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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经历了千山万水的长征后，中央红军终于抵达陕北，他们的脚步虽然停了下来，但面临的挑战却远未结束。在这片陌生而贫瘠的土地上，一千多名士兵疲惫不堪，他们的口袋空空如也，整个红军的财产加起来也不过一千多块大洋，师长们的工资更是仅有5元。在这种窘迫的情况下，维持基本的军事和生活开销成了一个巨大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一切？他们从何处寻求援助？
长征途中的经济窘境
在1934年的长征开始之前，中央红军的处境已然岌岌可危。原本坚固的根据地不得不被迫撤离，在紧急的撤退中，许多重要物资与硬通货未能带走，仓促间只能留在了原地。这些物资的丢失对于一支长期依靠革命根据地内的供应系统生存的军队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随着长征的启动，中央红军面临的物质匮乏问题更加突出。士兵们虽然带有一些纸币，但这在他们行进的路径上几乎变得无用武之地。长征路线经过的多是偏远和贫瘠的山区，当地居民的生活本就困苦，很少有剩余粮食和物资可以进行交易。即使在少数能够进行物品交换的地方，红军所持的纸币在当地也难以被接受，因为对于大多数农民而言，这些纸币并不具备实际的购买力。
行军途中，士兵们的生活条件极为艰苦。缺少足够的食物供给，每天的口粮仅限于极其简单的杂粮，有时甚至难以保证每人一日三餐。衣物也是破烂不堪，长时间行军和恶劣的气候条件使得他们的衣服早已磨损，无法提供足够的保暖。更不用说医疗物资的短缺，一旦有士兵受伤或生病，能够提供的治疗极为有限，这在无形中增加了行军的风险与困难。
此外，由于沿途的资源极端匮乏，红军不得不进行更多的非计划停留，寻找可以补充粮食和基本物资的地方。红军的宣传队伍尽可能地向当地群众解释他们的来意和目的，希望能够得到一些支持和理解。尽管如此，由于物质的极度匮乏，这些努力常常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尽管面临重重困难，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展现了极高的适应能力和坚强的意志，这也为他们之后能够抵达陕北并最终实现战略转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陕北的贫困与援助
到达陕北后，中央红军的情况非常紧急。毛主席和周恩来迅速组织部分干部，开始对军队的财务状况进行彻底的盘点。经过数日的统计与核算，最终得出的数据让人难以置信——七千多人的中央红军，全部财产仅剩一千多块大洋。此外，即使是师长这样的高级军官，月工资也仅有5元大洋，远远不足以支撑其基本生活需求。
在这种极度缺乏的情况下，毛主席决定寻求外部援助。他拿起笔，亲自草拟了一封请求支援的信，收信人是陕北红军领导人徐海东。信中，毛主席具体阐述了中央红军目前的困境，特别指出了财务上的窘迫，并明确提出了需要借款2500元的请求。这笔钱将主要用于解决士兵的吃穿问题，确保红军能够维持基本的战斗力。
毛主席的信件很快送达了徐海东的手中。徐海东在接到信后，没有任何犹豫。考虑到中央红军的重要性和当前的紧急情况，他迅速做出了反应。徐海东指示下属，从他控制的资金中拨出5000元大洋，这是他所能调动的最大金额。他决定拿出其中的2500元立即送往中央红军，而余下的2500元保留作为他自己部队的运作资金。
接到徐海东答复的信件后，毛主席安排人员前往领取这笔急需的资金。徐海东的部下与中央红军的联络人在约定地点会面，将现金直接交给了中央红军的代表。
红军的机关部门也开始对这笔资金进行严格的管理和分配，确保每一分钱都能被有效利用。他们制定了详细的支出计划，优先保障前线士兵的食品和冬季御寒衣物的需求。这笔资金虽然不多，但对于当时困境中的红军来说，无疑是一剂及时的强心针，为士兵们提供了温饱和继续战斗的基本保障。
国内外的支援
1936年，毛主席通过一些信赖的中介，联系到了宋庆龄。宋庆龄作为孙中山的遗孀及国民党的重要成员，一直对共产党保持着一定的支持态度，尤其是在抗日的大背景下。毛主席在给宋庆龄的信中，详细说明了红军的财政状况和迫切需要资金支持的情况。宋庆龄在接到毛主席的来信后，深感共同的民族危机，决定尽自己所能进行帮助。
为了筹集到足够的资金，宋庆龄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她首先动用了自己掌握的孙中山先生逝世时留下的一部分抚恤金。这笔钱原本是国民政府为了纪念孙中山而给予其家属的，但在国家危难之际，宋庆龄选择将这笔钱用于更为迫切的需求。此外，宋庆龄还将她在上海的唯一一处公寓“莫利爱路寓”，进行了抵押，从银行得到了一笔贷款。通过这些方式，她最终筹集到了5万美元，这对于当时的红军来说，无疑是一笔巨大的资金援助。
这笔资金的到来，极大地缓解了中共当时的经济压力。红军利用这笔钱购买了大量的军需物资，包括食品、军服和武器等，这些补给大大提高了红军的战斗力和生存能力，同时也增强了士兵们的士气。
在此之前，从1931年到1937年期间，苏联共产国际也对中共提供了大约160万美元的经济援助。这笔资金主要用于支持中共的军事和政治活动，帮助中共建立和维持了一支强大的革命军队。
这些内外援助的合力，为中共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继续抗战提供了坚实的后盾。资金和物资的流入，不仅直接改善了红军的装备和供给状态，更为中共赢得了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来部署和执行其长远的战略规划。
国共合作与经济自立
在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的共同压力下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合作。这种合作主要体现在国民政府对共产党的经济支援上，蒋介石承诺每月向共产党提供20至30万的抗日补助。这笔资金的初衷是为了加强抗日战线，增强共产党在军事和后勤上的实力，使其能在抗日前线发挥更大的作用。
根据协议，这笔资金定期从国民政府的军费中拨出，通过一定的渠道转交给共产党。在开始的几年里，这一机制运作相对顺畅。中共利用这些资金购买了必要的军事物资，补充了粮食和医疗供应，同时也用于扩充和训练新兵，这对于提升共产党的战斗力和持续抗战能力起到了关键作用。
然而，到了1941年，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内战略的调整，国共之间的关系再次紧张。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其他高层领导在观察到共产党力量的增长后，开始担忧共产党在战后的政治地位，因此在蒋介石的暗示下，国民政府开始克扣原本定期提供给共产党的经济支援。
这种克扣初期表现为延迟支付，而后逐渐演变为减少支付的金额，有时甚至完全停止支付。共产党对此高度警觉，认识到依靠国民政府的资金支援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稳定的外部支援可能随时被剥夺，严重威胁到红军及其抗日活动的持续性。面对这种局面，中共领导层迅速调整策略，开始更加注重经济上的自力更生。
南泥湾的自给自足
1941年，随着中共更加注重经济自力更生的策略，王震率领的359旅被派往陕北的南泥湾。这个地区以前因荒芜少居民而鲜为人知，但359旅的到来很快改变了这一切。他们的任务不仅是进行军事训练，更重要的是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大生产运动，目的是通过军民结合的方式大幅提高自给自足的水平。
一开始，359旅面对的是广袤的荒地和不毛之地，生产条件十分艰苦。旅里的官兵们开始动手清理土地，修建水利，种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他们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开挖了小型水渠，引水灌溉，逐步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同时，旅内的技术人员和有经验的农民开始尝试根据当地的气候和土壤特性，选择合适的作物品种进行种植。
除了粮食生产，359旅还开展了畜牧业，养殖了大量的猪和羊，以及少量的牛和马，这些不仅为官兵提供了肉类食品，还能够为农业生产提供必要的动力和肥料。此外，旅里还设置了小型的工厂和作坊，制作衣物、鞋帽和简单的工具，这些都极大地提升了部队的自给能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南泥湾由一个荒凉的地方逐渐变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小社区。士兵们不仅在军事训练中磨练技能，在生产劳动中也体现出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他们利用当地的泥土制作砖块，建造了坚固的房屋和储藏设施，改善了居住和储存条件。通过这些连续不断的努力，南泥湾的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到了1944年，359旅在南泥湾的大生产运动已经持续了三年。这期间，他们不仅实现了食品和日常必需品的自给自足，还有余力将部分产品和物资支援给了中央和其他战区。据统计，南泥湾的开支中超过60%的成本通过自身生产得以覆盖。
359旅的这一实践，完美体现了“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的理念。通过自己的努力，官兵们不仅改善了自己的生活条件，还为中共在艰难岁月中探索出一条可持续的发展道路。这种以自给自足为核心的发展模式，后来被推广到更多的解放区，成为中共在抗战和初期建国岁月中重要的经济政策之一。
参考资料：[1]吴红英,朱红英.中央苏区时期红军优抚资金的筹集形式[J].价格月刊,2009(9):84-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