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名人葬例综述(代后记)（中）
另一位民国大总统徐世昌，于民国28年（1939年）6月5日死在天津寓所，享年85岁。由承重孙主持丧事。6月6日辰时大殓，7日接三，7月2日成主，3日受吊，4日辰时即移灵英租界40号路南头弢园别墅。可惜，只知上述治丧日程，具体细节均不详。
至于冯国璋的身后各事，尚未见到有关材料，只知他是民国8年（1919年）12月28日，死于北京地安门外帽儿胡同寓所，余者均不详。
四、属于旧官僚，堕落为日伪汉奸，得势时获得厚葬的。
日伪统治时期是旧京婚，丧礼俗回光返照的时期。民间的婚、丧礼俗固然受到经济上的制约，而一再从简。但依附于日本侵略者的“上层人士”则与此相反，遇有婚丧仍大办特办，其内容与形式仍是以传统礼俗为基础，略以新礼作为点缀。例如:
民国30年（1941年）8月22日，伪陆军总长蒋雁行病故后，在家停灵受吊 35天。9月23日，延请清代遗老给点主。24日以番、道、禅经伴宿送库。25日发引时，用了64人的大杠，汉执事五半堂幡伞，充溢于街市，殡列达二华里之遥。大殡出细瓦厂，经西交民巷、司法部街、西单、宣武门内大街、菜市口等处，至法源寺停灵暂厝。所经街巷，万人空巷以观。
北京市伪商会常委杜善斋于民国30年（1941年）6月27日病故，在西城公用库家里停灵受吊15天。伪市长余晋和、市商会代表邹泉荪、姚泽生、高伦堂、杨绍业、封心传、魏子丹等，均前往吊唁。7月10日，以番、道、禅经伴宿送库。11日发引，用了48 人大杠，三半堂幡伞执事。其势派仅次于伪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的葬礼。
这一历史时期，北京市内较大的殡仪还有：
伪冀东道 22县府尹王继章，死于北京东板桥织染局家里。其殡仪由地安门外信成杠房承办。发引时，用了64人大杠，五半堂幡伞执事。殡列约二里地长。
伪河北省省长高凌霨死后，在京西卧佛寺现置的坟地。发引时，由宣武门内大街同顺杠房承办一切，用了64人大杠，五半堂幡伞执事，至西直门换乘新式灵车，直抵茔地。
较大的殡仪,还有伪警察局局长钱宗超发送他母亲。其殡仪由前门外西柳树井恒升房承办，亦64人大杠，五半堂幡伞执事。其规模仅次于名伶杨小楼的大殡。
还有一个于海门，其身世不详。早年承办所谓“八旗王公生计维持会”。事变后，为了换取日伪政府之信任与支持，以便顺利地开展“业务”，于是请出前驻日本大使庄景科之弟庄景松任会长，并将该会易名为“东亚亲善联络会”。因该会办理的会务（为八旗王公后人向日伪当局争讼产权）与名称、宗旨、完全不符，故被日伪当局明令取鍗。于海门气脑之下致疾而亡。其丧事亦颇具规模。伴宿时亦番、道、禅经送库，还仿照其生前的住宅糊了一套四合房。这是日寇投降前夕，绝无仅有的殡列了。
五、属于汉奸死于日伪垮台之后，由其家属进行草葬的。由于内容空洞，没有列入本书正文。如：
王揖唐，曾任伪华北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赈济部总长、内政部总长，后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较前任王克敏等越发助纣为虐。自称佛教居士，曾出资修缮弘慈广济寺。应日本主子之命，在全市灭犬，为洗滌自身参与“残害生灵”之过，曾于北沟沿翊教寺给狗举办“盂兰盆会”，名为“超度畜灵息灾法会”，请僧众念经、烧法船，演了一场猫哭老鼠的好戏，成为民间笑谈，此亦为旧京之奇闻。
光复以后，被国民党政府以汉奸罪判处死刑。王逆接到初审判决书后，在监房设观音菩萨位，大哭，许愿说：“如果我要能活下来，还要重修广济寺”。未果，终于在民国37年（1948年）9月10日被处死。12日在广济寺接三，仅用九僧念了一天官经，晚间送焚一纸轿车、一马、四墩箱。夜间放了一台“瑜伽焰口”。据说，有吊客送了几轴挽联，其老妻顾氏为避免是非，亦未敢悬挂。
曾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内政总署督办的王克敏，于民国4年（1945年）10月因汉奸罪被捕。王逆自知罪责难逃，故于12月在狱中畏罪服毒自杀。死后停灵于雍和宫后身的柏林寺，出殡时，仅用了16个人的小杠无声无息地抬走了。
六、属于不同宗教信仰的名人殡例。
回民殡葬一般不用棺木，多是从清真寺里借来临时盛殓用的活底棺木，谓之“买太匣子”。回民茔地是在坑内掘洞，内做一铺“土炕”，谓之“喇哈儿”。下葬时，将遗体放在土炕上，撤去买太匣子，然后掩土，是为土葬。至于买太匣子用完仍送回清真寺。
极个别的富户有自用棺木的，谓之“塔木”。例如：中国农工银行经理常朗斋死；聚义银号（后改银行）总经理常铸九的老父亲死，都是在原地安门外西黄城根信成杠房（兼材厂）定做的柏木材，但与满、汉两族的棺木形状、用法不一样。是个长方形的材，四框和上盖厚度均等，常朗斋用的是三寸板；常铸九的父亲用的是五寸板。总之，是四框一盖，与底分开，底是用薄板方盘铺上黄砂土，使遗体直接接触于土，仍不失为土葬。这乃是回民所特有的殡葬形式。
这两位金融界的回民大殡都是用的64人大杠，扣绣花官罩（回民官罩上不得有动物图案，主要是忌讳上边有眼睛），挂着黑底白阿拉伯文的“经符儿”（“符儿”读作“堵儿”）。杠前有提炉24尊：盘炉32尊；炉亭15座，每亭内放置檀香炉一尊。这大抵是北京三四十年代回民以伊斯兰教礼仪出殡的典型例子了。
民国33年（1944年），华北道教总会副会长、地安门外火德真君庙（火神庙）方丈田子久羽化，按道教仪范治丧。在庙内停灵受吊21天。全市各道教宫观云集经师70多位，给他办了“无上资度升天道场”，举行了盛大的送圣仪式。发龛时，以48人大杠，扣红寸蟒大罩一卷，用了五半堂幡伞执事。此是北京最后一个道教界的大殓了。
佛教界除了本书已选入的现明和尚示寂后的隆丧厚葬以外，还有现明和尚的得法恩师道阶长老的荼毘发龛，这也是北京佛教界一件备极优隆的“盛事”。道阶为民初法源寺的方丈。民国23年（1934年）阴历二月初一日，道阶圆寂于南洋英属槟榔屿普陀声。其弟子梵月躬亲迎灵，并于是年阴历三月初八日，在法源寺设坛追度，北京各大寺院高僧均云集于该寺，为道阶诵经礼忏，规模盛大。事后，道阶长老荼毘后的“坚固子”，即安放于该寺天王殿前东跨院塔内（现只存塔基）。可惜，其葬礼仪节无档可查。
沈兼士是大陆现代著名语言文字学家，留学于日本。民国元年（1912年）秋来京，先后在北京大学及厦门、清华、女子文理学院等大学任国文系教授。历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通信研究员、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主任，以及辅仁大学国文系教授、代理校长、文学院院长兼文科研究所主任等职。
民国36年（1947年）8月2日，因患脑溢血身故。沈兼士生前信奉天主教，死后即以32杠抬往嘉兴寺停灵，按天主教仪礼治丧，居然在佛教庙内举行了所谓“终傅式”。本来，终傅式是天主教和东正教“圣事”的一种。意为终极（指临终时）敷擦“圣油”。一般都在教徒年迈或病危时，由神父用经主教已祝圣的橄榄油，敷擦病人的耳、目、口、鼻和手、足，并念诵一段祈祷经文，认为借此赋恩宠于受敷者，减轻他的神形困苦，赦免罪过。但沈兼士因急病身死，事出突然。故在开吊之日下午4时补作终傅式。发引之日先抬柩“游堂”，由神父念经祝祷之后，始行抬埋。
北京道德学社“非佛非道，乃民间之杂教”，其“师尊”（社之首脑）段正元于民国29年（1940年）1月26日时示寂，享年77岁（清同治三年四月初一日生）。该社弟子共同决议公葬段师尊，其殡仪极为隆重，特由宣武门内大街同顺杠房承办。发引所用的官罩新颖别致，系红缎底子满绣金龙，与当年段祺瑞执政所用之官罩比起来，更为别开生面。灵柩、仪仗之前则由纸扎的韦驮佛法身领路，表示“护法”。其殡列由西单头条出发，赴海淀善缘桥山庄安厝。此系民间“杂教”首脑之葬例。
世界红卐字会副会长、中华总会会长封永修，于民国32年（1943年）6月18日病故。享年90岁。当由红卐字会出面发丧。在家（北池子七十六号私寓）停灵受吊“三七”二十一天，按传统丧礼举行了盛大的成主、伴宿送库等仪式。于7月8日，以64人大杠、五半堂幡伞发引，暂厝于陶然亭龙泉寺。此亦当年有特殊宗教色彩的葬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