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风，是一家之根，代代相传的教化默默塑造了一代又一代。
它无声却力大，如烙印，铭刻个人品格，维系家族声誉。
家风不正，家道必衰，谢觉哉坚信家风建设至关重要
他是新中国第一任内务部部长，作为“延安五老”之一，他青年时便怀揣救国理想，1925年投身共产党，始终秉持马克思主义。
他对家风的维护严于律己，拒为长子安排工作，亦不让前妻来京，坚称：对我不好对你也不好。
家风育人传千秋，清廉焦官留美名
家风乃一家之常态，是代代相传的家训、生活仪式及道德准则。
它是一种从祖辈到子孙的深刻教化，潜移默化中塑造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行为和思想。
家风，是一种见微知著的教育，一种无言而极有力的影响。
家风之于个人，犹如烙印，既定其一生的品格与做事的方式；家风之于家族，则是连绵不断的生命力，使得一家之名能在历史中留存。
家风不正，家道必衰。
在尚存封建余韵的年代，谢觉哉出生于一个水田如织、物资相对富足的农村家庭，家中有50亩养人的良田。
尽管他家拥有土地，可谢家并非那种压榨租户的豪强家庭。
谢觉哉的父亲，谢恢前，是个痛恨乡里豪绅之人，待租户宽厚，每逢收租季节，常以轻租待人，对那些流离失所来家门乞讨的人，总是慷慨解囊，施舍以恩。
其母亲更是一位慈祥而善良的典型东方女性，持家有道，勤劳节俭，无论是家中的大事小情，亦或是邻里间的瑣碎纠纷，总能细心调解，以和为贵。
她常对谢觉哉言传身教，教他要心地善良，要学会做人做事，这种淳朴的家风，成了谢觉哉一生的座右铭。
尽管谢觉哉青年时期便离开了家乡，游历于抗战的硝烟与革命的潮流中，但这种优良的家风却如同根植于他骨血中的基因，无论是在延安抗日的烽火岁月，还是在新中国初建的北京，都深深影响着他的为人与处世。
谢觉哉一生的行止，可谓艰苦朴素、勤俭节约，他从不以部长的身份自居，更不摆谱讲排场。
在家人想要为他庆祝生日时，他以书信回绝，“生日本不宜做，不应做，也确实做不起。”
他如此自诩，道：“我在这当部长，并不是作官，公家管吃管住，孩子们上学无需学费，小孩还有津贴，妻子也需自食其力。”
宁乡的儿女们想搭顺风车去北京看他，他却严词拒绝，教导他们，“任何人乘车都需买票，公私要分明。”
焦官在方言里指的是不赚钱的官。
谢觉哉自谦为“焦官”，常言，“官而不焦，天下必乱；官而焦，乱则为安。”他的人生信条是，“多做事则心安”。
后来，在北京的生活中，他怀念故乡的竹簟子，北京却买不到。
于是他请在乡下的儿子谢廉伯订做竹簟，并将之连同床具一起运到北京，所有费用也一并解决，不占子女便宜，正如他所言，自己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焦官”。
廉洁奉公家风正，拒绝后门道德传
在1949年，随着新中国的曙光初升，谢觉哉当上了新中国第一任内务部部长。
消息传到远在湖南宁乡的老家，立刻在乡间巷陌引起了一阵阵热议。
家中的亲戚们也是心思活络，坐卧不宁，纷纷琢磨着能否借助老谢的春风，一同飞黄腾达。
特别是那些年轻的子侄们，更是怀揣着各自的小心思，希望能在浩浩荡荡的北上之流中占得一席之地。
然而，谢觉哉的为人处世却与众不同。
他的一生，可谓是廉洁奉公，坚持原则，绝不以权谋私，反对任何形式的“走后门”“打招呼”。
当他的二儿子满怀希望从湖南老家来到风起云涌的北京，向父亲表达了希望安排一份工作的愿望时，遇到了父亲的坚定回绝。
那时，新中国虽急需人才，理应是求才若渴，安排一职似乎不过举手之劳。
然而谢觉哉却认为，当时全国刚解放，处处需要人手，儿子既有文化，不如回乡下从教，回归田园，这样也是为国尽忠。
二儿子虽然心中有万分不甘，但最终还是遵从了父亲的嘱咐，返回了老家，投身教育事业，成为乡间的一名教师。
而谢觉哉在家务农的大儿子，也曾提出想要参与更广阔天地的工作，谢觉哉同样拒绝了，他认为种田亦是正业，希望儿子勿忘本分。
至于一个试图通过亲戚关系来北京谋职的妹夫，谢觉哉更是以幽默而坚决的态度回绝：“要我安排你的工作，除非我回家当老百姓，你来当部长。”
谢觉哉以他的实际行动，对子女们进行了严格的言传身教。
他不仅身体力行，更通过言语向他们传递了一个核心的信念。
在新社会中，要依靠自身的能力和学习新的技能来立足，而非依赖于长辈的影响力和权势。
他深知，家族众多，亲朋各有其志，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深刻理解这种自力更生的理念。
1953年，谢觉哉在砚台前沉思良久后，写下了一封长信，寄往遥远的家乡给他的两个儿子。
信中，他严肃地批评了那种通过找关系、走后门来谋求个人利益的行为。
他在信中明确表明，即便是在北京，那些升学无门的干部子女，一样被安排去从事劳动生产，有的甚至被迫返回乡间。
而在这儿的谢觉哉的孩子们，一旦年满十八，无论是求学还是寻工，都必须依靠自己。
此时谢觉哉已年老，或许他不再能够陪伴自己的子女们太久，也许到他们十八岁时，谢觉哉已经不在人世。
读书固然重要，但其真正的目的应是为了更好地从事生产劳动。无论是小学、中学还是大学毕业，每个人都应融入劳动之中。
不同的学历，劳动的方式各异，但那条不劳而获的道路，已经被时代堵死。
谢觉哉告诫
孩子们不要希望在他这里能找到饭碗，他这里并非是劳动生产机关。
他还特别强调希望在家乡的孩子们能投身于农业劳动，不应有只想寻找轻松工作以悠闲度日的想法。
道德传家，可保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
通过这样的教诲，谢觉哉不仅是在传授知识，更是在种下一种生活的态度，一种负责任的社会行为准则。
执着革命三段缘，风雨同舟两家亲
谢觉哉一生有三次婚姻。
其中，与第一任妻子何敦秀的婚姻，承载了旧中国农村的传统色彩。
何敦秀，出身于一个悠久的中医世家，她的父亲不仅曾是清朝的举人，还短暂地做过官，家庭教育极为严格，在私塾接受了三年的传统教育。
谢觉哉当时就读于何家附近的书院，与何的堂弟为同窗，经常获邀至何家，因而与何家结下不解之缘。
何父见谢聪明过人，心生联姻之意，于是在双方家庭的默许下，安排了这桩婚事。
结婚时，谢觉哉尚未满十六，何敦秀则年长他五岁，按照当时乡土风俗，妻子较丈夫年长为常态。
二人婚后共度了十五载，这期间，他们育有四男三女。
谢觉哉的第二段婚姻在革命的洪流中展开。
1934年7月，在周恩来和其夫人的牵线搭桥下，谢觉哉与郭香玉在苏区简单而热闹地结为连理。
短暂的婚后生活，两人情深意切，形影不离，直到红军被迫长征，这对夫妇不得不面对残酷的分离。
郭香玉在与丈夫分开后，继续随地方红军在闽西一带展开游击战斗。
随着中央红军的撤离，当地的斗争变得极为艰难。
到了1940年9月，郭香玉在长汀被叛徒出卖，落入敌手。
敌人得知她的身份后，试图通过严刑逼供获取有关中央红军的情报。
然而，郭香玉坚贞不屈，宁死不肯出卖同志，最终在敌人的残忍手段下壮烈牺牲，结束了她不平凡的一生。
谢觉哉与王定国的第三次婚姻，是出于革命的需要，也是组织的安排。
1937年，正值国共第二次合作，全力抗日的关键时刻，谢觉哉离开了他多年未归的家乡，远赴甘肃，担任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的毛泽东代表。
而在此之前，王定国在西路军战败后，经历了无数艰险与失散，最终在张掖重新找到了组织，并投身于营救失散红军的工作。
随后，她也被派往兰州，与谢觉哉的命运因此交汇。
组织上考虑到谢觉哉年岁已高，日常生活需要照顾，而且在对抗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宁乡同乡贺耀祖的统战工作中，需要一个夫人的身份来更好地协助行动。
于是，提出了让王定国与谢觉哉结为伉俪的建议。
王定国初听此事，内心五味杂陈。
庆祝晚宴后，当提议让她进入谢老的卧室时，她直言不讳地拒绝了。
出身贫寒，曾为童养媳的她当时坦言，她可以照顾谢老，但何来同床共枕之说？
对此，有人解释说结为伉俪便是夫妻了。
王定国此时犹豫不决，请求时间来深思熟虑。
她还提出了一个要求，她在四方面军时曾有一位名叫张静波的老相好，也是她参加革命的启蒙者，对她影响颇深。
她希望在做出人生决定前，能查明张静波的下落。
后来，经过组织的调查，得知张静波已在西征中壮烈牺牲，这份牵挂化为悲痛。
这一消息让王定国心中的最后一丝纠结解开。
她终于同意了与谢觉哉的婚姻，站在了革命的前列。
谢觉哉是“末代秀才”，其诗词文章在四乡闻名，才情横溢，而他的婚姻生活则是另一番景象。
与他结缘的两位夫人，均非才女，特别是王定国，甚至不识一字。
这对夫妻间的趣事颇多。
有一次，谢觉哉正在家中挥毫泼墨，急需《西北日报》上的一篇文章为写作参考。
他便让王定国前往办公室取报。
不料，王定国连续三次拿错，令谢觉哉百思不得其解。
直到王定国局促不安地坦白“我不识字”时，谢觉哉这才恍然大悟，他温和地笑了笑，说：“不用怕，我教你。”
在他们相伴的34年间，王定国不仅摆脱了文盲的阴影，更在谢觉哉的教导下学会了写诗作词，书法也日渐精进，晚年更是成为了有名的书画社会活动家。
在遥远的西北高原，家庭生活充满温馨，与王定国育有五子的谢觉哉，依旧未忘前妻何敦秀。
他们的通信一直未断，谢觉哉常在信中关心前妻及家人的生活，表达自己的牵挂和支援。
1951年9月7日，谢觉哉给何敦秀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我的意见，你不来北京为好……你我都是上七十的人了，经不起烦恼，对我不好，对你也不好。”
到了五十年代末，已是耄耋之年的何敦秀，被革命工作的小儿子谢放接至北京居住。
在这座城市，尽管生活环境变迁，但谢觉哉和王定国仍旧频繁地邀请她到家中，相聚时光温馨和谐。
他们还经常探望何敦秀，时常去到都会给她带去一些生活所需的费用。
何敦秀生前曾对王定国说，王定国同志，感谢你对谢觉哉照顾得这么好。
何敦秀逝世后，王定国更是亲自前往料理后事，这份互敬互重的情谊，成为了后人津津乐道的美谈，使我们这一代人对老一辈革命家的真诚与宽容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敬仰。
参考资料：
《红色家规》 王纪一主编
谢觉哉的家风家教 谢行焱， 庄秋菊
《北京电影学院学者文库 叙旧与尝新 谢飞自选集》 谢飞作；王垚编；胡智锋总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