这是于得水等地下党员专为紧急时藏身而设计的。
奇袭盐务局
1937年初春的一个夜晚，于得水在老鸦庄（现徐家乡）于建业家召集孙吉吾、丁希田、柏永升、刘松林等十几名游击队员开会，研究布置攻打垒子盐务局的作战方案。
垒子盐务局四周都是盐场，夜间又有巡逻岗哨，很难接近。针对这种地理位置，于得水认为：可以利用中午老百姓买盐，敌人回屋吃饭的机会，化装奇袭。为了不惊动敌人，尽量速战速决，不打一枪一弹。于得水的意见得到大家的赞同。
第二天晚饭后，游击队员们按照于得水的部署，化装成买盐的老百姓，分成五个小组，从老鸦庄朝着 垒子 盐务 局出发了。第三天中午吃饭的时间，游击队员们陆续到达盐务局附近，混在买盐的群众中，于得水靠近盐务局大门东边的墙角，取下扁担，蹲在地上，观察敌人的动静。当在门外走动的敌人一个个进了大门盐务局门前只剩下一个身背大枪来回踱步的哨兵时，于得水先是向队员们使个眼色示意他们准备行动随后，从兜里掏出一小叠钱，急匆匆地走到门岗跟前，躬身曲腰，装出一副可怜的样子，哀求说：“老总，俺隔这六十多里地，行行好，给俺打张盐票吧，俺好早些回家。”哨兵盯着钱，心里喜得不得了，笑眯眯地伸手接钱，就在这个空当儿，于得水朝他脸上就是一举，跟着又照他裤裆狠狠地踢了一脚，哨兵“哎呀”一声，身子晃了晃，“噗通”一声栽倒在地。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惊呆了的买盐群众还没有醒过来，游击队员们已拔枪在手，飞步冲进了大院。按照事先分工，有攻东厢的，有占正房的，还有封锁院内通道的。
游击队员们高喊着“我们是红军游击队，举起手来，缴枪不杀，游击队优待俘虏”等口号。正在屋里吃饭的敌人被这喊声吓得掉了魂，几乎是一齐举起了双手。
于得水命令队员缴下敌人的枪，又把二十几名敌人集中关到两间空房子里，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教育他们不要为宫府卖命，警告他们不要欺压百姓。与此同时，一部分游击队员在向买盐的群众做过一番宣传后，让他们尽自己的力量装足盐迅速离去；另一部分队员则砸开了保险柜，取出柜里的盐票。等买盐的群众分散走远后，于得水掏出匣子枪朝空中一甩，“铮”的一声掐断了线杆上的电话线，又让队员们把关敌人的屋子锁好，然后领着队员们带上缴获的十三辆自行车、二十几支长短枪，一千一百多发子弹和二十 几把大刀片，从容不迫地向爬山后一带撤去。
垛崮山被围
于得水带领游击队员奇袭了垒子盐务局后，迅速撤退到爬山后，傍黑在那召开了总结会。于得水说：“我们根据党的要求，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没费一枪一弹，没伤一兵一卒，就把垒子盐务局端了。这不仅给穷苦百姓出了气，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还武装了自己，解决了特委的经济困难。在这次行动中，大家表现得很勇敢，很灵活，组织纪律性也很好。但是，有些事情，事先考虑得还不周到，比如，没想到逼敌人交出开保险柜的钥匙，结果只好用石头砸，浪费了不少时间。这不能怪大家，责任主要在我。这些就不多说了，大家稍歇一会，吃点干粮，准备继续撤退，因为敌人吃了亏，决不肯罢休，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天亮以前赶到老鸦庄西面的垛崮山。”
果然不出所料，国民党文登县县长得知在光天化日之下，处于几个区公所之间的垒子盐务局，竟然被红军游击队不费一枪一弹给连锅端了，气得暴跳如雷，十万火急地把区、乡联庄会的各种武装全部纠集起来，倾巢出动，到垒子盐务局周围的山上山下，村里村外反复围剿，可是闹腾了好几天也没有我到游击队员的踪影。正在敌人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团团转的时候，老鸦庄村的一个反动分子向敌人报告了红军游击队在垛崮山庵休整的消息，二三百敌人在接到消息的当天下午，从东、西两个方向，以铜号引路壮胆，气势汹汹地将垛崮山包围起来。面对这严重的局面，于得水沉着、冷静地分析了眼前形势，果断地带领队员们顺着庵南面的山沟，利用树木做掩护，奋力突围。敌人一边开枪射击，一边躲躲闪闪地向山沟扑来。雨点般的子弹在游击队员们身旁、头顶“啾啾”呼啸，游击队员们时而还击，时而跃进,一口气冲到庵东南面的一片坟地里，以坟丘和墓碑做掩护，向追过来的敌人射击。于得水的两支枪同时射击，一枪一个，弹无虚发，吓得敌人趴在地上不敢靠前，只是躲在树墩子后面和杂草丛中一个劲地胡乱射击。突然，一颗子弹打中了队员孙吉吾的左腿，小李刚要背起转移，不幸自己也中弹挂彩了。于得水安排两名队员背起他俩先撤，孙吉吾却坚决要留下来掩护于得水先撤，两个人谁也不让谁，都想用自己的生命来为战友赢得生存的希望。眼看敌人在渐渐逼近，孙吉吾急红了眼，朝着于得水吼道：“队长！难道我们都要死在这里不革命了吗？你再不走，我就向自己开枪啦！”说完，不顾伤痛，用右腿登地，猛地一跃，扑上一座坟丘，向敌人猛烈射击起来。一时间，群情激昂，队员们都要留下来跟敌人拼了。孙吉吾再次扭回头怒吼起来：“你们都想当俘虏去送死啊！”这时，天已经黑了下来，为了保存革命的火种，于得水只好流着眼泪告别亲爱的战友；命令队员们利用松树、山石做掩护，趁着夜色，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后来，每当提起垛崮山突围这件事，于得水都无比沉痛地说他的生命是战友用生命换来的。
改名
于得水一生中改了两次名，第一次是在大连由原名于作海改为高得胜，离开大连后，恢复了原名；第二次是在文登将原名改为现名。两次改名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1937年严冬，理琪同志经党组织多方营救出狱，重返胶东，再度出任胶东特委书记。于得水得知这一消息后，高兴极了，日夜盼望早日同理琪同志会面。
一天，理琪同志专程来到文登县沟于家村老张家我于得水和游击队员们。久别重逢，大家分外激动。于得水双手紧紧拉着理琪同志的手，两眼打量着理琪同志被折磨得又黄叉瘦的脸庞，鼻子一酸，泪水哗哗地滚出眼窝。理琪同志见此情景对大家说：“我回来了，咱们又能并肩战斗了，都应该高兴才对呀！”大家点点头。于得水拾手擦去眼泪：大家真的都笑了。
于得水向理琪同志汇报了工作情况，理琪同志向队员们传达了上级的指示精神，告诉队员们上级决定在胶东成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三军的组编就以昆嵛山红军游击队为基础，先编成一个大队。于得水听着听着泪水唰唰地滚出眼眶，心里掀起一阵强烈的感情波涛，高家的悲惨遭遇，上夼养伤的鱼水情谊，垛崮山被围时孙吉吾负伤后掩护他撤退以及大连做工时刘、王二人被敌人折磨惨死的情景，一股脑儿地涌现在眼前。尤其是在大连做工时的那段难以忘怀的经历，使于得水立刻陷入痛苦的深思之中。
于得水到大连做工是为了避难，由地下党组织安排在“红房子”（码头工人劳动的地方）当了扛麻包的苦力工。因经常遇到熟人，不安全,又被介绍到高谷花园去做工，改名高得胜。名虽然改了，但模样不能改。一天被在大连给日本鬼子做事的宋文峰认出，于得水立即把这事告诉了地下党员徐连海和一同工作的刘、王二同志，为了防备万一，根据大家的意见，于得水不得不离开花园到别的地方去做工。
就在这天晚上，敌人来到花园查店铺，查找于作海，敌人查名单我不到于作海，发现名单上的高得胜不在场，便追问刘、王二人高得胜去干什么了，刘、王二人见势不妙，骗敌人说高得胜家里来信说父亲病重，下班后就走了。敌人不信，四处搜查也没有找到高得胜。为了达到目的，敌人给刘、王二人灌火油、坐老虎凳，用尽酷刑，把刘、王二人活活折磨死了，而于得水却一直不知道刘、王二人的真实姓名。
于得水想，那些知名的，不知名的，认识的，不认识的亲人们的血泪，有多少为自己流过？他数不清。这些年来，他虽然为革命为人民出生入死，留下满身伤疤，但想起为他死去的亲人，他感到自己为革命和广大劳苦群众,做得太少，贡献甚微，甚至有愧。
于得水想到这里，用力镇静了一下，转脸一看，理琪同志深情地望着他。他措了揩泪水说：“理琪同志，回想几年来的斗争生活，我于作海这条命，是由多少个革命群众的生命换来的啊！如果我于作海离开了群众，就象鱼离开了水一样，一天也不能活。我在劳苦群众中生活、工作、战斗，就如鱼得水，所以我要求改名于得水。”
于得水的要求得到理琪同志的称赞和批准。
岭上受挫
1937年12月31日上午，于得水带着天福山起义刚组建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一大队到达岭上村。于得水听说岭上村的地主有枪，当即带领几名队员来到地主家，动员他交出枪支支援抗日。正在这时，敌入悄悄地包围了村子。
原来，国民党文登县长李毓英和县保安大队长丛镜月，听到于得水带领起义军下山的消息后，一边派密探暗地跟踪，一边集结部队，伺机一举歼灭起义军。当他们探知起义队伍的行动路线后，立即派出汽车将保安队、盐务局、乡农学校、联合会等五六百人的地方反动武装，运往岭上村一带，布好了口袋阵，起义军到达岭上村北便陷入了反动派设下的包围圈。
面对这意外的情况，于得水组织人员向敌人高喊口号：“我们是抗日救国军，抗日救国人人有责！”“枪口对外！打倒汉奸卖国贼！”这么一喊，对方停止打枪了，并向我方喊：“既然你们要抗日，就派代表来谈判吧！县长就在这里。”政委宋澄同志挺身而出，只身不山到国民党阵地谈判。但是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竟然把宋澄同志扣押起来，继续偷袭我军。我军奋力突围，终因众寡悬殊，又有二十八名中队干部和战士落入敌手，冲出包围圈的于得水及其他人员也是个个血渍满身。
敌人将宋澄等二十九名同志押回文登城后.秘密枪杀了其中参加过“一一·四”暴动的忠诚战士金牙三子（原名邢京昌）、王洪和隋原清三位同志。其他二十六位同志，被关在文城监狱中受尽了折磨，后经我党多方交涉，敌人迫于抗日统一战线日渐形成的形势，才不得不将他们释放。
火烧警察所
1938年春，于得水在出色地完成留守崔家口的任务后，西上抗日，以极大的热情深入群众，发动群众参军、募捐、献枪，组织民兵和地方游击队。不长时间，队伍就发展到三百多人。西上的路上，不仅打退了反动派操纵的大刀会、红枪会的进攻，还一举攻克了福山县城。
三军连克牟平、福山二城，使驻守烟台的日军和汉奸惊慌失措，为了保住烟台，稳住阵脚，日军下令全市戒严，并在市区外加紧构筑工事。烟台西沙旺，距福山县城较近，敌人已派重兵把守，又往该地警察所增派了部分汉奸伪军，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昼夜巡逻。
为了狠狠地打击敌人，进一步扩大我党的政治影响，增强人民的抗战信心，于得水在请示三军政委林乎加同志后，带领部队火烧敌入设在西沙旺的警察所。
西沙旺警察所，建在临近公路的一片沙石滩上，是敌人守护封锁烟台交通要道的咽喉。于得水首先安排凡支小分队，在烟台市内和东南方向同敌人接上了火，分散驻烟日军对西沙旺方向的注意力，为其他小分队拿下警察所创造条件。然后命令几个战士干掉了敌人的岗哨，包围了警察所。正在酣睡的日兵和汉奸伪军一时乱了营，有的光着身子从屋里跑出来;有的抓起被子蒙上脑袋朝床底下钻；有的跪在地上磕头求饶……就在这时，只听于得水一声命令：“放火烧！”手提油桶的战士们迅速将汽油泼向敌人的宿舍、屋门、柴草垛，刹时，火苗呼呼窜起，“火光烧红了夜空，映红了半个烟台市区。火海中，瓦石迸飞，被大火堵在屋里的敌人发出一阵阵凄厉地惨叫声。
战斗打响前，于得水就料到，一旦拿下西沙旺警察所，敌人必然要派出重兵前来救援，因此，早就派人在烟台通往西沙旺的公路上布上了地雷阵，敌人果然向西沙旺派来了援兵。但敌人的援兵万万没有想到能被我们的埋伏和地雷阵打得落花流水，狼狈不堪。
解放烟台
1945年8月14日，日本军国主义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盘踞在北海区、东海区的伪军，先后败退烟台市，加上原驻烟台市的伪军，计有五千余人。日寇豢养的土匪也驻守在市郊附近妄图顽抗到底。汉奸、伪军虽然失去了靠山,但有蒋介石的命令作为精神支柱，妄想死守待接。就在日寇逃离烟台的当天拂晓，伪军乘机占领了烟台东、西、南各处要点。
根据延安总部发布的命令和胶东军区的指示，于得水（于得水这时任东海军分区司令员兼任烟台、威海警备区司令员）在司冷部会议室里开会，研究布署解放烟台的战斗方案。
晚上，我军分兵五路，神不知、鬼不觉地扑到烟台郊区周围。五时正，冲锋号吹响了，倾刻烟台市内外，枪炮齐鸣，杀声震天，于得水统率左翼三路部队，直插世回尧口子。扼守在这里的伪军，在我猛烈火力的攻击下，东逃西窜，早已溃不成军。我军捷报频传，所向披靡。整整一天的激烈战斗，占领了市外各要地，左右两翼部队象一把大铁钳子，紧紧地夹住了烟台要道，敌人只好节节败退到市内扼守。
天黑之后，司令部下达了总攻命令，当烟台南山燃起一堆火，紧接着市内传出三颗地雷麦响（这是司令部事先规定的发起总攻的信号）声时，于得水等率领先头部队，杀声震天，抢先攻占了毓璜顶，继而攻下了道公署。整个市区内，枪炮声、喊杀声交织在一起，响成一片。敌人见大势已去，有的被迫投降，有的窜向码头，企图乘船逃跑，于得水命令部队直逼码头，将残敌全部歼灭。
八月二十四日，烟台市宣告正式解放。
神枪手
于得于同志的枪法很准，准到了骑着马能掐电线的程度。1939年8月，于得水率领六十三团在掖县双山东面待命。驻守在掖县城的敌人经常出来到我防区扫荡，每次扫荡都被我军打回去了。敌人恼羞成怒。一天，敌人又进犯我军，火力很猛，抢占了双山山头，利用有利地形疯狂地向我阵地进攻。我这个团长的警卫员，当时真有些担心，因为敌人离我们的指挥阵地只有一百多米，搞不好就有全团覆灭的危险。在这严峻的形势下，团长于得水沉着冷静，不慌不忙，命令我给他一支马拐子枪，他接过枪说了句“给我数着”，举枪就打。“砰”、“砰”、“砰”……转眼间，十几发子弹打出去了，冲在前面的十几个敌人全部撂倒了，后面的敌人见状不妙，连尸体也不敢收，各自逃命去了。这时我们又向敌人发起了猛烈的反击，打得敌人狼狈逃窜，死伤无数。这十几颗子弹打出了我军的威风。从那以后，敌人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在跟随于得水的几年中，经常遇到这种场面。人们都称赞于得水是神枪手。
同志情深
1939年11月，我在栖霞牙山大庄头战役中挂了彩，伤势很重，被安置在五支队医疗所养伤。养伤期间，于得水一直在关心着我。有一天，于得 水专程 来医疗 所看望我，问我伤势怎么样，我忍痛强打精神说：“没关系，您放心。”他见我很坚强，高兴得紧紧握着我的手，再三嘱咐我一定要安心养伤，临走时他从腰间掏出三块钱递给护士说：“小鲁同志是重伤号，这三块钱你拿去买个老母鸡，炖点汤给他补养补养身子。”护士和我都非常清楚，这三块钱是于得水三个月的津贴，所以我怎么也不肯收下，直到于得水说这是命令，护士才不得不收下这三块钱。当时，我和护士俩都被感动得哭了。在于得水的关怀下，我的伤很快就养好了。
1941年冬的一天早晨，我和于得水照常起得早。在我给他整理床铺时，他对我说：“今天是冬月十六日，明天是你的大好目。”说着便从包里拿出二斤大虾米递给我说：“这年头别的东西我也没有，这点虾米你拿回家去做个菜吧。”我真没想到，在战争频繁的艰苦岁月里，他竟把我的结婚日牢牢地记在心里。我回家临走前，他又递给我一文小手枪，再三叮嘱我路上要小心，南黄的政权不巩固，在家里也要提高警惕，以防万一。
1942年春，我因负伤和劳累过度，身体不适应在部队生活，被组织安排回家休养。从回家休养到“文革”初期，我和于得水一直保持着书信联系，他始终在物质和精神上关心着我全家。1960年7月，我应邀专程去南京看望他。记得我到南京的那天，天气格外晴朗，于得水和老伴特地到车站把我接回家。他家里的摆设很简陋，生活很简朴。但是我在他家住的二十多天里，他都要老伴做好的给我吃。他老伴告诉我：“老于约你来南京前好几个月，不舍得吃，往胶东老区汇的款也少了些，主要是想积攒两个钱，叫你来享享福，表达表达他和党组织对你这位忠诚的革命战士、精干的警卫员的谢意。”
一天，在去烈士陵园的路上，于得水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老鲁啊，我们活着的人现在享受着社会主义的幸福，可千万不能忘了那些为革命光荣牺牲的烈士啊！”后来我了解到，他为了表达对先烈们的怀念之情，总是定时给胶东的一些烈属捎钱。我看了他的日记帐，上面记着许多姓名、通讯地址及汇款数字。
一晃二十多天过去了。临走时真是恋恋不舍。于得水除了给我一些糕点、衣物外，还买来一些书给我，鼓励我教育好孩子，长大接革命的班。此时，我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眼泪簌簌直流，于得水和老伴也哭了。他夫妻俩又亲自把我送到车站。上车前，于得水紧紧握着我的手，再三叮嘱：“兄弟，今后有时间一定多来。”我答应了他。万万没想到那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于得水同志虽然离开我们二十多年了，但是每当我看到我俩的合影照片时，我便心如刀绞，老泪纵横。
老首长啊，你没有死，你永远活在我心中，永远活在胶东人民心中。
资料来源：
《乳山文史资料》第二辑(1991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