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卡尔·巴合朱力：18世纪中后期清朝对浩罕政治军事信息的搜集与认知

18世纪中后期，清朝主动搜集信息，了解浩罕、哈萨克、布鲁特等中亚部族政权的动向。往返于中亚各商镇与喀什噶尔之间的贸易商队和投归清朝的厄鲁特逃人，向清朝提供了关键信息。这些信息的内容包含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塔什干及河中地区的政治、军事、外交动态。文章呈现清代西北边疆信息搜集机制的运作实态，进而探讨清朝对18世纪中后期中亚政局的认知情况等问题。

清朝与浩罕的交往，是清代新疆历史及18—19世纪中亚历史的重要课题，吸引着众多研究者们的目光。先行研究鲜少从清朝对浩罕的信息搜集入手，横向考察清朝与包括浩罕在内的中亚诸政权之互动关系以及清朝对中亚局势的认知情况等问题。清朝在平定西域的过程中，与哈萨克、布鲁特、浩罕以及巴达克山等政权相继建立了联系。在经营西域的现实需求推动下，清朝曾有意识地搜集中亚诸部族信息。那么，18世纪中后期，清朝的西北边疆与费尔干纳盆地、塔什干乃至河中地区之间存在怎样的信息流动？清朝通过何种渠道搜集浩罕、哈萨克以及布鲁特等边外部族、政权的相关信息？在获悉关乎边疆安全的信息时，清朝又有何举措？这些问题皆为考察清代西北边疆信息搜集机制的运转，以及清朝对中亚政治局势认知情况的重要方面。

清朝在平定大小和卓的过程中始与浩罕接触，乾隆二十四年（1759）双方正式建立了联系。随着清朝与浩罕之间频繁的政治与经济往来，使臣、商队、逃人曾带给清朝诸多关于浩罕政治、军事方面的信息。其中关乎边疆安全的信息尤为清朝重视，清朝边臣还曾主动遣人赴浩罕、塔什干等地调查并核实此类信息。鉴于此，本文深入考察清朝对浩罕统治阶层权力斗争以及浩罕统治者额尔德尼伯克的军事扩张等方面的信息搜集，探讨清代西北边疆信息搜集机制的运转和清朝对18世纪中后期中亚的政治情势的认知情况等问题。

一、关于浩罕统治家族权力斗争

早期的浩罕只是费尔干纳盆地西部的诸城邦政权之一，其时不仅与周邻乌兹别克部落攻伐不断，还屡遭准噶尔的侵扰。1709年，乌兹别克明格部首领沙赫鲁建立了沙赫鲁王朝，浩罕汗国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沙赫鲁逝世后，由其长子阿布都热伊姆继位。1734年，阿布都热伊姆遭暗杀后，浩罕王位传至其弟阿布都尔噶里木。浩罕曾长期处于准噶尔的军事威胁之下。阿布都热伊姆的长子巴巴伯克，曾作为人质被带至准噶尔。1751年，阿布都尔噶里木逝世后，由巴巴伯克之弟额尔德尼继位。准噶尔闻讯后，试图干涉浩罕政局：“在得知阿卜都尔噶里木死后，卡尔梅克人把巴巴伯克派回浩罕并声称：‘要知道他是热依姆汗的长子，他应该得到政权。’浩罕接受了这一指命，让他登王位将近一年。不到一年，高级官吏将军队聚集到别什阿雷克（Besh-Arik），将巴巴伯克杀死在那里，额尔德尼重新称汗。”由此可知，准噶尔通过军事威胁将巴巴伯克推上了浩罕王位，并获得了短暂的成功。然而准噶尔此举引发浩罕内部激烈反抗，最终巴巴伯克被处死，额尔德尼再次登上浩罕王位。

关于浩罕伯克易位以及统治家族内部权力斗争，清朝曾获得相当详细的信息。乾隆二十六年（1761）六月，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搜集到的信息称：

奴才等听闻,浩罕额尔德尼伯克之父喇伊伯克（rain bek），原先曾为浩罕之安集延、玛尔噶朗一带首领伯克。额尔德尼伯克叔父阿布都克里木伯克（abdukerim bek），曾任玛尔噶朗首领伯克。十年前（1751——引者注，下同），浩罕部众杀死喇伊伯克之后，阿布都克里木伯克从玛尔噶朗回来，救出额尔德尼伯克和额尔德尼伯克兄巴拜伯克（babai bek），照料抚养。阿布都克里木伯克即为浩罕首领伯克矣。阿布都克里木伯克亡故后，因巴拜伯克、额尔德尼伯克兄弟俩一齐竞争首领伯克，额尔德尼伯克杀其兄成为统领浩罕之首领伯克。将阿布都克里木之子阿布都热曼（abdurman）称作叔父之子、驻于浩罕城，以额尔德尼伯克亲妹妻阿布都热曼等语。适才，阿奇木噶岱默特告称，自浩罕贸易返回喀什噶尔之回子阿布都克热伊姆（abdukerim）等人、自安集延贸易归来回子和卓喇伊姆（hojo raim）、自额德格讷照看浩罕贸易而来之布鲁特赛达克（saidak）等人告称，去岁冬（1760），阿布都热曼与和济雅特（hojiyat，即苦盏）伯克丕色勒比（pisel bi）结党，欲谋杀额尔德尼伯克而约期商议之书信，被额尔德尼伯克属人发现，带给额尔德尼伯克看过之后，额尔德尼伯克以阿布都热曼心生恶念，杀死阿布都热曼。以知情不报，亦杀死阿布都热曼之妻即额尔德尼伯克之妹等语。

上述信息透露18世纪50年代浩罕君主易位、统治阶层内部权力斗争的详情。首先，关于巴巴伯克之死，浩罕史书的记载与上述清朝的情报有所不同。据浩罕史书记载，巴巴伯克被准噶尔推上王位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被浩罕高级官吏处死，额尔德尼得以重返王位。清朝的情报则指明巴巴伯克是被额尔德尼所杀。其次，上述情报的另一重要内容便是额尔德尼与其堂兄弟阿布都热曼之间的权力斗争。阿布都热曼是阿布都尔噶里木之子，他曾在浩罕政权更迭之际夺权未遂，逃离浩罕。当额尔德尼掌握权力之后，将阿布都热曼召回浩罕宫廷并委以重要职务。关于阿布都热曼的命运，浩罕史书载：

这种缓和为沙赫鲁家族带来一种期盼已久的和谐，但却给宫廷内部的其他人员带来恐慌，因为他们认为阿布都热曼的归来对君主自身（安危）或者是他们自己的仕途来说都是威胁。额尔德尼伯克属下的权贵——Idris/Iris Qul Biy 和‘Abd al-Rahman Bahadur二人商议之后断定，若放任额尔德尼将其改过自新并野心勃勃的堂弟回来，就像“毒蛇留于其袖中”那般危险。一日夜里，他们潜入阿布都热曼的房间，杀死了他和斡伊占斡伊姆（Oyjan Oyim）。

上述记载，很可能是为了维护额尔德尼的名誉，将阿布都热曼之死归咎于他人。浩罕史书未见额尔德尼伯克惩罚Idris（Iris）Qul Biy或‘Abd al-Rahman Bahadur之事，此二人反被提拔为高级军官。而清朝所获情报，则指明阿布都热曼是被额尔德尼杀死。由此可见，额尔德尼登上浩罕王位之初不仅杀害了亲兄弟巴巴伯克，其后为了巩固统治地位，又除掉了堂兄阿布都热曼。早期的浩罕政权，不仅充满了激烈又血腥的权力斗争，在其西南方向还面临宿敌——“霍济雅特的丕色勒比”，即统治着苦盏城和乌拉提尤别（今塔吉克斯坦伊斯塔拉夫尚）的玉孜部（Yüz）首领费兹尔比。接下来，清朝搜集到有关额尔德尼征战丕色勒的情报，使我们有理由相信，阿布都热曼勾联费兹尔比谋逆额尔德尼一事的可能性极高。

二、关于浩罕征战苦盏

额尔德尼终其一生都致力于统一费尔干纳，向西南征服苦盏、乌拉提尤别乃至撒马尔罕等城。自乾隆二十五年至乾隆三十三年（1760—1768），清朝通过询问使臣、逃人、商队以及主动遣人探信等方式打探苦盏与浩罕的战况，由此逐渐了解了费尔干纳盆地及河中地区的局势。

乾隆二十五年（1760），亲赴浩罕返回的清朝侍卫索诺木车冷，向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汇报了其见闻，清朝由此得知河中地区和费尔干纳盆地复杂的政治局势：

据奴才等赴浩罕沿途留心探听布哈尔（buhar，即布哈拉）情势，布哈尔之阿布勒哈里（ablhali）汗十二岁，是乌尔根齐（urhunci）的尤勒博热索（yolborso）汗之孙。因阿布勒哈里汗年少，现由阿塔利克丹尼耶尔比（atalk daniyer bi）掌管布哈尔事务。今年丕色勒（pisel）攻取撒马尔罕，又攻取布哈尔之帕沙伯、彦霍尔干（yan horhan）、克伊特克霍尔干（kitek horhan）等三城。丕色勒赴取布哈尔之际，额尔德尼伯克欲取丕色勒游牧，未能交战。丕色勒返回取布哈尔之帕沙伯等三城之际，布哈尔和浩罕之间因发生战事，人员无法通行，丕色勒的部众劫掠所有从浩罕赴布哈尔贸易人等。额尔德尼伯克与丕色勒相互征伐。据所闻事况，双方皆欲取布哈尔。

这份情报的内容主要反映了浩罕与苦盏的激烈角逐，还涉及河中地区布哈拉汗国乃至花剌子模地区希瓦汗国的政治形势。18世纪初，随着布哈拉札尼朝的衰落，河中地区及费尔干纳盆地的诸多乌兹别克部族纷纷脱离布哈拉的控制。1740年，波斯统治者纳迪尔沙侵占布哈拉，札尼朝覆灭。1747年，纳迪尔沙被暗杀后，乌兹别克芒吉特部建立布哈拉汗国第三王朝，史称芒吉特朝。芒吉特部自16世纪就随昔班尼来到中亚，当时还不是强大部族，只是在札尼朝时才逐渐增强势力。1756年，芒吉特显贵默罕默德·热依姆以“艾米尔”的名义登上了布哈拉汗国的最高权力宝座。不过，成吉思汗血统的法统地位在芒吉特王朝仍有余威，在布哈拉和希瓦，当新王朝的最初代表死后，他们的继承人便安于接受更低微的封号，并重新回到从成吉思汗后裔中辅佐傀儡汗继承汗位的习俗中来。丹尼雅尔统治布哈拉汗国时期，阿布尔哈齐被宣布为汗。“阿布勒哈里”（ablhali）或即阿布尔哈齐汗，为“乌尔根齐处的尤勒博热索（yolborso）汗之孙”。尤勒博热索或即伊勒巴斯（Ilbārs，1728—1740），“是哈萨克汗廷（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一位成员”。可见，尽管此时具有黄金家族血统的阿布尔哈齐仅为傀儡汗，但布哈拉芒吉特王朝仍重视成吉思汗血统的政治法统性。而“阿塔利克丹尼耶尔比”实际上是默罕默德·热依姆的叔父丹尼雅尔，他以“阿塔利克”的身份统治布哈拉汗国。丹尼雅尔在形式上保留着阿布尔哈齐的汗位，但是布哈拉汗国一切权力都掌控在他自己手中。根据布哈拉汗国史料，阿塔利克（意为“父亲”或父亲般的地位），是艾米尔的头等支持者和保护者；阿塔利克必须与统治者保持父子般的关系，也须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其余的臣民。名义上，阿塔利克称号是授予受人尊重的有经验的年长埃米尔，即“有知识、忠心不贰和消息灵通人士”，事实上阿塔利克举足轻重，他们以封地的形式获得报酬。至18世纪中后期，阿塔利克仍是布哈拉汗国最有权力的人物。

仅仅在布哈拉君主易位、政权更迭一年之后，中亚政局又陷入混乱，以玉孜部为代表的乌兹别克部落纷纷摆脱布哈拉汗国的控制，甚至试图攻取布哈拉城。小沼孝博指出，额尔德尼利用布哈拉汗国政权更迭、势力日渐式微之际加紧了向西扩张的步伐，还试图在清朝与布哈拉之间扮演中介角色，借机抬高其政治权威。这份情报反映的另一个重要信息是额尔德尼伯克的扩张及其与丕色勒伯克之间的军事冲突。“丕色勒”便是当时控制着苦盏和乌拉提尤别等城的乌兹别克玉孜部首领费兹尔比。从清朝搜集的情报来看，当时他已经征服了撒马尔罕、帕沙伯、彦霍尔干、克伊特克霍尔干等城，直逼布哈拉城。而浩罕的额尔德尼也加紧向西扩张的步伐，欲攻取苦盏城。相关中亚文献也印证了这一点，其称布哈拉芒吉特王朝不久就开始衰微，随着热依姆的逝世，肯纳加斯、巴克赫里恩、布尔夸特、萨雷和玉孜在内许多部落开始动乱。统治着乌拉特佩和苦盏城的玉孜部首领费兹尔夺取了吉扎克、哈提尔奇、卡塔库尔干和撒马尔罕，目的是攻取布哈拉，使自己成为全国的统治者。

乾隆二十六年至二十九年（1761—1764），清朝自逃人和商队陆续获悉额尔德尼率兵征讨丕色勒的信息。乾隆二十六年十月，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永贵就曾奏报：“额尔德尼伯克因攻和济亚特部的丕色勒伯克，虽浩罕、和济雅特两地派出大阿訇讲和，但仍有互相窥伺之处。据今所闻，双方仍有不睦、相争夺之事。”可见，额尔德尼一直致力于征服苦盏，浩罕与苦盏的矛盾从未化解，这一点可以从乾隆二十九年（1764）厄鲁特逃人和商队陆续给清朝带来的信息当中得以验证。随着清朝底定西域，流亡于中亚各地的厄鲁特人辗转投归清朝，他们凭借耳闻目睹的亲身经历，为清朝提供边外局势的关键信息。故清朝边臣在安置这些投归的厄鲁特逃人之前，最重要的一项措施就是对其进行详细的询问以录取口供。乾隆二十九年八月，据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纳世通奏报，博罗齐等五名厄鲁特人自浩罕属邑玛尔噶朗逃出投归清朝。纳世通即对这五名厄鲁特人录取了十分详细的口供，据博罗齐等人供称：

今年春，喀什噶尔遣往浩罕之使臣返回后，额尔德尼伯克同喇斯胡里（rishuli）带领浩罕、玛尔噶朗、安集延等城回子，哈拉卡勒帕克（hala galbak）、伊什克里克（isiklik）、希布察克等部布鲁特，再加之我等厄鲁特，共兵丁八千，前往征讨和济雅特丕色勒，尚未抵达和济雅特地方时，额尔德纳伯克忽行撤兵，转回浩罕……

清朝通过厄鲁特人及时了解到额尔德尼的出征动向与军队构成，从额尔德尼军队的数量可以看出这应是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而浩罕军队的构成情况则反映了一些布鲁特部落当时是在额尔德尼的控制之下。又据该厄鲁特人等透露，“额尔德尼伯克所居城外仍有厄鲁特千余，凡出征各处，皆以我等在前斥候，转回时在后屏护”，可见当时主动或被动流入费尔干纳地区的厄鲁特人参与了额尔德尼的军事行动。此间，清朝仍对浩罕的军事行动保持密切关注，额尔德尼率兵征讨丕色勒的消息很快就从浩罕商人口中得以验实。

自清朝底定西域，天山南北的贸易市场也随之繁荣，喀什噶尔市场吸引了布鲁特、浩罕、巴达克山、塔什干等处的商人前来贸易，“布鲁特、霍罕、安集延、玛尔噶朗等贸易之人络绎不绝”。长途贸易商队在多边联系的贸易网络之中活动，成为信息传递和流通的重要渠道。清朝喀什噶尔的驻扎大臣就十分注重从商队获取信息。乾隆二十九年（1764）八月据纳世通奏报，七名浩罕商人抵达喀什噶尔，因其所携货物较少，疑似刺探消息。纳世通即命喀什噶尔的阿奇木伯克噶岱默特从这些商人中探口信。在此获取信息的环节当中，噶岱默特扮演了十分重要的沟通角色：

近据卡伦报称，浩罕有贸易回人七名前来。奴才等察看其货物鲜少，想必是打探消息而来，遂秘饬噶岱默特设法请浩罕商人萨达克（sadak）等痛饮（酒），自彼等（口中）探信。次日噶岱默特来告称，昨日我把萨达克等人带至我家痛饮，套话问来，萨达克等称：我等伯克曾不断征伐和济雅特丕色勒伯克。今年春，额尔德尼伯克和喇斯胡里伯克（rishuli bek）一起率军八千征讨丕色勒伯克，途中听闻此处伊什罕伯克阿布都喇伊木（abduriyam）因向其捎信带话（而被）缉拿，撤兵返回浩罕。如今全无向丕色勒用兵之消息。丕色勒又向布哈拉部众征战，因时常攻伐，丕色勒的部众为保卫地方之故，亦无来浩罕的消息……

这份奏折生动展现了清朝自商人搜集信息的过程，其中噶岱默特所起的关键沟通作用可见一斑。噶岱默特原为乌什贵族，乾隆二十一年（1756）投顺清朝，曾因协助清朝平定天山南路有功而被封赏公爵。自乾隆二十五年至四十年间（1760—1775）任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期间，噶岱默特不但掌控出入“回疆”的长途贸易商队，还负责接待浩罕使臣、选派“亲信回人”赴浩罕等处探信，在清朝与浩罕之间通使、贸易和沟通传递信息等方面出力颇多，乾隆二十九年还因告发伊什罕伯克阿布都喇伊木暗通浩罕一事得到清廷的嘉奖，故清廷对其十分倚重、赏赉有加。进言之，噶岱默特本人在“回疆”所掌握的人脉和商业网络等资源，亦为清朝搜集边外信息平添助力。时值“阿布都喇伊木事件”，额尔德尼恐清朝出兵问罪而匆忙撤回浩罕防守。此后，清朝开始特别关注额尔德尼的军事行动，通过多方渠道主动调查其具体情况。

乾隆三十年（1765），清朝喀什噶尔的官员通过主动遣人探信、询问使者和商人等方式，打探额尔德尼与丕色勒征战的情势，并获悉额尔德尼被击溃的具体情形。同年四月，噶岱默特派遣其“亲信回人”多里雅特默特等佯装商人赴浩罕商路探信，获悉额尔德尼被丕色勒围困大败的详情。对此，帮办大臣柏琨认为“额尔德尼为丕色勒击败被围，其势大受惩创者属实，亦与从前打听之言相符”。清朝通过遣人探信，不但了解了额尔德尼与丕色勒攻伐的具体情形，还对浩罕作出了“其势大受惩创”的势力评估。喀什噶尔方面仍“对此间额尔德尼究竟如何，浩罕、安集延情形如何”保持密切关注，柏琨命噶岱默特为多里雅特默特陪以几名“可靠回人”，携带商货佯装贸易遣往安集延、浩罕，密访一切信息。与此同时，清朝喀什噶尔的官员还通过布鲁特使臣了解浩罕情势。同年五月，布鲁特额德格讷部首领阿济比派遣使臣博尔霍勒岱等人抵达喀什噶尔，柏琨即命噶岱默特密询该布鲁特使臣额尔德尼与丕色勒战况，继而获知“额尔德尼被丕色勒所围，其势甚衰，布哈尔、撒马尔罕之和卓等，令伊等说和勉强息战返回”的情况。而此消息，又通过喀什噶尔派往浩罕的使者得以证实。同年六月，噶岱默特安排多里雅特默特等人赴浩罕赍送札文，并留心查访浩罕与丕色勒的战况。据多里雅特默特返回告称：

我从喀什噶尔启程，行走十五日抵达浩罕，第五日会见额尔德尼伯克，递交将军致其札付后，额尔德尼伯克命我入座，问将军大臣等安好否，公阿奇木伯克身体安好否。等语。多里雅特默特我回复称，将军大臣、阿奇木皆甚安好。额尔德尼又言，本处派往朝觐之人皆已集齐，拜默特（baimet）返回后即将派往等语。自此额尔德尼眼同三次与我饮食，每次皆有百人排坐两侧进食。我经额尔德尼属人访闻得，给我饮食时皆有丕色勒使人，为讨取额尔德尼此前所掠丕色勒人事宜而来。多里雅特默特我又暗中密访额尔德尼与丕色勒战况，皆与我前在额德格讷地方访问之言相同，观浩罕人员、畜产之情形，虽无过于衰竭之状，但被丕色勒击败遭受重创。

多里雅特默特此行，验实了他此前在布鲁特额德格讷部探得额尔德尼战败的信息。总之，乾隆三十年（1765），清朝喀什噶尔的官员通过多方渠道主动打探获知额尔德尼被丕色勒击败、势力大损之状。就信息的来源而言，除派遣谍人密访外，商人和使臣亦向清朝提供关键信息。从获取信息的方式来看，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噶岱默特派遣属下多里雅特默特等人数次亲赴浩罕、布鲁特游牧调查，为清朝及时获取相关信息出力颇多。

乾隆三十二年至三十三年（1767—1768），清朝自长途贸易商队获悉额尔德尼已经攻取苦盏城的信息。乾隆三十二年，来乌什贸易的布鲁特商人向参赞大臣永贵透露：

丕色勒与额尔德尼交战未胜，带两名士兵逃奔布哈尔之际，丕色勒之子胡达雅尔（hūdayar）未能集众（抵御），将和济雅特城献给额尔德尼。于是额尔德尼杀死彼等多人，胡达雅尔率百余人逃出。额尔德尼率浩罕部众占城驻守。又听闻，丕色勒自布哈尔带两名士兵，驻于和济雅特附近吉匝克（jidzak）城。哈萨克与丕色勒商议，欲夹击额尔德尼彼此和好，故丕色勒以其女妻阿布赉。

为核验该信息，永贵立即询问该商队的浩罕和安集延商人，其所述之情形皆与布鲁特商人之言相同。由此可知，额尔德尼已经攻占苦盏城，丕色勒溃逃布哈拉之后，欲与哈萨克联盟一同对抗额尔德尼。伊犁方面随即得知哈萨克挥兵南下，攻打额尔德尼的消息。乾隆三十二年六月，哈萨克首领阿布赉就向清朝遣使致信称，“今我等前往与之（额尔德尼）交战，但其并不出战，入城据守”。乾隆三十三年，喀什噶尔办事大臣伊勒图又通过询问自浩罕贸易返回喀什噶尔的商人摩罗和卓，不但验实了额尔德尼已攻取苦盏等城的信息，还了解到其具体形势：

额尔德尼伯克自占据和济雅特、乌鲁都巴（oroduba，即乌拉提尤别）城，业已二三年。去年夏间，丕色勒比复行带兵欲克复城池，来乌鲁都布与喇斯胡里交战，但未能克城，仍行转回。嗣后，丕色勒比之子胡达雅尔伯克娶布哈尔城阿提里克伯克塔尼雅尔（atilik bek taniyar）之女为妻，布哈尔虽有汗，但尚年幼，一应事务俱由阿提里克伯克塔尼雅尔专制。因与其结亲，阿提里克伯克塔尼雅尔便协济丕色勒比兵丁，伊等一同掳取撒马尔罕城。丕色勒比与阿提里克伯克塔尼雅尔合力，又来攻取乌鲁都布、和济雅特，额尔德尼伯克听闻，以伊等势大，恐失和济雅特、乌鲁都巴城，于今年三月带兵前往乌鲁都巴……

上述由喀什噶尔商人所提供的信息内容可归纳为以下两点：一是额尔德尼已经攻取苦盏和乌拉提尤别等城；二是丕色勒失势后投靠布哈拉汗国的实际掌权者阿塔利克丹尼雅尔并与之联姻，得到军事支持后试图夺回所失城池。浩罕额尔德尼与苦盏的丕色勒伯克之间旷日持久的征伐，反映了费尔干纳西部的诸乌兹别克部落之间复杂的历史纠葛。早在明格部首领沙赫鲁建立浩罕政权之初，就曾与玉孜部结盟、联姻。其时玉孜部较为强盛，控制着费尔干纳盆地以西大部分地区，包括苦盏、吉扎克以及乌拉提尤别等城。额尔德尼生父阿布都热伊姆被派至苦盏期间，成长为干将，在玉孜部军队当中颇得人心；但却引起苦盏城的统治者阿克博塔比强烈不安，暗杀阿布都热伊姆未遂。俟阿布都热伊姆返回浩罕继承王位之后，即赴苦盏手刃阿克博塔比及其二子。1734年，阿布都热伊姆又恰在苦盏城遭暗杀。可见，当时玉孜部与明格部的统治家族积怨已久、互为世仇。此外，苦盏城是连接河中地区与费尔干纳盆地的重要枢纽，也是费尔干纳西部的唯一出口。所以，除了与玉孜部的世仇外，苦盏城联通费尔干纳与河中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也是额尔德尼及其后继者不断征伐的重要原因。

三、关于浩罕对塔什干的争夺

塔什干位于锡尔河右岸支流奇尔奇克河谷地的绿洲中心，南抵费尔干纳盆地西北部，是中亚重要经济、政治枢纽。清朝通过询问商人或遣人调查，陆续了解到浩罕与哈萨克激烈争夺塔什干的信息。乾隆二十三年（1758），清朝为追剿准噶尔残余势力，进入费尔干纳盆地及塔什干城并与该处的统治阶层建立了联系。据清朝官兵的实地探访，塔什干城当时处于哈萨克大玉兹的控制之下。哈萨克大玉兹以阿比力斯汗为首，由吐里拜等政治强人辅政。其中吐里拜的势力颇强，哈萨克大玉兹及塔什干城事务皆由其一人掌管。据吐里拜之子卓兰向清朝官兵透露，自哈萨克额什木汗（1598—1643）攻取塔什干后，塔什干、赛里木以及奇姆肯特等城回众，皆向大玉兹汗纳贡。由于准噶尔的西征，部分哈萨克人逃奔布哈拉汗国，至噶尔丹策零时期，准噶尔攻占塔什干，并派员收税。自清朝平定准噶尔后，哈萨克统治者继续向塔什干收税。卓兰称，塔什干城内原为四名和卓分管，俱已身故后，因两名和卓之子不能成事而被罢免。一为萨纳匝尔和卓之子沙达，一为赛达特和卓之子吐尔占。他们虽然代其父掌管事务，但因年少管理能力不足，所以哈萨克大玉兹的阿比力斯汗和吐里拜，将莫尔多萨木什任命为和卓，一同掌管事务。吐尔占为此驱逐莫尔多萨木什，哈萨克向吐尔占和卓兴兵问罪。他们之间的矛盾随后被清朝侍卫调解，各自“归诚”、遣使清朝。根据中亚资料反映，塔什干的和卓被视为与哈萨克汗一样的人，在自己城市中拥有权力；在费尔干纳，哈萨克人和乌兹别克人之间的斗争结果是在17世纪末各地政权一度转入地方显贵阶层和卓手中，和卓在整个中亚包括希瓦汗国内都构成了一个封闭的阶层。从清朝侍卫的实地探访来看，当时塔什干由沙达、吐尔占和莫尔多萨木什三位和卓分而治之。准噶尔灭亡后，哈萨克大玉兹重新控制了塔什干，并扶植和卓莫尔多萨木什管理塔什干回众。

乾隆二十七年（1762），清朝获悉塔什干和卓政权内部发生激烈斗争，哈萨克、浩罕、苦盏三方势力都卷入其中。其间，浩罕额尔德尼伯克多次率兵出征，并显露征服塔什干的意图：

倾据公阿奇木噶岱默特等告称：自浩罕贸易而来的回子伊斯玛尹（ismain）、额德格讷的商人特穆尔（temur）等告称，我等浩罕之北侧八站即塔什干地方，塔什干原先由舍迪和卓（即沙达）、摩罗沙木西（即莫尔多萨木什）二人为首分管。后来，舍迪和卓游牧渐强，因摩罗沙木西之部众势弱，摩罗沙木西所属地方被舍迪和卓掳去颇多。于是，摩罗沙木西亲赴浩罕额尔德尼伯克，跪叩央告此事。额尔德尼伯克率军赴塔什干，将摩罗沙木西被夺之地方，自舍迪和卓取回给还摩罗沙木西之处。此后，舍迪和卓欲复仇，纠合西哈萨克及和济雅特丕色勒伯克等劫掠摩罗沙木西之游牧，亦将其二子杀死。因此，摩罗沙木西遣人将此情由央告额尔德尼，现额尔德尼率军五千前赴（征讨）舍迪和卓。又听闻，和济雅特的丕色勒亦率军赴援塔什干……

根据浩罕、布鲁特商人透露，当时塔什干由沙达和卓与莫尔多萨木什两位和卓“分而治之”，此前的吐尔占和卓完全没有被提及，他可能遭到了哈萨克大玉兹的排挤而退出了塔什干城的和卓政治舞台。由哈萨克大玉兹扶植的和卓莫尔多萨木什，被沙达和卓排挤和欺压之后，却转向浩罕额尔德尼求助。可见，塔什干和卓阶层与世俗政权的“联盟”并不稳定，和卓对塔什干控制实则取决于其扶植者的军事实力。

清朝不但了解到塔什干内部的动荡局势，还得知哈萨克、浩罕在塔什干秘密串联的消息。为了核实此关乎边境安全的信息，清朝即联动天山南北两路的信息网络，调查浩罕、哈萨克、布鲁特等部族政权之间的关系，对边境安全的形势作出了评估。乾隆二十九年（1764），自中亚辗转投归的厄鲁特人曾向清朝边吏告称：“霍罕额尔德尼伯克与哈萨克台吉阿布赉等，遣使往来，乃为我伊犁驻兵后，伊等以白帽子部落联手图强。”厄鲁特人向清朝透露的这一信息，乃是1760年爱乌罕统治者爱哈迈德沙鼓动中亚诸穆斯林政权试图建立所谓“反清联盟”事件的余波。尽管清朝在获悉该讯后对其真实性表示怀疑，但因额尔德尼曾拒迎清使，且与喀什噶尔伊什罕伯克阿布都喇伊木暗通信使事件在先，乾隆皇帝认为额尔德尼很可能与哈萨克暗中勾结。于是，乾隆皇帝即对天山南北两路驻防官员分别部署情报侦察工作，谕令喀什噶尔的官员详加密访阿布赉、额尔德尼有无会面通使，对伊犁方面，则命将军明瑞和参赞大臣爱隆阿等留心探访哈萨克。喀什噶尔和伊犁的驻防官员，分别对浩罕与哈萨克等究竟有无自塔什干通使之情展开秘密调查。在天山北路一带，清朝以伊犁和塔尔巴哈台为枢纽，通过询问逃人、商队以及例行巡边等途径建立对哈萨克草原的信息搜集机制。时值伊犁官兵巡边，因其巡查路线直抵哈萨克游牧，故伊犁将军明瑞“将侍卫、官员、厄鲁特等内，堪以打探哈萨克消息之人，俱令随同爱隆阿遣往。俟爱隆阿抵达彼处，秘密打探”。乾隆三十年三月，伊犁参赞大臣爱隆阿汇报了他在哈萨克草原访闻的信息：

原先塔什干首领伯克有二位，一为塔什干城首领伯克，一为塔什干外七处堡子首领伯克。去岁，浩罕额尔德尼伯克带兵千余名，招降塔什干外七处堡子，杀死首领伯克萨都和卓（sadu hojo，即沙达和卓），将该七处堡子令塔什干城首领伯克摩罗萨木素（molo samsu）兼管，额尔德尼又娶摩罗萨木素之女为妻。现据闻，纷传额尔德尼又征讨丕色勒，正在交战等情。

由此可知，额尔德尼亲自领兵赴塔什干除掉了舍达和卓，还扶植莫尔多萨木什和卓管理塔什干，又赴苦盏征讨丕色勒。而喀什噶尔方面，则由阿奇木伯克噶岱默特派出玉都克佯装商人赴塔什干，探听“额尔德尼与哈萨克等，究竟由塔什干彼此遣人与否”。乾隆三十年六月，玉都克自塔什干探信返回，详细汇报了他在塔什干的见闻：

据阿奇木伯克噶岱默特今日前来告称，遣赴塔什干探听之回子玉都克，于本月初四返回告称，玉都克我于正月二十日自喀什噶尔起程，疾驰十八日抵达塔什干。暗中密访哈萨克的阿布赉、阿布勒必斯，与浩罕额尔德尼伯克，自塔什干互派使臣与否，伊等本人有无会面情形。塔什干部众皆称，阿布赉、额尔德尼等人并未互派使臣，伊等本人亦全无邀会情形。玉都克我又趁言谈之便，自哈萨克商人打听有无自塔什干赴浩罕贸易者，皆称因去年额尔德尼伯克攻占我塔什干地方，而塔什干附近乌鲁克玉兹（ulukyuz,即大玉兹）哈萨克等，仍与额尔德尼相互攻伐争夺我等地方。惟驻于彼等西界散济（sanji）鄂托克少许哈萨克等，在停战空暇有赴浩罕贸易者，其他鄂托克之哈萨克等，并无赴浩罕贸易者等语。玉都克我欲在塔什干多住数日，以便再行访闻核实此等言语虚实及哈萨克、浩罕部众究竟有无来往之处，遂暂驻塔什干城内。第八日，哈萨克之散济、希黑默（hiheime）、齐米尔（cimir）、卫逊（yusun）等四鄂托克之阿哈拉克齐等领兵数千抵达塔什干，围攻城池之时，塔什干的伯克等希冀额尔德尼援应，率领属众抵御近三个月。后来哈萨克等攻取塔什干城，玉都克我于哈萨克等进驻塔什干城混乱之时，趁机暗自出城急速返回。但行抵玛尔噶朗之后患病竟无法行走，遂于彼处休息数月后返回……

玉都克亲赴塔什干带来的情报，打消了清朝对浩罕与哈萨克秘密串联的担忧。此前清朝通过喀什噶尔方面的调查，早已获悉浩罕与玉孜部屡屡攻伐的详情，而伊犁方面亦陆续得知哈萨克与布鲁特互相劫掠之事。天山南北两路驻防官员搜集到的信息都足以表明，浩罕、哈萨克不但各自面临宿敌，双方还为争夺塔什干而处于敌对状态，所谓“哈萨克、浩罕联手图强”可能性微乎其微。多方的信息源，足以使清朝对边外局势有着清晰的判断，正如柏琨评估道：“此间额尔德尼与丕色勒构兵，为塔什干缘故又与乌鲁克玉兹哈萨克结仇，贸易人皆不往来，由此看来，亦无暇与阿布赉、阿布勒比斯等约会，想必尚且毋须怀疑。”此后相当长的时间，浩罕都在为争夺塔什干城而与哈萨克处于激烈争战的状态，这一点在清朝陆续搜集到的相关信息当中就有反映。如乾隆三十二年（1767）二月，乌什参赞大臣永贵就自布鲁特商人听闻“浩罕额尔德尼征战丕色勒，相互攻打之际，哈萨克之阿布赉，来取彼等被额尔德尼所侵占塔什干之地方，额尔德尼派遣巴图鲁阿布都热曼（abdurman）应战之时，阿布都热曼被阿布赉杀死，（阿布赉）占领塔什干城。哈萨克之汗巴巴（hanbaba）率千余士兵与塔什干附近的图列（tulio）一同驻城”之情形，永贵随即通过询问与该布鲁特商人一同贸易而来的浩罕商人验实了该讯。哈萨克、浩罕、布鲁特等部族政权之间常因复杂的利益竞逐，发生纠纷或较大规模军事冲突，而涉事各方遣使呈告于清朝求助或要求裁决。如乾隆三十二年六月，哈萨克阿布赉汗为争夺塔什干城，遣使向清朝借兵枪炮以攻额尔德尼。然而对此，伊犁将军阿桂则认为“哈萨克、布鲁特、浩罕互相抢劫者，乃其内常事，我方不宜过问”，遂以“哈萨克、浩罕俱同为大皇帝之阿勒巴图，额尔德尼不曾犯罪有过，岂有帮同一方阿勒巴图，消灭另一方之理”为由，拒绝了哈萨克使臣的请求。可以说，清朝面对并未挑战其权威或并未对边疆安全构成威胁的边外部族间纷争，一贯采取“不干涉”政策以保持既有权力格局的平衡，如阿桂所言“俟伊等俱行和好归一，反非好事”。乾隆四十四年（1779），清朝又自逃人听闻“浩罕额尔德尼伯克之子带兵万余，将塔什干地方游牧弘吉拉特（gonggorat）鄂托克哈萨克千余人，并如许牲只掳往”的消息。面对哈萨克与浩罕之间激烈的冲突，清朝始终保持“不干涉”的立场。浩罕与哈萨克为争夺塔什干交战半个余世纪，直到嘉庆十五年（1810）清朝得知浩罕（爱里木汗时期）已攻取塔什干的信息。处于各方势力争夺下的塔什干，北临哈萨克草原，南抵锡尔河支流奇尔奇克河谷地，是草原游牧民与河中地区定居民众之间的重要贸易枢纽。可以说，塔什干既是草原政权之间军事冲突或入侵的要道，同时也是绿洲通向草原贸易路线的连接点，从而成为经济、政治和军事控制的焦点。所以从这一角度而言，塔什干的重要经济、地缘政治地位是各方势力争夺的重要原因之一。

小结从保证西北边疆安全角度出发，清朝对浩罕的军事行动及其与中亚部族政权之间的互动关系保持密切关注。通过多方渠道搜集相关信息，清朝不但及时了解到浩罕额尔德尼伯克屡次征战苦盏并试图争夺塔什干的详情，还对布哈拉汗国芒吉特王朝日渐式微、中亚河中地区和费尔干纳盆地诸部族政权之间彼此征战的局势，均有相当及时的认知。

清朝对浩罕、哈萨克及布鲁特等部族政权信息搜集的方式灵活且多元。在天山南路一带，主要以喀什噶尔为枢纽，通过询问商队、使者和逃人及时了解浩罕政治和军事活动的动向。往返于中亚各大商镇与喀什噶尔之间的长途贸易商队，成为清廷获取费尔干纳及河中地区政治军事情势的主要信息源。流亡中亚辗转来投清朝的厄鲁特人，凭借其耳闻目睹的亲身经历，亦为清朝提供关键信息。在调查浩罕军事行动的过程中，喀什噶尔的阿奇木伯克噶岱默特不但亲自询问浩罕商人，还曾多次派遣属下前赴浩罕、塔什干等处探信，在信息获取环节当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喀什噶尔由此成为清朝重要的“中亚信息站”。在天山北路，则以伊犁和塔尔巴哈台为中心，通过例行巡边和询问逃人、商队、使者等途径亦及时了解到哈萨克草原的情势。清朝对浩罕、哈萨克等中亚部族政权的信息搜集主要以边疆安全为导向，乾隆二十九至三十年调查哈萨克与浩罕之间有无“联手图强”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借助天山南北两路信息网络的联动，清朝不但及时获悉边外局势动向，还对边境安全形势作出了切实有效的评估。对于浩罕历史而言，清朝所搜集的信息作为同时代他者的记录弥足珍贵。尤其是关于浩罕统治家族权力斗争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同时期浩罕宫廷档案的缺失，不失为考察相关历史事件原貌、与浩罕史书进行参酌互证的重要资料。该文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3年第2期，注释略去，引用请参照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