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峰哥
引言
在元宵节期间，以传统儒家观念为代表的伦理道德及礼乐规范的制约被暂时淡化，社会成员广泛参与丰富的观演游娱活动，自觉营造“升平盛世”“国泰民安”的共同愿景。
然而，“金吾不禁”不代表官方管控的彻底离场，也无法避免特定主体的活动与部分民艺环节遭遇禁止或取消。
官方仍然掌握着规定节庆期限，以及在特殊情况下收回特定节庆环节许可的权力。
一、节假期限与宵禁规定
明代从洪武朝开始，依照唐宋旧制给予臣民元宵假期。
社会成员在参观游览的过程中，常常能够体验到男女同游、贵贱不论的感受。
相对宽松、融洽的氛围，为元宵风俗赋予了“休明盛世”的符号意义，这一意义随着节庆民俗的持续发展，在文人和民众心中不断强化。
从官方文献可知，明代维持并不断重申“夜禁”政策。
虽然明代夜禁政策存在较大的地区与阶段差异，且由于惩罚力度不均、官吏渎职、商业活动的冲击等，未被始终如一地贯彻执行，但至少到万历年间，犯禁仍会被按律惩罚。
众多官方政令暂时弛禁、管控相对放松，不利于有司及时发现并应对社会秩序及民众安全等方面的风险，为城乡游堕分子、各类贼盗人等为非作恶提供了机会。
此外，元宵节庆场所诸设施的布置，尤其是宫廷内所需物料与匠人工资、赏金等花费巨大，不少灯饰用毕即弃，也会造成浪费。
基于以上种种弊端，中央官员请求禁限元宵活动的情况不时出现，地方士绅也常订立乡规民约，限制或取缔各类元宵期间的观演活动。
探讨此类禁限的立场、内容与执行效果，有助于认识元宵禁限行为的本质，从而对官方管控政策与传统节日民俗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有更加全面和深入的认识。
二、火灾、踩踏等事件引发元宵禁灯
元夜张灯、燃放烟花爆竹，需要大规模使用明火。同时，用于搭建和装扮戏剧舞台、杂耍场地的木架、帘幕、帐幔等设施，多属易燃物。
此外，各处道路中还频繁举行吹火、打铁火、滚灯等灯火表演，观者塞巷填街，难以疏散。
在此种情况下，一旦局地失火，火势极易蔓延，造成严重的生命与财物损失。
以避免火灾、踩踏等事故为出发点禁限元宵灯彩、烟火、游艺活动，体现了明代官方对民众生命财产的重视，是合理且必要的管控行为。
然而，从时间与效果来看，此类禁限举措多属于事后的弥补。
同时，其他节俗场合的戏剧观演、迎神赛会等聚众性表演活动也时常面临同样的问题。
事实上，在尊重传统节日风俗的同时，应对各类突发事件，需要大量的行政资源，而明代基层行政结构松散，整体上属于被动行政。
节日期间较为空疏的执勤状态，部分相对武断、粗简的管理策略，以及城乡建筑物、节庆布景等诸多局限，使得其时各类节日狂欢、聚众表演的风险始终得不到妥善解决。
三、避免聚众作乱禁限元宵
除火灾与踩踏等隐患外，元宵节庆还包含一些正月间举行的赛会、社火等礼俗表演。
这类群体性狂欢活动队伍庞大、男女混杂，又多伴随喧闹的鼓乐人声，为入室盗窃、拐卖人口、聚众斗殴提供了掩护。
从地方禁限者的角度看，元宵期间持续性的狂欢，加重了监管与巡查的负担，增加了有司受理各类案件的概率。
在统治者看来，结社聚集行为还存在“裂裳为旗，销锄为刃”的“谋反”可能。
一些在表演中使用的锄头、龙角、大刀、铃刀、双剑、马鞭、南瓜锤、钢叉、长枪、金刚鞭等道具，杀伤力较大，模仿打斗场景更是虚实莫辨，招致统治者的警惕。
明代小说及戏曲中多有元宵期间动乱事件和官员请禁元宵狂欢情形的描述。
《八义记》《鲛绡记》等作品虽然讲述前朝故事，但同样能够映射现实。
在此类故事中，乞禁元宵事件常常作为剧情冲突的导火索，可见其在社会中发生的频率及受到的关注度很高。
四、避免奢靡浪费禁限元宵
节庆灯彩及相关设施都需耗费大量资财，宫廷的鳌山灯往往规模宏大，装饰华美，高可达十余层。
筹备此类景观常常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与财力，同时宫廷的灯火设施难以拆卸，更难反复利用，因而每年都会造成巨大的浪费。
不少官员以铺张靡费为由，反对举办鳌山灯展等活动。
除接受以摒弃玩好为出发点的禁灯之外，统治者在丧服之内同样为维持肃穆严谨的情绪，避免举办一些节庆、宴乐活动。
更为重要的是，朝廷部分违背礼俗、奢靡铺排的张灯举措，极易为民众效仿，造成劳民伤财、扰乱风俗的消极后果。
除上述情形之外，元宵节庆由于官民财力不济、战乱侵扰及各类自然灾害等因素而遭搁置的情形也有不少。
面对此类灾异和动乱，朝廷均采取禁罢元宵烟火的举措，取消用于节庆、娱乐的财政开支。
面对中央政权式微、基层生存条件每况愈下的情形，部分官员、文人对“明初的盛世图景”产生无限憧憬与怀恋之情。
五、元夕女性出游禁限
明统治者受理学观念的影响，重视男女大防、表彰节烈，严格约束女性的社会生活。
具体言之，不少乡约、家礼禁止妇女出游，认为妇女入寺烧香、观演戏剧、听书学唱，与优伶僧道等群体往来，容易消磨良好品质，唤起淫欲，玷污家族声誉。
甚至在元宵这种举国欢庆的节日，亦有地区对女性观灯、夜游等行为予以严禁。
但是，上述“禁限”行为的影响仍较有限，其真实的约束力也值得怀疑。
禁妇女元夕出游，与明代官方的诸多节俗表演禁限类似，是管理者基于传统儒家礼制规范及现有中央律令自主发挥管理权限的典型表现，亦是运用道德观念对国家法律进行解释及实践。
作为一种带有“破例”性质的节日，元宵节也让女性暂时打破平日礼教束缚，享受男女混处带来的身心自由。
女性群体在放灯、寺院烧香、观剧听曲、参与各类社交与消费活动的过程中接触到鲜活的社会生活，并借此认识自身，获得短暂的个性解放。
六、明代元宵禁限的本质与效果
明代元宵禁限，其本质是中央、地方官员和士绅群体基于自律、治乱、正俗等立场，通过诏令、官箴、乡约、家训等形式对节庆活动的管控。
从总体上看，这类政策具有如下特征。
首先，元宵禁限在行为属性、约束对象、立场侧重等方面存在差异，具有多层次性。
与下层民众相比，明代的权贵阶层在元宵节庆期间享有更大的自由。
这种放任自身却严格约束他人的行为，体现出鲜明的特权与等级性，降低了政令的可信度，使政策更难收效。
其次，部分禁限违背了长期以来的节庆传统，忽视了社会成员休养生息的需求与抒情娱乐的天性。
除上述禁限之外，还有不少官员对元宵期间演奏特定乐器、装扮特定角色等提出禁限。
最后，元宵节庆禁限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主要发挥道德劝诫的作用。在灾异、战乱、国服等情况下禁罢部分活动，缩小庆典规模，以及出于避免浪费、体恤民生而取消鳌山灯火等。
七、明代元宵禁限的当代反思
节庆政策作为文化治理中的重要内容，亟须结合当代实际，从不同角度、立场进行探讨与反思。
以明代官方的治理行为为例，首先，从吉凶的视角看，以元宵节庆为代表的节俗活动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鲜明的“乐”之内涵，与传统文化中的“凶”“哀”等意象存在明显冲突。
其次，提倡节俭，反对游堕，避免聚众作乱、维护社会治安等管控思路，同样包含着积极的价值引导。
因此，从风俗治理与社会秩序的角度看，明代元宵节庆禁限所包含的治理理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然而，上述理念也具有抽象和空泛等特征，与民众的价值观存在冲突。
这种法律的制订与执行之弊，是以元宵禁限为代表的节俗演艺禁限普遍失效的重要原因。
将道德理念制定成政策的过程，必然产生不同程度的简化与一定的偏误，亦可能存在一定偏差。
从整体上看，明代官方囿于政权组织形式的局限、思想文化传统的禁锢，以及对诸多社会问题的认知局限与能力局限。
无法达到上述治理要求，故无力妥善处理其时特别是明中晚期的节俗演艺治理以及改化风俗等要务。
结语
节庆民俗包含各类娱神、娱人的活动，是文化的重要载体。
明代官方试图通过元宵禁限政策，实现其统一社会各阶层的礼乐道德观念和稳固社会统治秩序的目的。
然而，禁令内容简单粗暴，在管控对象、效力范围、惩罚措施等方面的不平衡性，使其无法对节日风俗形成有效的移易与管理。
如何在德治与法治之间寻求平衡，在官方与民间道德价值之间寻求平衡，在外部管控强度与节庆风俗之间寻求平衡等，是古代制订节庆风俗政策的关键问题。