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寇制惨案 同胞受酷刑——绥远省“四三惨案”见闻（4）
阎葆昌
刚一被捕，我们九十多个人分别关押在三个地方，一处就是关押我们的新城警察署，另一个是旧城警察署（在现在的兴盛街东口路南），再一个地方就是日本宪兵队（现在的中山西路西段——原东顺城街路北）。起初，敌人在三个地方分头审讯我们。所谓“审讯”，就是用惨无人道的刑法逼我们招供，让我们承认有“反蒙抗日”的罪行。
所谓“反蒙”，就是反对“德王”的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被捕的都是仇恨日本帝国主义的爱国青年，“反蒙抗日”是事实，但是在敌人的面前谁也不承认自己有罪。于是,敌人就用往死打来吓唬，而且后来真的打死了我们的同志。
入狱没有几天，就听说阎涌被打死了。接着，噩耗便接踵而来，今天说某人被打死了，明天又说某人被打死了。
日寇的严刑拷问不见奏效，而且三处分押牵连的力量太大，很是伤脑筋。于是，就在新城关帝庙街路南的一个院子里，专门为这个案件成立了一个机构，名叫“搜查本部”。搜查本部下设几个组，分头审讯我们。每个组都有日本鬼子，还配备了翻译和打手。
敌人开始说我们有反蒙抗日言行，接着又说我们是“绥蒙抗日救国会"，继而又说我们是共产党。为了诱供、套供、逼供，鬼子汉奸编了一套假话，逼我们承认。
敌人说什么我们都是“中共厚和市委员会”的，阎继璈、白国华、李树基是市委书记；说市委设有组织部和宣传部，说我是宣传部的干事，部长是沙文良，还说有三个区分部，就是新城区分部、旧城区分部和车站区分部，等等。这本来就是鬼子编排的鬼话，所以也就没有人承认。
七月十二日晨，我们被押到新城警察署，被关进了牢房。那里是房子套房子，每间房子只留着一个小小的窗户。面积仅仅几平方米的一个小房间，就关押着十几个人，拥挤不堪，连帮身都困难。我们在监牢里过着非人的生活。
入狱不几天我就得了伤寒病。病稍好一些，刚刚能行走，就被带出去过堂。那时天已经冷了，都下了雪，地上结着冰。鬼子让我站在冰冷的院子里交代“罪行”，我说我没有罪，他们就扒光我身上的衣服，捆住我的双手，将我绑到压水井的井把子上，让特务压凉水往我身上浇。那时已是初冬，塞外的天气已经冷到了零下，再加上我刚刚病好，让敌人这么一折磨，起先我浑身颤抖，渐渐就支持不住倒了下去。敌人看见我摔倒了，就松开绑，把我拖进了屋里。
“你交代不?不然再让你暖和暖和!"一个鬼子手里摇晃着烧红了的炉钩子，边说边往我头上、手上乱烫，边烫边说：“刚才你冷了，这回让你好好地暖和暖和。”我疼痛难忍，满腔怒火。看到我的惨状，这群魔鬼狂笑不止。
更加残忍的是，敌人不仅摧残我们的肉体，还要折磨我们的精神。有一次审讯，鬼子把我和弟弟同时带了去。先把我吊在梯子上，叫我弟弟跪在旁边，让他承认是共产党，是新城区分部的组织委员。根本没有这回事，我弟弟哪能承认？于是敌人就拷打我，给我灌凉水。弟弟不忍看，愤怒地低下了头。一个鬼子就上前用力搬起他的头，非让他看不可。这群恶魔真是残忍到了极点。
我们在新城警察署押着的时候，有一个汉奸翻译姓张，长得肥头大耳，人们都叫他“张胖子”或“胖官”。这个张胖子也得了伤寒病，想要输血。一检查，我兄弟的血型和他的相同。于是，就从我兄弟身上抽了大量的血，输进了张胖子罪恶的躯壳。然而善良的血也没有救了“胖官”的狗命，他还是死了。
我兄弟的身体因此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在狱中得了胸膜炎和肋膜炎，得不到治疗，还要过堂、受刑，身体被彻底搞垮了。我的手指被吊得弯曲变了形，头上、手上留下了许多伤疤。而我的哥哥——阎闰昌则含冤死于狱中，那年他才二十四岁。这就是我们兄弟三人的遭遇。
惨遭折磨的何止我们弟兄三人，被捕入狱的同胞，都经受了敌人的酷刑。有位马铎善，是厚和特利市市立第二模范小学校（现苏虎街小学的前身）的校长，他每天都要被带出去过堂。敌人用鞭子抽他，用铁棒打他。他的脑袋被打坏发了炎，起了一头疮，疮上又长了蛆，满头爬，痛苦至极，终于被折磨死了。
何麟书是省立第五完小的校长，在狱中表现得很坚强。敌人审讯，他什么也不说，敌人打得再狠，他也不哼一声。鬼子就天天把他叫出去打，打完了不给饭吃。“三九”天把他拉出去打，打完了浇凉水，全身衣服结了一层冰。鬼子汉奸们打得累了，就把他推到冰滩上去站着。敌人歇够了再打。就这样，何麟书活生生地被他们打死了。
还有位李士奇，是实业中学的教员，他也是什么都不承认。敌人把他拉出去压杠子，灌凉水，完了又用棒子打，打完了又把他吊起来，一直折磨至死。他死了以后，又把他的妻子和孩子抓到狱中。
五、六岁的孩子看见了爸爸的尸体，哭着大喊：“爸爸，爸爸！”向前扑去。凄凉恸心的哭喊刺痛着每个难友的心，大家怒火满腔，热泪涌流。
敌人对被捕的女同志不仅严刑审讯，还百般侮辱。在审讯中，没有人性的敌人常常扒光女同志的衣服，让她们赤身裸体，敌人进行打骂、羞辱，以此取乐。
有个蒙古族女同志，名叫云华，是土默特小学的教员。她是带着身孕被捕的，在狱中生了一个男孩子。多亏同牢房的难友们百般照料，才使她们母子二人活了下来。
我们被解到“搜查本部”，敌人愈发是变本加厉地施以酷刑。敌人夜以继日地审讯我们，审讯中敌人的吼叫声，刑具的碰击声，受刑者的惨叫声……使周围的居民毛骨悚然，昼夜不安。当时，人们称“搜查本部”为“阎王殿”。行人宁可绕道而行，也不愿从“阎王殿”附近经过。
我们的案子拖了好几个月。这当中，不少人惨死在狱中。到了一九四四年春季，把我们都定成共产党，送进了“厚和监狱”。
由于这个案子牵涉面广、影响大，日寇内部对此案的看法也不完全一致，再加上社会舆论的压力，所以，敌人对我们这些“案犯”逐渐管的松了。从一九四五年四月开始，就可以取保释放了。我们九十多个人中幸存的三十几人从四五年四月到七月先后被保释出狱。我是一九四五年五月出狱的。
我们带着遍体鳞伤，结束了囚禁生活，离别了这人间地狱。然而，狱中的非人待遇，鬼子的残暴野蛮，残忍的酷刑，倒在血泊中的难友……，这血海深仇却永远地铭刻在我们心头。
当时，只有阎继璈、章济人(病逝)、董遂平、王登魁、毕裕珍等五、六个人没有释放，被解送到了张家口。后来我党解放了张家口，除章济人返回故里以外，其他人都就地参加了革命队伍。
我们出狱不久，日寇无条件投降了。（国柱、长春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