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的新生书店（上）
李竭忠
解放战争期间，在归绥旧城北门城楼东侧有三间出售进步书籍的铺面，这就是解放前归绥唯一的红色书店——新生书店、书店主人是李健生、王玉亭夫妇。书架上堆满了由丰镇新华书店寄来的新书，玻璃橱里摆着学生用的文具。整个书店陈设简单朴素，却也显得生气勃勃。
新生书店成立于一九三八年的冬季，它的前身是晋西北河曲的“三民主义书报社”和在河套地区的“西北书店”。书店的爱展和主人的历史是紧密相连的，事情还得从店主人的历史说起。
李健生同志是山西灵邱县人，自幼好学，关心国家大事，受革命思想影响。一九二六年，他十七岁，当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伐革命兴起的时候，他怀着一颗爱国的心，离开了封建家庭，为寻求真理，走遍了半个中国，通过曲折的道路，终于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学习和工作过的地方——湖南长沙，一边工作，一边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矢志献身革命，要为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奋斗终身。抗日战争爆发后，李健生同志在晋西北河曲、偏关一带参加了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
王玉亭同志，山西偏关县人，一度担任偏关县妇女救国会主任。一九三七年八月，他俩通过组织的介绍，从偏关步行，横渡黄河，穿过陕北，到达革命圣地延安，在“陕北公学”，参加革命，亲聆毛主席和老一辈革命家关于抗日战争的有关论述，学习与领会党的抗日路线、方针、政策，李健生同志经郑天祥同志介绍，加入了民族解放先锋队”，逐步成为一名自觉的无产阶级战士。
这时正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党中央应傅作义将军的要求。派了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帮助三十五军创建政治工作。这样，李健生夫妇学习结业后，组织上又让他们返回晋西北河曲，让李健生参加了傅作义为军长的三十五军政治部一〇一师四三六团第七连担任政工员，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以八路军的政治工作为模式，创立了进步的政治工作制度。这个团的政治主任为共产党员冼依同志。
一九三八年的冬天，李健生同志在长期紧张的战斗生活后，积劳成疾，不能坚持连队工作，他受组织和同志们的委托，由许多政工人员凑了一些资金，在河曲城里一间古老的民房里，办起了“三民主义书报社”，成为河曲、保德、偏关地区的文化供应站。书刊的主要来源是延安。
那时延安出版的新书，不出一月，就能通过书报社送到读者手中。书架上经常摆着的书籍有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许涤新的《三民主义新论》、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哲学概论》、《联共党史(布)简明教程》、《斯大林选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社会科学概论》、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季米特洛夫的《共产国际纲领》，还有罗瑞卿的《部队政治工作》、《解放三日刊》以及进步的文学著作等。这些革命理论的传播，象指路明灯，照亮了人们前进的道路。
那时连队的政治教育就是以新三民主义、论持久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主要内容。官兵的政治、文化读物，基本上是由书报社供应的。随着业务的开展，李健生同志更忙更累了，当他想到肩上挑着传播革命真理的重担，看到络绎不绝来书报社求知的青年，就废寝忘食地工作，竟忘掉自己还是一个肺病患者。
一九三九年四月，傅作义将军率所部由河曲北上开往绥远西部河套地区。李健生、王玉亭同志随后也将书店迁往五原县城。改名“西北书店”，成为河套地区唯一的宣扬进步文化的阵地。河套系国民党统治地区。由延安直接进书的邮路被切断了，只能辗转从伊盟力民八路军办事处少量的来一些延安出版的书。而且由于政治环境的不同，书店已经不能公开销售马列主义经典著作。
这时的“西北书店”主要销售来自重庆的《新华日报》和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的进步文艺书籍，如鲁迅、茅盾、老舍的著作，苏联的著名小说《铁流》、《母亲》、《夏伯阳》等。每天有许多进步青年和在校生来书店看书，有些手无分文的同学买不起书，书店就借给书看。不少的青年受革命思潮的影响，奔赴延安参加革命，扩大进步势力，培养革命青年，成了店主人最大的安慰。
一九四〇年，由于蒋介石掀起的一次又一次反共高潮，河套地区政治气候逆转，以张庆恩为首的中统特务制造白色恐怖，到处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就在这残酷斗争的火线上，李健生同志经党的地下组织绥西地委组织部长郭北宸同志的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时候入党，随时有被捕、杀头的危险，但李健生同志有坚定不移的革命信仰和随时准备为党的事业牺牲的决心，因而逆流勇进，义无反顾，以入党为最大光荣和终生宿愿。“西北书店”从此也成为党的地下工作的掩敝堡。在白色恐怖严重的时刻，通过书店的渠道，把党中央关于“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传播到四面八方，拨开了人们心头的疑云，鼓舞了团结抗日的斗志。
五原战役以后，“西北书店”迁往陕坝（现在杭锦后旗所在地）。国民党的特务机关把书店视为洪水猛兽，恨得要死。白天书店一开门，就有不三不四的人装做看书的样子，实际在“盯梢”。夜晚窗户纸上经常出现鬼头鬼脑的人影，张望偷听。有一次李健生同志怀着满腔的怒火，拿起早已准备好的棍棒，对准窗户上的黑影，猛戳一棍。那家伙应声倒地，过一会爬起来踉跄地逃去。真是大快人心啊！全家人高兴得一夜未眠。一九四〇年，形势越来越恶化，党的绥西地委机关遭到特务的破坏，李健生同志也被徒告系，抓进了宪兵队，特务们使用了各种酷刑，严加拷问，逼迫李健生承认是“共产党员”，让他交出组织关系。特务们还设圈套让叛徒与李健生同志“当堂对质”。在李健生同志义正辞严斥员下，叛徒心中有愧，特务的花招遭到失败。
李健生同志经受了精神和肉体的严重摧残，肺病复发了，吐血不止。由于外面同志们的援救与帮助，以“保外就医”为名，回家治疗养病。但他一出宪兵队的牢笼，顾不得病魔的折磨，就以惊人的毅力，团结同志，继续和特务斗争。一九四一年，他再次被捕，关进了特务设的集中营——战时青年训导团（简称战青团）。这一次是和郭北宸同志关在一个年房。在牢房里，他教会郭北宸同志唱《国际歌》，他们共同组织并领导了一次政治犯的绝食斗争，迫使敌人改善了政治犯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