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宝林：策反工作要付出血的代价，许多战士当场牺牲在这条战线上

来源：《新周说》

【 书中提到了不少白区地下工作的案例，大段引用的几篇当事人回忆文字尤其值得一看，其中展现了诸如地下工作资金来源、亲属关系在工作中的影响、敌后策反方式等诸多在相关影视作品中极易忽略或误解的细节。作者特别强调了历史经验对于大决战时期南京地下工作原则、方式与成果的重要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秘密工作中的“酵母菌”原则（长评中有具体说明），或许也是党的群众路线（同样是经历一些列挫折后的经验总结）在特殊情境中的运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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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自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之后，被迫上山下乡，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并且在1949年取得胜利。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共产党在城市的斗争始终没有放弃过，不过是转入了地下，俗称“地下党”“地下斗争”“秘密战线”。

关于秘密战线上的斗争历史，普通读者了解不多。近年来，有关谍战的影视作品，往往将当年复杂、立体的秘密战线斗争，简化成为个别人的间谍生涯。事实上，当年中共隐蔽战线的活动，绝非只有潜入间谍那样简单，情报、策反以及对中间反蒋派人士的统战工作，是其中重要组成环节，但其成败受到政治、社会、舆情、军事等各种形势的牵制与多种因素影响，并不是孤立的活动。

本书主要叙述的是国共大决战时期以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下的南京为主的地下斗争。

南京的中共组织，自1920年代建党以后遭受过八次大破坏，市委书记先后牺牲于雨花台。陈修良是第九位南京市委书记，1946年春她被中共华中分局派出重建南京市委。当初南京党员只剩二百来人，通过谨慎发展，到解放初达到两千人左右。这些秘密党员主要是各类知识分子、职员、工人，还有国民党政府公务员和军队及民主人士中的少数人士，以知识分子为领导主体。

这两千左右人的创造性努力工作，不但彻底瓦解了号称“固若金汤”的全副美式配备的国民党海、陆、空三军的长江防线，完整保护了南京古城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而且在最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自身的组织保持不被破坏。这可以说是中共历史上最为成功的一个隐蔽战线斗争案例。

本书作者唐宝林先生，也是《陈独秀全传》的作者，他依据史料描述了那些曾经冒着生命危险，为胜利渡江、避免城市毁城和军民重大伤亡做出过贡献的隐蔽战线中的中共党员和国民党起义军政人士所做的艰苦工作，语言生动感人。但本书又不是小说，没有任何编造的情节，真实反映了国民党的溃败和南京解放的真相。

【作者简介】

唐宝林，1939 年生，上海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长期从事中国革命史研究，出版有《陈独秀年谱（1879-1942）》（合编）、《陈独秀传》、《宋庆龄传》（主笔）、《中国托派史》、《陈独秀全传》、《拒绝奴性：中共秘密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传》等。

历史不应遗忘

——出自第六章

隐蔽战线上的斗争是极其危险与残酷的，特别是“策反”工作，因为要动员大批国民党将领战士起义，保密工作很难做得周全，所以，如王晏清御林军起义和贾亦斌预干总队的起义，虽然策划是成功了，但最后只有很少人到达解放区。大多数起义者或战死，或被打散，或被抓走后处死了。还有些策反工作功败垂成，被镇压了。所以，策反工作往往要付出血的代价，许多战士当场牺牲在这条战线上。例如以下几次起义和血案。

周镐策动国民党第一绥靖司令刘汝明起义。周镐，1910年1月出生于湖北省罗田县，1928年考入桂系第四集团军随营军校（该校后改称中央军校武汉分校，黄埔军校后身）步兵科第七期。曾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和抗日反蒋的福建事变，事后到汉口被国民党宪兵四团逮捕，罪名是“参加叛乱”。庆幸的是，负责审讯他的是他的一位旧友。这位朋友并不审讯他，反而是竭力劝导他：“兄弟，你是黄埔出身，何不加入复兴社？这样，过去的一切就可以一笔勾销了。”周镐遂同意试一试。就这样，周镐参加了复兴社特务处，这就是后来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于是开始了他十二年的特务生涯。

1941年底，周镐受戴笠派遣，从四川到南京，潜入汪伪中央军委任少将科长，后任少将参议、军统南京站站长。此时结识曾在汪伪机关工作过的共产党员徐祖光（即徐楚光，系周镐湖北同乡，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步兵科同学，由中共派遣打入汪伪军委会政治部任情报局上校秘书、陆军部第六科上校科长等职）。周镐利用自己任职的汪伪军委会军事处第六科掌握着军事物资运输的汽车和火车车皮，给新四军运送盐和物资，也曾资助过徐祖光一些钱款做活动经费。

1945年8月14日周镐被委任为京沪行动总指挥部南京行动总队总指挥，下令逮捕了汪伪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长鲍文樾、南京市市长周学昌等。但不久，国民党重庆方面怀疑周与中共有联系，将他转交军统关押审查。因无证据，1946年3月出狱。出狱后与徐祖光秘密联系，由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华中军区负责人邓子恢、谭震林亲自签署，委任为京（南京）、沪（上海）、徐（徐州）、杭（杭州）特派员。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拉开战幕，华东军区政治委员陈丕显电示周镐争取孙良诚部起义。周镐接电后，率人火速追赶向徐州方向奔逃的孙部，冒着生命危险，将孙良诚带到解放军指挥部。在兵临城下的情况下，13日，孙部5000余人放下武器。19日，陈丕显转告周镐，希望他与孙良诚再策动国民党第一绥靖司令刘汝明起义。1949年1月周镐与孙良诚、王清翰（国民党一〇七军副军长）等人同往争取国民党刘汝明兵团起义时，不料孙良诚突然叛变，周镐与王清翰二人即被刘扣押并解送徐州“剿总”。蒋介石闻讯又恨又怕，密令将二人押送南京，活埋于保密局看守所，周镐牺牲时年仅40岁。

张权将军策划的上海起义。张权，早年在保定军官学校受训，因成绩优秀，未毕业就被保送至日本留学。1922年回国。这时他已经与共产党有接触，赞成共产党的主张和理想，并一直保持联系。他投身广东国民革命，参加北伐战争，任第六军十九师副师长，在战争中屡建奇功。蒋介石发动反共政变时，张权曾放走周保中（后为东北抗日联军司令）等多人。抗战中任国民党军中唯一的师级装甲车团团长。后来组建8个机械化炮兵团（师级），在缅甸战役中，一天击毁日军40余辆坦克，晋升为中将总队长。他会多种外语，撰写了一系列军事著作，被称为中国机械化反装甲兵种创始人。

抗战期间，他多次会见周恩来和董必武，并在他们资助下，创办《生力》杂志，由中共联络员李正文任主编，积极宣传抗日，反对妥协投降，在国民党上层人物中产生很大影响。

1949年1月，蒋介石布防长江，企图顽抗。张权遵照中共上海局指示，以视察员身份巡视长江全线兵力，发现江西湖口至当涂采石矶一段国民党兵力薄弱，武器陈旧，士气低落。张权花了三天三夜，把国民党全线兵力状况画出图来，并建议解放军在湖口、当涂一带进攻，突破后包抄南京。然后，他把此情报图交给中共联络员陈约珥直送解放军前线指挥部，为解放军突破江防做出了重大贡献。

4月下旬，南京解放后，解放军直逼上海。张权听从中共安排，在国民党上海守军中积极准备起义，并由沙文汉传达，被中共任命为上海起义军司令，李正文为政委。他所制订的起义计划也被批准。但在最后时刻，被协助他起义的国民党一三二师师长李锡佑的部下出卖，张、李随即被捕。二人在严刑拷打下，宁死不屈。蒋介石为避免影响，在上海解放前夕（5月21日），全城戒严，将二人以所谓扰乱金融的罪名，在上海闹市区大新公司（今第一百货商店）门前杀害。

国民党民革派策划的南京暴动。民主党派由于组织不严密，策反活动也多有失败，损失更为惨重。如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48年1月成立后，李济深十分重视对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工作，他说：“我们应该去尽力瓦解蒋介石的军队，来配合中共的军事进攻。”为此，民革中央常务委员会专门讨论了中共的军事工作问题，成立了由李济深、蔡廷锴、谭平山、龙云、杨杰、王葆真、朱蕴山、梅龚彬等人组成的军事小组，通过了军事工作要点，并决定授权李济深主席设立秘密机构，与中共华南局、中央局取得联系，配合进行策反工作。为了进行这一工作，民革中央选派了不少得力干部秘密回国，一面在国内建立民革组织，一面担任军事特派员等职务，开展策反活动。如民革中央常委王葆真，被派往上海，一面担任民革上海区临时工作委员会负责人，负责领导上海、南京等地的民革组织，一面担任民革华东军事特派员，负责领导华东地区的军事策反活动。

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取得淮海战役胜利和蒋介石被迫下野后，解放军直抵长江北岸。国民政府首都的军政官员万分恐慌，不少国民党机关向广州迁移，许多要员及其家属争着向南逃跑，南京的社会秩序乱成一团。这时为了迎接人民解放军早日过江，南京民革主任委员孟士衡等便策划在南京组织一次5000人以上规模的暴动。南京市民革于1948年建立，由上海区临时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和华东军事特派员王葆真直接领导。市民革建立后，就在南京宪兵警察部门中秘密吸收民革成员，并通过这些成员掌握了一支约5000人的宪兵武装，孟士衡等便决定依靠这支武装力量，再发动一些大专院校的学生支持，举行首都暴动。暴动的主要计划是：（1）截断沪宁铁路线，控制飞机场，扣留国民党军政首脑；（2）成立南京人民临时政府；（3）迎接人民解放军过江，并与中共江淮军区党委取得联系。暴动计划确定后，1949年2月上旬，孟士衡亲自去上海向王葆真汇报，以便做最后决定。此时上海民革组织也正在积极进行策反活动，并计划在上海发动暴动，与南京的暴动相呼应。但不幸，在孟士衡去上海前，民革首都暴动计划已被国民党特务侦知，因而在孟士衡去上海时，国民党就在上海、南京两地同时出动了大批军警特务，将沪、宁两地的民革主要成员王葆真、孟士衡、夏奉瑛等四五十人逮捕，使这次暴动计划失败。5月9日，南京民革成员孟士衡、肖俭魁、吴士义三人在上海宋教仁公园被国民党杀害。王葆真等数十人，因民革中央的大力营救只是被关押起来，于上海解放时获释出狱。

【来源：《新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